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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浙江和杭州市的党史著作之中都提到：华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一书中，所罗列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82位名录，以及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和旁听人员名单之中，却没有华林的名字。那么华林究竟有没有参加或出席党的五大呢？通过对相关史料分析，笔者认为华林参加了此次会议，是一位被“遗忘”的会议代表。
[关键词]党的五大；五大代表；华林
[中图分类号] K2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9-0024-03
华林，原名华挺生，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方家井村人（自然村名栗坞里），是我国早期的共产党人之一，出生于1893年，1973年逝世。在浙江和杭州市的党史著作之中都提到：华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一书中，所罗列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82位名录，以及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和旁听人员名单之中，却没有华林的名字。[1]那么华林究竟有没有参加或出席党的五大呢？根据相关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华林参加了此次会议，是一位被“遗忘”的会议代表。
其一，华林写于1951年11月8日、华以芳1964年8月8日抄录整理的《我的自传》中记述：（1927年），北伐军到杭，即成立了“杭州总工会”。可是，时间太短，基础没有打好，到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杭州先上海一天发动，反动军阀和四府同乡会特务就占据了总工会，到处探索、逮捕。幸亏我们先有准备，机关没有被破坏。到五月初，我赴武汉出席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后，指定我为“武汉政府”劳工部秘书。指定参加“武汉政府”的谭平山、吴玉章、苏兆徽（徵）、林祖涵、丁晓光和我等二十余人组织党团，我受苏兆徽（徵）领导，把劳工部搭起了架子，同时，参加了四次党团会议。过了一月，汪精卫也叛变了。汪精卫叛变后，党准备南昌起义。我同沈雁冰、宋云彬设法邀经享颐去南昌，不料伊临走僻匿。我就不去，留在湖北省委工作。
其二，华林写于1965年1月6日、华以芳2013年4月25日抄录整理的《我的一生》中记述：1927年大革命时在杭州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那天和一些同志在杭州包围时脱险，旋往武汉参加第五次全代会。会后，在武汉政府劳工部工作。汪精卫叛变后，在湖北省委工作。崇通暴动后在上海工作。宜、锡暴动后在浙江工作。
其三，《杭州党史人物》中《华林》记载：华林于4月（1927年）底离开杭州，出席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会后，李立三代表组织指令他为武汉国民党政府劳工部秘书，受劳工部部长苏兆征同志直接领导。但一个多月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背叛革命，大肆屠杀革命者。华林只得潜伏下来，于10月初和爱人一起返回上海。[2]
其四，《杭州市志（第十卷）》“人物传略”中记载：（民国）16年，北伐军攻克杭州，奉党指示联系指导杭州总工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脱险至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任武汉政府劳工部秘书，与谭平山、吴玉章、苏兆征等从事党团组织工作。汪精卫叛变后，转至中共湖北省委工作。崇通暴动后调上海，受王若飞领导；宣、锡暴动后调浙江。[3]
其五，《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人物”中记载：华林（1893—1973）原名挺生，又名挺森，浙江省富阳人。1920年9月，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3月，在苏联赤塔加入俄国共产党。1923年春，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8月回国，奉命在杭州、宁波一带从事革命工作。1925年9月，任中共杭州独立支部书记。1926年1月，任中共宁波地委书记。1927年2月，任中共杭州地委宣传部长。4月，作为杭州代表出席党的五大。会后，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书记。10月，返回上海时与组织失去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富阳县人民代表、水利委员会委员、城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50年8月调上海工作。1973年病故于上海。[4]
