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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老去的观众，终生漂泊的剧团，作为一项民间艺术，川剧似乎终将落寞地隐去，然而依然有人在顽强地坚持，只不过这只是他们谋生的技能，他们唱，是为了活着；而要活着，只好不断地唱着。
这是让导演赵刚印象深刻的一张照片：
一个女人穿着黑色貂绒上衣、皮裤和高筒靴，坐在一排五颜六色的戏服前。圆润脸庞上带着浓重的舞台妆，粉白肤色、大红眼影，嘴唇右上方还点了一个黑痣。传统与现代、舞台与生活的杂糅，显得整个画面荒诞而滑稽。
照片说明是：赵丽，38岁，四川省泸州市人，成都市青白江区花园沟青年川剧团班主，一个班子十来人的饭碗掌握在她手上。
这张照片打动了赵刚。作为成都电视台纪录片导演，他找到了这个民间川剧团的演出地，驻团三个月，拍摄了一部以此为题的纪录片：《唱着活着》。
“信仰是活在舞台上，传统文化是活在戏里，现实就是挣钱吃饭。”在与这支流浪的川剧团朝夕相处三个月后，赵刚这样总结如今民间川剧团的生存状态。
“过一年就少一排观众”
剧团的演出时间，固定在每天下午2点半。从中午12点起，就有老人陆陆续续前来候场。
身子骨还硬朗的，骑着电动车、四轮摩托突突地开进来。腰间别着音箱放着《荷塘月色》、背着手，晃着水杯，佝偻着步行而来，还有的拄着龙头杖、穿着中式大褂，被中年儿子搀扶着颤巍巍踱进来。
有一位出了名的“孝子儿”，每天开车送偏瘫的父亲来看戏。停在门口，再把父亲从车里抱出来坐上轮椅，推进剧场。
演出场地是成都市新都区美泉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其实就是一座建在河上的水碾房。两面是留了孔洞的红砖墙，蛛网般的电线穿过木制三角屋顶，顶上挂着破旧的彩旗和宫灯。一位老人家说，他小时候常来这里玩耍，现在和上世纪60年代几乎没什么差别。
恍惚之间，半个世纪凝固了。所有的颜色全都褪去，似乎一切都蒙着灰、罩着尘。
只有当锣鼓敲响、射灯啪地一声亮起，当演员们身着大红大绿的袍、咿咿呀呀地唱起，舞台上才出现一个异常明亮、精神抖擞的世界。
“哎呀，夫人呐，人家王尚书那女娃子，柳腰身细骨骼，知诗书有品格，除了肚脐眼一节巴都没得哦!”花枝招展、巧嘴滑舌，赵丽扮上的媒婆一张口，立刻就把老人们逗乐了。
讽刺一个贪婪好色的公子哥儿，“唉哟喂，你的口水都要把脚背打肿了!”
有时候冒出一些川话粗口：“我的仙人板板!”台下又笑。
自古以来，“天府之国”的四川人养成了达观幽默、苦中作乐的性格，川剧语言亦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郁，如此这般的插科打诨挺有“笑果”。
国营剧团也有这些，但民营剧团的“尺度”更宽松，前者多演出中规中矩、连站位走姿都规定好的折子戏，而民营剧团除了周末演出折子戏，平时多是没有台本的条纲戏，只有故事情节和角色分配，演员在舞台上唱了这句想下旬，演得好不好，能不能将13个半韵脚押对，能不能把故事情节说清楚，又做到每场都不一样，要看演员平时的功底，当然，如果能在唱词里加点典故传说就更好了。
即兴演出，出纰漏的时候当然也很多。
“钱呢?我没有钱。”有一次，一位演员竟然说出了“钱”这个现代词语。
对戏演员没有紧张，挤挤眉，顺嘴接过：“我这里有二百银两，你拿去便是。”
有时，演员下台时打招呼说：“拜拜!”
