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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7-20 06：12

今天跑步10.8公里。小时候，妈妈说，等我病好了，能下床了，我带你去马跑泉（镇）玩一趟。可惜妈妈的病到去世一直没有好，多想妈妈能下地走路。现在我能在世界各地跑，仿佛我的腿就是妈妈的腿了。

　　气温即使显示只有28摄氏度，太阳却散发出灼热的能量，空气又厚又重，甘肃农业大学校门前柏油马路也仿佛铺上了一层白色的亮光。
　　10：00，行进在路上的潘石屹满脸通红，步履越发缓慢，大概是出了汗的缘故，白色帽子软塌塌地趴在头顶，手臂也像是失去了生气一样无力地摆动，嘴微微张开，那是身体机能达到极限的某种象征。1560米的高原海拔，会让长跑者心脏加速呼吸紧张，即使是手机里下载的音乐，恩雅天籁般的嗓音也不足以稀释缺氧的痛苦。一切的迹象都表明，剩下的10公里将是漫长而艰巨的考验。
　　这段路对于潘石屹来说似乎太长了。
　　2012年的8月16日SOHO中国（00410.hk）在香港召开了2012年中期业绩发布会，宣布公司将“从散售转向持有”的大转型。
　　这也是潘石屹的SOHO中国1995年创立以来的第三次重大改变。在过去多年中，人们提及中国房地产必然会提及潘石屹和他的SOHO中国。这个从西北农村走出来的企业家，完全没有任何闭关自守的意味——从住宅转向商业地产，到港交所上市，从北京第一个有颜色的房产项目到长城脚下公社，从散售再到持有，他似乎很愿意选择一条看上去漫长，而且充满变数的道路。
　　某种程度上，他担任代言人的兰州马拉松长跑比赛也是如此。此时时针已经指向10：00，再过30分钟，尚未跑到折返点的选手就会被强制解散，参加马拉松长跑的大多数选手都已经完成一半的路程，警戒线两边观众的加油声也由高亢转为稀稀拉拉，50岁的潘石屹能跑到终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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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3-10 22：45

