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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焦守云，是焦裕禄的二女儿。
爸爸在兰考工作的时候，我们姊妹都还小，常常好多天见不到他，但他对我们严格的教育和亲切的教诲，至今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不能搞特殊”
爸爸不仅对干部要求严格，对家人和亲属要求更严。1962年冬天，爸爸刚到兰考工作时，我们家和其他领导的家属一样，住在县委院内，打开水、到食堂买饭、照顾孩子都很方便。但院里住的人多，大人呼小孩叫，对县委机关的工作很有影响。爸爸就提出，县委院内不能住家属，必须尽快搬出去，但大家都不愿意。爸爸首先做妈妈的工作，说：“为了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咱们先搬家。”第二天下着小雨，我们家就搬了出来。看到我们搬家，其他领导的家属也都很快搬出了县委机关大院。爸爸常跟妈妈说：“咱作为领导干部，要处处事事以身作则，不能搞特殊。”
在那个年代，粮票、布票都是国家计划供给的。我们姊妹多，天一冷妈妈就为过冬穿的衣服发愁。你要棉衣，他要棉裤，常常是顾得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家里的被子都盖了多年，里外都是补丁。组织上看到爸爸成天东奔西跑，身上的棉衣比较单薄，便决定照顾俺家3斤棉花。妈妈拿着棉花票，高兴得不得了，想给爸爸做件新棉裤，免得他在乡下受冷。爸爸回来知道后，开口就说：“不行。”他耐心地跟妈妈解释：“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咱不能要。虽说我的棉裤破点，但还能穿，比灾区群众强多了。”在他的坚持下，妈妈只好把棉花票又送回了救灾办。
舅妈对我家帮助很大，她一直在我家帮忙，缝补浆洗、做衣做饭，非常辛苦。一天，舅妈对妈妈说：“你侄儿高中毕业在大队当会计，能写会算的，你跟他姑父说说，给孩子找个工作吧，哪怕是给他当个通讯员，也比用别人强吧。”妈妈就硬着头皮向爸爸提起这事，她话还没说完，爸爸就打断她：“国家招工是有计划的，我虽然是县委书记，但也不能随便安排人。咱要完完全全按照党的政策办事。”
1963年春节前夕，县委机关党支部书记拿着年终机关人员救济名单叫爸爸审阅。他一看有自己的名字，就说：“我个人没有申请，比我困难的同志有很多，再说整个兰考都很穷，咱要把救济款用到最困难的地方，用给最困难的同志。”说着就将“焦裕禄”三个字划掉了。
“要跟别人比学习、比进步”
爸爸是山东淄博人，他皮肤黝黑，高大英俊，多才多艺，风趣幽默。生前他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强烈地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爸爸拉得一手好二胡，还喜欢唱歌，解放初期搞土改时，他在歌剧《血泪仇》里扮演的男主角，曾经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感动得泪流满面。1955年，爸爸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期间，每逢周末厂里举办舞会，爸爸娴熟的舞技总让外国专家们赞叹不已。爸爸的文笔很好，时常在报上发表文章，他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时，许多文件都由他亲自撰写，他还经常指导通讯员写稿。爸爸的乐观、幽默也是出了名的，即使在除“三害”最艰苦的时候，他依然谈笑风生。他还擅长编顺口溜来鼓舞大家，经常不假思索就溜出一段令人发笑、又鼓舞人奋进的段子来。
爸爸非常喜欢孩子，我们也都喜欢他。只要他一进家门，我们就一个个都扑上去，他背上驮一个，怀里抱一个，胳膊上挎一个，教我们唱歌，给我们讲故事。爸爸很爱我们，但他的爱是爱护而不是溺爱。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以为你们是县委书记的孩子就可以搞特殊，就跟人家比吃、比穿，要跟别人比学习、比进步。”在爸爸的严格要求下，我们的作业本都是用了正面用反面，铅笔用短了手拿不住，就套上个笔套接着用。
1963年，大姐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待着，情绪低落，不愿出门。当时，妈妈想让她在县委当打字员。爸爸说：“一出学校门就坐办公室，不行。年轻人要多参加劳动，不劳动就会忘本。”他告诉妈妈：“守凤的工作我已经考虑好了，有三样工作她可以做，一是在县委大院打扫卫生，打扫厕所；二是可以去学理发，理发也是一门技术；三是可以到酱菜厂腌咸菜。”妈妈听后很不高兴，说：“县委书记的女儿打扫厕所，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后来，大姐还是去了酱菜厂上班。担水、推磨、洗辣椒，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有时还要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酱油、卖酱菜。尽管这样，爸爸还特地找到厂长交待：“我女儿在这里劳动，你们不要对她另眼看待，要对她严格要求。”