观众大多一笑了之，并不深究。观众宽容，演员们也渐渐随意起来，身在舞台，小动作不断。比如，将边角歪了的地毯踢踢正，或是将占了太师椅睡觉的黑猫赶下舞台去。
有一次，班主赵丽演衙役，别人还在唱着呢，她忽然下台来，走到卖票的那儿数数钞票。她在台上做背景百无聊赖，暗暗数了今天的观众，立刻下来对账了。
正在拍摄的导演赵刚和摄像钱戈惊讶地不知该怎么办，可舞台下的老人们见怪不怪。他们稀稀落落地坐着，有人眯着眼听得入迷、手指在腿上打着鼓点，有人低声聊天，还有老人支撑不住打起了呼噜。时常有人起身添上茶水，或者穿过舞台去厕所。这时，竹椅便吱吱呀呀地响成一片。
不过，时间一长，赵刚渐渐明白，老人们真正需要的，不过是这样一种主场氛围。他们的老花眼看不清电视，更不会玩电脑，到这里花10块钱，茶水管够，还能重温年少时的安逸和乐子，这就够了，如果想在四川省川剧院、锦江剧场这样的地方获得这种享受，一次至少得花150块钱。
跟了剧团三个月，赵刚发现，这个市场虽然以老人为主，但却不乏铁杆粉丝。在石板滩，一位虔诚信仰佛教的老人，几乎每个月都给团员们发奖金，每人100元，年纪最小的演员丹丹独有200元。大多数老人们给剧团送油、送米，就连自家种的一把小葱、一把青菜，也塞在摩托车后座小箱子里带过来。
有一次，一位96岁高龄的邓爷爷给团员们送来了猪肉和小菜。赵丽力邀邓爷爷一起吃饭，老人推辞不肯，只说吃过了。
“邓爷爷，你对我们角儿这么好，过几年你满100岁了，我们免费给你唱戏!”赵丽吞了一大口饭。
老人家有些不好意思，“免费都说起了……”有些感动，有些意外。赵丽接话，言中有深意：“我们的立场是免费，但你到时候有什么心情，那是你的事噻!”
话音刚落，团员们都笑起来。
寿辰也就罢了，赵丽最心酸的是参加戏迷们的葬礼。川剧界内流传着一句俗语，“过一年就少一排观众”，她剧团的观众，最年轻的也有45岁了。
火把聚散
第一天在剧团吃饭，赵刚没怎么吃饱。
剧团12个人，只有3样菜。一大盆蘑菇汤，一个青菜，通常再加一个俏荤(素多荤少的传统川菜)，吃到底朝天，将将够。
演员们用痱子粉打底、色拉油卸妆。舞台周围搭出一张张床板，再用被单、布条一围，便是演员们的住处。装着秋冬衣服的箱子还没有打开，指甲剪、充电器、卫生纸等各色生活用品混杂着堆在一块。夜晚，娱乐生活只有三样：出门遛弯，打麻将，或是窝在蚊帐里看租来的影碟。
每人每天的平均收入是40块钱，吃住算是团里的，一个月的净收入在千元左右。 身为城市人，赵刚难免觉得这样的日子寒酸而辛苦，但他很快发现，这又似乎是团员们最合适的选择。
团员严老五曾想应聘临时工。老板问他，你会钳工吗?严老五说不会。
车工呢?还是不会。严老五主动提议：“要不，我去搬石头吧?”
没想到老板嫌他太瘦，拒绝了，严老五一气之下回到班子。
团员们大多自小习艺，小学初中都没有毕业。尽管有人开过茶馆、餐厅，卖过百货，也去浙江等地做过流水线上的工人，但最后还是忍受不了一天10多个小时的繁重劳动，重操旧业。
川剧是他们略显黯淡的人生中唯一的自信。一天中至少两个半小时，他们是舞台上的驸马爷、状元郎、帝王将相或是书生小姐，是拥有目光与掌声的“角儿”。“有时候，换上一身戏服，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团里最年轻的演员丹丹说。
川剧一度辉煌。作为四川文化的一大特色，建国后，几乎每个县都有国营川剧团，每个镇都建了剧场和戏台。文革十年中，川剧被当作“封资修毒草”扫除掉，只有几个剧团依靠移植样板戏而苟延残喘。直到1979年后，川剧舞台才得以开禁。
从1980年起，团员严老二、严老五兄弟俩便跟着爷爷四处演出，座唱(不表演，坐着唱)挣钱。1角钱门票，红火时能有观众1000多人，“十里八乡的，点着火把就来了”——“火把剧团”的称呼即部分来源于此。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电视电影、歌舞厅等娱乐方式兴起，县一级川剧团纷纷垮台。班子各自组合，形成面向底层的民间川剧团。
赵丽的剧团很是典型，包括四对夫妻、解散了的县级川剧团演员以及几位川剧票友，交织着亲戚、老乡、朋友等各种关系，剧团得以维系，便是靠着这各色情谊，加上一股子江湖义气。
不了解川剧的外地人，只知道变脸、吐火等绝活，国营剧场也乐得安排这些戏码给他们看。民间艺人们也会变脸，却不愿意过多表演。对川剧，他们有着另一种自尊。在他们看来，唱腔、表演才是川剧的精髓，而变脸这些不过是哗众取宠的技艺罢了。
在音响、服装、道具等硬件条件方向，花园沟剧团完全不能与国营剧团相比。
以前用牦牛尾巴制的假胡须，现在只能买钓鱼线了。上好的丝制蟒袍，“川货”要上万块，他们只能买几百块钱的“西安货”。还有一些川剧角色专用的行头，比如关云长的“夫子盔”、吕布的“排苏”，他们只能找别的衣服将就了。
赵丽曾拜会四川某国营川剧团。一见面，团长随意问了句：你们团里有多少人?