首先，从史料的可信程度进行分析。上述这些史料，虽然表述各有不同，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提到了华林出席了党的五大，其中《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更是确指，华林是“作为杭州代表出席党的五大”。这些史料，基本是书籍史料，都是出自于正规出版社，也是党史研究室、地方志等权威部门著作，肯定都是经过认真的多方面的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可谓不容质疑。尽管其中有小的出入，但大的主要内容的确是一致的，就是华林出席了党的五大。特别是华林自己的两份材料，一份是1951年11月8日写的。虽然，那时距1927年党的五大已经过了20多年，但作为记忆深刻的事，华林是不会忘记，也不会记错的。特别是其中提到他参加过四次党团会议，没有经历是绝对说不出的。华林的第二份材料，是作为遗嘱的一部分给自己的儿女们的，更没必要去伪造和扩大一些事实。1965年1月7日，华林写给自己的儿子华以芳的一封信。信中说到：“芳儿……关于我的一生，你们总觉得知道得太少。现在我特意写一篇简历，作为遗嘱的一部分，给你大姐、二姐、妹妹和你各一份。”如果华林要作假或扩大，那也很简单，也可以说上很多，况且很多著名革命家他都认识和熟悉，但他在材料之中还是如此简单的叙述和阐述，所以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也可谓不容质疑。
其次，从华林有没有资格和可能参加党的五大来分析。华林出身于书香之家，1911年夏，华林考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13年改名为浙江第一师范，简称“一师”）。在校期间，结识了一批革命家和艺术家，且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华林从“一师”毕业后，到孝丰任小学教员。1918年，在省教育会任干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华林在杭州参加了罢工、罢市斗争。同年底，发生了著名的“一师风潮”。华林被迫离开杭州到了上海，结识了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1920年8月，上海早期共產主义组织建立后不久，中国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倾向的青年政治团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立，书记俞秀松。在俞秀松和叶天底等“一师”校友的介绍下，华林于9月加入了团组织，成为中国早期团员之一。 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探索一条新的救国图强之路，大批政治精英赴苏留学。华林也被选定为第一批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人员。1921年3月初，华林和任弼时、罗亦农、韩伯华等从上海出发赴苏联。9月，华林和胡公冕、许之桢到达伊尔库次克第三国际东方局。次年3月，华林加入俄国共产党，并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2月，经罗亦农介绍，华林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华林于1924年8月返回上海，先后被党组织派遣到杭州、宁波工作。1925年9月，任中共杭州独立支部书记。1926年1月，担任中共宁波第一届地委书记。5月中旬，华林到上海区委汇报工作。随后，组织上派他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长江巡视员的身份，到九江、南昌、安庆、芜湖、無锡、苏州等地视察，主要是调查各地军事、政治情况。3个月后返回上海。此后，党组织又派他到杭州工作。1927年1月，中共杭州地委重新组建，庄文恭任书记。2月，华林担任地委宣传部长。中共杭州地委十分重视总工会的领导，每逢总工会召开每周例会时，都派负责人去出席，华林则是参加例会次数最多的地委负责人之一。到4月上旬，杭州的党员人数从原来的60余人猛增到1400余人。而工会会员人数更是达10万之众。4月11日，杭州国民党军警突破进行搜捕，华林与庄文恭等躲避过后，暂时隐蔽起来。后参加了党的五大。[5]
从上述华林的经历可以看出，华林不仅是早期的共青团员，也是早期共产党员，经过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又担任过宁波地委书记，属于当时各地党的领导人。因为在1927年初，全国的党组织也不过是8个区委、6个地委，党员总计57000多人。[6]虽然，这些区委、地委所负责发展党员的面积很大，杭州也只属于江浙区委所属的地委，但对党组织来讲亦属重要，让地委领导参加党的五大，也不意外。各地的党的领导人也都是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成为党的领导人。杭州地委书记庄文恭也是在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与此同时，当时的局势是，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杭州党组织遭到破坏，一些地委领导被害，所剩领导不多，加上形势也需要对一些领导人进行转移，让华林去参加党的五大也不算是什么意外之事。另外，作为早期党员，华林受组织委派，先后在沪杭甬三地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在国共两党党员中开展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展工人运动和反军阀的斗争等等，为杭甬两地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让华林去出席党的五大也属正常。还有，华林不仅参与《北风》《工人报》等编辑工作，还开展过大量的工人运动。在当时，对工人运动十分重视的情况下，让华林去参加党的五大，也不失为一种可能。所以，从上述这些方面来说，华林是有资格和可能去参加党的五大的。
为什么中央和武汉的资料中没有华林的名字呢？想来，其一，当时情况复杂，一些材料没能保存下来，导致遗失，从而形成许多的历史迷雾，需要后人去挖掘和解决。其二，华林不是党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此后的中国革命中也没有做出重要的贡献，没有成为著名革命人物或领袖，慢慢让人淡忘也属正常，所以其他与会人员，包括他的留苏同学没有将华林回忆起来，或记下来。其三，有关华林的研究本不属于热点，没有人关心和挖掘本属正常，所以有关华林的一些材料，被有意无意忽视。诸如此类的原因，有关华林的材料没有被留存下来，或引起他人的关注。因此，使得中央党史研究室所出版的书籍和武汉的五大纪念馆中没能出现华林的名字。
