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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瓜州榆林窟现存题记较多，其中部分为汉字书写，部分为西夏文、回鹘文书写。这些题记中大多语言诙谐生动，通俗与典雅并重，是研究古代瓜州文学乃至敦煌文学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榆林窟题记；瓜州文学；敦煌文学
［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8-0095-04
前不久听一位学术界老朋友说，10多年前出版的《安西县志》①所收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并非出于安西或咏写安西者。近有机会检读该志，见其第十二编第三章第八节《艺文》中所收古代文学作品中虽有一些确属出于瓜州或咏写瓜州的文学作品，但一则未收一篇古代散文作品，二则未收榆林窟题记中保存的古代诗作，三则确实将王维的《送刘司直赴安西》和《送元二使安西》以及见于敦煌遗书的《敦煌二十咏》之四《贰师泉咏》等既非出于瓜州、又非咏写瓜州的诗歌误收其中。那么，古代瓜州是否没有一篇散文作品、榆林窟题记中是否没有保存一篇古代诗作呢？当然不是。据笔者所知，榆林窟题记中就确有一些完全可以当成文学作品看待的的古代诗文。
榆林窟今存之题记相当多，其中有许多是用汉文书写的，也有一些是用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如西夏文或回鹘文书写的。在这些题记中，确有一些从未有人从文学角度加以研究，而实际上完全可以当成文学作品看待的的古代诗文的文学作品。这些诗文大约分别写于从归义军时期直至清代的近千年间。据笔者匆促查找所见，至少有12篇，其中前10篇见于张伯元先生《安西榆林窟》②等处，末两篇《敦煌学大辞典》③中有简要介绍。
其一，山右吕六魁书诗一首（游人题写，存第3窟甬道南壁）。该窟共存游人题记15条（篇），内中除五条（篇）为元代至正间游人题写者外，其余10条（篇）中9条（篇）均为清代游人题写，且以清嘉庆间为多，故疑此诗亦为清代嘉庆时期作品。山右代称山西省，故吕六魁当为来自山西省的游人或任官安西之山西人。全文校录如下：
世人笑我不耕耘，我笑世人空劳神。
学不求禄禄自得，君子爱道不爱贫。
其二，平小乙曲一首（游人题写，存第5窟西壁北侧）。末题“奴平小乙清同治元年四月八日敬香弟子武生王裕堂叩”。同治元年即公元1862年。全文校录如下：
依山靠水房数间，名也不贪，利也不贪。
粗米淡饭饱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
布麻絮丝棉，长也可穿，短也可穿。
一对犁牛盘顶田，收也平（凭）天，荒也平（凭）天。
雨过天，架令船，琴在一边，酒在一边。
夜于（与）妻子花灯前，可（今）也言言，古也言言。
日高三丈有（揉）我眼，谁是神仙？我是神仙！
奴平小乙
清同治元年四月八日敬香弟子武生王裕堂叩
其三，《粜粮记》（残存第12窟西壁窟口上部）。该文后部残存有“奴押牙申便□押牙邓再庆押牙□愿佑……五日雍归入门僧俗老文幸婆幸者等”等字样，故疑为归义军时期作品。文长不录；前揭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有录文，可参。
其四，《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住持榆林窟记》（上世纪前半期当基本完整，现残，为发愿文，存第15窟前室东壁口上南侧）。末题“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十二月十七日题记”。向达先生云：“国庆为天赐礼盛国庆省书，乃西夏秉常年号，癸丑为国庆三年，当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一〇七三年，五年为乙卯非癸丑也。”④又云：“国庆为天赐礼盛国庆之省书，乃西夏秉常年号，癸丑为国庆三年，五年为乙卯非癸丑，二者必有一误。”⑤那么，向达先生以为撰于1073年或1075年。然“十二月十七日”已入公历新的一年，故当撰于1074年或1076年。文长不录；前揭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和张伯元《安西榆林窟》均有录文，可参。
其五，《大元重修三危山榆林窟千佛寺记》（残，为发愿文，存第15窟前室东壁口上北侧）。末题“时大元至正十三年五月十五日重修记”。至正十三年即公元1353年。向达先生云：“榆林九号窟窟门外门楣上有元至正十三年书《大元重修三危山榆林窟记》即全袭西夏惠聪《住持窟记》，仅首尾略易数字，不知何故也。”⑥文长不录；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有录文，可参。
