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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梅，是1976年10月出生的，比我小一个月，那时她家住罗西村，我家住红庙村，两家有2里路的距离，同饮榆子沟的水长大。
起初，我们并不认识，那好像是上世纪70年代父辈之间的事情，父亲与段叔是在修枣渠水电站时认识的，当时他们是一个乡的民工，干活时也就被分在一起，两人是邻村，走得比较近，父亲喜欢段叔的率直和乐观的脾气，段叔也乐于与老成、稳重的父亲交往，在一起干活的时候他们成为了工友，完工散伙后彼此又成了朋友。
还真应了那句话，“患难结成了友谊。”一来二去，父亲和段叔的交往也就更加密切了，谁家农活儿忙了，就帮下忙，谁家揭不开锅了，就周转点粮食，也不至于眼看着断炊。两家来往频繁了，我和小梅也就成了各自父亲自行车后面的尾巴，在一起玩耍、过家家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记得那时的小梅，穿一身白底蓝花格子衣服，扎个马尾辫，月牙般的细眉，双眼皮下一双乌黑且带有灵气的眼睛，一眨一眨的，牙齿整齐而洁白，脸蛋黑里透红，脚上穿双黑布鞋，很是干净，精神。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两个要好的朋友也就成了亲家，小梅也就成了我未过门的媳妇，我也就成了小梅未来的夫婿。
遇到段叔带着小梅来我家，我总跑着回家告诉父亲：“大，我叔和我媳妇来了！”父母亲和段叔此刻已笑成一团，父亲略带责备的口吻说：“不要脸的碎东西，去和你小梅妹子玩去。”此刻，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不是扔沙包就是捉迷藏，不是上树掏鸟窝就是树下捅蜂窝，不是偷杏就是在瓜园吃瓜……吃得肚子圆鼓鼓的，衣服弄得脏兮兮的，常常玩到忘记了吃饭时间，惹得母亲村前村后地找。找到时，我们已经双双成了泥猴。在训斥声中我们先抄捷径跑回家，赶在母亲到家前洗净手脸，摆好桌凳，坐等吃饭。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在各自村，都从学前班上到了二年级，也许是男孩显得胆小，女孩有了羞涩，从此我们的交往也不那么大大咧咧了，即使她来我家，也是寸步不离她父母，显得很腼腆，很文静，说话声音很小，吐字却很清楚，和我一说话脖子根就红了。
小梅家很穷，身上的衣服也很旧，但她很干净，学习很刻苦，基本每学期都能拿回奖状，奖品不乏字典、文具盒、笔记本，非常惹眼，让我很是羡慕。
父亲为此经常臊我的脸：“你看你还没有你媳妇学习成绩好，你羞不羞？”一时间我无地自容。也许是贪玩的缘故影响了我的学习，我暗下决心，在学习上一定要和她较劲，看究竟是我行，还是她行。
随着我的不懈努力，我的成绩突飞猛进，也有属于自己的奖品了，父亲高兴地说：“如果你初中毕业能考上中专或者彬师（彬县师范学院），吃上国家饭，有出息，我和你段叔给你和小梅订的婚约也许还成，否则，这将成为一句戏言。”
“孩子，任何时候都要靠实力说话。”父亲语重心长地说。
匆匆间，我上了五年级。小梅为了避免和我在一个班级的尴尬，选择在四年级复读一年，也就是她的这次抉择，让我们成为同班同学的愿望成了童话。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小梅来镇中心小学上五年级，我是何等欣喜，终于每天能见到她的身影了。
记得有一次，自习课间，小梅来找我，拿来一把苹果树接穗，说：“我大让我把这给你，王叔等用。”我一边应对着，一边伸手接了过来。此刻，我们的举动，被我们村有个知道我底细的同学看见了，喊起来了：“小可他媳妇看夫婿来了。”一瞬间，班内几个调皮的同学也跟着喊了起来，一时间叫喊声此起彼伏，我越不准说，他们越喊得起劲，羞得小梅红着脸，一溜烟地跑回了她们教室。