赵丽回答：12个。
本来歪着身子的团长立即挺直了背，嘴角流露一丝笑意：“那你们的乐队怎么办?”
“嗨，还乐队!”赵丽无语了。
通常五六个人的乐队活计，赵丽的老公严老五一人包了，他脚踩小锣，左手打鼓和梆子，膝盖上是钹，还要吹唢呐和帮腔，从来不闲着。
剧团有着自己独特生存路径：在乡镇上及城乡结合部，租下便宜场子演出。行头简单，聚散无时。一旦没有观众、入不敷出，再行迁徙。呆在一个地方的时间，多则几年，少则一月。他们是川剧里的吉普赛人，逐观众而居，为生存而流浪，泸州、永川、安顺……赵丽已经记不清自己走过了多少地方。
2008年，他们曾打算定居花园沟，无奈观众太少，难以为继；2011年，他们迁往石板滩，没想到，8个月后，政府的一纸拆迁通知发给剧团房东，石板滩镇计划构建旅游文化古镇，打造独具客家风情的成熟社区，为此，剧场租下的围棚被列入扩路拆迁范围。
最后几星期里，一边是剧团照旧唱戏的高昂锣鼓，一边是工人抡起大锤砸墙的咚咚闷响。眼看着躲不过推土机，剧团才遍寻周边，最后在泰兴镇退休干部的帮助下，租下水碾房一年。
因拆迁而迁徙，或许是花园沟剧团进入21世纪的“时代特色”。
火把一词的另一含义是，剧团一定要有演员愿意唱、有观众来捧场，就像有人举起了火把，火焰才能不熄灭。在成都及周边，这样的火把剧团尚存十四五个。
然而，年轻人不懂川剧，也不看川剧。最滑稽的一次是，赵丽刚挂出下午开演《一代名妓》的黑板牌，一位年轻人探头探脑地问：这里是不是有“那种服务”?
生财之道
2012年3月底的一天上午，赵丽挂出牌子，当天上演的剧目是《观音得道》。组里最年轻的演员、16岁的丹丹扮上观音行头，拿上插着柳叶的花瓶，上了一台农用车。旁边，赵丽和另一位女演员扮成童子。压阵的是严老二的锣鼓。还有一只活鸡，被塞在丹丹面前。一行人，敲锣打鼓地前往附近寺庙为观音菩萨烧香，顺路游街招揽观众。
丹丹小学还没有读完便跟着父母跑江湖，因天资聪颖成为团里的台柱子。身为90后，她喜欢上QQ、看韩剧、绣十字绣。
当然，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今天的“观音”。游街一个多小时后，农用车意外在街上爆了胎，众人颇感狼狈，赵丽出言安慰：“这是观音在考验我们的心诚不诚!”