其六，《阿育王寺释门赐紫惠聪俗姓张住持窟记》（基本完整，为发愿文为第16窟前室北壁） 。该文与上述第十五窟同题文全同，末题亦为“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十二月十七日题记”。关于末题中之“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十二月十七日”云云，详参上述第十五窟同题文按语。文长不录；前揭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有录文，可参。
其七，《定国寺僧道首禅师□□发愿文》（拟，残，存第19窟前室东壁口上横额红底）。末题“定国寺僧道首禅师□□维大唐同光四年正月十五日”。同光四年即公元926年。文长不录；前揭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有录文，可参。
其八，《□窟发愿文》（残，存第20窟前室西壁南侧）。前揭张伯元《安西榆林窟》之录文如下：
难见其窟岩纪也
窟岩长发大愿莫断善心坐处雍护行□通达莫遇灾
君王万岁世界清平田□（此字张书作双“夫”下加“虫”字形） 善熟家□□□□孙莫绝值主
画副监使窟至五月卅日□ 具 画此窟周□愿
雍熙五年岁次戊子三月十五日沙州押衙令狐住下手
此录文和向达先生《莫高、榆林二窟杂考》⑦之录文多有不同，兹将向达录文照录如下：
雍熙五年岁次戊子三月十五日，沙州押衙令狐住延下手画□监使窟。至五月三十日……具画此窟周□□君王万岁，世界清平，田赞善□众……孙莫绝直主……严长发大愿，莫断善心，坐处雍护，□□通达，莫遇灾难，见其窟严□也。
可以看出，张伯元录文颠倒了行序，应以向达录文行序为是。向达录文首句云“雍熙五年岁次戊子三月十五日，沙州押衙令狐住延下手画□监使窟”。雍熙五年，“雍熙五年”当为端拱元年，即公元988年，则该发愿文当为端拱元年即公元988年之作品。
其九，失题功德记文（残甚，游人题写，存第23窟前室甬道北壁）。时代不详，残甚不录。前揭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有录文，可参。
其十，《推官保达撰功德记》（拟，残甚，存第25窟东壁门楣上）。尾部残存有“□全功德记·推官保达撰”等字样。时代不详，可能是唐末五代作品。残甚不录。前揭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有录文，可参。
其十一，《沙州瓜州监军司官员发愿文》（存第25窟外室甬道南壁）。史金波先生云：“敦煌石窟西夏文题记之一。属西夏晚期。写于榆林窟第25窟外室甬道南壁。 墨写，行书， 二十三行，部分文字剥落，存二百二十余字内记施主沙州、瓜州监军司官员及其眷属男女一行百余人，于丑年正月到榆林窟礼佛发愿，作大乘忏悔等佛事。榆林窟第29窟内室西壁有西夏沙州、瓜州监军司官员及眷属像即赵祖玉等人供养像。”⑧
其十二，《卡奇·库尔·卡雅题记》（拟，回鹘文愿文 存第25窟前室东壁）。牛汝奇先生云：“榆林窟是敦煌石窟中保存回鹘文题记最多的一处。在其现存的四十一个洞窟中，有二十个窟的壁画上书有回鹘文题记，约一百九十余行……这些题记多为草书，时代应在元代至明初。举一则回鹘文题记（第25窟前室东壁）的汉文译文如下：‘幸福的马年九月二十八日，玉勒恰依·铁木耳和达尔玛·失力等，为了顶礼从沙州来到这有福的山庙。在朝敬返回时，我卡奇·库尔·卡雅恭敬地书写了（题辞），作为日后的纪念吧！我们朝觐的功德之果是看不见的。消除诸世间我们的恶行，并与所有众生一道急速地去寻找佛果吧！善哉，善哉！’”⑨
以上这些诗文，有的写得还很有特色。它们均出自包括任职瓜州或至榆林窟礼佛游览的外地人士在内的瓜州人士之手，当然均可视为瓜州古代文学作品。它们当然不会是现存榆林窟题记中的瓜州古代文学作品之全数，如果进一步查找，应当还能找到几篇。但即使只有这12篇，无论是对研究瓜州古代文学还是对研究敦煌文学来说，也都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这些诗文丰富了瓜州古代文学。瓜州古代文学作品究竟有多少，现已难以知悉。也许曾经有较多数量，但今所能见者并不怎么多。即以前揭《安西县志》所载而言，除去明显与瓜州无关的几篇外，仅20余题（篇），其中多数还是路过安西者为之的。虽然该志所收想来并非今所能见者之全数，但今所能见者之全数恐亦数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榆林窟题记中的这些文学作品，无疑丰富了瓜州古代文学的库藏。