一天，哥很晚才回家，妈问他上哪去了，他说到礼堂看戏去了。爸接着问道：“你是买票进去看的？”哥说：“戏院门口很多小孩挤着想进去，收票的阿姨问我爸爸是谁，我说是焦裕禄，那个阿姨一听就让我进去了。”爸听后说：“国庆，你可知道，剧团的叔叔、阿姨在舞台上又演又唱，那也是劳动。你今后可不能再看白戏、占便宜了。”说完，从兜里掏出两毛钱给了哥，说：“明天上学路过戏院门口，把钱送给礼堂的阿姨，再认个错。”
当年兰考县城内有个大水坑，爸爸发现后经努力办起了城关镇养鱼场。他一有空就去看看，关心鱼场有困难没有、鱼长多大了。有一天，鱼场同志用水桶装了10多条活鱼送到俺家，说：“焦书记为鱼场没少操心，他身体不好，这几条鱼让他补补身体吧。”我们姊妹看到鱼，一个个都高兴得直嚷着“要吃鱼”。爸回到家，问清情况后，耐心地对我们说：“鱼场是集体的，咱们不能要。想吃鱼，明天我赶集去给你们买。”说罢，就让大哥把鱼送回了鱼场。
“从我这儿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
爸爸的一生，是律己、助人、奋斗、付出的一生。
1964年春天，爸爸的病情越来越重，他带病坚持工作的情景，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用刷子一头顶着藤椅、一头顶着肝部的背影，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里。在肝部疼得厉害的时候，他从椅子上蹲到地上，一个高大的山东汉子，整个人缩成了一团。即便被肝病折磨成这个样子，他也不愿离开工作岗位。妈妈为了劝他去看病不知流了多少泪，可爸爸总是说：“现在是兰考治理‘三害’最关键的时候，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后来他病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县委有位老同志给他找了个偏方，他一看每剂中药要30元钱，就说：“兰考是灾区，这么贵的药，我咽不下！”
随着病情不断加重，爸爸已经不能骑自行车下乡了。肝痛时，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滚落下来，开会做记录时，他甚至疼得连手里的钢笔都拿不住。组织上安排他去北京检查治疗，临走时，他还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只要能吃下两三口饭，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然而，他这一走，竟是和他无限热爱的兰考人民的永别，和他深深眷恋的兰考大地的永别！
在北京，爸爸被诊断为“肝癌后期，皮下扩散”，他的肚子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小的也有黄豆那么大。医生吃惊地说：“病情这么严重才来医院，就是个铁人也熬不住啊。”医生沉重地告诉随行人员，爸爸的生命最多还有20天。
1964年4月底，组织上把爸爸转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继续治疗。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与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时的爸爸已经不能正常进食，仅靠一点豆浆和输入的葡萄糖维持着生命，随行的同志看他病成这样，都很难过，但都尽量表现得平静，生怕他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爸爸也从来不主动向任何人询问自己的病情。肝痛的时候，他常常大汗淋漓，秋衣脱下来都能拧出水来。医生要给他打止痛针，他艰难地说：“止痛针只能止痛不能治病，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为了止痛，他用烧烫的烟嘴来灼烧肝部的皮肤，烧出一圈圈的伤痕。
爸爸弥留之际，我们一家人围在他病床前。爸爸拉着大姐守凤的手，叫着她的乳名，吃力地说：“小梅，我走后，你们从我这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你们姊妹几个，你是大姐，以后要帮助妈妈带好弟弟、妹妹……你参加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给你的礼物吧……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说着，他又从自己的手腕上摘下手表给姐姐戴上，说：“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站在一边的妈妈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爸爸艰难地扭过头，断断续续地对妈妈说：“俊雅，不要哭，我没想到我走得这么早……这么多年来，你跟着我没少操心、受罪……我走了，咱们家还有两个老人、六个孩子，这个担子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困难会有的，但不要随便张口向组织上要钱、要东西……要教育好孩子，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有用的人才……”