写了好几条微博没有发出，都被我自己都删除了。我越来越胆怯了，我还没有像@任志强 @李开复 被“关”过，怎么变得这样了呢？

　　1972年的某天，日头正烈，三个胸前挂着木牌的人被鱼贯押上台，牌子上写着各自的名字，并打上一个红色大叉。和其他学校的批斗会不同，这次潘集寨小学的三个批斗对象都是10岁左右的小学生。
　　被批斗的这三个学生中，一个是为了要创意，叫出“毛泽东是最绿最绿的绿太阳”的潘石屹的远房堂叔潘家林，一个是因为和同学打架咬得对方鸡鸡出血的李亚洲，还有一个是在旁边的庙里写了“打倒班主任”和“打倒毛泽东”标语的吴拜堂。
　　他们都被定性为“反革命”，在学校天天被批斗。因为个头瘦小，脖子上挂着的“打倒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很重，系着牌子的细麻绳很快就勒进肉里，红肿起来。“其中两个小孩惨叫得像杀猪一样。”潘石屹回忆说。在此之前，他已经因为爷爷的成分问题而遭受歧视，他不想从人群中脱颖而出，“在那个年代，只有普通才能活下来”。
　　相对于他的名声，面前的潘石屹看起来太平易近人了：他头顶微秃、鬓角稀疏，衣着得体但剪裁保守——这是朋友赞助的一个名气不响的品牌。几次遇见，他都背着一个运动休闲式的双肩包；当他大踏步走进公司，清洁工、保安冲他笑时，他也一定会以微笑回礼。初次见面或者致谢，他都会两只手与你紧握，身体前倾得像只谦卑的虾米。微笑时，也会露出那牙膏广告似的大白牙——那是他五官里最有特色，也最生动的一个器官，承载着他所有的热情、真诚，也是他与人“短兵相接”的制胜武器。
　　他的办公室也呈现出一种简单气息，并不像我见过的好些个董事长、CEO的办公室——拥有豪华的皮沙发和穿着职业套装的助理坐在门前的那种标配，和楼下大堂标着飞罩、飞檐、水喉、清镜、五金的普通会议室没有什么区别。
　　潘石屹也非常乐意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小心谨慎的普通人形象。2013年3月10日22：45，潘石屹曾在微博上这样写道：
　　写了好几条微博没有发出，都被我自己删除了。我越来越胆怯了，我还没有像@任志强 @李开复 被“关”过，怎么变得这样了呢？
　　他也的确“小心”。实际上，除了PM2.5，他几乎不涉及任何时政类的敏感话题。虽然拥有1500多万粉丝，但在新浪微博上，潘石屹也远不及任志强那样犀利尖锐，即使是他的“潘石屹语录”也比以导师形象出现的李开复更加温和，连一丝一毫对社会现象的戏谀和暗喻都没有。更多的时候，透过那些经常出现的“害怕”、“怎么办”之类的词语，跳跃在你眼前的仿佛就是一个抽着旱烟杆的老汉——可能因为在你家门前借个火，顺便就会和你聊上两句。
　　2012年，潘石屹将老家甘肃天水的老师召集到北京开了个“美德工程大会”，他在会上发言说“身边的许多同龄人都进去了，之所以我现在还在这里，靠的就是老实”。
　　他的这种小心谨慎无处不在，即使从潘石屹的身边人也能感受一二： 这个从去年11月就开始的采访，中间因为意外的事情“暂停施工”，此后与SOHO中国的公关们进行了近二十次的邮件沟通，和四五次非常正式的见面沟通。SOHO银河的一场发布会，公关部的五个姑娘像陀螺一样在现场奔来跑去，可一旦觉得我的某个问题偏离了PM2.5，“可能”稍嫌隐私时，又敏感得如兔子一般地及时制止。
　　直到今天，一听到被冠以“聪明”的称号，这个亿万富翁、商业名流还是会像被蝎子蜇了一口似地缩缩脖子，连声说不。他个头不高，小时候曾经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瘦弱不堪（即使如今身材略微发福，也完全呈现不出一种健硕的感觉），随便一个同学都可以借用他家的“成分”问题而修理他，将声讨的唾沫溅到他脸上。
　　无论是在摄影棚还是在兰州的大街上，他都散发出一种“生人可近”的气场，从造型师到摄影助理再到参加马拉松的跑友，每个人都觉得可以有几句掏心掏肺的话对其讲讲。而当他对你展露笑容，眨巴着眼睛主动向所有在场的人都散发名片（即使上面根本没有实际联系方式），略带结巴地介绍自己是谁时，一不小心又会给你造成某种错觉，以为他是那种最好糊弄的对手，你可以哼着小曲轻松地超越他，把他留在气喘吁吁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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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 00：10

我爷爷带着他的儿子（我的大伯）一起去中条山抗日，大伯阵亡了，没有找到尸首。爷爷被俘了，爷爷给关押他的士兵一些钱，逃出来了。爷爷回来后，把大伯的生辰写在纸上，埋了这张纸堆了个大伯的坟。前几年我回老家，大伯坟成了平的玉米地，爸爸给指了大体位置，我们做了一个小墓碑，纪念这位抗日英雄。

