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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非常坚定地告诉你，纳斯达克非常重视中国市场，我们不会放弃任何在这个市场发展的机会。”北京时间5月27日凌晨，纳斯达克国际市场与公司联络部专员彼得•耶多（Peter Yandle）在电话中断然否认纳斯达克将要撤掉在中国的办公室。
关闭中国办公室的说法来自于纳斯达克的前中国首席代表黄华国。5月下旬的一天，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一架飞机上，黄华国告知投资银行界的一位资深人士，自己即将离职，“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他有退休的打算。”这位消息人士透露说。
随后的中国经济高峰会上，时任首席代表的黄华国宣布自己已经离开纳斯达克，并进一步称，“纳斯达克还会有一个战略调整，重点投向美国。”
纳斯达克中国办公室的命运引起了许多资本市场人士的密切注意，观察家们认为，这不仅是观测纳斯达克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风向标，也实际上代表了纳斯达克对中国市场前景的评价。
中国办公室与黄华国
引起这场轩然大波的纳斯达克中国办公室，位于上海市南京西路上海商城458室，由一间办公室和一间会客室组成，总面积80平方米上下。门口的“纳斯达克中国代表处”牌子上至今仍挂着一个大大的“筹”字。
纳斯达克中国办公室始于1999年。1999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在美国访问期间会见了当时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主席萨博，两人商定纳斯达克将赴华开设代表处。此前，纳斯达克内部是由徐光勋负责亚太事务，徐后来去了纳斯达克伦敦办公室。
加入纳斯达克刚刚两年的黄华国受命筹建这个办公室。黄华国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毕业于华东航校，后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赴欧洲进修，1987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读MBA，1990年到1992年在桑塔克拉拉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此后在硅谷担任研究工程师，1997年加入纳斯达克。
黄华国回忆说，中国证监会没有正式批准设立这个办公室，但是同意在此筹备，主要是希望以此为联络机构，方便派出中国官员赴美学习。而纳斯达克方面则希望以此为宣传机构，扩大其在华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中国公司赴美上市。
在筹建的两年，黄华国一直在美国总部和上海之间奔波。2001年5月，中国办公室正式运行后，他才将更多时间放在中国。中国办公室曾经享受过很高的待遇。在设立之初，黄华国是向董事会主席萨博本人亲自汇报，后来则是向副主席述职。
从1999年以来，黄华国就致力于在中国普及、推广和宣传纳斯达克市场的概念，同时在纳斯达克总部与中国的证券监管部门和机构间承担了沟通的职能，为中国证监会和上海、深圳两大证券交易赴美培训提供了很多帮助。在黄任职的6年间，中国对纳斯达克的认知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纳斯达克国际市场与公司联络部专员彼得•耶多肯定了黄在职时期的表现，称他“一手创建了纳斯达克在中国的办公室，并用“令人振奋”来评价中国市场的表现。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已经有九家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包括较早海外发行的侨兴、亚信、网易、新浪、搜狐，和去年底到今年初才登陆该市场的携程、掌上灵通、TOM在线和盛大。
黄华国本人认为，他所领导的这个办公室不仅仅起到了宣传作用，尤其在早期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过程中和上市后，该办公室都做了大量支持工作，如申请报表和代码等。“有些是文件，有些是需要和上市公司直接沟通，例如网易股票跌到一元以下时，要对投资者解释清楚，让他们理解这是宏观经济环境的问题。”