不管怎么说，华林是作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五大会议，是一位被“遗忘”的党的五大见证者。虽然许多历史细节还有待深入研究，如党的五大代表是如何选出来或确定的，党的五大代表又是如何前往武汉的，就如华林，他是如何到武汉，有没有其他党员与他一起，党的五大期间他在武汉的经历又是怎么样的。诸如此类，许多研究还有待于我们的深入研究，才能更完整的呈现历史，更便于后人从中汲取营养，从而更好地前行。
当然，在党的五大之后，华林的经历相对于此前则是平淡了很多。华林赴武汉出席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党的五大会议后，李立三代表组织指令他为武汉政府劳工部秘书，与谭平山、吴玉章、苏兆征等早期我党著名活动家一起开展工作，受劳工部部长苏兆征同志直接领导。一个多月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背叛革命，大肆屠杀革命者。华林潜伏下来，转中共湖北省委工作，并组织和参加了多次地方暴动。崇通暴动后调上海，受过王若飞领导；宣、锡暴动后调浙江。1928年被派往金华工作，因该地区党组织联络点遭到破坏，无法找到地方党组织，以做豆腐维持生计，遂致脱党。抗日战争时期，华林曾任甘肃国民党政府平凉等地专员胡公冕的秘书。抗战胜利，华林返回富阳。1947年任县立初中教员。富阳解放初期，华林曾任富阳各界人民代表、水利委员、城区教委主任等职。他遵照当时富阳县人民政府的要求，着手收集匪特活动情况，并以地方民主人士身份，与郁达夫的二哥郁养吾等民主人士一起，配合县委和公安部门去做匪特首领工作，或随部队进山剿匪，最终争取2支土匪武装向县人民政府投诚。1950年8月，华林调往上海，在电机第一联合工厂总管理处工作，1953年3月调入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图书馆任管理员直至退休。1973年因病去世，终年81岁。[7]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所著.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4-15.
[2][5][7]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杭州党史人物[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44-49.44-49.44-49.
[3]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志（第十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9：442.
[4]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977.
[6]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82.
作者唐龙尧系中共浙江省杭州市委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骆小峰系中共浙江省杭州市委委党史研究室副处长
责任编辑：刘 捷
[关键词]党的五大；五大代表；华林
[中图分类号] K2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9-0024-03
华林，原名华挺生，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方家井村人（自然村名栗坞里），是我国早期的共产党人之一，出生于1893年，1973年逝世。在浙江和杭州市的党史著作之中都提到：华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所著的《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一书中，所罗列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82位名录，以及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和旁听人员名单之中，却没有华林的名字。[1]那么华林究竟有没有参加或出席党的五大呢？根据相关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华林参加了此次会议，是一位被“遗忘”的会议代表。
其一，华林写于1951年11月8日、华以芳1964年8月8日抄录整理的《我的自传》中记述：（1927年），北伐军到杭，即成立了“杭州总工会”。可是，时间太短，基础没有打好，到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杭州先上海一天发动，反动军阀和四府同乡会特务就占据了总工会，到处探索、逮捕。幸亏我们先有准备，机关没有被破坏。到五月初，我赴武汉出席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后，指定我为“武汉政府”劳工部秘书。指定参加“武汉政府”的谭平山、吴玉章、苏兆徽（徵）、林祖涵、丁晓光和我等二十余人组织党团，我受苏兆徽（徵）领导，把劳工部搭起了架子，同时，参加了四次党团会议。过了一月，汪精卫也叛变了。汪精卫叛变后，党准备南昌起义。我同沈雁冰、宋云彬设法邀经享颐去南昌，不料伊临走僻匿。我就不去，留在湖北省委工作。
其二，华林写于1965年1月6日、华以芳2013年4月25日抄录整理的《我的一生》中记述：1927年大革命时在杭州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那天和一些同志在杭州包围时脱险，旋往武汉参加第五次全代会。会后，在武汉政府劳工部工作。汪精卫叛变后，在湖北省委工作。崇通暴动后在上海工作。宜、锡暴动后在浙江工作。
