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有一条河叫湍水，河水静静流淌，不管春夏秋冬。在靠近村子的河坡之后，不远处有一片墓地，梁鸿的父亲和母亲就安葬在那里。一到春天，墓地附近的合欢树开满粉红色的合欢花，风一吹，落红缤纷。
　　30多年前，母亲去世，梁鸿才刚刚进入少年。之后年复一年，父亲带着他们姊妹几人去墓地上坟。有时，他们会去读那些掩藏在荒草中的墓碑，父亲往往会讲墓碑下的人是谁，经历了什么，有怎样的故事，他的家人现在又如何，都到了什么地方。“那些时刻，地下与地上，历史与现在，都连在了一起。”梁鸿回忆说。
　　2016年冬，父亲去世的第二个冬天，梁鸿去墓地看父亲。站在寒风中，她看到十几只羊在埋头吃草，从一个坟头到另一个坟头。当她向湍河望去时，发现有一个人坐在河坡最边缘，朝着河的方向，一动不动，凝望远方。那一刻，她仿佛听到父亲在坟墓里的叹息。
　　“之后，我又听见很多声音，模糊不清，却又迫切热烈，它们被阻隔在时间和空间之外，只能在幽暗国度内部回荡。我想写出这些声音，我想让他们彼此也能听到。我想让他们陪伴父亲。我想让这片墓地拥有更真实的空间，让人们看到、听到并且传诵下去。”梁鸿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虽然已时隔3年多，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那些声音和画面依然清晰如故，历历在目。
　　这就是写小说《四象》的最初冲动。
　　历时两年半，经过4稿打磨，《四象》于2019年9月在《花城》发表。这是梁鸿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今年4月刚刚推出单行本。在这部小说中，那些早已死去的、被遗忘的人，以一种荒诞又真实的方式再活了一次。

死者不会缺席任何一场悲喜剧

　　《四象》里的世界，是活着与死去、地上与地下相互连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韩孝先是高考状元，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工作。后来，他患上精神分裂症，回到梁庄，在河坡上放羊。有一天，他不小心被埋在坟园里，4天4夜后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之后，韓孝先的命运发生转折，他能通灵，看得见、听得见3个来自地下的亡灵——“运动”中被处决的留洋武官韩立阁、韩立阁的堂哥也是基督教长老韩立挺、上世纪80年代被车撞死的13岁女孩韩灵子。韩孝先能说中过去，预测未来，被封为“上仙”。四人结伴同行，从梁庄到城市，再回到梁庄，一路上见证着大小人物的命运和人生百态。
　　3个来自墓地的声音，梁鸿最先想到的是韩灵子。原型是她少年时代的同学，有年夏天喝凉水，突然间就死掉了，之后埋在梁鸿母亲的墓旁边。“每次去给母亲上坟，都会想起她。她的墓地已经是一片平地，好像被家人、被世间遗忘了，从来没有人给她扫过墓。”梁鸿说。在《四象》里，韩灵子是被车撞死的，她喜欢大自然，笃信万物生而有灵。
　　第二个声音是韩立阁。在梁鸿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里，这个人物就出现过。当时，父亲回顾梁庄历史，说梁庄有三大姓：梁家、韩家和王家，韩家是嘉庆年间形成的，家族中多读书人，能耐大，土改期间，地主、富农均出自韩家。在《四象》中，韩立阁少时熟读四经，懂五行八卦，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到云南搞县政自治，壮志未酬，运动到来时遭斩首，母亲与妻子也被凌辱而死。他来到地上是为了复仇：“我要摧枯拉朽，我要建立一个新世界。”
　　韩立挺是韩立阁的堂兄弟，他保守退隐，胆小软弱，主张以基督教的博爱去融化人心。3个地下之人经历了漫长的幽闭，终于等来了让他们“重生”之人——韩孝先。他青春向上，是第一个从梁庄走出的大学生，在公司被老板抢走设计专利和女友，最终精神分裂。
　　《四象》被梁鸿认为是自己写作以来“最有冲动、最压抑的一次写作”，她常常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有的愤怒、有的天真、有的癫狂、有的软弱……而她要做的是，“再一次赋予他们属于自己的声音，赋予他们语言，赋予他们新的存在。因为，死者不会缺席任何一场悲喜剧”。
　　最终，敏锐的孝先、进取的立阁、慈爱的立挺和天真烂漫的灵子，四人携带着各自的记忆、痛苦和渴望，经历了一场荒诞离奇之旅：孝先被县长安排到位于城郊的湍菊书院里，帮人看坟起名、盖房娶亲，也为一些富贵之妇算卦，助其夫君一臂之力。名声大震之后，省里来人把他带到“国医馆”，让他坐进玻璃房里当“活招牌”，一日看5人，专攻肿瘤、肠胃和抑郁。不久，“上面”出事，韩孝先一行4人被送回乡下，成了“花婶”——一个农村妇女赚钱的工具，她把孝先关在屋里，看相收费。之后被村长抢走，变成村里致富的产业——孝先被关在木栅栏里“展览”，人们蜂拥而至买门票围观……
　　“表面看来，这个故事有一点点魔幻性质，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写作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它与现实世界有一种变形的、但又密切的关联。”梁鸿说，写《四象》是为了写当代，想写出当代人的一种精神状况——个体是什么状态、社会是什么状态、时代是什么状态，“它们交杂在一起，互相‘成就’，互相影响”。
　　在《四象》里，梁鸿借韩孝先之口勾画出当时社会的形态：游轮里妻子消失，丈夫淡然下船;保姆纵火，将一本书放在沙发上，点燃;资金链断了的老板喝安眠药自杀;反腐官员患抑郁症，从高楼跳下;苹果积压一屋的农民，站在苹果堆上吊……“相比过去，明明社会更发达，科技更先进，人们的内心为何依然惶恐不安？当人们的内心、精神需要安抚时，韩孝先出现了，尽管他说着胡言乱语，人们还是将他奉为神明。”