其次，这些诗文启示研究者扩大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地区范围。敦煌文学是一笔珍贵而丰富的古代文学遗产，其中从东晋十六国到元末明初各时代的各体文学作品数量很大。然而，大约由于数量巨大，在历来的敦煌文学研究中，很少有人考虑在作为一种古代文学现象的敦煌文学从生到灭1000年间，在属于古代敦煌地区范围之内的瓜州是否有文学作品，因而也就基本上没有人将实际上与敦煌文学同时期产生且属于敦煌文学范围、存在于榆林窟题记中的上列瓜州古代文学作品作品纳入敦煌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从而实际上缩小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地区范围。现在既然已经明确榆林窟题记中有文学作品且至少有12篇之多，那么也就必定会启示研究者将其纳入视野，扩大研究对象的地区范围，不仅理所当然地要以主要精力研究作为敦煌地区腹地和中心的今敦煌市范围内相应时期的文学，而且要同时注意考察研究今敦煌市周边包括今瓜州等在内的属于古代敦煌地区的那些县市相应时期的文学。
最后，这些诗文有助于正确评估沙州回鹘、西夏、蒙元统治时期的敦煌文学。拙编《敦煌文学概论》⑩第四章第一节《敦煌文学的历史演变》把归义军时期（848～1036）的敦煌文学划为归义军前期、归义军中期和归义军后期三个小的阶段，其中关于归义军后期的敦煌文学写道：
从曹宗寿到曹贤顺（1002～1036），是曹氏归义军后期，也是整个归义军的后期。敦煌文学在这个阶段上突然落潮。其时的敦煌，一岛孤悬，四面楚歌，内部也不甚安定。先前的作品虽当仍有流传，而所见存本甚少；至于创作，更是不振，几于没有留下多少应当予以注意的作品。这虽然可能和文献散失有关，但也大致反映出当时敦煌文学的实际状况以及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敦煌文学历史的终结。
在时隔数年之后发表的《关于敦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一文?輥?輯?訛中，笔者仍把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归义军前期、第二阶段归义军中期、第三阶段归义军后期，并就归义军后期的敦煌文学写了如下一段话：
从1002年曹宗寿夺得归义军大权开始到l036年归义军政权结来的30来年，为曹氏归义军后期，也是整个归义军政权的后期。达到鼎盛的敦煌文学在这个阶段上突然衰落。当时的敦煌地区，一岛孤悬，四面楚歌，内部也不安定；特别是沙州回鹘势力日强，起而与以汉人为主体的归义军政权分庭抗礼，打破了敦煌地区从置郡时起形成的居民构成以汉人为主体的格局。这个阶段开始以前的敦煌文学作品虽有保存和流传，而这个阶段上的写本甚少，创作更是不振，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值得注意的作品。这种情况虽然可能同文献的散失有关，但也大致反映出当时敦煌文学的实际情况。
这段话和上引的一段话显然大致相同。不过，大致相同并不是完全相同，这主要反映在最后一句话由“但也大致反映出当时敦煌文学的实际状况以及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敦煌文学历史的终结”变为“但也大致反映出当时敦煌文学的实际情况”，即后者与前者相比，少了“以及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敦煌文学历史的终结”这半句。这就是说，在笔者看来，敦煌文学在归义军后期虽然“突然落潮”或“突然衰落”，但还不是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历史的终结”。所以，拙文在对整个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学进行简括的总结、指出其时敦煌文学的突出成就和特点“标志着敦煌文学的发展达到了成熟时期”之后又写道：
然而，和整个敦煌文化一样，在（归义军）这个时期的末尾出现衰落的敦煌文学，到了沙州回鹘、西夏和蒙元统治时期，不仅未能重振，而且还相反地进一步衰落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敦煌地区在长达300来年的时期中一篇文学作品也没有。事实上，现在还能看到的这个时期的作品也还是有的。沙州回鹘时期抄写流传的、李正宇认为原题为《御制佛牙赞》的《李相公叹真身》（S.4358），?輥?輰?訛榆林窟第15、16两窟保存的西夏时的《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住持榆林窟记》，莫高窟保存的蒙元时的《重修皇庆寺碑》，就都是文学作品。杨富学、牛汝极二位先生在《沙州回鹘及其文献》?輥?輱?訛中也曾专门论述和介绍过沙州回鹘国的文学，指出当时有佛经文学的翻译、诗歌创作、民间谚语等回鹘文作品。不过，总的说来，数量既少，水平又不高，而且还明显地渐渐离开了以中原传统文学及其体系为主体的敦煌文学总体格局。到元末，随着整个敦煌文化历史的终结，敦煌地区的文学创作和移植，更是走到了尽头。敦煌文学的历史，也就完全终止了。