其三，《杭州党史人物》中《华林》记载：华林于4月（1927年）底离开杭州，出席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会后，李立三代表组织指令他为武汉国民党政府劳工部秘书，受劳工部部长苏兆征同志直接领导。但一个多月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背叛革命，大肆屠杀革命者。华林只得潜伏下来，于10月初和爱人一起返回上海。[2]
其四，《杭州市志（第十卷）》“人物传略”中记载：（民国）16年，北伐军攻克杭州，奉党指示联系指导杭州总工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脱险至武汉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任武汉政府劳工部秘书，与谭平山、吴玉章、苏兆征等从事党团组织工作。汪精卫叛变后，转至中共湖北省委工作。崇通暴动后调上海，受王若飞领导；宣、锡暴动后调浙江。[3]
其五，《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人物”中记载：华林（1893—1973）原名挺生，又名挺森，浙江省富阳人。1920年9月，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3月，在苏联赤塔加入俄国共产党。1923年春，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8月回国，奉命在杭州、宁波一带从事革命工作。1925年9月，任中共杭州独立支部书记。1926年1月，任中共宁波地委书记。1927年2月，任中共杭州地委宣传部长。4月，作为杭州代表出席党的五大。会后，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书记。10月，返回上海时与组织失去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富阳县人民代表、水利委员会委员、城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50年8月调上海工作。1973年病故于上海。[4]
首先，从史料的可信程度进行分析。上述这些史料，虽然表述各有不同，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提到了华林出席了党的五大，其中《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更是确指，华林是“作为杭州代表出席党的五大”。这些史料，基本是书籍史料，都是出自于正规出版社，也是党史研究室、地方志等权威部门著作，肯定都是经过认真的多方面的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可谓不容质疑。尽管其中有小的出入，但大的主要内容的确是一致的，就是华林出席了党的五大。特别是华林自己的两份材料，一份是1951年11月8日写的。虽然，那时距1927年党的五大已经过了20多年，但作为记忆深刻的事，华林是不会忘记，也不会记错的。特别是其中提到他参加过四次党团会议，没有经历是绝对说不出的。华林的第二份材料，是作为遗嘱的一部分给自己的儿女们的，更没必要去伪造和扩大一些事实。1965年1月7日，华林写给自己的儿子华以芳的一封信。信中说到：“芳儿……关于我的一生，你们总觉得知道得太少。现在我特意写一篇简历，作为遗嘱的一部分，给你大姐、二姐、妹妹和你各一份。”如果华林要作假或扩大，那也很简单，也可以说上很多，况且很多著名革命家他都认识和熟悉，但他在材料之中还是如此简单的叙述和阐述，所以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也可谓不容质疑。
其次，从华林有没有资格和可能参加党的五大来分析。华林出身于书香之家，1911年夏，华林考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13年改名为浙江第一师范，简称“一师”）。在校期间，结识了一批革命家和艺术家，且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华林从“一师”毕业后，到孝丰任小学教员。1918年，在省教育会任干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华林在杭州参加了罢工、罢市斗争。同年底，发生了著名的“一师风潮”。华林被迫离开杭州到了上海，结识了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1920年8月，上海早期共產主义组织建立后不久，中国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倾向的青年政治团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立，书记俞秀松。在俞秀松和叶天底等“一师”校友的介绍下，华林于9月加入了团组织，成为中国早期团员之一。 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探索一条新的救国图强之路，大批政治精英赴苏留学。华林也被选定为第一批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人员。1921年3月初，华林和任弼时、罗亦农、韩伯华等从上海出发赴苏联。9月，华林和胡公冕、许之桢到达伊尔库次克第三国际东方局。次年3月，华林加入俄国共产党，并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3年2月，经罗亦农介绍，华林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华林于1924年8月返回上海，先后被党组织派遣到杭州、宁波工作。1925年9月，任中共杭州独立支部书记。1926年1月，担任中共宁波第一届地委书记。5月中旬，华林到上海区委汇报工作。随后，组织上派他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长江巡视员的身份，到九江、南昌、安庆、芜湖、無锡、苏州等地视察，主要是调查各地军事、政治情况。3个月后返回上海。此后，党组织又派他到杭州工作。1927年1月，中共杭州地委重新组建，庄文恭任书记。2月，华林担任地委宣传部长。中共杭州地委十分重视总工会的领导，每逢总工会召开每周例会时，都派负责人去出席，华林则是参加例会次数最多的地委负责人之一。到4月上旬，杭州的党员人数从原来的60余人猛增到1400余人。而工会会员人数更是达10万之众。4月11日，杭州国民党军警突破进行搜捕，华林与庄文恭等躲避过后，暂时隐蔽起来。后参加了党的五大。[5]
