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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吃饭与读书
吃饭与读书，似乎互不相干，实际相当类似。吃饭是补充物质能量，读书是补充精神能量，所以，二者也就具有了可比性。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但只要能说明道理即可。
很多人读史书，往往会遇到繁体字和文言文这两大拦路虎，望而生畏，于是先读白话本，或者看二三手的普及介绍，这很正常，也有必要。但是，如果条件许可，力有所及，读原著、读史料，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收获。这就好像吃饭，仅仅从补充营养角度看，方便面以及各种速食制品都是可以吃的，但是，要品尝美味，恐怕快餐就做不到了。对于吃惯方便面的人，给他一袋面粉，他有可能觉得无法下口。但是，一旦学会了和面擀面，自配菜蔬调料，其味道就远比方便面丰富醇厚。养成了吃手擀面的习惯，再吃方便面就会有所挑剔。这样比喻，并非否定方便面的价值。即便是美食家，肚子饿了但条件不具备或者时间来不及，也会吃快餐的。不过，要论味道纯美，烹调正宗，口感上乘，还须品尝精工细作的佳肴。退一万步说，快餐也是在各种原始食物的基础上演化形成的。没有人类几千年的饮食史，就无法创造出当今流行的方便面。
对于制作方便食品的商家来说，能不能做出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全在于用料、配方和工艺。因此，即便是方便面，也有好吃和难吃的差别。商家为了吸引顾客，往往会在方便食品中添加一些没有营养却增加口感和美感的辅料；或者为了降低成本，使用低劣质量的面粉。有些文章或图书，外观看起来很美，却经不起推敲，其原料本身就有或大或小的问题。例如，有的作者在写东西时引证不严密，或者二手转引不加核对；有的作者为了哗众取宠而在作品中添加了不适当的辅料；更要命的是，有些居心不良者，还会给方便食品添加苏丹红和罂粟壳。文化界也不乏这种有毒的精神食品。网络上广泛流传的所谓“苏绰定律”，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苏绰是北周名臣，有人编造了苏绰同北周开国君主宇文泰的一段对话，大意是说用官的诀窍，让苏绰给宇文泰建议用贪官不用清官。清官桀骜不驯，难以驾驭，所以不能用。贪官有把柄在手，可以保证其忠诚。作为君主，大臣的忠诚是首要问题，君主所担心的最大问题是大臣不忠。所以，一旦发现有大臣不忠，则可用肃贪名义定点清除。而君主掌握了官员的贪墨之状，就能更好地驾驭他们。社会矛盾激化后，则杀掉贪官以告慰民情。要点可概括为：“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这就是所谓“苏绰定律”，还给它加上引文出处“摘录自《北史》卷六三”，好像真有其事。但仔细一考察，纯属子虚乌有。
这种假造史实的危害是巨大的。所谓“苏绰定律”，不但伤害了古代苏绰的清誉，而且会诱发当今民众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偏见。人们从中看到，曾经与诸葛亮、王猛齐名的苏绰，变成了靠阴谋厚黑之术起家的奸雄。史书的功能不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是推崇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成功。以此知世，他人都是地狱；以此为人，可以不要廉耻；以此资治，贪酷排斥循吏；以此化民，暴虐抵消良善。更可怕的是，竟然有堂堂法学教授，在正规论文中堂而皇之地引用这段“苏绰定律”，还展开大发议论。作为学者，随手翻查一下《北史》或者《周书》的苏绰本传，能有多大困难？把垃圾当作特色食品吃下去，这是什么样的食欲？
二、时空与情境
读书不但要排除假冒伪劣和有毒食品，而且还要学会时空转换和移情思考。即便是真正有价值的美味，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斗转星移，情境可能大不一样，切不可想当然以今度古，以己度人，对先圣先贤妄加揣测。
例如，《论语》中有孔子教训宰予一事。“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现代学生往往觉得孔子有点过分。无非是上课打了个瞌睡，值得这么大动肝火吗？当今的学生可能对农耕社会的生活规律是生疏的。在古代，“挑灯夜战”不是常态，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因此，学生睡眠不足的情况极少。而一旦学生不是因为睡眠不足，放下书本就活蹦乱跳，拿起书本就呵欠连天，十有八九他读不进去甚至厌恶读书。这种学生，在古代教师的眼中，就不是“读书种子”。孔子责骂宰予，很有可能属于这种情况。这样理解，可以使自己处于“同情”心态。再如，我们批判封建礼教，对古代婚制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往往彻底否定，认为其剥夺了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权利。但当我们再考虑一下古代的婚龄问题，就会感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古代婚龄往往偏小，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的少年就会订婚甚至结婚，在他们心智不健全身体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调监护责任和中介责任，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已经自立成人的青年就不能这样对待。理解到这个程度，批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青年男女的戕害，就不至于走极端。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如果读书时能够尽量在脑海中还原当时的场景和条件，失误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今人做事依然强调“设身处地”，“若要公道，打个颠倒”，其理相通。