这里笔者实际上把敦煌文学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的历史的终结，从归义军后期延伸到了元末。也就是说，笔者实际上认为从归义军后期开始的敦煌文学的衰落过程前后总共延续了300来年，在这300来年中敦煌地区仍有文学创作和移植，而这实际上也就是把敦煌文学的历史向后延长了300来年，从而使敦煌文学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的存在历史长达千年。
榆林窟题记中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之一，正在于它们为笔者的这一看法增添了新的证据，因为在笔者前列出自榆林窟的12篇诗文中，除在前引《关于敦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一文的一段话中已经例举过的第15、16两窟保存的两篇题同而文略异的《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住持榆林窟记》外，还有第五、第十一、第十二等三篇也正创作于从沙州回鹘到蒙元统治敦煌地区时期。当然，创作于沙州回鹘、西夏、蒙元统治敦煌地区时期的这五篇文学作品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其时敦煌文学处于衰落状态的大势，然而却也使人们看到敦煌文学绝对不是在归义等后期一下子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榆林窟题记中的文学作品对了解沙州回鹘、西夏、蒙元统治时期的敦煌文学来说，还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时的敦煌文学不仅从数量上说处于衰落状态，而且从其内部构成的总体格局方面看也走向消亡。敦煌文学从其内部构成的总体格局方面说，乃是以中原传统文学及其体系为主体和主导的。然而，从归义军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沙州回鹘、西夏、蒙元统治时期，随着敦煌地区居民构成中汉族居民主体和主导地位的式微，敦煌文学内部构成的总体格局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中原传统文学及其体系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必然会消失。在前引《关于敦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一文的一段话中，笔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榆林窟题记中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使人们多少看到这一点。因为其中属于沙州回鹘、西夏和蒙元统治时期的5篇作品中，用汉语写成、属于中原传统文学及其体系的作品表面上看有3篇，实际上由于第四、六两篇题同文亦基本相同而只有两篇；用回鹘文或西夏文写成的表面上看也是两篇，而实际上未必只有这两篇。这种二对二的情况的出现，当然可能只是偶然，但恐怕未必全属偶然，而是带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反映了敦煌文学内部构成的总体格局正在发生的主消次长向变化态势的。
［注 释］
①安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②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③季羡林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
④⑥《莫高、榆林二窟杂考》，见《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5期《敦煌文物展览特刊》（下册），1951年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版。
⑤《西征小记》，见《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⑦《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5期《敦煌文物展览特刊》下册；《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⑧《敦煌学大辞典》“沙州瓜州监军司官员发愿文”条释文，见《敦煌学大辞喀典》第509页。
⑨《敦煌学大辞典》“榆林窟回鹘文题记”条释文，见《敦煌学大辞典》第498页。