从上述华林的经历可以看出，华林不仅是早期的共青团员，也是早期共产党员，经过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又担任过宁波地委书记，属于当时各地党的领导人。因为在1927年初，全国的党组织也不过是8个区委、6个地委，党员总计57000多人。[6]虽然，这些区委、地委所负责发展党员的面积很大，杭州也只属于江浙区委所属的地委，但对党组织来讲亦属重要，让地委领导参加党的五大，也不意外。各地的党的领导人也都是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成为党的领导人。杭州地委书记庄文恭也是在五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与此同时，当时的局势是，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杭州党组织遭到破坏，一些地委领导被害，所剩领导不多，加上形势也需要对一些领导人进行转移，让华林去参加党的五大也不算是什么意外之事。另外，作为早期党员，华林受组织委派，先后在沪杭甬三地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在国共两党党员中开展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展工人运动和反军阀的斗争等等，为杭甬两地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让华林去出席党的五大也属正常。还有，华林不仅参与《北风》《工人报》等编辑工作，还开展过大量的工人运动。在当时，对工人运动十分重视的情况下，让华林去参加党的五大，也不失为一种可能。所以，从上述这些方面来说，华林是有资格和可能去参加党的五大的。
为什么中央和武汉的资料中没有华林的名字呢？想来，其一，当时情况复杂，一些材料没能保存下来，导致遗失，从而形成许多的历史迷雾，需要后人去挖掘和解决。其二，华林不是党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此后的中国革命中也没有做出重要的贡献，没有成为著名革命人物或领袖，慢慢让人淡忘也属正常，所以其他与会人员，包括他的留苏同学没有将华林回忆起来，或记下来。其三，有关华林的研究本不属于热点，没有人关心和挖掘本属正常，所以有关华林的一些材料，被有意无意忽视。诸如此类的原因，有关华林的材料没有被留存下来，或引起他人的关注。因此，使得中央党史研究室所出版的书籍和武汉的五大纪念馆中没能出现华林的名字。
不管怎么说，华林是作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五大会议，是一位被“遗忘”的党的五大见证者。虽然许多历史细节还有待深入研究，如党的五大代表是如何选出来或确定的，党的五大代表又是如何前往武汉的，就如华林，他是如何到武汉，有没有其他党员与他一起，党的五大期间他在武汉的经历又是怎么样的。诸如此类，许多研究还有待于我们的深入研究，才能更完整的呈现历史，更便于后人从中汲取营养，从而更好地前行。
当然，在党的五大之后，华林的经历相对于此前则是平淡了很多。华林赴武汉出席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党的五大会议后，李立三代表组织指令他为武汉政府劳工部秘书，与谭平山、吴玉章、苏兆征等早期我党著名活动家一起开展工作，受劳工部部长苏兆征同志直接领导。一个多月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背叛革命，大肆屠杀革命者。华林潜伏下来，转中共湖北省委工作，并组织和参加了多次地方暴动。崇通暴动后调上海，受过王若飞领导；宣、锡暴动后调浙江。1928年被派往金华工作，因该地区党组织联络点遭到破坏，无法找到地方党组织，以做豆腐维持生计，遂致脱党。抗日战争时期，华林曾任甘肃国民党政府平凉等地专员胡公冕的秘书。抗战胜利，华林返回富阳。1947年任县立初中教员。富阳解放初期，华林曾任富阳各界人民代表、水利委员、城区教委主任等职。他遵照当时富阳县人民政府的要求，着手收集匪特活动情况，并以地方民主人士身份，与郁达夫的二哥郁养吾等民主人士一起，配合县委和公安部门去做匪特首领工作，或随部队进山剿匪，最终争取2支土匪武装向县人民政府投诚。1950年8月，华林调往上海，在电机第一联合工厂总管理处工作，1953年3月调入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图书馆任管理员直至退休。1973年因病去世，终年81岁。[7]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所著.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4-15.
[2][5][7]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杭州党史人物[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44-49.44-49.44-49.
[3]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志（第十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99：442.
[4]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977.
[6]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82.
作者唐龙尧系中共浙江省杭州市委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骆小峰系中共浙江省杭州市委委党史研究室副处长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