　　从潘石屹那条漫长跑道起点算起，就不能不提及他的爷爷。在潘石屹的三叔收藏的一本家谱上，写着他爷爷的名字叫做潘尔燊，又称乐伯公，黄埔军校毕业，官至国军165师九八六团上校团长，曾参加过张店阻击战。
　　潘尔燊1957年去世，潘石屹1963年出生，虽然和爷爷素未蒙面，但从读小学开始，班上的同学都在说潘石屹爷爷是让共产党给拉到渭河边枪毙的。尽管这些都是谣言，但整个小学期间，他都要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成长。
　　小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一个姑姑从小就被送了出去。“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去以后哭着跟我奶奶说，班上的同学说我爷爷是被共产党枪毙的。她问谁说的，我说是送过去的姑姑家的弟弟说的。”奶奶气坏了，当时就拄着个拐杖，一路牵着潘石屹要去找对方算账。奶奶的脚很小，在田埂上健步如飞，他跟在后面，盯着那双翻飞的绣花鞋，一句话都不敢说……
　　乐伯公去世之后，全靠了奶奶黄芝颂抚养大了三子二女。黄芝颂是河南人，因为嫁给了乐伯公，算是国军的抗日随军家属，1949年后才回到村子。“我觉得奶奶在我们家的地位，无论是我父亲、我姑姑、叔叔还是孩子们的心目中，都是最高的。”
　　奶奶对长孙潘石屹更是疼爱，潘石屹和奶奶睡一个被窝，一直睡到了8岁。可是在潘石屹的记忆中，蒙蒙眬眬第一个意识就是奶奶天天都要“开会”受批判，即便是批斗别人她至少也要陪在旁边。“小时候问过妈妈什么叫‘开会’，妈妈说‘开会’就是批斗你奶奶。又问为什么‘开会’回来奶奶的脸都特别红呢？妈妈说是因为受到羞辱。”
　　有时批斗也与“政治”无关。据潘石屹回忆，奶奶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干净，连院子都收拾得一尘不染。这个习惯，有时会与当地农民不刷牙、不擦桌子，衣服皱巴巴的形象有冲突。比如，村子里有不少妇女就对奶奶特别有意见，时不时地找茬，或者逼着她进行各种批斗。
　　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潘石屹也成了被批斗对象。因为潘石屹在一位同学面前炫耀爷爷是国民党军官，去过外面的许多城市，同学打了小报告。一连几天，在老师主持的批斗会上，同学都往潘石屹脸上吐口水，他的脸上像痰盂一样盛满了泪水、鼻涕、口水。2013年4月11日，在任志强发起的读书会上，潘石屹在偌大的华远地产一楼会议厅讲到这段往事的时候，全体听者和他一起哈哈大笑。
　　在那天的讲台上，这个被任志强调侃为“不读书”的人，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时而幽默诙谐，时而引经据典，台上台下笑声一片。这些生动的故事一都噜一都噜地从他嘴里吐出，在这个舞台上他显得那么有表演欲，就好像每一都噜都正组成了他账户上的一个零似的。
　　但他又断然否认我用“天赋”一词来形容他的演讲精彩。他说小的时候在家里学话最晚，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舌头和上腭配合不好的问题，家里人甚至都觉得这孩子将来会是个哑巴。直到后来妹妹都开始说话了，他才跟着妹妹学会说话。
　　而整个小学阶段，目睹亲人被批斗，同学被批斗，自己也被批斗，他越发觉得“没有必要说话”，他开始保持沉默，只是从抹掉脸上的口水那天开始“就有了仇恨的对象”。他恨毛泽东，也恨那些羞辱过自己的人。而“自从给自己树立了敌人之后，所有的侮辱好像就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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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5-23 11：31

我说，我请你们去北京，去人民大会堂。大家都疑惑地看着我。我说，我就住北京，我一定能带你们进人民大会堂，你们要相信我。我们小学班上13位同学，除我一人走出了村子，其他人都在村子里生活着。前天一位记者去采访我的同学。他们一致看法是，在班上潘石屹太平常了，太不起眼了。