1964年5月14日9点45分，爸爸带着对兰考、对家人的无限牵挂，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一年，他年仅42岁。
爸爸在兰考工作的时候，我们姊妹都还小，常常好多天见不到他，但他对我们严格的教育和亲切的教诲，至今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不能搞特殊”
爸爸不仅对干部要求严格，对家人和亲属要求更严。1962年冬天，爸爸刚到兰考工作时，我们家和其他领导的家属一样，住在县委院内，打开水、到食堂买饭、照顾孩子都很方便。但院里住的人多，大人呼小孩叫，对县委机关的工作很有影响。爸爸就提出，县委院内不能住家属，必须尽快搬出去，但大家都不愿意。爸爸首先做妈妈的工作，说：“为了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咱们先搬家。”第二天下着小雨，我们家就搬了出来。看到我们搬家，其他领导的家属也都很快搬出了县委机关大院。爸爸常跟妈妈说：“咱作为领导干部，要处处事事以身作则，不能搞特殊。”
在那个年代，粮票、布票都是国家计划供给的。我们姊妹多，天一冷妈妈就为过冬穿的衣服发愁。你要棉衣，他要棉裤，常常是顾得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家里的被子都盖了多年，里外都是补丁。组织上看到爸爸成天东奔西跑，身上的棉衣比较单薄，便决定照顾俺家3斤棉花。妈妈拿着棉花票，高兴得不得了，想给爸爸做件新棉裤，免得他在乡下受冷。爸爸回来知道后，开口就说：“不行。”他耐心地跟妈妈解释：“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咱不能要。虽说我的棉裤破点，但还能穿，比灾区群众强多了。”在他的坚持下，妈妈只好把棉花票又送回了救灾办。
舅妈对我家帮助很大，她一直在我家帮忙，缝补浆洗、做衣做饭，非常辛苦。一天，舅妈对妈妈说：“你侄儿高中毕业在大队当会计，能写会算的，你跟他姑父说说，给孩子找个工作吧，哪怕是给他当个通讯员，也比用别人强吧。”妈妈就硬着头皮向爸爸提起这事，她话还没说完，爸爸就打断她：“国家招工是有计划的，我虽然是县委书记，但也不能随便安排人。咱要完完全全按照党的政策办事。”
1963年春节前夕，县委机关党支部书记拿着年终机关人员救济名单叫爸爸审阅。他一看有自己的名字，就说：“我个人没有申请，比我困难的同志有很多，再说整个兰考都很穷，咱要把救济款用到最困难的地方，用给最困难的同志。”说着就将“焦裕禄”三个字划掉了。
“要跟别人比学习、比进步”
爸爸是山东淄博人，他皮肤黝黑，高大英俊，多才多艺，风趣幽默。生前他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强烈地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爸爸拉得一手好二胡，还喜欢唱歌，解放初期搞土改时，他在歌剧《血泪仇》里扮演的男主角，曾经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感动得泪流满面。1955年，爸爸在大连起重机厂实习期间，每逢周末厂里举办舞会，爸爸娴熟的舞技总让外国专家们赞叹不已。爸爸的文笔很好，时常在报上发表文章，他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时，许多文件都由他亲自撰写，他还经常指导通讯员写稿。爸爸的乐观、幽默也是出了名的，即使在除“三害”最艰苦的时候，他依然谈笑风生。他还擅长编顺口溜来鼓舞大家，经常不假思索就溜出一段令人发笑、又鼓舞人奋进的段子来。
爸爸非常喜欢孩子，我们也都喜欢他。只要他一进家门，我们就一个个都扑上去，他背上驮一个，怀里抱一个，胳膊上挎一个，教我们唱歌，给我们讲故事。爸爸很爱我们，但他的爱是爱护而不是溺爱。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以为你们是县委书记的孩子就可以搞特殊，就跟人家比吃、比穿，要跟别人比学习、比进步。”在爸爸的严格要求下，我们的作业本都是用了正面用反面，铅笔用短了手拿不住，就套上个笔套接着用。
1963年，大姐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待着，情绪低落，不愿出门。当时，妈妈想让她在县委当打字员。爸爸说：“一出学校门就坐办公室，不行。年轻人要多参加劳动，不劳动就会忘本。”他告诉妈妈：“守凤的工作我已经考虑好了，有三样工作她可以做，一是在县委大院打扫卫生，打扫厕所；二是可以去学理发，理发也是一门技术；三是可以到酱菜厂腌咸菜。”妈妈听后很不高兴，说：“县委书记的女儿打扫厕所，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后来，大姐还是去了酱菜厂上班。担水、推磨、洗辣椒，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有时还要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酱油、卖酱菜。尽管这样，爸爸还特地找到厂长交待：“我女儿在这里劳动，你们不要对她另眼看待，要对她严格要求。”
一天，哥很晚才回家，妈问他上哪去了，他说到礼堂看戏去了。爸接着问道：“你是买票进去看的？”哥说：“戏院门口很多小孩挤着想进去，收票的阿姨问我爸爸是谁，我说是焦裕禄，那个阿姨一听就让我进去了。”爸听后说：“国庆，你可知道，剧团的叔叔、阿姨在舞台上又演又唱，那也是劳动。你今后可不能再看白戏、占便宜了。”说完，从兜里掏出两毛钱给了哥，说：“明天上学路过戏院门口，把钱送给礼堂的阿姨，再认个错。”
