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克拉科夫(Cracow)是波兰最热门的旅游城市。直到1596年,这里还是波兰王室所在地,到处是中世纪的古旧建筑和美丽街道。我到达的时候正下着毛毛细雨,街角的青苔散发出茵茵的潮气,浅浅的积水映射出商店的霓虹。这小城规模远逊华沙,又因未遭二战破坏而面貌完好,是真正的古都。
作为犹太人街区,卡奇米日是克拉科夫最迷人的所在之一。远离城中心开阔的中世纪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卡奇米日的狭窄街道和低矮建筑有着舒适的寂静。那些老迈建筑毫不修饰自己的陈旧和破败,反而成就了浑然天成的历史感,成就了每个拐角都令人想要回眸一望的风情。
然而,卡奇米日最早并不是犹太人定居之所。波兰国王卡奇米日于1335年建立此处时,它是个独立的小镇。15世纪初,犹太人被当时的统治者驱逐出克拉科夫,并被强制定居在卡奇米日这个小小的限定区域内,此处与克拉科夫之间还修筑了一道隔离墙。直到二战爆发,克拉科夫的65000名犹太人绝大多数住在这里。
卡奇米日的郊区,坐落着辛德勒的工厂,现已改建成博物馆。因为《辛德勒的名单》,这个拯救犹太人的英雄广为人知。前往工厂的路并不好找,需要穿过废弃的工业区,来的游客也寥寥无几,很多人并不知道辛德勒的工厂真实存在,并且就在克拉科夫市郊。博物馆的外墙上刻着那句经典的话:“救一条命,等于救全世界。”
从工厂回克拉科夫的路上,会经过无名英雄广场。空荡荡的广场,摆放着几十把钢制的靠背椅,用以纪念那些抗击纳粹、英勇牺牲的凡人。对我而言,关于纳粹和犹太人的历史课才刚刚开了个头,因为第二天,我就将去往离此地54公里的一座遗址,那是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地方——奥斯维辛。
这是波兰、犹太人乃至整个世界都难以触碰的刀口,至今伤疤未愈,也不可能痊愈。去往奥斯维辛前夜,青旅宿舍里同屋的利物浦老头,特意给我在小本子上写下“Oswiecim”和“Auschwitz”,叮嘱我前者是波兰原名、后者是纳粹改过来的名字,在和波兰人交往时,最好还是以波兰称呼提起,免得当地人不快。
早晨6点多,我就睡不着了,和天气预报说的一样,这是个再阴沉不过的天气,去奥斯维辛再合适不过。到了克拉科夫长途汽车站,买好一张去往奥斯维辛的票,和满车游客半睡半醒地穿过波兰雾蒙蒙的原野。
田间村庄若隐若现,不知不觉又下起了小雨,人们穿上了大衣。
如果早一点到达奥斯维辛,是可以不用跟团参观的,否则散客必须拼团由导游带入。这里有来自全世界的游客:美国的、澳大利亚的,许多带着困惑和难以理解的神情;中国的,大多脸上写着4个字:“感同身受”;欧洲的更不必说,他们中不少年迈者经历过那场毁灭世界的大战。
游客最多、组织最周密的,是犹太人。一天下来,碰见的犹太人上百。许多是稚嫩的孩子、年轻的以色列学生,成群结队远道而来,身上裹着以色列国旗,带着花圈、花束、烛火,在废墟前听向导讲先人的故事。不知道是谁说过,犹太人是最不善于忘记的民族,奥斯维辛大概是他们这辈子都必须一看的地方。
“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记者只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在访问这里之后,如果不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就离开,那就对不起在这里遇难的人们。”那天离开时在访客簿上留言的一刻,我脑子里浮现出罗森塔尔曾获普利策奖的这篇新闻报道。
这里并不是个适合发挥幽默感的地方,人们小心翼翼地低声交谈,甚至连玩笑都不敢乱开。只有那些历史上未曾亲身经历过被驱赶和被屠戮的民族,他们的脸上才有些笑容,比如向来开朗阳光的美国人。但当两个孩子在比克瑙(Birkenau)集中营的草地上不知为何放声大笑,还是有不相识的中年人恶狠狠地呵斥:“给点起码的尊重,孩子!”