对于黄的说法，彼得•耶多显然并不认同。在采访中，他告诉《财经》，中国办公室的规模相当之小，实际上只有两个人在那里工作，一个是黄华国本人，一个是他的助手。因为中国办公室的职能是作为联系中国企业和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一个纽带，而不是作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辅导咨询机构。
“我们纽约的总部设有多个部门，具体负责企业上市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国企业或许会向纳斯达克设在中国的办公室进行咨询，但黄华国和他的助手并不是什么都知道，更多的问题他们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要转到美国的总部来。我们在欧洲、日本、印度等地都设有这样的办公室，它们的作用就是联系当地企业和美国市场，规模都很小，所有的专家和专业服务都集中在美国。这正是我们去年全球业务重构所取得的成果。”
去职风波
熟悉黄的人都知道他不善言词，但工作踏实，“对纳斯达克十分热爱”。然而，无论他对纳斯达克有多深的感情，2004年5月，离开的时候到了。
纳斯达克总部称这是双方的一个决定。“我们前一段时间对这个办公室的发展情况做了简单的回顾，在此过程中，与黄华国先生达成了共识，站在使纳斯达克在中国能够走上最佳的发展道路的立场上，我们双方都认为，中国办公室的领导层是进行调整的时候了。”耶多说。
黄华国的朋友不相信这是他自己的决定。“现在基础已经打好了，正是大规模收获的时候，有什么理由在这时候离开呢？”个人原因也不应该成为黄辞职的理由，“他已经57岁，10年前就可以拿养老金了，更何况，他爱纳斯达克，还希望能够有所作为。”
但决定权并不在黄一边。在接受《财经》采访时，黄华国说，“我现在是等着他们来决定，决定了我就离开。”
比个人去留更令黄华国难以接受的是，他担心纳斯达克将要撤销中国办公室。他在接受《京华时报》的采访时透露了这一担心。黄的此番言论一出，顿时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不过，黄的说法遭到了来自纳斯达克总部的否认，“我们只是要对中国办公室的领导层进行调整，并有可能将该办公室迁到中国境内的其他城市去。”在接到《财经》的电话之前，耶多已经看到了有关纳斯达克中国办公室即将关闭的媒体报道，“我非常高兴有机会澄清此事。”耶多说。
代表纳斯达克总部发言的彼得•耶多进一步解释说：“我想是黄华国先生说了一些令媒体误解的话，但他现在已离开了纳斯达克，他的言论也没有经过纳斯达克授权，因此不能代表纳斯达克。”
黄华国也一度改变说法。5月21日，黄华国重申：“我只是说过自己肯定要离开这家全球知名的证券交易所，绝没有说过纳斯达克要撤离中国。”
但是耶多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的一些提法激怒了黄华国。耶多称，黄华国离开是“总部在评估了中国办公室的工作后”作出的决定，“会很快派人接替黄的工作，这个人在纽约，负责整个亚太区，包括中国大陆地区办公室的管理，另外还会派一个人去中国的办公室实地开展工作”,现在“是由纽约的Ghanshyan Dass代理中国事务”。
黄华国告诉《财经》:“我从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评估。如果有人接替我的工作，我想这也总要有一个交接，但我从未被告知。”黄华国还对耶多的说法提出质疑:“这个人如果在纽约的话，怎么能履行现在中国办公室的职能呢？”
去留难定
其实，对于中国办公室的去留，争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正如耶多所说，纳斯达克中国办公室太小了，以至于该办公室的命运和其负责人黄华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早在2002年12月的时候，纳斯达克总部就和黄讨论过是否继续中国的工作。“当时的争论主要是印度和中国哪个重要，哪个市场会有更多的公司去纳斯达克。”黄华国回忆说。
“我对当时的纳斯达克副主席说，中国不仅有国际市场还有国内市场，印度只有国际市场，中国将成为硬件软件中心，这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中国政府允许我们筹建，这是很大的便利，应该珍惜。”黄的说法得到了董事们的支持，2002年的争论结束了，中国办公室得到了保留。
业内人士指出，纳斯达克的财务状况和全球战略的改变是解答中国办公室去留问题的关键。纳斯达克的主要收入来源于上市企业交纳的入场费用和年费，但2000年网络泡沫的破灭对公司打击沉重。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纳斯达克实现收入7.87亿美元，净获利431万美元，但负债高达9.11亿美元。