?輥?輮?訛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輥?輯?訛 《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輥?輰?訛《“以千骑降夏”“瓜州王”是谁》，见《敦煌史地新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版。
?輥?輱?訛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
［关键词］榆林窟题记；瓜州文学；敦煌文学
［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8-0095-04
前不久听一位学术界老朋友说，10多年前出版的《安西县志》①所收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并非出于安西或咏写安西者。近有机会检读该志，见其第十二编第三章第八节《艺文》中所收古代文学作品中虽有一些确属出于瓜州或咏写瓜州的文学作品，但一则未收一篇古代散文作品，二则未收榆林窟题记中保存的古代诗作，三则确实将王维的《送刘司直赴安西》和《送元二使安西》以及见于敦煌遗书的《敦煌二十咏》之四《贰师泉咏》等既非出于瓜州、又非咏写瓜州的诗歌误收其中。那么，古代瓜州是否没有一篇散文作品、榆林窟题记中是否没有保存一篇古代诗作呢？当然不是。据笔者所知，榆林窟题记中就确有一些完全可以当成文学作品看待的的古代诗文。
榆林窟今存之题记相当多，其中有许多是用汉文书写的，也有一些是用古代少数民族文字如西夏文或回鹘文书写的。在这些题记中，确有一些从未有人从文学角度加以研究，而实际上完全可以当成文学作品看待的的古代诗文的文学作品。这些诗文大约分别写于从归义军时期直至清代的近千年间。据笔者匆促查找所见，至少有12篇，其中前10篇见于张伯元先生《安西榆林窟》②等处，末两篇《敦煌学大辞典》③中有简要介绍。
其一，山右吕六魁书诗一首（游人题写，存第3窟甬道南壁）。该窟共存游人题记15条（篇），内中除五条（篇）为元代至正间游人题写者外，其余10条（篇）中9条（篇）均为清代游人题写，且以清嘉庆间为多，故疑此诗亦为清代嘉庆时期作品。山右代称山西省，故吕六魁当为来自山西省的游人或任官安西之山西人。全文校录如下：
世人笑我不耕耘，我笑世人空劳神。
学不求禄禄自得，君子爱道不爱贫。
其二，平小乙曲一首（游人题写，存第5窟西壁北侧）。末题“奴平小乙清同治元年四月八日敬香弟子武生王裕堂叩”。同治元年即公元1862年。全文校录如下：
依山靠水房数间，名也不贪，利也不贪。
粗米淡饭饱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
布麻絮丝棉，长也可穿，短也可穿。
一对犁牛盘顶田，收也平（凭）天，荒也平（凭）天。
雨过天，架令船，琴在一边，酒在一边。
夜于（与）妻子花灯前，可（今）也言言，古也言言。
日高三丈有（揉）我眼，谁是神仙？我是神仙！
奴平小乙
清同治元年四月八日敬香弟子武生王裕堂叩
其三，《粜粮记》（残存第12窟西壁窟口上部）。该文后部残存有“奴押牙申便□押牙邓再庆押牙□愿佑……五日雍归入门僧俗老文幸婆幸者等”等字样，故疑为归义军时期作品。文长不录；前揭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有录文，可参。
其四，《阿育王寺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住持榆林窟记》（上世纪前半期当基本完整，现残，为发愿文，存第15窟前室东壁口上南侧）。末题“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十二月十七日题记”。向达先生云：“国庆为天赐礼盛国庆省书，乃西夏秉常年号，癸丑为国庆三年，当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一〇七三年，五年为乙卯非癸丑也。”④又云：“国庆为天赐礼盛国庆之省书，乃西夏秉常年号，癸丑为国庆三年，五年为乙卯非癸丑，二者必有一误。”⑤那么，向达先生以为撰于1073年或1075年。然“十二月十七日”已入公历新的一年，故当撰于1074年或1076年。文长不录；前揭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和张伯元《安西榆林窟》均有录文，可参。
其五，《大元重修三危山榆林窟千佛寺记》（残，为发愿文，存第15窟前室东壁口上北侧）。末题“时大元至正十三年五月十五日重修记”。至正十三年即公元1353年。向达先生云：“榆林九号窟窟门外门楣上有元至正十三年书《大元重修三危山榆林窟记》即全袭西夏惠聪《住持窟记》，仅首尾略易数字，不知何故也。”⑥文长不录；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有录文，可参。
