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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向朋友倾诉了自己不能“推贤进士”的苦衷,袒露了李陵事件给自己带来的沉重自卑,以及自己为了著述理想甘受屈辱的“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表示了要发愤著书,“成一家之言”。这种悲剧意识及创作心态深深地影响了《史记》的写作及其史学、文学价值。本文从《报任安书》入手,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