　　窗外的绿色逐渐稀疏，一座座山慢慢呈现出黄土高原特有的轮廓，火车已经一路驶到了甘肃天水。
　　翻修后的潘家老宅，已经看不出当年的破旧了。曾经荒芜的田地、常年的干旱，父亲是“右派”，母亲常年瘫痪在床，一年只有七八个月粮食够吃——那种在贫困边缘挣扎的生活惨状，现在都了无痕迹，仿佛全都消失在那一栋栋新楼房下面。
　　潘石屹的小学同学潘望兴，带我去看惟一能找到的当年痕迹，一条碎石铺就的土路，当年潘集寨小学的学生就是踩着这条路爬到半山腰的学校去上课。
　　当时，学校四面漏风，没有桌椅，就连老师的讲桌也是个泥台子，孩子们坐的都是泥板凳。曾经就读过陕西师范大学的父亲潘诗麟对儿子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学生坐的都是椅子，背后可以靠的，而且还是木头的！“他还说大学实验室里每人都配一台显微镜，而当时村里小学的显微镜还是从天水县一中借过来的，每个同学趴在上面看一下马上就轮到下一个，于是我当时感觉外面的世界跟我们村子里面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那简直就像天堂一样啊！”潘石屹那双小眼睛闪烁着光芒。
　　许多年后，很多人都问过潘石屹为什么会走出天水的问题。潘家寨小学的现任校长何旭光，1962年出生，和潘石屹同龄，经历也相似。他觉得“如果潘石屹小时候没有受过那些磨难，或许也不会出去”。
　　除了穷和苦，潘集寨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潘石屹说他就目睹过村里闹鬼的事情。村里有户人家，两口子都没有生育能力，就抱养了一儿一女，据说有个鬼隔三差五就把他们家女儿抓住，女孩会变成男孩的声音，这个父亲就拿着鞭子抽打这个“鬼”，说你赶紧出去吧，然后男声就说不行，我要吃炒鸡蛋。等把鸡蛋炒好后，“他”就走了。隔了一段时间以后，鬼不抓这个女孩了，又去把另一个老太太抓住了。当时大人都叮瞩小孩说千万别看，看了以后鬼就到你身上来。
　　父亲潘诗麟每次都拿科学的道理来解释，说“这不是鬼，是癔病”，但是潘石屹三年级时也遇到一次“鬼上身”的事情。有次放学回家，父母不在，他就自己做疙瘩汤吃。“突然一下觉得特别累，刚到炕上一躺，我下地就开跑了，还又喊又叫，全村的人都说，你非看别人家热闹，看着看着就鬼上身了。”直到有人追到把他按住一段时间，他这才慢慢醒过来。潘诗麟觉得可能是发烧的缘故，大夫来量了也没有发烧。结果，父亲也不知道该用什么科学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儿子状况了。 　　贫穷、愚昧、孤独、神秘，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潘石屹对生活几无希望。他最常干的农活之一就是把那些沉甸甸的羊粪翻山越岭背到田里，他至今清晰地记得体重60斤的时候，能背动60斤，体重是70斤，背动70斤，体重110斤的时候，就能背动110斤。有时累了坐下休息时，他会经常望着那一列列火车喷出白色的气体，像个怪兽般穿过山洞奔向神秘的远方。在村子的南边是更大的山，麦积山、仙人崖，他从课本上也学到，山那边有陕西、河南、北京，还有天安门。他的思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随着火车飞到山洞外的世界。
　　有一天潘石屹实在累得不行了，坐在一棵树底下休息。村里一个叫做黄大元的人说我给你算算卦，又看手相、又看面相，拿着钱币搞了半天。最后，那位老先生突然说：“这辈子我都是偷偷摸摸给别人算卦，怕别人抓住，你是我算的卦里面最大富大贵的一个人，我现在只求你一件事情，你如果有一天发达了，别把我们家的永康给忘了。”
　　可是，那个时候的潘石屹并不相信命运这个词。
　　当年，潘石屹班里有13个同学，他是惟一走出去的。去天水采访的时候，遇到了潘石屹的小学同学潘望兴，这个从未走出过天水的人名片上印着“中国艺术家交流协会名誉主席”这样响当当的名号，他说他进人民大会堂不要钱，其他人得每个人交5万块。因此在同学们心目中，潘望兴比潘石屹更厉害——因为他们也不清楚潘石屹是干什么的有多大的名气，只知道他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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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7-20 06：12