其六，《阿育王寺释门赐紫惠聪俗姓张住持窟记》（基本完整，为发愿文为第16窟前室北壁） 。该文与上述第十五窟同题文全同，末题亦为“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十二月十七日题记”。关于末题中之“国庆五年岁次癸丑十二月十七日”云云，详参上述第十五窟同题文按语。文长不录；前揭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有录文，可参。
其七，《定国寺僧道首禅师□□发愿文》（拟，残，存第19窟前室东壁口上横额红底）。末题“定国寺僧道首禅师□□维大唐同光四年正月十五日”。同光四年即公元926年。文长不录；前揭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有录文，可参。
其八，《□窟发愿文》（残，存第20窟前室西壁南侧）。前揭张伯元《安西榆林窟》之录文如下：
难见其窟岩纪也
窟岩长发大愿莫断善心坐处雍护行□通达莫遇灾
君王万岁世界清平田□（此字张书作双“夫”下加“虫”字形） 善熟家□□□□孙莫绝值主
画副监使窟至五月卅日□ 具 画此窟周□愿
雍熙五年岁次戊子三月十五日沙州押衙令狐住下手
此录文和向达先生《莫高、榆林二窟杂考》⑦之录文多有不同，兹将向达录文照录如下：
雍熙五年岁次戊子三月十五日，沙州押衙令狐住延下手画□监使窟。至五月三十日……具画此窟周□□君王万岁，世界清平，田赞善□众……孙莫绝直主……严长发大愿，莫断善心，坐处雍护，□□通达，莫遇灾难，见其窟严□也。
可以看出，张伯元录文颠倒了行序，应以向达录文行序为是。向达录文首句云“雍熙五年岁次戊子三月十五日，沙州押衙令狐住延下手画□监使窟”。雍熙五年，“雍熙五年”当为端拱元年，即公元988年，则该发愿文当为端拱元年即公元988年之作品。
其九，失题功德记文（残甚，游人题写，存第23窟前室甬道北壁）。时代不详，残甚不录。前揭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有录文，可参。
其十，《推官保达撰功德记》（拟，残甚，存第25窟东壁门楣上）。尾部残存有“□全功德记·推官保达撰”等字样。时代不详，可能是唐末五代作品。残甚不录。前揭张伯元《安西榆林窟》有录文，可参。
其十一，《沙州瓜州监军司官员发愿文》（存第25窟外室甬道南壁）。史金波先生云：“敦煌石窟西夏文题记之一。属西夏晚期。写于榆林窟第25窟外室甬道南壁。 墨写，行书， 二十三行，部分文字剥落，存二百二十余字内记施主沙州、瓜州监军司官员及其眷属男女一行百余人，于丑年正月到榆林窟礼佛发愿，作大乘忏悔等佛事。榆林窟第29窟内室西壁有西夏沙州、瓜州监军司官员及眷属像即赵祖玉等人供养像。”⑧
其十二，《卡奇·库尔·卡雅题记》（拟，回鹘文愿文 存第25窟前室东壁）。牛汝奇先生云：“榆林窟是敦煌石窟中保存回鹘文题记最多的一处。在其现存的四十一个洞窟中，有二十个窟的壁画上书有回鹘文题记，约一百九十余行……这些题记多为草书，时代应在元代至明初。举一则回鹘文题记（第25窟前室东壁）的汉文译文如下：‘幸福的马年九月二十八日，玉勒恰依·铁木耳和达尔玛·失力等，为了顶礼从沙州来到这有福的山庙。在朝敬返回时，我卡奇·库尔·卡雅恭敬地书写了（题辞），作为日后的纪念吧！我们朝觐的功德之果是看不见的。消除诸世间我们的恶行，并与所有众生一道急速地去寻找佛果吧！善哉，善哉！’”⑨
以上这些诗文，有的写得还很有特色。它们均出自包括任职瓜州或至榆林窟礼佛游览的外地人士在内的瓜州人士之手，当然均可视为瓜州古代文学作品。它们当然不会是现存榆林窟题记中的瓜州古代文学作品之全数，如果进一步查找，应当还能找到几篇。但即使只有这12篇，无论是对研究瓜州古代文学还是对研究敦煌文学来说，也都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这些诗文丰富了瓜州古代文学。瓜州古代文学作品究竟有多少，现已难以知悉。也许曾经有较多数量，但今所能见者并不怎么多。即以前揭《安西县志》所载而言，除去明显与瓜州无关的几篇外，仅20余题（篇），其中多数还是路过安西者为之的。虽然该志所收想来并非今所能见者之全数，但今所能见者之全数恐亦数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榆林窟题记中的这些文学作品，无疑丰富了瓜州古代文学的库藏。
其次，这些诗文启示研究者扩大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地区范围。敦煌文学是一笔珍贵而丰富的古代文学遗产，其中从东晋十六国到元末明初各时代的各体文学作品数量很大。然而，大约由于数量巨大，在历来的敦煌文学研究中，很少有人考虑在作为一种古代文学现象的敦煌文学从生到灭1000年间，在属于古代敦煌地区范围之内的瓜州是否有文学作品，因而也就基本上没有人将实际上与敦煌文学同时期产生且属于敦煌文学范围、存在于榆林窟题记中的上列瓜州古代文学作品作品纳入敦煌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从而实际上缩小了敦煌文学研究的地区范围。现在既然已经明确榆林窟题记中有文学作品且至少有12篇之多，那么也就必定会启示研究者将其纳入视野，扩大研究对象的地区范围，不仅理所当然地要以主要精力研究作为敦煌地区腹地和中心的今敦煌市范围内相应时期的文学，而且要同时注意考察研究今敦煌市周边包括今瓜州等在内的属于古代敦煌地区的那些县市相应时期的文学。