赵刚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阵仗，只是好奇地跟着。
从东佛寺回来，观众果然爆满。演出快结束时，丹丹演的“观音”端坐于高台之上，朗声说道：“吾当不能久留在这石板滩内，随吾带来这灵符数张，以保这世人平安。”另一位穿着马褂的男演员用刀割开了鸡的喉管，将鲜血淋在地上的“灵符”，嘴里念念有词：“天无忌、地无忌、年无忌、月无忌、日无忌、时无忌……”
仪式结束，买卖上场。“下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平安宝符，5元一张，抓紧时间。”
45张灵符很快就抢光了，有阔气的老板扔下120块钱拿走一张，赵丽有些恼火：“早晓得卖它个200张就好了。”
虽然赵丽解释这是传统的“开光点相”仪式，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不过是民营剧团被迫想出的生财之道罢了。
经济困窘，精明的赵丽不得不尽一切可能赚钱。承接红白喜事，2000块一场，末了，她还会找主人讨些红包，“这么多钱都出了，再给角儿们一点小钱，保管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平时演出，也会特意安排一场苦情戏，赚取老人们的眼泪之余，还会有包着钱的假花放在舞台上。
赵丽甚至考虑过，晚上请一个歌舞剧团过来驻场，收取场租。这些歌舞剧团当然不是单纯地表演唱唱歌跳跳舞，考虑到团里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尤其是16岁的丹丹，最终作罢。
丹丹的床，就在舞台上的幕布之后。她曾有意出外闯荡世界，却因未满18岁而遭到妈妈的坚决反对。
前不久，剧团参加一次比赛，丹丹被一位得过梅花奖的川剧名家看中，当场收为弟子。老师有意让丹丹进入川剧学校学习，但丹丹父母的态度却是淡淡的，不置可否。
赵刚打听到其中缘由，大约是为了丹丹还在上学的妹妹考虑，爸妈希望她能继续赚钱养家。他有些心痛，但身为外人，终不能多说什么。
作为一个记录者，赵刚觉得，无法用道德或法律来衡量这些民间艺人，他感到他们坚持的某种自尊，也感到生存中的许多无奈，日渐老去的观众，终生漂泊的剧团，曾经的热闹变成了残垣断壁，“火把”是否终归要熄灭?
纪录片拍摄结束后，一个新的动向或许可以作为这个思考的一个注解。2012年是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振兴川剧”号召30周年，在赵刚的帮助下，花园沟青年川剧团于8月成功申请到了成都市文化局提供一笔四万元的援助经费，他们是唯一获得这项援助的民间剧团。
这是赵丽30多年民间川剧表演生涯中，获得的第一笔政府拨款。“太多了，不知道该咋用。”她一边摘菜，一边淡淡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本来透着精明和泼辣的面孔，因为这天唱得时间长了些，显出些不常见的疲惫。
这是让导演赵刚印象深刻的一张照片：
一个女人穿着黑色貂绒上衣、皮裤和高筒靴，坐在一排五颜六色的戏服前。圆润脸庞上带着浓重的舞台妆，粉白肤色、大红眼影，嘴唇右上方还点了一个黑痣。传统与现代、舞台与生活的杂糅，显得整个画面荒诞而滑稽。
照片说明是：赵丽，38岁，四川省泸州市人，成都市青白江区花园沟青年川剧团班主，一个班子十来人的饭碗掌握在她手上。
这张照片打动了赵刚。作为成都电视台纪录片导演，他找到了这个民间川剧团的演出地，驻团三个月，拍摄了一部以此为题的纪录片：《唱着活着》。
“信仰是活在舞台上，传统文化是活在戏里，现实就是挣钱吃饭。”在与这支流浪的川剧团朝夕相处三个月后，赵刚这样总结如今民间川剧团的生存状态。
“过一年就少一排观众”
剧团的演出时间，固定在每天下午2点半。从中午12点起，就有老人陆陆续续前来候场。
身子骨还硬朗的，骑着电动车、四轮摩托突突地开进来。腰间别着音箱放着《荷塘月色》、背着手，晃着水杯，佝偻着步行而来，还有的拄着龙头杖、穿着中式大褂，被中年儿子搀扶着颤巍巍踱进来。
有一位出了名的“孝子儿”，每天开车送偏瘫的父亲来看戏。停在门口，再把父亲从车里抱出来坐上轮椅，推进剧场。
演出场地是成都市新都区美泉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其实就是一座建在河上的水碾房。两面是留了孔洞的红砖墙，蛛网般的电线穿过木制三角屋顶，顶上挂着破旧的彩旗和宫灯。一位老人家说，他小时候常来这里玩耍，现在和上世纪60年代几乎没什么差别。
恍惚之间，半个世纪凝固了。所有的颜色全都褪去，似乎一切都蒙着灰、罩着尘。
只有当锣鼓敲响、射灯啪地一声亮起，当演员们身着大红大绿的袍、咿咿呀呀地唱起，舞台上才出现一个异常明亮、精神抖擞的世界。
“哎呀，夫人呐，人家王尚书那女娃子，柳腰身细骨骼，知诗书有品格，除了肚脐眼一节巴都没得哦!”花枝招展、巧嘴滑舌，赵丽扮上的媒婆一张口，立刻就把老人们逗乐了。
讽刺一个贪婪好色的公子哥儿，“唉哟喂，你的口水都要把脚背打肿了!”