昨晚与香港朋友们吃晚饭，都是老朋友很开心。晚饭后，有一朋友问我，如果唐骏在我面前，我会给他什么忠告。我说，我认识唐骏，不是很熟，谈不上忠告。要获得真正的成功，就要战胜自己，战胜自我。敌人越强大，考验越大，自己的进步也就越快，取得的成功就越大。上天不会给任何人承受不了的考验。

　　后来潘石屹把一些往事以及人生体会写进了两本书《我的价值观》和《我用一生去寻找》。成为名人之后，他最被常问的问题之一就是遇到挫折怎么办。“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没有挫折怎么长大，过不去的坎说的是小时候，那是因为能力有限，比如贫穷和饥饿。”
　　而其后，无论是考上中国石油管道学院，还是后来从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下海去深圳、海南，他都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奋斗的行列，从来没有感觉到累和苦，他说惟一一次觉得过不去的坎是在海南。
　　1990年的春节因为没钱回家，他独自一个人走在海南的街上，看着玻璃的影子才发现头发很长，他走到一个简陋的招待所值班室里想看看春节晚会，但服务员说要休息，拒绝了他。潘石屹感慨“没有想到孤独和寂寞是最受不了的”，他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忍受，就是受不了被放到一个孤岛上。
　　在海南开发房地产取得一些小成就之后，潘石屹来到北京，做完万通新世界之后，后来和“万通六君子”分家单干，没想到刚野心勃勃修建现代城，就被任志强给了个下马威：任写了一封著名的《批判现代城》书信，洋洋洒洒一万多字，写出来还发给所有的媒体记者。“我知道任志强号召能力很强，他一嚷嚷，后面会有很多人跟着摇旗呐喊。然后我觉得，既然你说不好，那我也说不好，你不是写了个信吗？那我给你出一本书，就叫《SOHO现代城批判》。”在这本书中，任志强的这封信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附上任志强的照片，而且还把任志强跟随者的批评文章也一并搜集在里面。
　　那还是在1999年，之前赢得些小名声的潘石屹并不清楚任志强会成为他最大的“敌人”。这一年，上海刚刚开完APEC会议，参会的每一家开发商，都有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免费的展厅，大多是放一个模型，一个沙盘，再加一个效果图，都说要推动中国的建筑革命，又是宣言又是口号。
　　潘石屹去得晚了，当时推广部的经理建议潘石屹也做个沙盘和效果图。潘石屹一开始答应了，后来想了想，决定就把《SOHO现代城批判》这本书没有任何规律性地撕掉，撕完之后再拿出胶条贴在墙上，越乱越好。结果10平方米的空间内贴得跟叫花子的衣服一样。
　　大概贴了2/3的时候，来了一个开发商的朋友李大龙，推开一看，说老潘你到底要干什么？看你把任志强的头都撕破了，太不像话了，之后连着说了三个“告诉我任哥去”就走了。
　　“我估计任志强那个直脾气，肯定也去看了。而且媒体肯定跟着去看了，这就够了。”吃饭的时候，任志强已经就坐好，潘石屹穿了件中式衣服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大家都不说话，沉默着。“任志强不知道该怎么发作，因为整个局面跟他的那种你骂一句我骂一句，直来直去的不一样。”两个人互相大眼瞪小眼，媒体的照相机都严阵以待地对着任志强，就等着他发作，等了半天，任志强看着潘石屹说“穿着戏服来，又要表演了？”记者又看着潘石屹，“演出开始了”，他回答说。
　　说起来，这算得上是任志强给潘石屹的第一个下马威，不过潘石屹得意地回忆“我也还了他一个哑巴亏，让他无从反击”。