最后，这些诗文有助于正确评估沙州回鹘、西夏、蒙元统治时期的敦煌文学。拙编《敦煌文学概论》⑩第四章第一节《敦煌文学的历史演变》把归义军时期（848～1036）的敦煌文学划为归义军前期、归义军中期和归义军后期三个小的阶段，其中关于归义军后期的敦煌文学写道：
从曹宗寿到曹贤顺（1002～1036），是曹氏归义军后期，也是整个归义军的后期。敦煌文学在这个阶段上突然落潮。其时的敦煌，一岛孤悬，四面楚歌，内部也不甚安定。先前的作品虽当仍有流传，而所见存本甚少；至于创作，更是不振，几于没有留下多少应当予以注意的作品。这虽然可能和文献散失有关，但也大致反映出当时敦煌文学的实际状况以及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敦煌文学历史的终结。
在时隔数年之后发表的《关于敦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一文?輥?輯?訛中，笔者仍把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归义军前期、第二阶段归义军中期、第三阶段归义军后期，并就归义军后期的敦煌文学写了如下一段话：
从1002年曹宗寿夺得归义军大权开始到l036年归义军政权结来的30来年，为曹氏归义军后期，也是整个归义军政权的后期。达到鼎盛的敦煌文学在这个阶段上突然衰落。当时的敦煌地区，一岛孤悬，四面楚歌，内部也不安定；特别是沙州回鹘势力日强，起而与以汉人为主体的归义军政权分庭抗礼，打破了敦煌地区从置郡时起形成的居民构成以汉人为主体的格局。这个阶段开始以前的敦煌文学作品虽有保存和流传，而这个阶段上的写本甚少，创作更是不振，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值得注意的作品。这种情况虽然可能同文献的散失有关，但也大致反映出当时敦煌文学的实际情况。
这段话和上引的一段话显然大致相同。不过，大致相同并不是完全相同，这主要反映在最后一句话由“但也大致反映出当时敦煌文学的实际状况以及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敦煌文学历史的终结”变为“但也大致反映出当时敦煌文学的实际情况”，即后者与前者相比，少了“以及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敦煌文学历史的终结”这半句。这就是说，在笔者看来，敦煌文学在归义军后期虽然“突然落潮”或“突然衰落”，但还不是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历史的终结”。所以，拙文在对整个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学进行简括的总结、指出其时敦煌文学的突出成就和特点“标志着敦煌文学的发展达到了成熟时期”之后又写道：
然而，和整个敦煌文化一样，在（归义军）这个时期的末尾出现衰落的敦煌文学，到了沙州回鹘、西夏和蒙元统治时期，不仅未能重振，而且还相反地进一步衰落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敦煌地区在长达300来年的时期中一篇文学作品也没有。事实上，现在还能看到的这个时期的作品也还是有的。沙州回鹘时期抄写流传的、李正宇认为原题为《御制佛牙赞》的《李相公叹真身》（S.4358），?輥?輰?訛榆林窟第15、16两窟保存的西夏时的《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住持榆林窟记》，莫高窟保存的蒙元时的《重修皇庆寺碑》，就都是文学作品。杨富学、牛汝极二位先生在《沙州回鹘及其文献》?輥?輱?訛中也曾专门论述和介绍过沙州回鹘国的文学，指出当时有佛经文学的翻译、诗歌创作、民间谚语等回鹘文作品。不过，总的说来，数量既少，水平又不高，而且还明显地渐渐离开了以中原传统文学及其体系为主体的敦煌文学总体格局。到元末，随着整个敦煌文化历史的终结，敦煌地区的文学创作和移植，更是走到了尽头。敦煌文学的历史，也就完全终止了。
这里笔者实际上把敦煌文学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的历史的终结，从归义军后期延伸到了元末。也就是说，笔者实际上认为从归义军后期开始的敦煌文学的衰落过程前后总共延续了300来年，在这300来年中敦煌地区仍有文学创作和移植，而这实际上也就是把敦煌文学的历史向后延长了300来年，从而使敦煌文学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的存在历史长达千年。