一转眼，春去秋来，初中毕业，我上了高中，中途我选择了当兵，去了银川，期间与小梅还偶有些联系，她说，她初中毕业，以低于录取分数线5分的差距与彬师失之交臂，当时家里经济状况不允许她读高中，弟弟还要上学，父母负担很重，她选择了务工。
起初她在西安某造纸厂上班，由于她频繁换工作，加之打工地点不固定，也就渐渐失去了联系，后来随着她收入的提高，买了部手机，我们又联系上了。
套改士官的第二年秋天，我回家探亲，父亲让我和小梅完婚，我突然也觉得该结婚了，也该给小梅一个交代了，可就在我翘首期盼佳音的同时，她从西安来电拒绝了我，说：“你如果是个农民的话，我会考虑我们的婚姻，可如今你吃上了国家饭，我们之间有了距离，已经没有了共同语言，找个农民，我觉得心里踏实。”
“小梅，你知道吗？我何尝对你有过门第之见，我何尝嫌弃过你是农民，难道我曾经不是农民吗？我对你的心你怎么还不明白？你让我如何向你倾诉衷肠？你这样，让我情何以堪！”
随后她发来席慕容的诗：“我今生将不再见你，因为我再见的，已不是当初的你。”接着又发来一条短信，“我不再见你，是我不争气，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她太要强，我哪能不知道，立即给她回复，“今生我非你不娶，我将等你到老。”一时间我已泪流满面，一会儿，她再次发来一条短信，“不必了！”过了几天，她的手机已停机了，谁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有一次，父亲来银川看我，听他说，段叔曾经好几次在他面前对小梅的悔婚深表歉意，父亲开导他，孩子大了，有了自己的思想，好多事情由不得父母了。
两年后，父亲在电话中告诉我，小梅结婚了，对象是她在西安打工时认识的，是我们西留乡人，买了班车专门跑县城到永宁的专线，男人开车，小梅卖票。
2004年，我回乡与妻子完婚时，父亲说，小梅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务农，很是辛苦。
去年，我从部队转业，分配在某镇，我工作的地方离小梅所居住的村只有5里路，我好想再见见她，与她说说话，但是我选择了冷静，保持了理智，我不能打扰她安稳的生活，只要她过得好！
（摘自《咸阳日报》）
起初，我们并不认识，那好像是上世纪70年代父辈之间的事情，父亲与段叔是在修枣渠水电站时认识的，当时他们是一个乡的民工，干活时也就被分在一起，两人是邻村，走得比较近，父亲喜欢段叔的率直和乐观的脾气，段叔也乐于与老成、稳重的父亲交往，在一起干活的时候他们成为了工友，完工散伙后彼此又成了朋友。
还真应了那句话，“患难结成了友谊。”一来二去，父亲和段叔的交往也就更加密切了，谁家农活儿忙了，就帮下忙，谁家揭不开锅了，就周转点粮食，也不至于眼看着断炊。两家来往频繁了，我和小梅也就成了各自父亲自行车后面的尾巴，在一起玩耍、过家家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记得那时的小梅，穿一身白底蓝花格子衣服，扎个马尾辫，月牙般的细眉，双眼皮下一双乌黑且带有灵气的眼睛，一眨一眨的，牙齿整齐而洁白，脸蛋黑里透红，脚上穿双黑布鞋，很是干净，精神。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两个要好的朋友也就成了亲家，小梅也就成了我未过门的媳妇，我也就成了小梅未来的夫婿。
遇到段叔带着小梅来我家，我总跑着回家告诉父亲：“大，我叔和我媳妇来了！”父母亲和段叔此刻已笑成一团，父亲略带责备的口吻说：“不要脸的碎东西，去和你小梅妹子玩去。”此刻，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不是扔沙包就是捉迷藏，不是上树掏鸟窝就是树下捅蜂窝，不是偷杏就是在瓜园吃瓜……吃得肚子圆鼓鼓的，衣服弄得脏兮兮的，常常玩到忘记了吃饭时间，惹得母亲村前村后地找。找到时，我们已经双双成了泥猴。在训斥声中我们先抄捷径跑回家，赶在母亲到家前洗净手脸，摆好桌凳，坐等吃饭。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在各自村，都从学前班上到了二年级，也许是男孩显得胆小，女孩有了羞涩，从此我们的交往也不那么大大咧咧了，即使她来我家，也是寸步不离她父母，显得很腼腆，很文静，说话声音很小，吐字却很清楚，和我一说话脖子根就红了。