　　今天的任志强俨然已经把当年的这桩恩怨忘得一干二净，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小潘多少还是听了他的意见：“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啊，也包括写了信以后，他嘴上虽然说要反驳我，但他后来50%以上的修改都是按照我的意见修改的，因为他的那些东西确实不行。所以在做生意上、在做房地产上，可能他还真是应该把我称作老师的。”
　　站在华远的演讲大厅内，潘石屹从容地说：“我要感谢任志强，他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障碍，如果没有他的侮辱和打击，我的心理不会这么坚强。”
　　潘石屹的一个朋友曾讲过这样一段小事。今年5月有关部门召集潘石屹、任志强、李开复等微博大V们去开会，先是让大家讲建议出主意，接着又说以后不要再发批评意见。任志强当面反驳，你做得不对的地方还不让说吗？气氛很僵。潘石屹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直到这个时候才说了一句：“只有那谁谁谁说的任志强才会听。”
　　“这句话表面上像是在打圆场，实际上是在帮任志强。那个领导后来就不再说话了。”朋友说表面上看，任志强总显得咄咄逼人，潘石屹似乎唯唯喏喏，俯首帖耳，“但他其实是那种表面上没棱角，但却暗藏机锋，无招胜有招的人”。 　　为了进一步说明潘石屹的性格，他还打了个比方：潘表面上看上去很中庸毫无特色，就像一栋容易被忽略的建筑，但一旦拿钻子去钻，就会喀地一下碰到钢筋，根本别想钻进去。
　　现在的任志强和潘石屹，经历了许多风雨之后，不仅仅是生意合作伙伴，也是难得的好朋友，他们之间已经有近60亿的生意，相互信任到写在烟纸盒上的字就能算作合同。任志强说，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因为合同发生过面对面争吵，而他最欣赏的是潘石屹的“学习能力”，这个过去在他眼中很土的人，居然成了教会他玩微博的老师。
　　从“敌人”到朋友，任志强并不是第一个。去年演员宋丹丹在微博上说：“不知道一座楼（何况一大片）会在这个城市伫立几十甚至上百年啊？建筑商不该对这座城市有责任心吗？我每次路过那儿，都有一种要犯更年期的感觉。求求他了，别再盖了，爱爱北京吧！”一直保持沉默的潘石屹后来在微博上回应称：“建筑是大众的艺术，欢迎各位朋友的批判和点评，我们一起努力把北京建设得更美好！”
　　今年3月，宋丹丹发了一条微博，表达了对这对夫妻的歉意：“原本今天准备好了见潘总接着‘掐’，没想到人家彬彬有礼，绝对宰相肚里能撑船搞得我不好意思了都。有朋友听说此事后感慨：国共两党要能像你俩这样就好了。”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主编袁莉在读书会上介绍潘石屹是“最不愿意得罪别人的人”，他的另外一位朋友，优米网的总裁王利芬则说“他是个懂人性和社会心理学的人，在需要妥协的地方会妥协的人”。
　　某种程度上，这也符合潘石屹在读书会上推荐过的一本书《平面国》，它讲的是一个两度空间的国家，国民都是几何图形，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方的，有的是扁的，有的就是一条线。圆的最高贵，三角的最奸诈。“在平面国里地位最低的人是三角形，因为太尖会伤害人，最高的是圆形。它对我思维的维度有很大帮助。”潘石屹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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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 14：36