2002年底成为了纳斯达克收缩全球战线的开始。纳斯达克在鼎盛时期在全球设有三个市场和六个办公室。纳斯达克选择了关掉日本市场来改善财务表现。巴西的办公室也同时被关掉了。
然而，纳斯达克的财务状况仍然不好。2003年纳斯达克公司亏损了1.05亿美元，截止到2004年3月31日，该公司负债7.1亿美元。
耶多在采访中提到的“全球业务重构”是纳斯达克在2003年的一个大动作。据了解，在这次重构中，该公司继退出日本市场后，正在退出欧洲市场，并且撤销、合并了一些海外机构。重构后纳斯达克市场只在美国本地存在，不再有外国市场。设在国外的代表处也只剩下了五个，大多一个大区只在该地区的一个国家设立代表处，如欧洲区的代表处只设在英国伦敦。专业人士指出，由此看来纳斯达克在亚太地区的代表处已显得过于臃肿，因为在这一地区的日本、印度和中国都设有代表处。
但耶多解释说，2003年的亏损实际上也与重构有关，重构使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在改善硬件设施和管理上，增加了当期的成本和费用。但为公司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模式。“2004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就实现了很不错的盈利。”在2004年第一季度，该公司收入为1.28亿美元，净获利460万美元。
尽管耶多反复强调纳斯达克一定会在中国保留一个办公室，但很多人仍然猜测这只是迫于舆论压力的缓兵之计。
随着纳斯达克在中国深入人心，中国办公室普及宣传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越来越多寻求海外上市的企业已不再需要通过这个办公室来了解纳斯达克了。因此，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撤掉这个办公室或将其合并到其他国家的办公室也无可厚非。但仍有市场人士指出，纽约、伦敦、多伦多、新加坡交易所都在中国寻找机会，如果纳斯达克此时撤掉中国办公室，是很不明智的。
2004年5月19日，纳斯达克CEO 格雷菲尔德（Robert Greifeld） 在 Red Herring Spring conference 上的讲话正是这种担心的主要原因。这位新上任的CEO说：“我不想再全世界闲逛寻找机会，从中期来看，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不会再向国际扩张了。”
关闭中国办公室的说法来自于纳斯达克的前中国首席代表黄华国。5月下旬的一天，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一架飞机上，黄华国告知投资银行界的一位资深人士，自己即将离职，“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他有退休的打算。”这位消息人士透露说。
随后的中国经济高峰会上，时任首席代表的黄华国宣布自己已经离开纳斯达克，并进一步称，“纳斯达克还会有一个战略调整，重点投向美国。”
纳斯达克中国办公室的命运引起了许多资本市场人士的密切注意，观察家们认为，这不仅是观测纳斯达克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风向标，也实际上代表了纳斯达克对中国市场前景的评价。
中国办公室与黄华国
引起这场轩然大波的纳斯达克中国办公室，位于上海市南京西路上海商城458室，由一间办公室和一间会客室组成，总面积80平方米上下。门口的“纳斯达克中国代表处”牌子上至今仍挂着一个大大的“筹”字。
纳斯达克中国办公室始于1999年。1999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在美国访问期间会见了当时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的主席萨博，两人商定纳斯达克将赴华开设代表处。此前，纳斯达克内部是由徐光勋负责亚太事务，徐后来去了纳斯达克伦敦办公室。
加入纳斯达克刚刚两年的黄华国受命筹建这个办公室。黄华国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毕业于华东航校，后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赴欧洲进修，1987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读MBA，1990年到1992年在桑塔克拉拉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此后在硅谷担任研究工程师，1997年加入纳斯达克。
