在四分之三世纪以后的今天看来，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专栏是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很好的社会学调查，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东方杂志》是商务即书馆在1904年创刊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1932年8月，商务印书馆聘请胡愈之为主编。承包刊物全部业务。是年11月1日，东方杂志社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遍发通启约400余份，题为：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
　　
　　“大同世界”梦
　　
　　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开始实行清党、剿共，到1933年已是第7个年头了。令人惊讶的是，绝大部分应征人对未来中国的梦想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例如，当时的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答：“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答：“我们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小说家郁达夫说：“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说：“梦想中未来的中国，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神州国光社编辑胡秋原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的‘梦想’当然是无须多说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现代化国家”梦
　　
　　面对当时外敌入侵、国内军阀割据，内战不断，独裁专制、贪污腐败、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的现状，第二类应征人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法治、富强和现代化的中国。例如，外交部长罗文干希望“政府能统一全国”，“内争的勇敢毅力转用来对外”，“土匪绝迹，外患消除，四民安居乐业，世界共享太平”。读者金丁说：“香水、汽车、电灯、跳舞、书报……为什么?能享受乙不能享受?未来的中国是不该如此的!一”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恶梦
　　
　　第三类应征人对中国的前途比较悲观，做的梦比较低调，有的甚至做了可怕的恶梦。例如，小说家巴金说：“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只能够使我做噩梦”“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时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小说家老舍说：“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戏剧家洪深只希望“在这一年中，那些妨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人会多死去几个”。
　　
　　拒绝做梦
　　
　　第四类应征人不愿意作梦想，反对作梦想。例如，北平社会调查所主任陶孟和不愿回答问题，而是骂题。他说：“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梦想有麻醉的功能。‘未来的希望’不能专靠梦想，必须依据现在的事实精细筹划。”小说家茅盾说：“对于中国的将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针对《东方杂志》征启中所说“甜蜜的舒适的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引用了《看云集》中的一段话作为答案：“信仰与梦，恋爱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能够相信宗教和主义，能够做梦，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质，不是人人所能获得。”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