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本名趙匡义，因避宋太祖之讳，更名为赵光义，他当了皇帝后，又改名叫赵炅。明人江盈科《雪涛小说》里有一个关于赵炅的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
　　一天，赵灵微服出宫，到街上体察民情，看见一个乞丐赖在一家商店门口讨钱，又骂又跳的，怎么也赶不走，吸引了一大帮乞丐和民众围观。突然，人群之中闪出一个身影，一刀把乞丐杀了，跟着又像风一样消失了。这个颇有些金庸小说味道的神秘刀客，正是赵灵。不过，那时候还没有监控摄像头，所以，也没有人知道凶手就是皇帝。
　　第二天，京城的行政长官——开封府尹急忙向赵炅汇报了这起发生在皇城脚下的命案。赵炅假装不知情，让务必把凶手缉拿归案。府尹遵旨，忙活了好一阵子，找不到半点可以破案的蛛丝马迹，只好如实回禀。赵炅闻言，把脸一沉，说：“不行!这是朕亲自督办的案子，一定得破了!”府尹走投无路，狗急跳墙，索性把遭到乞丐“强讨”的那个商人抓来刑讯逼供，估计灌辣椒水、骑老虎凳什么的，全派上了用场，结果不言而喻：这个倒霉的商人“被杀人”了。好不容易找了个替死鬼，终于可以结案了，府尹屁颠屁颠地跑去向赵炅请功。赵炅问：“情况属实吗?”府尹答：“属实!”赵炅勃然大怒，骂道：“属实你个头!那乞丐是我杀的，你怎么可以冤枉无辜呢?”龙颜一怒，乌纱不保，府尹当场就被革了职。
　　江盈科讲这个故事，旨在告诫官员们办案须谨慎，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千万不可滥用职权，制造冤狱，草菅人命。他说：“夫生杀所凭，必准于律；然轻重由律，疑信由情。苟涉可疑，宁生毋杀。”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案情尚有疑点的情况下，宁可放过一千，不可枉杀一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发生。宋太宗赵炅的本意，大概也是如此。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故事却有不少值得琢磨的地方。在那时，还是人治时代，没有普遍的司法公正，只有局部的司法公正，套用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话来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平民杀人必将遭受法律惩罚，皇帝杀人却是小菜一碟，屁事没有。赵炅说“人是我杀的”，说完就算了，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最吊诡的是，宋太宗赵炅之所以杀人，竟然是为了促进司法公正。也就是说，他采取了一种违法的手段，却想达到维护法律尊严的目的。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悖论。从某些个案来看，不正当的手段，确实可以达到正当的目的，但如果把它当做一条普遍适用的信条来推崇，无异于鼓励人们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谬种流传，贻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