黄华国回忆说，中国证监会没有正式批准设立这个办公室，但是同意在此筹备，主要是希望以此为联络机构，方便派出中国官员赴美学习。而纳斯达克方面则希望以此为宣传机构，扩大其在华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中国公司赴美上市。
在筹建的两年，黄华国一直在美国总部和上海之间奔波。2001年5月，中国办公室正式运行后，他才将更多时间放在中国。中国办公室曾经享受过很高的待遇。在设立之初，黄华国是向董事会主席萨博本人亲自汇报，后来则是向副主席述职。
从1999年以来，黄华国就致力于在中国普及、推广和宣传纳斯达克市场的概念，同时在纳斯达克总部与中国的证券监管部门和机构间承担了沟通的职能，为中国证监会和上海、深圳两大证券交易赴美培训提供了很多帮助。在黄任职的6年间，中国对纳斯达克的认知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纳斯达克国际市场与公司联络部专员彼得•耶多肯定了黄在职时期的表现，称他“一手创建了纳斯达克在中国的办公室，并用“令人振奋”来评价中国市场的表现。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已经有九家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包括较早海外发行的侨兴、亚信、网易、新浪、搜狐，和去年底到今年初才登陆该市场的携程、掌上灵通、TOM在线和盛大。
黄华国本人认为，他所领导的这个办公室不仅仅起到了宣传作用，尤其在早期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过程中和上市后，该办公室都做了大量支持工作，如申请报表和代码等。“有些是文件，有些是需要和上市公司直接沟通，例如网易股票跌到一元以下时，要对投资者解释清楚，让他们理解这是宏观经济环境的问题。”
对于黄的说法，彼得•耶多显然并不认同。在采访中，他告诉《财经》，中国办公室的规模相当之小，实际上只有两个人在那里工作，一个是黄华国本人，一个是他的助手。因为中国办公室的职能是作为联系中国企业和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一个纽带，而不是作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辅导咨询机构。
“我们纽约的总部设有多个部门，具体负责企业上市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国企业或许会向纳斯达克设在中国的办公室进行咨询，但黄华国和他的助手并不是什么都知道，更多的问题他们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要转到美国的总部来。我们在欧洲、日本、印度等地都设有这样的办公室，它们的作用就是联系当地企业和美国市场，规模都很小，所有的专家和专业服务都集中在美国。这正是我们去年全球业务重构所取得的成果。”
去职风波
熟悉黄的人都知道他不善言词，但工作踏实，“对纳斯达克十分热爱”。然而，无论他对纳斯达克有多深的感情，2004年5月，离开的时候到了。
纳斯达克总部称这是双方的一个决定。“我们前一段时间对这个办公室的发展情况做了简单的回顾，在此过程中，与黄华国先生达成了共识，站在使纳斯达克在中国能够走上最佳的发展道路的立场上，我们双方都认为，中国办公室的领导层是进行调整的时候了。”耶多说。
黄华国的朋友不相信这是他自己的决定。“现在基础已经打好了，正是大规模收获的时候，有什么理由在这时候离开呢？”个人原因也不应该成为黄辞职的理由，“他已经57岁，10年前就可以拿养老金了，更何况，他爱纳斯达克，还希望能够有所作为。”
但决定权并不在黄一边。在接受《财经》采访时，黄华国说，“我现在是等着他们来决定，决定了我就离开。”
比个人去留更令黄华国难以接受的是，他担心纳斯达克将要撤销中国办公室。他在接受《京华时报》的采访时透露了这一担心。黄的此番言论一出，顿时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不过，黄的说法遭到了来自纳斯达克总部的否认，“我们只是要对中国办公室的领导层进行调整，并有可能将该办公室迁到中国境内的其他城市去。”在接到《财经》的电话之前，耶多已经看到了有关纳斯达克中国办公室即将关闭的媒体报道，“我非常高兴有机会澄清此事。”耶多说。
代表纳斯达克总部发言的彼得•耶多进一步解释说：“我想是黄华国先生说了一些令媒体误解的话，但他现在已离开了纳斯达克，他的言论也没有经过纳斯达克授权，因此不能代表纳斯达克。”
