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以莎菲和林道静为解析对象，比较《莎菲女士的日记》《青春之歌》对女性爱情意识的描写，从以她们为代表的中国女性的感情历程和对待爱情态度的变化着手，论证革命对女性爱情意识发展的利弊。
关键词：革命； 爱情意识； 莎菲； 林道静； 女性
中图分类号：1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8-131-002
从民国创建到民国三十八年中共建国这数十年，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质变，精英分子在文化变迁中进行着自我调适与有所作为。在此期间，中国女性的革命对女性爱情意识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文学作品更把革命带来的影响细腻敏锐地展现出来了。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用独特的女性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莎菲女士面对爱情时的思考与挣扎，诠释了莎菲女士充满女性解放思想，渴望被人真正地理解，追求灵肉合一的内心世界，使一个自尊、热烈、敏感的莎菲形象跃然于纸上。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莎菲式爱情既别具一格，又具有广泛代表意义。但是在革命的初期，即使时代截然不同了，封建意识还是限制了大多数中国女性对爱情的思维方式，莎菲的抗争是苍白无力的，她的美好愿望仅通过个人奋斗是不可能实现的。
《青春之歌》作为文学史上十七年时期的代表作品，也是一部典型的革命爱情小说。此时的中国女性在继承五四新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去审视自己。小说中，作者让林道静的思想从小资产主义到无产阶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依靠个人，而是通过社会这个大集体的变革产生的引导人对其加以正面的指引，让林道静对爱情的追求不再局限于小我，而是融入了社会的潮流之中。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革命”是否真的把女性的爱情意识引领到了正确的道路上？林道静式的爱情难道真的比莎菲式的爱情更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也许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一、新女性的救赎
1.环境是历史千年沉积后的枷锁
作者丁玲在一开始就在莎菲的身边安插了苇弟这一角色，无疑苇弟在莎菲心中是有重要地位的。他能在她寂寞孤单时给予慰藉。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并没有遇到独立且有苇弟性格的男性。但是从余永泽身上仿佛也能看到苇弟的影子，他们注重的只是女方表面的情感，无法填补她们内心的空虚，只能用盲目的付出表现真挚。在传统的爱情模式角色设置中，女性作为男性的性消费对象出现，总是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是由消费主体——男性的意念所控制的。当一个男性愿意为你付出，你不接受便是不知好歹。现代女性思想的解放，使那时的一些新女性有了对爱情本身的追求，而这是与同时代人表面认同的社会规范相背离的，随即苦闷与压抑便相继产生。
后来莎菲被凌吉士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倾倒了，她深深的陷入对他的迷恋中不能自拔，关注他的一言一行，可是深入接触后，莎菲的幻想破灭了——那近乎完美的躯体里竟然寄生着一个卑劣肮脏的灵魂，自私自利，贪图肉欲的享受，她陷入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中无法释怀。林道静眼中的余永泽又何尝不是这样一层层褪去了虚伪的外壳，清楚地看到了他对底层劳动人民的自私冷酷，使他们的感情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在此之前莎菲和林道静的感情历程不谋而合，这也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知识女性普遍的生存状态。鲁迅笔下最后为爱情走向绝路的子君，曹禺笔下面对无望爱情苦苦挣扎的繁漪，庐隐笔下最后飘零而去不知所往的露莎。那些热烈的女子们，她们遭受着极为不平等的待遇，个人情欲与世俗观念的尖锐对立，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社会中，她们如同“苦恼的夜莺”[4]P127，无助地悲鸣，呐喊，苦苦寻找着通向自由的出路，却一次次遍体鳞伤。
但是当“革命”的浪潮再次掀起时，林道静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巨变。她遇到卢嘉川等共产党员，被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所吸引，并对卢嘉川产生了深深的依恋，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情流露，这也加快了她与余永泽的决裂进程。后来卢嘉川被捕牺牲，林道静在痛苦后依然重新踏上革命的征途，并在江华的引导下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2.自由是理性和温柔敦厚之使然