有时候冒出一些川话粗口：“我的仙人板板!”台下又笑。
自古以来，“天府之国”的四川人养成了达观幽默、苦中作乐的性格，川剧语言亦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郁，如此这般的插科打诨挺有“笑果”。
国营剧团也有这些，但民营剧团的“尺度”更宽松，前者多演出中规中矩、连站位走姿都规定好的折子戏，而民营剧团除了周末演出折子戏，平时多是没有台本的条纲戏，只有故事情节和角色分配，演员在舞台上唱了这句想下旬，演得好不好，能不能将13个半韵脚押对，能不能把故事情节说清楚，又做到每场都不一样，要看演员平时的功底，当然，如果能在唱词里加点典故传说就更好了。
即兴演出，出纰漏的时候当然也很多。
“钱呢?我没有钱。”有一次，一位演员竟然说出了“钱”这个现代词语。
对戏演员没有紧张，挤挤眉，顺嘴接过：“我这里有二百银两，你拿去便是。”
有时，演员下台时打招呼说：“拜拜!”
观众大多一笑了之，并不深究。观众宽容，演员们也渐渐随意起来，身在舞台，小动作不断。比如，将边角歪了的地毯踢踢正，或是将占了太师椅睡觉的黑猫赶下舞台去。
有一次，班主赵丽演衙役，别人还在唱着呢，她忽然下台来，走到卖票的那儿数数钞票。她在台上做背景百无聊赖，暗暗数了今天的观众，立刻下来对账了。
正在拍摄的导演赵刚和摄像钱戈惊讶地不知该怎么办，可舞台下的老人们见怪不怪。他们稀稀落落地坐着，有人眯着眼听得入迷、手指在腿上打着鼓点，有人低声聊天，还有老人支撑不住打起了呼噜。时常有人起身添上茶水，或者穿过舞台去厕所。这时，竹椅便吱吱呀呀地响成一片。
不过，时间一长，赵刚渐渐明白，老人们真正需要的，不过是这样一种主场氛围。他们的老花眼看不清电视，更不会玩电脑，到这里花10块钱，茶水管够，还能重温年少时的安逸和乐子，这就够了，如果想在四川省川剧院、锦江剧场这样的地方获得这种享受，一次至少得花150块钱。
跟了剧团三个月，赵刚发现，这个市场虽然以老人为主，但却不乏铁杆粉丝。在石板滩，一位虔诚信仰佛教的老人，几乎每个月都给团员们发奖金，每人100元，年纪最小的演员丹丹独有200元。大多数老人们给剧团送油、送米，就连自家种的一把小葱、一把青菜，也塞在摩托车后座小箱子里带过来。
有一次，一位96岁高龄的邓爷爷给团员们送来了猪肉和小菜。赵丽力邀邓爷爷一起吃饭，老人推辞不肯，只说吃过了。
“邓爷爷，你对我们角儿这么好，过几年你满100岁了，我们免费给你唱戏!”赵丽吞了一大口饭。
老人家有些不好意思，“免费都说起了……”有些感动，有些意外。赵丽接话，言中有深意：“我们的立场是免费，但你到时候有什么心情，那是你的事噻!”
