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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李商隐诗歌中常常可见的“红”和那些如《乐游原》一般，虽不言“红”，但实际以红色为基调色的诗歌，再现了诗人对诗歌进行色彩设计的过程，同时展现“红”与诗人生命体验、心理认知和情感思绪的联系。独特的诗歌色彩也造就了非同寻常的诗歌本身的色泽与质感。而“红”所引发的视觉经验联想与在诗歌场域中产生的色彩隐喻，也带给读者一种从感官触发走向心灵汇融的诗美体验。
关键词：李商隐;色彩美;寄情;修辞语境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1-078-04
诗歌或文学作品中，色彩在表面经验与感官效果作用之外，被赋予了意识层面的意象、内涵、象征功用，成为一种文学隐喻，其审美效果与诗人表情、述意的文学书写模式紧密相关，也链接着读者接受与感知的阅读过程，诗人和读者之间通过色彩和文字达到一种超越时空的心灵上的遥遥共振。色彩是李商隐诗歌文本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在表义、表情、表意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一、色彩理论与义山诗美
色彩（或者色调）是独立存在的抽象事物（或概念），人类身体的生理与心理，时刻都在与光谱中的众多颜色产生共鸣。色彩不仅会引起一定的生理感受，而且当其与客观事物、内心知觉或心灵意象结合起来时，其内涵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感官的触发转变为精神世界的意蕴与共振，从而具有“象征性的、暗示性的”表情、述意的功能。针对这一点，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就提到，“红”本身是抽象、模糊、独立的，而当“红”与“树”组合在一起，成为“红树”时，自然而然地便引起人们关于“秋天”的联想。所以，色彩自身有音乐韵律一般引发接受者反应的特性，可以说，“色彩的调子……结构非常细密，它们能唤起灵魂里的各种感情”。
在中国传统色彩学中，红色有着吉祥、喜庆、积极进取、热烈如火等意蕴。过去的人们以从自然中获取并运用这种相当夺目并能够打动人心的的颜色为乐，常用它来装饰事物使之更加美丽，并人为地赋予美好的内涵。如婚礼的基调色、皇宫外墙颜色，以及传统庆典、节日中装饰物的颜色。同时，“红”拥有“榴花红”、“银朱”、“妃红”、“浅血牙”等不同的名称和表现形式。
旧石器时代的北方山顶洞人，就已经尝试在石、骨、齿、贝壳等材质上穿孔，用染成红色的穿带将它们串联起来佩戴，从而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红色因为是血液、火、太阳、成熟果实和花朵的颜色，常常成为人们潜意识中“美”的基底色，红色带来一种原始的美感和精神集中感。而同时，“红”字本身又从根本上被赋予一种纤弱感。《说文解字注》中许慎对“红”所作的解释为：“红，帛赤白色也，从系，工声。”包括同色系的“绛”、“绌”、“觫”、“纁”，本义都是丝帛。丝帛精致，轻柔，如同美好的事物，但是又容易烧毁、虫蛀、遭霉和断裂。饱满浓郁的红色，在李商隐的诗歌中有着凄美柔婉的情感调子，其诗“拥有一种特别炫人的异彩……用字的瑰丽，笔法的沉郁，色泽的凄艳，情调的迷离，更足以使人魂迷而目眩。”
在《全唐诗》中，李商隐诗歌分为三卷，共收录579首。在这些诗中，“红”字出现了56次，分布于50首诗中，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虽然在一些情况下，“红”字因为是与“绿”字对仗而出现在文本中，如“将泥红蓼岸，得草绿杨村”、“绿池荷叶嫩，红砌杏花娇”。不过，这种对仗仅仅出现5次。即使是“绿”字本身，在579首诗歌中也只存在24次，推而广之，“蓝”出现4次，与“红”同属暖色调的“黄”出现37次，且几乎都用来形容暮色、叶子、花色。与这些颜色词相比，“红”不仅有着较高的出现频率，而且与“红”相搭配的事物，大部分是自然事物，如“蔷薇”、“菡萏”、“露水”、“守宫”、“梨”;另一部分是生活器物，如“烛”、“绶带”、燃烧香料时的火光。“红”搭配事物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显而易见：且这些事物又多有美好却纤弱，常见但是具有生活美学意蕴的特点。也正是“红”的频繁出现和与“红”相衬的事物，造就了“红”的与众不同和独特的美感。