林道静其实与莎菲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她们都遇到了一个仪表堂堂，具有骑士色彩的男人，并且为之痴迷，然后在看清他自私平庸的资质之后毅然选择离开。莎菲抛弃了凌吉士，林道静抛弃了余永泽，颠覆了中国传统模式中“弃妇”的观念。可同样是走出家门，追求自我，莎菲只是从压抑的环境中抽离，跌进了迷茫的谷底。而林道静却是从“狭小的个人天地到广阔的革命斗争生活”[4]P117发生了质的转化。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内因或许是林道静与莎菲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存在巨大差异，莎菲从小生活在一个备受宠爱的环境中，敏感，高傲的个性，只让她面对失败的爱情时，便沦落在个人狭小天地里自怜自艾，孤独苦闷。而林道静的成长之路可谓命途多舛，这使她多了一份兼具燕赵女子豪爽之气和江南女子文雅细腻的双重气质，足以让她可以承受住挫折的重重考验，用积极的心勇敢地面对令她失望透了的爱情，并且走向社会。
而这个社会能否让女子走出去？这便是外因。在莎菲所处封建时期，大部分人还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女性，莎菲的追求让她处于妇女传统道德、封建伦理的对立面，周围的人仿佛都伸出双手试图将她拽下世俗的深渊，她孤立无援，只能拼命地垂死挣扎，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与此同时，莎菲没有将自我和社会结合起来，她并没有意识到女性解放不仅仅是女性自身的问题，只有进行整个社会的改革，力争社会的发展，女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而林道静处在正在革命的社会，虽然称不上美好，但相对于莎菲所处的时代还是多了些曙光与希冀。她对感情的取舍、对爱情的向往，也是与她对革命事业的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革命为林道静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每次遇到挫折时总会出现帮助她的人，让她的思想能被更多的的人所理解和接纳，也随之被引导得更加成熟。她不失为一个幸运的女人，但这也可以说是在当时社会形态中催生出的必然。
关键词：革命； 爱情意识； 莎菲； 林道静； 女性
中图分类号：1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8-131-002
从民国创建到民国三十八年中共建国这数十年，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质变，精英分子在文化变迁中进行着自我调适与有所作为。在此期间，中国女性的革命对女性爱情意识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文学作品更把革命带来的影响细腻敏锐地展现出来了。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用独特的女性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莎菲女士面对爱情时的思考与挣扎，诠释了莎菲女士充满女性解放思想，渴望被人真正地理解，追求灵肉合一的内心世界，使一个自尊、热烈、敏感的莎菲形象跃然于纸上。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莎菲式爱情既别具一格，又具有广泛代表意义。但是在革命的初期，即使时代截然不同了，封建意识还是限制了大多数中国女性对爱情的思维方式，莎菲的抗争是苍白无力的，她的美好愿望仅通过个人奋斗是不可能实现的。
《青春之歌》作为文学史上十七年时期的代表作品，也是一部典型的革命爱情小说。此时的中国女性在继承五四新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去审视自己。小说中，作者让林道静的思想从小资产主义到无产阶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依靠个人，而是通过社会这个大集体的变革产生的引导人对其加以正面的指引，让林道静对爱情的追求不再局限于小我，而是融入了社会的潮流之中。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革命”是否真的把女性的爱情意识引领到了正确的道路上？林道静式的爱情难道真的比莎菲式的爱情更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也许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一、新女性的救赎
1.环境是历史千年沉积后的枷锁