在集中营的一角,矗立着一座保存完好的毒气室。旁边是一个绞刑架,二战结束后,鲁道夫·胡斯被绞死在这里。毒气室的入口很狭窄,必须按照秩序排队进出,个子高的人甚至有可能摸到房顶,但里面很开阔,不仅有毒气室,还有焚尸炉,两根坚实的烟囱伸向天空,它们曾经吞下尸骨,吐出滚滚浓烟。
犹太人在这里遭到了最悲惨的对待。尽管集中营里关过吉普赛人、战俘、知识分子、反抗组织成员、反社会分子、同性恋,但犹太人是其中最低等的。纳粹甚至鼓励囚犯们歧视和欺辱犹太人,反犹主义在牢房里和高墙外一样盛行。根据幸存者古特曼回忆,犹太人被看成是“贱民”,“甚至那些不反对犹太人的人,以及反对集中营里充斥的仇恨的人,也视犹太人为被遗弃的可耻的生物。”
这里要说说“犹太特别分队”。这些犹太人在被杀害和被替换前,必须帮助党卫军安抚进入毒气室的人,之后拖出尸体、掠夺钱财、焚烧残留物、丢弃骨灰、把遗物分类送到纳粹手里。胡斯后来写道:“我从来看不到这些助理向即将被毒死的人泄漏消息的迹象,相反,助理们竭尽全力欺骗他们。”
是因为不忍吗?
我拐进了一幢无人参观的小楼,门关着,但没锁。这里静静躺着一个展览:1939年到1945年间的波兰抵抗运动。西有纳粹,东有苏俄,这两个强大的邻邦都有着“悠久”的反犹传统。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战争爆发后一起瓜分了波兰。墙上有张照片,苏德士兵会师后友好地给对方点烟。
残留的营房都非常大,如厂房车间,单薄的木板挡不住冬天的风雪。牢房中间安装了一条暖气管,两边是三层的床铺,本来塞下5人的空间到后期塞下了10人。有两间牢房被改造成男女厕所,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时间里,犯人只有两次固定的上厕所时间,每次有约500人同时使用,毫无隐私可言。
比克瑙地广人稀,更加安静。独自待在空无一人的营房里,光线十分昏暗,我看到床板上放着一支干枯的康乃馨。看着窗外细雨纷飞的田野,我只能暗自臆想那无数个不眠之夜,无辜的弱者是如何失眠着倒数、如何痛苦地呻吟、如何绝望地盼望。今天是如此平静,而穿越历史的风尘,我仿佛看见无数犹太人在等待未知的命运。
“想要了解战争年代,人们当然可以选择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但那只是个纪念馆而已。而在这里,惨绝人寰的杀戮真实地发生过,这里是冤魂们的无名公墓,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这里,才是真正的大屠杀纪念馆。”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如今已年过90的瓦拉迪斯拉夫·巴托泽乌斯基如是说。
作为犹太人街区,卡奇米日是克拉科夫最迷人的所在之一。远离城中心开阔的中世纪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卡奇米日的狭窄街道和低矮建筑有着舒适的寂静。那些老迈建筑毫不修饰自己的陈旧和破败,反而成就了浑然天成的历史感,成就了每个拐角都令人想要回眸一望的风情。
然而,卡奇米日最早并不是犹太人定居之所。波兰国王卡奇米日于1335年建立此处时,它是个独立的小镇。15世纪初,犹太人被当时的统治者驱逐出克拉科夫,并被强制定居在卡奇米日这个小小的限定区域内,此处与克拉科夫之间还修筑了一道隔离墙。直到二战爆发,克拉科夫的65000名犹太人绝大多数住在这里。
卡奇米日的郊区,坐落着辛德勒的工厂,现已改建成博物馆。因为《辛德勒的名单》,这个拯救犹太人的英雄广为人知。前往工厂的路并不好找,需要穿过废弃的工业区,来的游客也寥寥无几,很多人并不知道辛德勒的工厂真实存在,并且就在克拉科夫市郊。博物馆的外墙上刻着那句经典的话:“救一条命,等于救全世界。”
从工厂回克拉科夫的路上,会经过无名英雄广场。空荡荡的广场,摆放着几十把钢制的靠背椅,用以纪念那些抗击纳粹、英勇牺牲的凡人。对我而言,关于纳粹和犹太人的历史课才刚刚开了个头,因为第二天,我就将去往离此地54公里的一座遗址,那是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地方——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没有新闻”
这是波兰、犹太人乃至整个世界都难以触碰的刀口,至今伤疤未愈,也不可能痊愈。去往奥斯维辛前夜,青旅宿舍里同屋的利物浦老头,特意给我在小本子上写下“Oswiecim”和“Auschwitz”,叮嘱我前者是波兰原名、后者是纳粹改过来的名字,在和波兰人交往时,最好还是以波兰称呼提起,免得当地人不快。