所以“红”的频繁出现是独立而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些“红”大部分用于描绘植物，如“红树”、“红蓼”、“红渠”、“红蔷薇”，以及植物上面的露水“红泪”;还有一部分“红”用来描写“红烛”、“蜡烛啼红”、“红绶带”这样的亦真亦幻的事物;除此之外，“红”还出现在概念词语中，如“红颜”、“红粉”、“红颊”，用来代指女性或青春年华。
李商隐将“红”这一色彩词嵌入诗歌，从字面形式引发读者的联想，朦胧而隐晦地传达一种色彩所带来的与众不同的精神体验和感受。
如《春雨》：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远路应悲春畹晚，残宵犹得梦依稀。
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雨”和“灯”的温度对比，珠、箔所带来的光感与色泽，亦真亦幻的冷冽春雨景中的“红楼”，构成美丽却细薄迷蒙，华靡却暗沉清冷的诗歌画境，浓郁的“红”在义山笔下，成为凄恻柔美诗境的点睛之笔，寥寥笔墨足以动情移性，满溢纤弱精致的情感和望而不能见的复杂相思。
再如《板桥晓别》：
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
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
“红泪”描写的一种被赋予主观色彩的“浅红色的露水”，这种露水是如此的别致和晶莹，令人不禁神思缥缈，联想看到这种奇异而美丽的露水的晓别之人度过了怎样的夜晚。而从比喻义上讲，如果“芙蓉”是女子的喻体，那么“泪”就成为了真实的眼泪，泪字之前的“红”却如墨点入水一般，从一字出发晕染出了送别诗人的女子，她自身的美丽和伤悲。
纵览义山诗篇，可以发现“红”可见于植物、织物表面、雕梁画壁装饰面等具体事物中，也存在于烛光驳影、宴会、花园曲径、连绵细雨等各异的环境，甚至是诗人的“心境”和诗歌的“画境”中。它们或浓或淡，或饱满或清浅地呈现了一个或直观或抽象的“红色”世界，在读者的感觉与体验过程中掀起美丽到窒息的波澜，继而幻化成为在文化、艺术、哲学、情感、记忆、體验等因素交织之下诗人和读者对“红色”的自我认知和私人隐喻。而“红”在李商隐诗歌中表达出的隐晦多义而凄婉动人的情感基调，使读者即使在“夕阳无限好”、“望帝春心托杜鹃”这样不言明红色的诗句中，依然能够感受到“红”的存在。 二、修辞学下的“红”与其内在意蕴
古典诗歌的创作，尤其是近体诗，要求合乎一定的格律要求，即“定句、定字、定韵、对仗、合声律”。7因此，在每一首诗中，每一个字的位置如同一个空格，这个空格因为要满足许多艺术、情境、思绪上的要求，可供选择的字的数量是有限的。而选择合适的字来作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广义的“修辞”过程，“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8李商隐在修辞过程中想要表现一种与具体诗境和谐相融的诗美，用有限的字去填补空格从而表达其自身情感脉络时，“红”这个字的选择，便映射出诗人的心灵世界、诗人对社会人生的认知与体验、过往文化遗产的存留以及潜意识所带来的影响。
一方面，对“红”的选择，或多或少来自诗人的生命体验。在李商隐的人生故事中，他往往与几个女性联系在一起，她们被猜测为李商隐爱情诗的女主人公。柳枝、宋华阳、“君问归期未有期”的妻子王氏，还有那红烛莹莹的宴会之上“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无名女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商隐的仲姐裴氏，她“十八岁出嫁，十九岁去世”，且也许因为“所嫁非人”，“死于母家，亦归葬于母家”，李商隐在《别令狐拾遗书》中便对如仲姐一般有悲剧命运的女性和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表示同情和指责：
“后日生女子，贮之幽房密寝，四邻不得识，兄弟以时见，欲其好，不顾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择何如男子者属之邪？”
这些女子或是早逝，或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与诗人分离。在这一点上，李商隐与贾宝玉似乎形成了心灵上的遥遥共振：那些在晦暗虚无的生命中出现的惊艳“红影”，无论怎样真实地存在过，却总会从自己身边如“一股青烟”一样消失。“但李商隐似乎对脆弱的事物及其毁灭特别着迷”，包括不写“红”字而渲染“红”景的《乐游原》——漫铺的残阳和象征意味下若有若无的人生与王朝的衰境——“再次反映了他对想象中的永恒持久和脆弱短暂的意象的迷恋。”这种脆弱的美丽，或者说美好的事物所带来的虚幻无力感，最好的表现色彩就是“红”。
