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用政策工具人为地加大外资企业和内资民营企业的差距，恰恰会降低外资的技术含量。这是中国20多年施行外资政策最大的经验和教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引入了巨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有些学者通过对FDI/内资的简单比例的计算，得出“中国引进的FDI相对于中国经济规模而言不如很多国家”的结论。但如果我们看FDI对有效率的内资（指民营企业投资）的比例，中国对FDI的依赖程度，要接近或超过世界上公认的外资依赖国（如新加坡、荷兰和爱尔兰）。我们应该对外资问题做一个理智、客观的思考。
支持外资的官员和学者认为，FDI会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我不全面否认这种观点，但我想指出，外资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取决于一些先决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接受外资的国家是否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和良好的制度环境。
与很多人看法相反，西方经济学研究没有发现FDI本身会自动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我来举几个例子：
——美国经济学界研究外资的权威之一、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卡夫斯教授，对外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这样论述的：“对一个不发达国家的外资存量与它今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任何值得信赖的定论。”
——对于外资能否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在西方学界同样是有争议的。这方面最有名的文章是阿特金森和哈里森对委内瑞拉的研究。他们的统计研究表明，除了外资合作的伙伴企业，FDI对内资企业的影响是负面的。也就是说，外资对一部分国内企业的影响是正面的，而对另外的国内企业影响是负面的；正负两面互相抵消，对整个经济影响不大。
——中国自己的例子也表明，外资绝对不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惟一方式。中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非常可观，但几乎没有FDI。比之江苏，浙江引入的外资很少，但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超过江苏。顺便提一下，印度引入的FDI相当于中国的10％，投资相当于中国的50％，但其增长速度相当于中国的80％。
——我可以很容易想出不依赖FDI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成功的例子（比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我同样可以很容易想出依赖FDI但经济发展和技术发展不成功的例子（比如墨西哥和巴西），但我想不出来很多只依赖FDI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成功的例子（也许新加坡和爱尔兰这样的小国例外）。
以上这些观点都不应该成为限制外资的理由，开放外资和发展外贸是正确的。但中国的问题是对外开放、对内不开放。虽然近几年有所改善，但中国多年来对本土民营企业在政治、法律、金融和市场进入方面高度歧视的政策仍然存在。
压制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就压制了中国市场的竞争程度，而压制了竞争，实际上也就压低了外资的技术含量。我们多年盛行一个口号：以市场换技术。这是一个违背最基本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口号。追求技术的原动力本来就是去争取市场。也就是说，技术是企业盈利、企业竞争的手段。一家企业只有在它认为要丢失市场的时候才会去发展新的技术；如果它能稳占市场，为什么要引进新的技术？我从来没有听说哪种技术突破是由垄断企业完成的。
前些年，美国政府试图打破微软公司的垄断就是基于这一原则。它认为微软公司在运行软件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对技术发展和消费者利益构成威胁。而微软公司成功地说服大陪审团的理由，是它在计算机软件方面的垄断不代表在整个信息行业的垄断，因特网的发展对计算机这种商业模式就是一种竞争。在这里谁是谁非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说明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竞争，只有竞争——不管是来自外资还是内资——才能促进技术进步。
以市场换技术是一种本末倒置、因果错位的思维方式。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去占领市场。如果高技术能占领市场，你就应该发展高技术；如果低技术能占领市场，你就不应该放弃低技术；技术本身永远不应该是目的。
美国商业史上有很多低技术打败高技术的例子，最有名的是20世纪80年代微软打败苹果和90年代波音打败麦道。麦道和苹果的技术比他们的竞争对手先进，但价位偏高，不为市场所接受。麦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家军火公司，只为政府服务，在技术上精益求精；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麦道失去了政府支持，马上在市场上失利，最后被波音收购。