在我摔倒的时候，张欣总是把我扶起。在我一生中有两个人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的母亲和妻子，她们都比我坚强。母亲从小就告诉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虽然我有很多缺点，但一直努力地向着母亲要求的方向去做。我知道我的一言一行是孩子的榜样，我希望孩子看到的是一位诚实、正直的父亲，就像我看母亲一样。

2012-11-2 16：39

我和老潘结婚18年，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无论是早年创业的压力，还是后来一次次“被离婚”，但每一次的考验都让我们的婚姻更稳固，让我们更珍惜这个家。我们的社会很注重成功，其实人生中最重要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盖了几栋楼。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家人的爱，而正是在你摔倒的时候爱你的人才会把你扶起。

　　有人说过，夫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外界大多数的印象都是张欣强势而潘石屹弱势。
　　很少有人知道，当年张维迎带着张欣来和潘石屹打招呼的时候，当时潘石屹有个交往很短时间的女朋友。“我看看身边的女朋友，又看看张欣，我觉得那才应该是我的老婆啊。”潘石屹笑着说。
　　在查建英的《海归与土鳖》中，描述过潘石屹和张欣最初一起走过的路，他们几乎天天都在吵架。“海归”与“土鳖”之间的冲突甚至在他们大堡礁的蜜月旅行中，就发生了。潘石屹被自己新娘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惹火了：“她对中国太无知了！她对中国遭受的苦难一点都不知晓。”张欣这边则深深地被潘石屹缺乏理想主义信念而震撼。这种水火不容的关系不断蔓延，尽管当时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公司开始工作了。张欣后来说，1996—1997年是她生命中最困难的一年：她整日都和自己的丈夫争吵。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东西方差异的冲突。潘石屹习惯了在公司都是一个人说了算，张欣则希望召开全体员工会议让每个人都能了解公司内部事务，并提供建议。潘石屹觉得“一个国家需要民主，但是一个商业公司就需要专制，否则一切都会付诸东流”，张欣则坚持以民主的方式管理和解决问题。
　　潘石屹在《我的价值观》里特地用一章《冲突至绝望》来描述他们当时的婚姻状态。在争吵最激烈的时候，张欣收拾了行李飞向了西方去会见自己的老朋友，潘石屹也去了日本散心，看起来这段婚姻就要结束，双方要分道扬镳了。最后是张欣主动给潘石屹打了电话，两个人聊了很长时间。“我会辞职的，你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张欣回到了北京，并且很快怀孕生了两个儿子，潘石屹则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
　　2013年春节前后，在上海外滩项目一审判决前，推广部总监王春蕾，负责销售、租务工作的副总裁王胜江以及首席法务官赖楚珊先后离职。某位商业杂志的记者认为这一轮人事震荡之后，公司的高管层已经名存实亡，SOHO中国“潘时代”就此终结。张欣主张的重产品、轻销售战略得以确立，潘、张在公司战略中的地位也终于逆转：“如果要打个比喻，现在的SOHO中国，张欣就是垂帘听政。”
　　“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就像是两束光，谁也离不开谁。”对于现在两人的分工，潘石屹画了个图，上面显示两个人的管辖范围几乎各占一半。至于SOHO中国的决策，潘石屹用了很长的句子来表明公司的民主，甚至还拿自己为何热衷微博作证：“为什么我热衷于微博呢？微博是群众的智慧。有很多人骂微博上的人都是暴民，都没有道德水平，这是错的。就是因为微博上的人把每个人不一样的经历，不一样的背景全都汇集到一起了，在微博上没人拍马屁，都是独立的意见。”
　　但是他似乎也“乐于”展现比张欣更弱势的一面，任志强就经常调侃“小潘在家里完全就没有地位”：“反正小潘基本上听张欣的。小潘过去也很强势，如果变成巴哈伊的那种说法的话，那可能就是两个人之间都做了一些包容。但是在家庭生活态度上，肯定是听张欣的。”一位SOHO中国的前员工告诉《南都周刊》，比如潘石屹需要找一个助理，那么大家心知肚明那应该是个男助理。
　　这位前员工说，在工作的态度和方式上，张欣许多时候会显得比潘石屹更加硬朗，如果说潘石屹是一个要求简洁不啰嗦的人，张欣只会比他更甚。 　　张欣的硬朗、强势还表现在她对建筑的专注、投入上，现在她已从一个当初完全不懂建筑的人成为这个行业的专业人士。“张总就是更偏重于专业人士，潘总就是更偏重于管理人士，他俩相得益彰。”他说。
　　潘石屹也会在微博上开玩笑让女人们都安装一个叫做“find friend”的软件，来监测老公的动向。当被问及为什么从来不请人吃饭时，他总会笑着说“家里管得严，晚上必须要回家报到”。潘石屹和张欣有严格的约定，不管平时出差、开会走得多远，哪怕在南极，周五晚上也得赶回家，和家里人一起过周末。
　　两个人之间也遇到过危机，传闻最严重的时候，张欣曾经发过一个微博：“人生中最成功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盖了几栋楼，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家人的爱，而正是你摔倒的时候爱你的人才会把你扶起来。”潘石屹也时常感慨：生命中有两个重要的女人，一个是母亲，一个就是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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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 17：57