敏感细腻、追求美好的诗人李商隐，拥有一种“纯粹的诗人气质的寂寞”，他多情善感，“不但对人多情，对一切生物莫不多情;不但对一切生物多情，对一切无生之物亦莫不多情”。所以，“灵心锐感，一往情深”的诗人，自然对不同深浅，表现在花朵、蜡烛、玉簪等等事物上的“红”——即万事万物的原始美感，自觉而不自觉地运用和锤炼。
另一方面，对“红”的选择可以追溯到精神深处。李商隐被认为与卡夫卡在追求内心世界、将现实与梦幻糅合起来这两方面有着相似之处。这一點可以以康定斯基的“内在需要原则”来解释，即一个（表现）对象的选择（即形式的各种成分之一）必须取决于人类心灵有目的的反响。而这一对象的选择也得从内在需要的原则出发。而正如陈望道先生所言：“语辞的形成……与生活、经验、自然、社会的知识，与见解、识力、逻辑、因明，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题材形式的遗产等等无不有关。”这种内在需要，是个性、时代和艺术形式的产物。
“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的家族背景，安史之乱后已然式微的盛唐风气以及政治朝堂中陷入牛李党争难以脱身的坎坷仕途，等等因素都造成了特殊时代与环境下的李商隐，其自身超乎寻常的敏感、追求情感和容易沉溺于自我、容易悲观的性格特点。同时青年学仙的经历对他的思维产生了浪漫缥缈的影响。因此，“义山诗思致的深曲，感情的沉厚，感觉的锐敏，观察的细致，都足以使人情移而心折”。诗人意无意地选择和裁取材料，自觉而不自觉地寄情遥深，展现一个朦胧多义，甚至难以解读的内心世界。
从“内心世界”、感官认知、心灵体验和“内在需要”出发，诗歌中“红”不再只是一种现实存在和具象，也不仅仅具有传统的色彩意蕴，而是被赋予了作者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暗示。各式各样的“红”之下是如“蝶衔红蕊蜂衔粉”一般细腻人微的景物观照，也表达着“愿得化为红绶带，许教双凤一时衔”一般的幽晦隐约的情感内核，除外，更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样，是作家生命历程的隐喻。
三、写作、接受与共鸣：诗歌色彩美的完成过程
上文已提到，“红”与其他颜色相比，具有的独立、鲜明和特殊的位置。当红色存在于事物比如“蜡烛”、“绶带”、“围栏”上时，红色是客观存在的，而当它出现在诗人的心灵世界中时它可能只是一个泛化的“红”的心灵意象和充满个人色彩的对“红”的感知记忆。当诗人进一步将“红”填入一首诗中时，这种“红”便与其周围的语言环境——即这首诗的情境——产生联系，呈现出一种符合诗歌内容的明确的色调。例如：
菡萏一诗人感知到红→写入诗歌：红菡萏→（粉红、浅红）→读者接受并反应
蜡烛→诗人感知到红→写入诗歌：蜡烛啼红→（炽红、暖红）→读者接受并反应
花→诗人感知到红→写入诗歌：翠减红衰→（暗红、黑红）→读者接受并反应
落日→诗人感知到红→写入诗歌：夕阳无限好→（霞红、血红）→读者接受并反应
由客观的“红”，到心灵的模糊“红影”，再到有具体色调、质感、光泽、温度的符合诗歌具体情境的各式各样的“红”，这个过程反映了诗人在诗歌中描绘事物、表达自身感受的文学尝试，也反映了读者在看到色彩字后，引发脑海中视觉联想，继而达到一种审美愉悦的过程。
所以“红”在李商隐诗歌中占据独特地位之外，亦要寻求从泛化的、无限的、客观的、抽象的色彩概念，借助具体的语境、诗歌情境和读者的理解，变化为某些明确而较为清晰，带有经验记忆和主观认知的色调。因为“客观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它们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受益于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艺术上的客观形象也如此，它们是大自然和生活的原型。主观的世界是理性的，是受生活修养和科学知识影响的。客观事物带有很浓的共性色彩，主观的认识却带有个性的成分。”将存在于外物的“红”转化为存在于感知世界的感受，是诗歌来自于生活而又不同于客观生活的层面。
因此李商隐诗歌中的“红”，除了适应情境和作者需要，赋予诗歌一种质感、调性和色泽之外，还带来知觉的体验和共鸣、共振的心灵意蕴。可以说，诗歌色彩审美过程的实现，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诗境，再到诗境所营造的画境，继而进入联想和内心的过程。如《端居》：