以市场换技术最大的失败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北京大学教授路风的中国汽车行业研究报告表明，中国靠外资引进技术这个模式完全是失败的。外资引进了很多，但没有什么技术转移的效应。1984年到2000年，我们给予了桑塔纳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换回的是欧洲共同体在1978年就淘汰的技术。
但是，中国汽车工业失败最基本的原因是它的内资政策。中国的汽车行业和中国的金融行业一样，最大的问题是长时间只对外资开放，不对内资私营企业开放。过去20多年来，中国汽车行业的技术和市场基本是脱节的，它是对私营企业开放最迟、最不彻底的。它是国营企业的大本营，而国营企业本身是反竞争的。
以市场换技术失败的另一个佐证，就是通用汽车在中国的“优良”业绩。通用汽车是全球汽车行业里较不具有创新能力、经营相当差的公司（2005年通用汽车亏损达86亿美元）。这样一家公司在中国却创下良好的经营业绩。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中国汽车市场缺乏应有的竞争。1997年通用汽车被允许投资中国时，好像有一个条件就是几年内不上新的大型的整车项目。
同汽车行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家电产业。中国的家电产业也同样对外资开放，但和汽车行业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家电产业很早就对非传统国营企业开放。这样才有了海尔，有了潘宁、王国端领导下的2000年以前的科龙。而科龙后来的失败恰恰说明，即使在中国对民营企业最开放的行业，开放度还是不够的。中国的家电企业完全有希望成为世界上的一流企业，其成功说明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口号应该是“以竞争换技术”。
今年的“两会”已通过两税合并法案。但实际上，外资公司在中国的优势并非仅因为低税率，还在于较低的土地价格和其他因素。我认为，中国应该取消所有的开发区，尤其是那些专门为外资企业服务的开发区。实行两税合并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做法。但在具体做法上，我认为应该更偏重给民营内资企业减税而不是给外资企业增税。
两税合并是有助于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的。经济研究表明，内资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接受技术的能力才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培养民营内资企业的这种能力需要资金，需要一个包括优惠税率、良好的企业运营和充分竞争的环境，以及可靠的产权保护。用政策工具人为地加大外资企业和内资民营企业的差距，恰恰会降低外资的技术含量。这是中国20多年施行外资政策最大的经验和教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引入了巨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有些学者通过对FDI/内资的简单比例的计算，得出“中国引进的FDI相对于中国经济规模而言不如很多国家”的结论。但如果我们看FDI对有效率的内资（指民营企业投资）的比例，中国对FDI的依赖程度，要接近或超过世界上公认的外资依赖国（如新加坡、荷兰和爱尔兰）。我们应该对外资问题做一个理智、客观的思考。
支持外资的官员和学者认为，FDI会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我不全面否认这种观点，但我想指出，外资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取决于一些先决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接受外资的国家是否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和良好的制度环境。
与很多人看法相反，西方经济学研究没有发现FDI本身会自动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我来举几个例子：
——美国经济学界研究外资的权威之一、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卡夫斯教授，对外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这样论述的：“对一个不发达国家的外资存量与它今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任何值得信赖的定论。”
——对于外资能否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在西方学界同样是有争议的。这方面最有名的文章是阿特金森和哈里森对委内瑞拉的研究。他们的统计研究表明，除了外资合作的伙伴企业，FDI对内资企业的影响是负面的。也就是说，外资对一部分国内企业的影响是正面的，而对另外的国内企业影响是负面的；正负两面互相抵消，对整个经济影响不大。
——中国自己的例子也表明，外资绝对不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惟一方式。中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非常可观，但几乎没有FDI。比之江苏，浙江引入的外资很少，但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超过江苏。顺便提一下，印度引入的FDI相当于中国的10％，投资相当于中国的50％，但其增长速度相当于中国的80％。