话音刚落，团员们都笑起来。
寿辰也就罢了，赵丽最心酸的是参加戏迷们的葬礼。川剧界内流传着一句俗语，“过一年就少一排观众”，她剧团的观众，最年轻的也有45岁了。
火把聚散
第一天在剧团吃饭，赵刚没怎么吃饱。
剧团12个人，只有3样菜。一大盆蘑菇汤，一个青菜，通常再加一个俏荤(素多荤少的传统川菜)，吃到底朝天，将将够。
演员们用痱子粉打底、色拉油卸妆。舞台周围搭出一张张床板，再用被单、布条一围，便是演员们的住处。装着秋冬衣服的箱子还没有打开，指甲剪、充电器、卫生纸等各色生活用品混杂着堆在一块。夜晚，娱乐生活只有三样：出门遛弯，打麻将，或是窝在蚊帐里看租来的影碟。
每人每天的平均收入是40块钱，吃住算是团里的，一个月的净收入在千元左右。 身为城市人，赵刚难免觉得这样的日子寒酸而辛苦，但他很快发现，这又似乎是团员们最合适的选择。
团员严老五曾想应聘临时工。老板问他，你会钳工吗?严老五说不会。
车工呢?还是不会。严老五主动提议：“要不，我去搬石头吧?”
没想到老板嫌他太瘦，拒绝了，严老五一气之下回到班子。
团员们大多自小习艺，小学初中都没有毕业。尽管有人开过茶馆、餐厅，卖过百货，也去浙江等地做过流水线上的工人，但最后还是忍受不了一天10多个小时的繁重劳动，重操旧业。
川剧是他们略显黯淡的人生中唯一的自信。一天中至少两个半小时，他们是舞台上的驸马爷、状元郎、帝王将相或是书生小姐，是拥有目光与掌声的“角儿”。“有时候，换上一身戏服，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团里最年轻的演员丹丹说。
川剧一度辉煌。作为四川文化的一大特色，建国后，几乎每个县都有国营川剧团，每个镇都建了剧场和戏台。文革十年中，川剧被当作“封资修毒草”扫除掉，只有几个剧团依靠移植样板戏而苟延残喘。直到1979年后，川剧舞台才得以开禁。
从1980年起，团员严老二、严老五兄弟俩便跟着爷爷四处演出，座唱(不表演，坐着唱)挣钱。1角钱门票，红火时能有观众1000多人，“十里八乡的，点着火把就来了”——“火把剧团”的称呼即部分来源于此。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电视电影、歌舞厅等娱乐方式兴起，县一级川剧团纷纷垮台。班子各自组合，形成面向底层的民间川剧团。
赵丽的剧团很是典型，包括四对夫妻、解散了的县级川剧团演员以及几位川剧票友，交织着亲戚、老乡、朋友等各种关系，剧团得以维系，便是靠着这各色情谊，加上一股子江湖义气。
不了解川剧的外地人，只知道变脸、吐火等绝活，国营剧场也乐得安排这些戏码给他们看。民间艺人们也会变脸，却不愿意过多表演。对川剧，他们有着另一种自尊。在他们看来，唱腔、表演才是川剧的精髓，而变脸这些不过是哗众取宠的技艺罢了。
在音响、服装、道具等硬件条件方向，花园沟剧团完全不能与国营剧团相比。
以前用牦牛尾巴制的假胡须，现在只能买钓鱼线了。上好的丝制蟒袍，“川货”要上万块，他们只能买几百块钱的“西安货”。还有一些川剧角色专用的行头，比如关云长的“夫子盔”、吕布的“排苏”，他们只能找别的衣服将就了。
赵丽曾拜会四川某国营川剧团。一见面，团长随意问了句：你们团里有多少人?
赵丽回答：12个。
本来歪着身子的团长立即挺直了背，嘴角流露一丝笑意：“那你们的乐队怎么办?”
“嗨，还乐队!”赵丽无语了。
通常五六个人的乐队活计，赵丽的老公严老五一人包了，他脚踩小锣，左手打鼓和梆子，膝盖上是钹，还要吹唢呐和帮腔，从来不闲着。
剧团有着自己独特生存路径：在乡镇上及城乡结合部，租下便宜场子演出。行头简单，聚散无时。一旦没有观众、入不敷出，再行迁徙。呆在一个地方的时间，多则几年，少则一月。他们是川剧里的吉普赛人，逐观众而居，为生存而流浪，泸州、永川、安顺……赵丽已经记不清自己走过了多少地方。
2008年，他们曾打算定居花园沟，无奈观众太少，难以为继；2011年，他们迁往石板滩，没想到，8个月后，政府的一纸拆迁通知发给剧团房东，石板滩镇计划构建旅游文化古镇，打造独具客家风情的成熟社区，为此，剧场租下的围棚被列入扩路拆迁范围。
最后几星期里，一边是剧团照旧唱戏的高昂锣鼓，一边是工人抡起大锤砸墙的咚咚闷响。眼看着躲不过推土机，剧团才遍寻周边，最后在泰兴镇退休干部的帮助下，租下水碾房一年。
因拆迁而迁徙，或许是花园沟剧团进入21世纪的“时代特色”。
火把一词的另一含义是，剧团一定要有演员愿意唱、有观众来捧场，就像有人举起了火把，火焰才能不熄灭。在成都及周边，这样的火把剧团尚存十四五个。
然而，年轻人不懂川剧，也不看川剧。最滑稽的一次是，赵丽刚挂出下午开演《一代名妓》的黑板牌，一位年轻人探头探脑地问：这里是不是有“那种服务”?