录《在路上》节目中，谈到什么是自我（ego）？如何消除自我？骄傲、目中无人是自我。萎缩、爱面子也是自我。如提问题，总想胜任一筹，总想表现自己的才华是自我。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不敢提问题，也是自我的一种表现。自我是人生中最大的敌人，要意识到它的危害。突破了自我的障碍人就会很快的进步。

　　在参加兰州长跑的前一天，潘石屹饶有兴趣地带着我们一大帮人爬上了白塔山，在那里可以俯视整个兰州的全景，将中山铁桥和滔滔黄河尽收眼底。
　　当年第一次来兰州的时候潘石屹才十来岁，在此之前父亲带他去过火车站，“我骑在父亲头上第一次看到一列停在站台的火车，里面坐满了人，啊，差不多和我家一样高。”
　　如今从这里走出来的潘石屹已经成为中国地产界耀眼的明星，站在兰州的最高处，他身后跟着司机、助理、媒体，以及四面八方拥过来和他合影的各路粉丝。甚至还有个从河南来的跑手惊呼：“我今天什么运气？居然能遇到潘石屹！”
　　这一年多以来，他觉得自己遇到过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做空机构把SOHO中国净负债率算错的事情。“我们净负债率是20%，他算的是64.5%，他对中国的房地产会计准则不够了解，所以他把一个科目给算错了，最后出来的净负债率也错了。算错了不要紧，但是标题是‘潘石屹、张欣一对骗子’，把64.5%的负债率说成20%。我们是公众公司，如果公布假的财务数据，我就被廉政公署抓起来了，还用在网上骂这个东西吗？”潘石屹马上让同事给他打电话，说公司的财务报表100多亿的数字是怎么算的，对方都是学这个东西的，都是清清楚楚，他说知道了，知道了还不改，还接二连三地发。“最后终于把我们的股票跌了8%，这个做空机构已经把钱放在里面了，一定要把你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做得对不对都不重要。”他感慨道。
　　“我当时很生气，现在想起来的话，这个做空机构就像是政治上的反对党，这个社会上有反对党存在的话是必要的，在野党就是挑执政党的毛病。这就是个平衡，就好像《人民日报》你说你的，《南方周末》你说你的，《环球时报》说他的，所以当我想明白后，我心里一下子平静多了。”
　　SOHO中国的一位工作人员认为，如果从前如果遇到什么质疑，潘总都希望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甚至不惜以打官司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名誉，现在他很可能完全就是一笑置之。
　　……
　　清真寺有隐隐约约颂唱的声音，白塔山上的人群渐渐散去，为了等待日落，潘石屹拿出他的佳能相机四处拍照等待，他的朋友曾经在微博上笑话他“吃素食、跑步，没有娱乐”，人生了无意义，但是他却说自己还算是个正能量的人，人生还有那么多的美景要欣赏，那么多的事情要做，一路跑过来，都已经把贫穷、饥饿、一个个的敌人，全都甩在了身后，他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些人抑郁，有些人早早地就想着退休？
　　12个小时之后，潘石屹就站在了跑道上，随着气温渐渐升高，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的姿式从轻盈变成滞重，就好像四脚上了锈一样地迟缓了下来，时针已经指向上午的10点40了，一个、两个、一群、两群，当大部分的选手都冲过了终点，主办方收走了半程终点的路障时，潘石屹的身影才慢慢出现。
　　他的脸上再也没有挂着平时那种标志性的笑容了，他只是缓慢地，坚定地朝着终点而来。一个朋友曾经在他跑步的伊始送过他一本村上春树的书，在这本《当我谈跑步时，我在谈些什么》的结尾，村上春树说：“假如有我的墓志铭，而且上面的文字可以自己选择，我愿意它是这么写的：村上春树，他至少是跑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