今人读史，移情是读史的心理准备，但移情也有可能导致妄论。对此，陈寅恪有极好之说明，可为当今读史者共勉：“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三、直笔与曲笔
中国史学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齐庄公与崔杼妻棠姜通奸，被崔杼的家人杀之。按照《左传》记载：齐国太史写下了“崔杼弑其君”，崔杼把太史杀了；太史之弟接着写，又被杀了；另一个弟弟继续写，崔杼只好罢手。南史听到太史因此被杀，拿着简策赶来，打算赴死以书，听到太史之弟已经将其记录在案，乃还。荒淫的晋灵公与主政大臣赵盾发生尖锐冲突，几次谋害赵盾，赵盾只得逃亡。此后，赵穿杀了晋灵公，赵盾并不知情。听到晋灵公的死讯，赵盾又回来重新执政。晋国史官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于史册。面对弑君恶名，赵盾为自己的无辜辩解，而董狐则强调，赵盾主政，逃亡尚未离开国境，回来后又不追究弑君的赵穿，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赵盾只得认账。孔子对此事的评价十分有意思，他称董狐为“古之良史”，良就良在“书法不隐”；又称赵盾为优秀大臣，优就优在“为法受恶”；而且不无惋惜地说：赵盾如果已逃出国境，就不用担当这个恶名了。
问题在于，崔杼弑其君属实，赵盾弑其君是否属实？是不是改为赵穿弑其君更符合实情？这就牵涉到中国史学的传统。尽管晋灵公不是赵盾杀的，但赵盾主政，就要承担这一责任。所以，这并不是曲笔为赵穿脱责，而是直笔写出赵盾之任。可见，中国古代的直笔而书，是要写出历史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不是仅仅写出历史的事实。这种著史原则，在《春秋》中就已经确定下来。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意义就在这里。传统史书中的“曲笔”，绝不仅仅是事实上的曲笔，而是价值观上的曲笔。魏收写《魏书》之所以遭人讥讽，是因为他借修史酬恩报怨，“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而并非是他编造事实。在史实褒贬中偏离了道德伦理，这才是传统史家所不齿的曲笔。
以人们常说的“为尊者讳”而言，多数情况下，“为尊者讳”不是美化位高权重者，而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为“尊者”保留必要的脸面。西汉贾谊对此有很清楚的解释：贵族贪污受贿叫做“篮簋不饰”，贵族污秽淫乱叫做“帷箔不修”，以保其廉耻，励其德行，并非曲笔。看到这一点，读史就能少了许多偏颇。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710127）
吃饭与读书，似乎互不相干，实际相当类似。吃饭是补充物质能量，读书是补充精神能量，所以，二者也就具有了可比性。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但只要能说明道理即可。
很多人读史书，往往会遇到繁体字和文言文这两大拦路虎，望而生畏，于是先读白话本，或者看二三手的普及介绍，这很正常，也有必要。但是，如果条件许可，力有所及，读原著、读史料，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收获。这就好像吃饭，仅仅从补充营养角度看，方便面以及各种速食制品都是可以吃的，但是，要品尝美味，恐怕快餐就做不到了。对于吃惯方便面的人，给他一袋面粉，他有可能觉得无法下口。但是，一旦学会了和面擀面，自配菜蔬调料，其味道就远比方便面丰富醇厚。养成了吃手擀面的习惯，再吃方便面就会有所挑剔。这样比喻，并非否定方便面的价值。即便是美食家，肚子饿了但条件不具备或者时间来不及，也会吃快餐的。不过，要论味道纯美，烹调正宗，口感上乘，还须品尝精工细作的佳肴。退一万步说，快餐也是在各种原始食物的基础上演化形成的。没有人类几千年的饮食史，就无法创造出当今流行的方便面。
对于制作方便食品的商家来说，能不能做出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全在于用料、配方和工艺。因此，即便是方便面，也有好吃和难吃的差别。商家为了吸引顾客，往往会在方便食品中添加一些没有营养却增加口感和美感的辅料；或者为了降低成本，使用低劣质量的面粉。有些文章或图书，外观看起来很美，却经不起推敲，其原料本身就有或大或小的问题。例如，有的作者在写东西时引证不严密，或者二手转引不加核对；有的作者为了哗众取宠而在作品中添加了不适当的辅料；更要命的是，有些居心不良者，还会给方便食品添加苏丹红和罂粟壳。文化界也不乏这种有毒的精神食品。网络上广泛流传的所谓“苏绰定律”，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苏绰是北周名臣，有人编造了苏绰同北周开国君主宇文泰的一段对话，大意是说用官的诀窍，让苏绰给宇文泰建议用贪官不用清官。清官桀骜不驯，难以驾驭，所以不能用。贪官有把柄在手，可以保证其忠诚。作为君主，大臣的忠诚是首要问题，君主所担心的最大问题是大臣不忠。所以，一旦发现有大臣不忠，则可用肃贪名义定点清除。而君主掌握了官员的贪墨之状，就能更好地驾驭他们。社会矛盾激化后，则杀掉贪官以告慰民情。要点可概括为：“用贪官以结其忠，弃贪官以肃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此乃千古帝王之术也。”这就是所谓“苏绰定律”，还给它加上引文出处“摘录自《北史》卷六三”，好像真有其事。但仔细一考察，纯属子虚乌有。