　　小说的最后，韩孝先又回到梁庄，回到河坡之上。他已看不到地下的3人，只能听到一个女孩脆生生的笑声，“那些复杂的、混浊的东西，都在慢慢地遁去，只留下一个干干净净的世界”。

文学塑造一个梁庄

　　《四象》里的墓地、河坡和长满杂草的庭院，依然是梁鸿笔下人们熟悉的那个梁庄。梁庄本不是她故乡的名字，是她写作时用的化名。后来，当《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出了名后，村子里的人也自称此地为梁庄了。
　　“文学足够强大时，会甚于现实，直至替代现实。”梁鸿说，10年来，她用文学塑造出了一个梁庄，不管是非虚构作品还是小说。
　　梁鸿记得是2008年的暑假，7月3日，她带着儿子离开北京，回到了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禳县的梁庄。从那一刻起，她踏上了探索梁庄之路。在父亲的陪伴下，她和村里人吃饭聊天，听留守的人讲述自己和梁庄的故事;她还到西安、南阳、广州、青岛、北京等地，行走大半个中国，在老乡们的打工场地，在城中村、出租屋里听他们说起自己的奋斗、哀痛和欢喜。
　　如今再回忆起来，梁鸿觉得那一次次的走访并不是一个愉悦的过程，“里面承载着太多失败的故事”。
　　在梁庄，她在村头遇到了清立——一个带着一把刀的中年男子，当年他拿着砍刀，将村支书夫妇砍成重伤，后经鉴定他患有狂躁型精神病，这才免于入狱;韩家巧玉抛弃丈夫明，和梁家万青一块儿跑到深圳生活，后来明中风在床，巧玉和万青又回梁庄照顾明，直到他去世。
　　在西安，有一个拉三轮车的年轻人叫民中。经梁鸿多番央求，他终于答应一起吃顿饭，但只喝了一杯酒，便匆匆赶去参加一场斗殴。“他愤恨他要成为这样的形象。”她仍然记得民中跑出去解救自己兄弟之前看向自己的冷冷眼神：“再见我，说不定就在监狱里了。”
　　在青岛，梁鸿的童年伙伴小柱倒下了。他连夜被送回南阳，一个月后，已经是癌症晚期，“咳嗽一下，血喷得老高。”去世时他才28岁。小柱短暂的打工生涯实则是一段受伤史，从煤厂、铁厂、刨光厂到家具厂，整整12年，他一直在困顿的工作环境中辗转。
　　最终，梁鸿花了5年的时间，写了两本书《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两者共同构成当代中国背景下的小小梁庄，也构成疾速变化裹挟之下的广袤农村。“当时，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乡愁记录者。”梁鸿说，“他们的自述很重要，我们的文学史和社会史一直在遮蔽这种声音。其实，他们的情感和痛苦超出你的把握”。
　　“书写的不只是梁鸿的家乡，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在这个时代的沦陷模样。”有人评价说，梁鸿关于梁庄的书写，击中了每个人心中的痛，这种痛是一种隐痛。
　　梁鸿自己也被击中。写完梁庄，她一度陷入到复杂的情绪中去——虚无、失落、内疚，她跑回梁庄，在湍水边大哭了一场。“好像既得名又得利，变成了所谓的‘著名作家’，但是我真的为梁庄人做了什么？我一直在从梁庄索取。”后来，沿着湍水走了十来天，每天和河边的人们交谈，才慢慢释然。
　　梁庄的故事告一段落后，梁鸿依然每年都回梁庄。每次回去，她都会去吴镇的哥哥家。在哥哥家无事待着的时候，她常常会搬个凳子，看街市上人来人往。有时也去赶集，慢慢走过一个个商铺，一个个小摊儿，和别人挤着，心里总是充满奇异的感觉。有一天她问自己：“我为什么不写这些人呢？”她把这个想法和《上海文学》的编辑、作家金宇澄说了，对方鼓励她动笔，名为“云下吴镇”的一组文章就这么陆续发表了。后来，这些故事集结成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
　　梁鸿总共写了12个人，流浪汉、自杀的妇女、无知少年、低保贫困户……更多的是镇上的知识群体：明亮、杨凤喜、蓝伟们，他们读了师范甚至本科，后来无一例外都想在官场出头，但最终都失败了。
　　“漫长的人生像一个不断搏斗的过程，人是在节节败退的，而不是节节胜利。”梁鸿说。有时，她甚至觉得写的就是自己。当年师范毕业后，梁鸿成为镇中心小学的一名乡村教师。后来因为指出校长的失误而被调到更偏僻的学校。只不过，她不甘忍受命运安排，最终考出乡村，一路读到博士，成功进入都市，在大学教书。
　　吴镇，这个连接梁庄和城市的中心小镇，最终成了梁鸿文学飞翔之地——她由此从非虚构进入到虚构的领地。2015年，父亲去世之后，她又将父亲作为小说《梁光正的光》的主角，讲述一个不合时宜的农村父亲，如西西弗般屡战屡败、永不言弃的奋斗史和爱情史。
　　《梁光正的光》和《四象》的故事，被认为是梁庄在虚构世界的延续和拓展。“但其实梁庄在里面没有赋予太多意义，只是人物生活的环境而已。”梁鸿说，之所以选梁庄，是因为熟悉，“那是自己生长的地方，在熟悉的土地上飞翔更自由”。