作者丁玲在一开始就在莎菲的身边安插了苇弟这一角色，无疑苇弟在莎菲心中是有重要地位的。他能在她寂寞孤单时给予慰藉。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并没有遇到独立且有苇弟性格的男性。但是从余永泽身上仿佛也能看到苇弟的影子，他们注重的只是女方表面的情感，无法填补她们内心的空虚，只能用盲目的付出表现真挚。在传统的爱情模式角色设置中，女性作为男性的性消费对象出现，总是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是由消费主体——男性的意念所控制的。当一个男性愿意为你付出，你不接受便是不知好歹。现代女性思想的解放，使那时的一些新女性有了对爱情本身的追求，而这是与同时代人表面认同的社会规范相背离的，随即苦闷与压抑便相继产生。
后来莎菲被凌吉士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倾倒了，她深深的陷入对他的迷恋中不能自拔，关注他的一言一行，可是深入接触后，莎菲的幻想破灭了——那近乎完美的躯体里竟然寄生着一个卑劣肮脏的灵魂，自私自利，贪图肉欲的享受，她陷入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中无法释怀。林道静眼中的余永泽又何尝不是这样一层层褪去了虚伪的外壳，清楚地看到了他对底层劳动人民的自私冷酷，使他们的感情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在此之前莎菲和林道静的感情历程不谋而合，这也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知识女性普遍的生存状态。鲁迅笔下最后为爱情走向绝路的子君，曹禺笔下面对无望爱情苦苦挣扎的繁漪，庐隐笔下最后飘零而去不知所往的露莎。那些热烈的女子们，她们遭受着极为不平等的待遇，个人情欲与世俗观念的尖锐对立，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社会中，她们如同“苦恼的夜莺”[4]P127，无助地悲鸣，呐喊，苦苦寻找着通向自由的出路，却一次次遍体鳞伤。
但是当“革命”的浪潮再次掀起时，林道静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巨变。她遇到卢嘉川等共产党员，被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所吸引，并对卢嘉川产生了深深的依恋，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情流露，这也加快了她与余永泽的决裂进程。后来卢嘉川被捕牺牲，林道静在痛苦后依然重新踏上革命的征途，并在江华的引导下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2.自由是理性和温柔敦厚之使然
林道静其实与莎菲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她们都遇到了一个仪表堂堂，具有骑士色彩的男人，并且为之痴迷，然后在看清他自私平庸的资质之后毅然选择离开。莎菲抛弃了凌吉士，林道静抛弃了余永泽，颠覆了中国传统模式中“弃妇”的观念。可同样是走出家门，追求自我，莎菲只是从压抑的环境中抽离，跌进了迷茫的谷底。而林道静却是从“狭小的个人天地到广阔的革命斗争生活”[4]P117发生了质的转化。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内因或许是林道静与莎菲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存在巨大差异，莎菲从小生活在一个备受宠爱的环境中，敏感，高傲的个性，只让她面对失败的爱情时，便沦落在个人狭小天地里自怜自艾，孤独苦闷。而林道静的成长之路可谓命途多舛，这使她多了一份兼具燕赵女子豪爽之气和江南女子文雅细腻的双重气质，足以让她可以承受住挫折的重重考验，用积极的心勇敢地面对令她失望透了的爱情，并且走向社会。
而这个社会能否让女子走出去？这便是外因。在莎菲所处封建时期，大部分人还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女性，莎菲的追求让她处于妇女传统道德、封建伦理的对立面，周围的人仿佛都伸出双手试图将她拽下世俗的深渊，她孤立无援，只能拼命地垂死挣扎，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与此同时，莎菲没有将自我和社会结合起来，她并没有意识到女性解放不仅仅是女性自身的问题，只有进行整个社会的改革，力争社会的发展，女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而林道静处在正在革命的社会，虽然称不上美好，但相对于莎菲所处的时代还是多了些曙光与希冀。她对感情的取舍、对爱情的向往，也是与她对革命事业的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革命为林道静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每次遇到挫折时总会出现帮助她的人，让她的思想能被更多的的人所理解和接纳，也随之被引导得更加成熟。她不失为一个幸运的女人，但这也可以说是在当时社会形态中催生出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