当年兰考县城内有个大水坑，爸爸发现后经努力办起了城关镇养鱼场。他一有空就去看看，关心鱼场有困难没有、鱼长多大了。有一天，鱼场同志用水桶装了10多条活鱼送到俺家，说：“焦书记为鱼场没少操心，他身体不好，这几条鱼让他补补身体吧。”我们姊妹看到鱼，一个个都高兴得直嚷着“要吃鱼”。爸回到家，问清情况后，耐心地对我们说：“鱼场是集体的，咱们不能要。想吃鱼，明天我赶集去给你们买。”说罢，就让大哥把鱼送回了鱼场。
“从我这儿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
爸爸的一生，是律己、助人、奋斗、付出的一生。
1964年春天，爸爸的病情越来越重，他带病坚持工作的情景，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用刷子一头顶着藤椅、一头顶着肝部的背影，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里。在肝部疼得厉害的时候，他从椅子上蹲到地上，一个高大的山东汉子，整个人缩成了一团。即便被肝病折磨成这个样子，他也不愿离开工作岗位。妈妈为了劝他去看病不知流了多少泪，可爸爸总是说：“现在是兰考治理‘三害’最关键的时候，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后来他病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县委有位老同志给他找了个偏方，他一看每剂中药要30元钱，就说：“兰考是灾区，这么贵的药，我咽不下！”
随着病情不断加重，爸爸已经不能骑自行车下乡了。肝痛时，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脸上滚落下来，开会做记录时，他甚至疼得连手里的钢笔都拿不住。组织上安排他去北京检查治疗，临走时，他还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只要能吃下两三口饭，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然而，他这一走，竟是和他无限热爱的兰考人民的永别，和他深深眷恋的兰考大地的永别！
在北京，爸爸被诊断为“肝癌后期，皮下扩散”，他的肚子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小的也有黄豆那么大。医生吃惊地说：“病情这么严重才来医院，就是个铁人也熬不住啊。”医生沉重地告诉随行人员，爸爸的生命最多还有20天。
1964年4月底，组织上把爸爸转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继续治疗。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与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时的爸爸已经不能正常进食，仅靠一点豆浆和输入的葡萄糖维持着生命，随行的同志看他病成这样，都很难过，但都尽量表现得平静，生怕他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爸爸也从来不主动向任何人询问自己的病情。肝痛的时候，他常常大汗淋漓，秋衣脱下来都能拧出水来。医生要给他打止痛针，他艰难地说：“止痛针只能止痛不能治病，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为了止痛，他用烧烫的烟嘴来灼烧肝部的皮肤，烧出一圈圈的伤痕。
爸爸弥留之际，我们一家人围在他病床前。爸爸拉着大姐守凤的手，叫着她的乳名，吃力地说：“小梅，我走后，你们从我这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你们姊妹几个，你是大姐，以后要帮助妈妈带好弟弟、妹妹……你参加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给你的礼物吧……那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说着，他又从自己的手腕上摘下手表给姐姐戴上，说：“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站在一边的妈妈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爸爸艰难地扭过头，断断续续地对妈妈说：“俊雅，不要哭，我没想到我走得这么早……这么多年来，你跟着我没少操心、受罪……我走了，咱们家还有两个老人、六个孩子，这个担子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了……困难会有的，但不要随便张口向组织上要钱、要东西……要教育好孩子，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有用的人才……”
1964年5月14日9点45分，爸爸带着对兰考、对家人的无限牵挂，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一年，他年仅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