颓败与生机并存

　　让梁鸿没有预料到的是，梁庄有一天会从她的书中出走，登上国际舞台。
　　今年年初，贾樟柯导演的最新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柏林电影节上连放三场，场场爆满。在这部忧郁而怀旧的片子里，贾平凹、余华、梁鸿等不同时代的作家作为“历史见证人”，讲述农村历史和记忆。 　　梁鸿的那一章节是在去年5月拍摄的。当时，她和儿子一起回到梁庄。在贾樟柯的镜头里，她坐在一个裁缝铺里，好几次掩面而泣。这一次，她不再是旁观者，不再讲述他人的故事，而是自己的故事：瘫痪而早逝的母亲;木讷、不善于表达却坚决支持她读书的父亲;失去母亲以后，和父亲一起支撑起家庭、未曾真正享受青春的姐姐……
　　“梁庄不单单是你从前所描述的那个梁庄，那个由许多个梁庄人的故事所构成的梁庄。它是你的家，你的家庭在那里经历了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与你早已是血与肉的关系。”梁鸿说。如今，回梁庄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不管那里变化多大，美好还是颓败，她的心灵都能获得宁静。每次回去，她都会到湍河边走一走，那是她最美好记忆所在——少时，她和小伙伴常常踏着这条河去上学;中学时，她会逃課到河边发一天呆。
　　她熟悉村里的一草一木，知晓每个院落里的故事。路边的土屋已经荒芜，那是三个兄弟的家，老三从偷东西到偷女人，后来入了狱，两位哥哥不知所踪;邻居二婶子随子女搬进了城里，现在却后悔把村里的房子卖了人，“没了根”。老屋前的坑塘已经干涸，被人填了土，种了菜，绿意盎然;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尽管很多都无人居住。

　　“这是一个普通村庄的自然演变，颓败和生机就这样并存着。”梁鸿说，一方面是经济的新生、环境的新生——即便是一种野蛮的生长，一方面是旧的情感和文化的颓败。自《中国在梁庄》出版至今，整整过去了10年。10年间，梁庄和梁庄人都发生着变化，有人去世，有人出生，有人离开，有人回来。“我想要再写一部续集，续写那些曾经在我书中出现的人物的故事。如果可以，每隔10年写一次。”
　　“为什么要不断地回到梁庄并书写梁庄？”
　　“因为我需要梁庄，它就像一个泉眼一样。其实回到梁庄并非是要书写梁庄，而是希望在梁庄那个地方，找到一种自由生长的可能。”梁鸿说。
　　她正在写的一部非虚构作品，也与梁庄有关，主题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姑娘”。故事最初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后来她又去采访姑娘和相关人，慢慢理出“一个姑娘的一生”：一个女孩出门打工，挣了一大笔钱，开了公司，结果被丈夫家侵占，她不得不和丈夫打官司。“一个农村的女性，在奋斗的过程中，她与社会、与男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她为何遭到非议？为何被污名化？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梁鸿说。
　　疫情到来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梁鸿突然间对自己写的东西产生怀疑，“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灾难面前，那个女孩子的故事好像也没有那么具有启发性，所有的人生都好像变得无足轻重”。面对生命的不断逝去，她特别沮丧，每天看新闻哭得一塌糊涂，无法动笔。
　　直到有一天傍晚，她看着窗外的薄雪渐渐消融，一下子想通了：“大地不是突然变白的，而是一片片雪花落下，最后改变了大地的色彩和形状。灾难也不只是意外，它是由一件件微小的事情积累最后变成大事件。一个写作者的任务也许不是写大的灾难，而是灾难形成前那一片片雪花、一个个微小事件的形状。这或者也是写作的意义。”
　　她会继续写梁庄的姑娘，写梁庄的小伙，写梁庄的叔伯、婶子、奶奶、小孩……他们的命运共同汇成梁庄那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