黄华国也一度改变说法。5月21日，黄华国重申：“我只是说过自己肯定要离开这家全球知名的证券交易所，绝没有说过纳斯达克要撤离中国。”
但是耶多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的一些提法激怒了黄华国。耶多称，黄华国离开是“总部在评估了中国办公室的工作后”作出的决定，“会很快派人接替黄的工作，这个人在纽约，负责整个亚太区，包括中国大陆地区办公室的管理，另外还会派一个人去中国的办公室实地开展工作”,现在“是由纽约的Ghanshyan Dass代理中国事务”。
黄华国告诉《财经》:“我从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评估。如果有人接替我的工作，我想这也总要有一个交接，但我从未被告知。”黄华国还对耶多的说法提出质疑:“这个人如果在纽约的话，怎么能履行现在中国办公室的职能呢？”
去留难定
其实，对于中国办公室的去留，争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正如耶多所说，纳斯达克中国办公室太小了，以至于该办公室的命运和其负责人黄华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早在2002年12月的时候，纳斯达克总部就和黄讨论过是否继续中国的工作。“当时的争论主要是印度和中国哪个重要，哪个市场会有更多的公司去纳斯达克。”黄华国回忆说。
“我对当时的纳斯达克副主席说，中国不仅有国际市场还有国内市场，印度只有国际市场，中国将成为硬件软件中心，这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中国政府允许我们筹建，这是很大的便利，应该珍惜。”黄的说法得到了董事们的支持，2002年的争论结束了，中国办公室得到了保留。
业内人士指出，纳斯达克的财务状况和全球战略的改变是解答中国办公室去留问题的关键。纳斯达克的主要收入来源于上市企业交纳的入场费用和年费，但2000年网络泡沫的破灭对公司打击沉重。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纳斯达克实现收入7.87亿美元，净获利431万美元，但负债高达9.11亿美元。
2002年底成为了纳斯达克收缩全球战线的开始。纳斯达克在鼎盛时期在全球设有三个市场和六个办公室。纳斯达克选择了关掉日本市场来改善财务表现。巴西的办公室也同时被关掉了。
然而，纳斯达克的财务状况仍然不好。2003年纳斯达克公司亏损了1.05亿美元，截止到2004年3月31日，该公司负债7.1亿美元。
耶多在采访中提到的“全球业务重构”是纳斯达克在2003年的一个大动作。据了解，在这次重构中，该公司继退出日本市场后，正在退出欧洲市场，并且撤销、合并了一些海外机构。重构后纳斯达克市场只在美国本地存在，不再有外国市场。设在国外的代表处也只剩下了五个，大多一个大区只在该地区的一个国家设立代表处，如欧洲区的代表处只设在英国伦敦。专业人士指出，由此看来纳斯达克在亚太地区的代表处已显得过于臃肿，因为在这一地区的日本、印度和中国都设有代表处。
但耶多解释说，2003年的亏损实际上也与重构有关，重构使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在改善硬件设施和管理上，增加了当期的成本和费用。但为公司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模式。“2004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就实现了很不错的盈利。”在2004年第一季度，该公司收入为1.28亿美元，净获利460万美元。
尽管耶多反复强调纳斯达克一定会在中国保留一个办公室，但很多人仍然猜测这只是迫于舆论压力的缓兵之计。
随着纳斯达克在中国深入人心，中国办公室普及宣传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越来越多寻求海外上市的企业已不再需要通过这个办公室来了解纳斯达克了。因此，从公司的角度来看，撤掉这个办公室或将其合并到其他国家的办公室也无可厚非。但仍有市场人士指出，纽约、伦敦、多伦多、新加坡交易所都在中国寻找机会，如果纳斯达克此时撤掉中国办公室，是很不明智的。
2004年5月19日，纳斯达克CEO 格雷菲尔德（Robert Greifeld） 在 Red Herring Spring conference 上的讲话正是这种担心的主要原因。这位新上任的CEO说：“我不想再全世界闲逛寻找机会，从中期来看，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不会再向国际扩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