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山城棒棒军》，讲的是重庆独有的挑夫，里面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有灰小伙和白马公主的故事，一个棒棒泡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当然是克服了重重阻力之后。
　　之前我看这部电视剧看得津津有味，但现在我认为它在放屁。
　　重庆是一个山城，市区里几乎没有一条平坦的道路，出门就得“爬坡上坎”。因此没有人骑自行车——上坡费力，下坡又不敢骑。因此，棒棒肩上的竹扁担就成了送小批物运货的主要工具。
　　很便宜，二块，三块，随便给，就可以帮你背一台冰箱上五楼。买买菜也可以叫个棒棒，把找的零钱给他，就可以给你挑一堆鸡鸭鱼肉回家，很方便。
　　棒棒们拎着一根系着绳子的扁担，飘荡在大街小落，黑夜白昼，每一次肩头沉甸甸的感觉，就会是一次生活下去的机会。
　　李师傅今年46岁，四川广元人。他是朝天门码头的老棒棒了，已经来到重庆十几年。接过我的烟时，他变得很严肃，站得也直了起来。他大概以为我是报社的记者，因此显得有些紧张。李师傅家在农村，之所以来到重庆当棒棒，是因为“种田亏本”。
　　李师傅和我说话的时候，一直保持着严肃的神情，语调抑扬顿挫，仿佛汇报工作。这让我心里发虚，没有勇气再听下去，然而我还是听了下去。
　　摊派，乱收费……又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使他远离了土地。我不想再复述什么，只是很难忘记李师傅脸上的表情，那种表情庄严得让我无地自容。
　　李师傅月收入约450元左右，扣除吃、住和每月120元的“管理费”，能往家里寄200元钱，供两个孩子上学。
　　张师傅很活跃，笑嘻嘻的，我问他结婚了没有，他告诉我，“娃儿都耍朋友了。”他接过我的烟的时候很不好意思，挠着头。
　　“现在生意不好做了。”他告诉我，一下午就能拉到两三次活儿，挣个生活费。他还兼干着跟装修队去铺地板，贴瓷砖的活，“运气好的话，一天就二三十块儿呢。”运气不好呢？白干，经常有工头莫名奇妙消失的时候，一毛钱也拿不到。
　　他又提醒我，重庆治安不好。“在这里”他指着他身后，“昨天就有一个女的被抢了钱，天都没黑，才七点多钟”。开玩笑地问他：“你没分点？”他摆摆手：“我们棒棒不搞那种事儿，那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的人。”。
　　顺着一条阴暗的小路，我走下了沿江路桥下。这里是棒棒们居住的地方。 5秒钟之内，我来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这里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堆。我走在垃圾中，周围是从垃圾里生长出来的破烂房子——假如它们能被叫做房子的话。一股顽强的恶臭一直伴随着我，我实在不能分辩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一位老太太观察了我一会儿，主动上来询问，并充当向导，向我介绍这里的情况。她是这里一处旧房子的房东。
　　“你看哟，这个地方八年前就说要拆迁，一直拖到今天，还没有信儿，你看那里搭的那些棚棚，都是房产公司搭的，住的些棒棒，到处屙屎屙尿哟，臭得要死。” 我看见一处凌空架设的厕所，它的排出物直接落到地面。
　　 “到处都是垃圾，你看那个瘸子，天天到垃圾堆里捡东西吃，好恶心哟。” 我看见一个目光阴郁的中年男子坐在垃圾堆边的一个棚子门口，李老太说，他从前也是棒棒，后来搞装修时砸断了腿没治好。
　　我走进了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建在桥下，他的顶棚就是桥面。屋子里的人们看着闯进来的我，目光好奇。这间房子伸手就可以摸到房顶，沿墙是一排通铺，上面放了十几卷铺盖。
　　屋子靠床有一排窗户，30CM见方，上面是粗粗的铁条，阳光从外面照进来洒在一个沉睡的棒棒脸上，他睡得很香，眉头舒展。 太阳照在他的脸庞，象照在辽阔的土地上。
　　在朝天口，在解放碑，在沙坪坝，在牛角桠。
　　在歌乐山，在瓷器口，在王家沱，在一棵树。
　　在大田湾，在洪崖洞，在人民路，在菊花园。
　　在大都会，在北碚，在南坪，在弹子石。
　　在重庆的许许多多地方，他们走来走去，肩上扛着扁担和绳子，他们有东西压在他们肩上，有时候是沉沉的货物，有时候是重重的生活。前者让他们汗水流淌，后者让他们目光茫茫。他们的前面是因重庆交通发展而越来越少的生存空间，身后是大片辽阔的却无法回去的家乡的土地。有一天他们终将消失在这里，就像他们肩上的日子，消失在太阳升起落下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