早晨6点多,我就睡不着了,和天气预报说的一样,这是个再阴沉不过的天气,去奥斯维辛再合适不过。到了克拉科夫长途汽车站,买好一张去往奥斯维辛的票,和满车游客半睡半醒地穿过波兰雾蒙蒙的原野。
田间村庄若隐若现,不知不觉又下起了小雨,人们穿上了大衣。
如果早一点到达奥斯维辛,是可以不用跟团参观的,否则散客必须拼团由导游带入。这里有来自全世界的游客:美国的、澳大利亚的,许多带着困惑和难以理解的神情;中国的,大多脸上写着4个字:“感同身受”;欧洲的更不必说,他们中不少年迈者经历过那场毁灭世界的大战。
游客最多、组织最周密的,是犹太人。一天下来,碰见的犹太人上百。许多是稚嫩的孩子、年轻的以色列学生,成群结队远道而来,身上裹着以色列国旗,带着花圈、花束、烛火,在废墟前听向导讲先人的故事。不知道是谁说过,犹太人是最不善于忘记的民族,奥斯维辛大概是他们这辈子都必须一看的地方。
“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记者只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在访问这里之后,如果不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就离开,那就对不起在这里遇难的人们。”那天离开时在访客簿上留言的一刻,我脑子里浮现出罗森塔尔曾获普利策奖的这篇新闻报道。
这里并不是个适合发挥幽默感的地方,人们小心翼翼地低声交谈,甚至连玩笑都不敢乱开。只有那些历史上未曾亲身经历过被驱赶和被屠戮的民族,他们的脸上才有些笑容,比如向来开朗阳光的美国人。但当两个孩子在比克瑙(Birkenau)集中营的草地上不知为何放声大笑,还是有不相识的中年人恶狠狠地呵斥:“给点起码的尊重,孩子!”
在集中营的一角,矗立着一座保存完好的毒气室。旁边是一个绞刑架,二战结束后,鲁道夫·胡斯被绞死在这里。毒气室的入口很狭窄,必须按照秩序排队进出,个子高的人甚至有可能摸到房顶,但里面很开阔,不仅有毒气室,还有焚尸炉,两根坚实的烟囱伸向天空,它们曾经吞下尸骨,吐出滚滚浓烟。
犹太人在这里遭到了最悲惨的对待。尽管集中营里关过吉普赛人、战俘、知识分子、反抗组织成员、反社会分子、同性恋,但犹太人是其中最低等的。纳粹甚至鼓励囚犯们歧视和欺辱犹太人,反犹主义在牢房里和高墙外一样盛行。根据幸存者古特曼回忆,犹太人被看成是“贱民”,“甚至那些不反对犹太人的人,以及反对集中营里充斥的仇恨的人,也视犹太人为被遗弃的可耻的生物。”
这里要说说“犹太特别分队”。这些犹太人在被杀害和被替换前,必须帮助党卫军安抚进入毒气室的人,之后拖出尸体、掠夺钱财、焚烧残留物、丢弃骨灰、把遗物分类送到纳粹手里。胡斯后来写道:“我从来看不到这些助理向即将被毒死的人泄漏消息的迹象,相反,助理们竭尽全力欺骗他们。”
是因为不忍吗?
“只有受害人才有资格宽恕”
我拐进了一幢无人参观的小楼,门关着,但没锁。这里静静躺着一个展览:1939年到1945年间的波兰抵抗运动。西有纳粹,东有苏俄,这两个强大的邻邦都有着“悠久”的反犹传统。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战争爆发后一起瓜分了波兰。墙上有张照片,苏德士兵会师后友好地给对方点烟。
残留的营房都非常大,如厂房车间,单薄的木板挡不住冬天的风雪。牢房中间安装了一条暖气管,两边是三层的床铺,本来塞下5人的空间到后期塞下了10人。有两间牢房被改造成男女厕所,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时间里,犯人只有两次固定的上厕所时间,每次有约500人同时使用,毫无隐私可言。
比克瑙地广人稀,更加安静。独自待在空无一人的营房里,光线十分昏暗,我看到床板上放着一支干枯的康乃馨。看着窗外细雨纷飞的田野,我只能暗自臆想那无数个不眠之夜,无辜的弱者是如何失眠着倒数、如何痛苦地呻吟、如何绝望地盼望。今天是如此平静,而穿越历史的风尘,我仿佛看见无数犹太人在等待未知的命运。
“想要了解战争年代,人们当然可以选择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但那只是个纪念馆而已。而在这里,惨绝人寰的杀戮真实地发生过,这里是冤魂们的无名公墓,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这里,才是真正的大屠杀纪念馆。”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如今已年过90的瓦拉迪斯拉夫·巴托泽乌斯基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