榆林窟题记中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之一，正在于它们为笔者的这一看法增添了新的证据，因为在笔者前列出自榆林窟的12篇诗文中，除在前引《关于敦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一文的一段话中已经例举过的第15、16两窟保存的两篇题同而文略异的《释门赐紫僧惠聪俗姓张住持榆林窟记》外，还有第五、第十一、第十二等三篇也正创作于从沙州回鹘到蒙元统治敦煌地区时期。当然，创作于沙州回鹘、西夏、蒙元统治敦煌地区时期的这五篇文学作品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其时敦煌文学处于衰落状态的大势，然而却也使人们看到敦煌文学绝对不是在归义等后期一下子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榆林窟题记中的文学作品对了解沙州回鹘、西夏、蒙元统治时期的敦煌文学来说，还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时的敦煌文学不仅从数量上说处于衰落状态，而且从其内部构成的总体格局方面看也走向消亡。敦煌文学从其内部构成的总体格局方面说，乃是以中原传统文学及其体系为主体和主导的。然而，从归义军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沙州回鹘、西夏、蒙元统治时期，随着敦煌地区居民构成中汉族居民主体和主导地位的式微，敦煌文学内部构成的总体格局也就必然会发生变化，中原传统文学及其体系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必然会消失。在前引《关于敦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一文的一段话中，笔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榆林窟题记中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使人们多少看到这一点。因为其中属于沙州回鹘、西夏和蒙元统治时期的5篇作品中，用汉语写成、属于中原传统文学及其体系的作品表面上看有3篇，实际上由于第四、六两篇题同文亦基本相同而只有两篇；用回鹘文或西夏文写成的表面上看也是两篇，而实际上未必只有这两篇。这种二对二的情况的出现，当然可能只是偶然，但恐怕未必全属偶然，而是带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反映了敦煌文学内部构成的总体格局正在发生的主消次长向变化态势的。
［注 释］
①安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②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③季羡林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
④⑥《莫高、榆林二窟杂考》，见《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5期《敦煌文物展览特刊》（下册），1951年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版。
⑤《西征小记》，见《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⑦《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5期《敦煌文物展览特刊》下册；《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⑧《敦煌学大辞典》“沙州瓜州监军司官员发愿文”条释文，见《敦煌学大辞喀典》第509页。
⑨《敦煌学大辞典》“榆林窟回鹘文题记”条释文，见《敦煌学大辞典》第498页。
?輥?輮?訛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輥?輯?訛 《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輥?輰?訛《“以千骑降夏”“瓜州王”是谁》，见《敦煌史地新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版。
?輥?輱?訛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