——我可以很容易想出不依赖FDI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成功的例子（比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我同样可以很容易想出依赖FDI但经济发展和技术发展不成功的例子（比如墨西哥和巴西），但我想不出来很多只依赖FDI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成功的例子（也许新加坡和爱尔兰这样的小国例外）。
以上这些观点都不应该成为限制外资的理由，开放外资和发展外贸是正确的。但中国的问题是对外开放、对内不开放。虽然近几年有所改善，但中国多年来对本土民营企业在政治、法律、金融和市场进入方面高度歧视的政策仍然存在。
压制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就压制了中国市场的竞争程度，而压制了竞争，实际上也就压低了外资的技术含量。我们多年盛行一个口号：以市场换技术。这是一个违背最基本的市场经济原则的口号。追求技术的原动力本来就是去争取市场。也就是说，技术是企业盈利、企业竞争的手段。一家企业只有在它认为要丢失市场的时候才会去发展新的技术；如果它能稳占市场，为什么要引进新的技术？我从来没有听说哪种技术突破是由垄断企业完成的。
前些年，美国政府试图打破微软公司的垄断就是基于这一原则。它认为微软公司在运行软件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对技术发展和消费者利益构成威胁。而微软公司成功地说服大陪审团的理由，是它在计算机软件方面的垄断不代表在整个信息行业的垄断，因特网的发展对计算机这种商业模式就是一种竞争。在这里谁是谁非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说明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竞争，只有竞争——不管是来自外资还是内资——才能促进技术进步。
以市场换技术是一种本末倒置、因果错位的思维方式。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去占领市场。如果高技术能占领市场，你就应该发展高技术；如果低技术能占领市场，你就不应该放弃低技术；技术本身永远不应该是目的。
美国商业史上有很多低技术打败高技术的例子，最有名的是20世纪80年代微软打败苹果和90年代波音打败麦道。麦道和苹果的技术比他们的竞争对手先进，但价位偏高，不为市场所接受。麦道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家军火公司，只为政府服务，在技术上精益求精；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麦道失去了政府支持，马上在市场上失利，最后被波音收购。
以市场换技术最大的失败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北京大学教授路风的中国汽车行业研究报告表明，中国靠外资引进技术这个模式完全是失败的。外资引进了很多，但没有什么技术转移的效应。1984年到2000年，我们给予了桑塔纳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换回的是欧洲共同体在1978年就淘汰的技术。
但是，中国汽车工业失败最基本的原因是它的内资政策。中国的汽车行业和中国的金融行业一样，最大的问题是长时间只对外资开放，不对内资私营企业开放。过去20多年来，中国汽车行业的技术和市场基本是脱节的，它是对私营企业开放最迟、最不彻底的。它是国营企业的大本营，而国营企业本身是反竞争的。
以市场换技术失败的另一个佐证，就是通用汽车在中国的“优良”业绩。通用汽车是全球汽车行业里较不具有创新能力、经营相当差的公司（2005年通用汽车亏损达86亿美元）。这样一家公司在中国却创下良好的经营业绩。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中国汽车市场缺乏应有的竞争。1997年通用汽车被允许投资中国时，好像有一个条件就是几年内不上新的大型的整车项目。
同汽车行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家电产业。中国的家电产业也同样对外资开放，但和汽车行业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家电产业很早就对非传统国营企业开放。这样才有了海尔，有了潘宁、王国端领导下的2000年以前的科龙。而科龙后来的失败恰恰说明，即使在中国对民营企业最开放的行业，开放度还是不够的。中国的家电企业完全有希望成为世界上的一流企业，其成功说明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口号应该是“以竞争换技术”。
今年的“两会”已通过两税合并法案。但实际上，外资公司在中国的优势并非仅因为低税率，还在于较低的土地价格和其他因素。我认为，中国应该取消所有的开发区，尤其是那些专门为外资企业服务的开发区。实行两税合并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做法。但在具体做法上，我认为应该更偏重给民营内资企业减税而不是给外资企业增税。
两税合并是有助于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的。经济研究表明，内资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接受技术的能力才会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培养民营内资企业的这种能力需要资金，需要一个包括优惠税率、良好的企业运营和充分竞争的环境，以及可靠的产权保护。用政策工具人为地加大外资企业和内资民营企业的差距，恰恰会降低外资的技术含量。这是中国20多年施行外资政策最大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