生财之道
2012年3月底的一天上午，赵丽挂出牌子，当天上演的剧目是《观音得道》。组里最年轻的演员、16岁的丹丹扮上观音行头，拿上插着柳叶的花瓶，上了一台农用车。旁边，赵丽和另一位女演员扮成童子。压阵的是严老二的锣鼓。还有一只活鸡，被塞在丹丹面前。一行人，敲锣打鼓地前往附近寺庙为观音菩萨烧香，顺路游街招揽观众。
丹丹小学还没有读完便跟着父母跑江湖，因天资聪颖成为团里的台柱子。身为90后，她喜欢上QQ、看韩剧、绣十字绣。
当然，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今天的“观音”。游街一个多小时后，农用车意外在街上爆了胎，众人颇感狼狈，赵丽出言安慰：“这是观音在考验我们的心诚不诚!”
赵刚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阵仗，只是好奇地跟着。
从东佛寺回来，观众果然爆满。演出快结束时，丹丹演的“观音”端坐于高台之上，朗声说道：“吾当不能久留在这石板滩内，随吾带来这灵符数张，以保这世人平安。”另一位穿着马褂的男演员用刀割开了鸡的喉管，将鲜血淋在地上的“灵符”，嘴里念念有词：“天无忌、地无忌、年无忌、月无忌、日无忌、时无忌……”
仪式结束，买卖上场。“下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平安宝符，5元一张，抓紧时间。”
45张灵符很快就抢光了，有阔气的老板扔下120块钱拿走一张，赵丽有些恼火：“早晓得卖它个200张就好了。”
虽然赵丽解释这是传统的“开光点相”仪式，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不过是民营剧团被迫想出的生财之道罢了。
经济困窘，精明的赵丽不得不尽一切可能赚钱。承接红白喜事，2000块一场，末了，她还会找主人讨些红包，“这么多钱都出了，再给角儿们一点小钱，保管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平时演出，也会特意安排一场苦情戏，赚取老人们的眼泪之余，还会有包着钱的假花放在舞台上。
赵丽甚至考虑过，晚上请一个歌舞剧团过来驻场，收取场租。这些歌舞剧团当然不是单纯地表演唱唱歌跳跳舞，考虑到团里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尤其是16岁的丹丹，最终作罢。
丹丹的床，就在舞台上的幕布之后。她曾有意出外闯荡世界，却因未满18岁而遭到妈妈的坚决反对。
前不久，剧团参加一次比赛，丹丹被一位得过梅花奖的川剧名家看中，当场收为弟子。老师有意让丹丹进入川剧学校学习，但丹丹父母的态度却是淡淡的，不置可否。
赵刚打听到其中缘由，大约是为了丹丹还在上学的妹妹考虑，爸妈希望她能继续赚钱养家。他有些心痛，但身为外人，终不能多说什么。
作为一个记录者，赵刚觉得，无法用道德或法律来衡量这些民间艺人，他感到他们坚持的某种自尊，也感到生存中的许多无奈，日渐老去的观众，终生漂泊的剧团，曾经的热闹变成了残垣断壁，“火把”是否终归要熄灭?
纪录片拍摄结束后，一个新的动向或许可以作为这个思考的一个注解。2012年是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振兴川剧”号召30周年，在赵刚的帮助下，花园沟青年川剧团于8月成功申请到了成都市文化局提供一笔四万元的援助经费，他们是唯一获得这项援助的民间剧团。
这是赵丽30多年民间川剧表演生涯中，获得的第一笔政府拨款。“太多了，不知道该咋用。”她一边摘菜，一边淡淡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本来透着精明和泼辣的面孔，因为这天唱得时间长了些，显出些不常见的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