小梅家很穷，身上的衣服也很旧，但她很干净，学习很刻苦，基本每学期都能拿回奖状，奖品不乏字典、文具盒、笔记本，非常惹眼，让我很是羡慕。
父亲为此经常臊我的脸：“你看你还没有你媳妇学习成绩好，你羞不羞？”一时间我无地自容。也许是贪玩的缘故影响了我的学习，我暗下决心，在学习上一定要和她较劲，看究竟是我行，还是她行。
随着我的不懈努力，我的成绩突飞猛进，也有属于自己的奖品了，父亲高兴地说：“如果你初中毕业能考上中专或者彬师（彬县师范学院），吃上国家饭，有出息，我和你段叔给你和小梅订的婚约也许还成，否则，这将成为一句戏言。”
“孩子，任何时候都要靠实力说话。”父亲语重心长地说。
匆匆间，我上了五年级。小梅为了避免和我在一个班级的尴尬，选择在四年级复读一年，也就是她的这次抉择，让我们成为同班同学的愿望成了童话。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小梅来镇中心小学上五年级，我是何等欣喜，终于每天能见到她的身影了。
记得有一次，自习课间，小梅来找我，拿来一把苹果树接穗，说：“我大让我把这给你，王叔等用。”我一边应对着，一边伸手接了过来。此刻，我们的举动，被我们村有个知道我底细的同学看见了，喊起来了：“小可他媳妇看夫婿来了。”一瞬间，班内几个调皮的同学也跟着喊了起来，一时间叫喊声此起彼伏，我越不准说，他们越喊得起劲，羞得小梅红着脸，一溜烟地跑回了她们教室。
一转眼，春去秋来，初中毕业，我上了高中，中途我选择了当兵，去了银川，期间与小梅还偶有些联系，她说，她初中毕业，以低于录取分数线5分的差距与彬师失之交臂，当时家里经济状况不允许她读高中，弟弟还要上学，父母负担很重，她选择了务工。
起初她在西安某造纸厂上班，由于她频繁换工作，加之打工地点不固定，也就渐渐失去了联系，后来随着她收入的提高，买了部手机，我们又联系上了。
套改士官的第二年秋天，我回家探亲，父亲让我和小梅完婚，我突然也觉得该结婚了，也该给小梅一个交代了，可就在我翘首期盼佳音的同时，她从西安来电拒绝了我，说：“你如果是个农民的话，我会考虑我们的婚姻，可如今你吃上了国家饭，我们之间有了距离，已经没有了共同语言，找个农民，我觉得心里踏实。”
“小梅，你知道吗？我何尝对你有过门第之见，我何尝嫌弃过你是农民，难道我曾经不是农民吗？我对你的心你怎么还不明白？你让我如何向你倾诉衷肠？你这样，让我情何以堪！”
随后她发来席慕容的诗：“我今生将不再见你，因为我再见的，已不是当初的你。”接着又发来一条短信，“我不再见你，是我不争气，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她太要强，我哪能不知道，立即给她回复，“今生我非你不娶，我将等你到老。”一时间我已泪流满面，一会儿，她再次发来一条短信，“不必了！”过了几天，她的手机已停机了，谁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有一次，父亲来银川看我，听他说，段叔曾经好几次在他面前对小梅的悔婚深表歉意，父亲开导他，孩子大了，有了自己的思想，好多事情由不得父母了。
两年后，父亲在电话中告诉我，小梅结婚了，对象是她在西安打工时认识的，是我们西留乡人，买了班车专门跑县城到永宁的专线，男人开车，小梅卖票。
2004年，我回乡与妻子完婚时，父亲说，小梅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务农，很是辛苦。
去年，我从部队转业，分配在某镇，我工作的地方离小梅所居住的村只有5里路，我好想再见见她，与她说说话，但是我选择了冷静，保持了理智，我不能打扰她安稳的生活，只要她过得好！
（摘自《咸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