这种假造史实的危害是巨大的。所谓“苏绰定律”，不但伤害了古代苏绰的清誉，而且会诱发当今民众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偏见。人们从中看到，曾经与诸葛亮、王猛齐名的苏绰，变成了靠阴谋厚黑之术起家的奸雄。史书的功能不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是推崇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成功。以此知世，他人都是地狱；以此为人，可以不要廉耻；以此资治，贪酷排斥循吏；以此化民，暴虐抵消良善。更可怕的是，竟然有堂堂法学教授，在正规论文中堂而皇之地引用这段“苏绰定律”，还展开大发议论。作为学者，随手翻查一下《北史》或者《周书》的苏绰本传，能有多大困难？把垃圾当作特色食品吃下去，这是什么样的食欲？
二、时空与情境
读书不但要排除假冒伪劣和有毒食品，而且还要学会时空转换和移情思考。即便是真正有价值的美味，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斗转星移，情境可能大不一样，切不可想当然以今度古，以己度人，对先圣先贤妄加揣测。
例如，《论语》中有孔子教训宰予一事。“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现代学生往往觉得孔子有点过分。无非是上课打了个瞌睡，值得这么大动肝火吗？当今的学生可能对农耕社会的生活规律是生疏的。在古代，“挑灯夜战”不是常态，基本上是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因此，学生睡眠不足的情况极少。而一旦学生不是因为睡眠不足，放下书本就活蹦乱跳，拿起书本就呵欠连天，十有八九他读不进去甚至厌恶读书。这种学生，在古代教师的眼中，就不是“读书种子”。孔子责骂宰予，很有可能属于这种情况。这样理解，可以使自己处于“同情”心态。再如，我们批判封建礼教，对古代婚制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往往彻底否定，认为其剥夺了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权利。但当我们再考虑一下古代的婚龄问题，就会感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古代婚龄往往偏小，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的少年就会订婚甚至结婚，在他们心智不健全身体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调监护责任和中介责任，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已经自立成人的青年就不能这样对待。理解到这个程度，批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青年男女的戕害，就不至于走极端。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如果读书时能够尽量在脑海中还原当时的场景和条件，失误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今人做事依然强调“设身处地”，“若要公道，打个颠倒”，其理相通。
今人读史，移情是读史的心理准备，但移情也有可能导致妄论。对此，陈寅恪有极好之说明，可为当今读史者共勉：“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三、直笔与曲笔
中国史学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齐庄公与崔杼妻棠姜通奸，被崔杼的家人杀之。按照《左传》记载：齐国太史写下了“崔杼弑其君”，崔杼把太史杀了；太史之弟接着写，又被杀了；另一个弟弟继续写，崔杼只好罢手。南史听到太史因此被杀，拿着简策赶来，打算赴死以书，听到太史之弟已经将其记录在案，乃还。荒淫的晋灵公与主政大臣赵盾发生尖锐冲突，几次谋害赵盾，赵盾只得逃亡。此后，赵穿杀了晋灵公，赵盾并不知情。听到晋灵公的死讯，赵盾又回来重新执政。晋国史官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于史册。面对弑君恶名，赵盾为自己的无辜辩解，而董狐则强调，赵盾主政，逃亡尚未离开国境，回来后又不追究弑君的赵穿，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赵盾只得认账。孔子对此事的评价十分有意思，他称董狐为“古之良史”，良就良在“书法不隐”；又称赵盾为优秀大臣，优就优在“为法受恶”；而且不无惋惜地说：赵盾如果已逃出国境，就不用担当这个恶名了。
问题在于，崔杼弑其君属实，赵盾弑其君是否属实？是不是改为赵穿弑其君更符合实情？这就牵涉到中国史学的传统。尽管晋灵公不是赵盾杀的，但赵盾主政，就要承担这一责任。所以，这并不是曲笔为赵穿脱责，而是直笔写出赵盾之任。可见，中国古代的直笔而书，是要写出历史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不是仅仅写出历史的事实。这种著史原则，在《春秋》中就已经确定下来。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意义就在这里。传统史书中的“曲笔”，绝不仅仅是事实上的曲笔，而是价值观上的曲笔。魏收写《魏书》之所以遭人讥讽，是因为他借修史酬恩报怨，“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而并非是他编造事实。在史实褒贬中偏离了道德伦理，这才是传统史家所不齿的曲笔。
以人们常说的“为尊者讳”而言，多数情况下，“为尊者讳”不是美化位高权重者，而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为“尊者”保留必要的脸面。西汉贾谊对此有很清楚的解释：贵族贪污受贿叫做“篮簋不饰”，贵族污秽淫乱叫做“帷箔不修”，以保其廉耻，励其德行，并非曲笔。看到这一点，读史就能少了许多偏颇。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71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