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
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
在这首诗歌中，出现了与“红”相对另一个颜色“青”。不过，因为诗歌第二句便已点出“秋”这一季节概念，根据常见经验，秋天更多地带来的视觉联想是“红叶”、“黄叶”等等暖色调事物，所以这首诗的色彩集中点依然在“红”。“红”与“树”的结合，使这个色彩字不再模糊而单纯，而是变得具体而鲜明，它成为萧瑟的秋天，树叶应该有的那种深红的色调。
诗人的笔触由风中摇晃的红叶出发，继而扩大为秋风、秋雨、秋月、空床共同构成的深居秋景。这幅萧瑟秋景和独身一人，因“远书”、“归梦”而产生思乡心绪的诗人身影交织、汇融，呈现出一种迷离倘恍而寂寞深长的情感意绪。中国古典诗歌在“形式内涵上的几个基本而重要的内涵”——“情绪、生命、色彩、季节”，在这首诗中达到了完美和谐的交融境界。而“红”不仅成为这个境界的出发点，还赋予这种境界以色调和光泽。读者在这种色彩的基调、画境的联想和作者心绪的共鸣中，获得一种认知和情感体验。诗歌不再只是白纸黑字的物体和抑扬顿挫的朗诵，它如同一枚硬币一样在“视觉联想”的灯光下，呈现自身的色彩和光泽，温度与质感。也正是由于色彩所带来的视觉联想，使读者能够在画境之中缓慢走人作者内心。
四、结语
“红”在李商隐诗歌中不仅渲染着诗歌基础色调，更暗含“红颜”、“红尘”等意味，其浓艳灿烂的色泽之下蕴含着幽晦隐约的情感内核。诗歌中的“红”与红色事物从客观环境走人文学场域，带来了知觉的体验和情感的共鸣，承载感物抒情的文学作用的同时，使得读者亦能获得共振的心灵意蕴。一生坎坷不得志的李商隐在与命运的较量中走向迷惘，也在整个时代呈现的低迷失落的情绪中于文学描写对象上回归内心。他将自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融化在浓郁的红色之中，这种文学尝试，某种意义上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耽溺于过往繁荣与内心亦真亦幻的意象世界的颓唐的美丽。
关键词：李商隐;色彩美;寄情;修辞语境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1-078-04
诗歌或文学作品中，色彩在表面经验与感官效果作用之外，被赋予了意识层面的意象、内涵、象征功用，成为一种文学隐喻，其审美效果与诗人表情、述意的文学书写模式紧密相关，也链接着读者接受与感知的阅读过程，诗人和读者之间通过色彩和文字达到一种超越时空的心灵上的遥遥共振。色彩是李商隐诗歌文本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在表义、表情、表意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
一、色彩理论与义山诗美
色彩（或者色调）是独立存在的抽象事物（或概念），人类身体的生理与心理，时刻都在与光谱中的众多颜色产生共鸣。色彩不仅会引起一定的生理感受，而且当其与客观事物、内心知觉或心灵意象结合起来时，其内涵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感官的触发转变为精神世界的意蕴与共振，从而具有“象征性的、暗示性的”表情、述意的功能。针对这一点，康定斯基在《论艺术的精神》中就提到，“红”本身是抽象、模糊、独立的，而当“红”与“树”组合在一起，成为“红树”时，自然而然地便引起人们关于“秋天”的联想。所以，色彩自身有音乐韵律一般引发接受者反应的特性，可以说，“色彩的调子……结构非常细密，它们能唤起灵魂里的各种感情”。
在中国传统色彩学中，红色有着吉祥、喜庆、积极进取、热烈如火等意蕴。过去的人们以从自然中获取并运用这种相当夺目并能够打动人心的的颜色为乐，常用它来装饰事物使之更加美丽，并人为地赋予美好的内涵。如婚礼的基调色、皇宫外墙颜色，以及传统庆典、节日中装饰物的颜色。同时，“红”拥有“榴花红”、“银朱”、“妃红”、“浅血牙”等不同的名称和表现形式。
旧石器时代的北方山顶洞人，就已经尝试在石、骨、齿、贝壳等材质上穿孔，用染成红色的穿带将它们串联起来佩戴，从而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红色因为是血液、火、太阳、成熟果实和花朵的颜色，常常成为人们潜意识中“美”的基底色，红色带来一种原始的美感和精神集中感。而同时，“红”字本身又从根本上被赋予一种纤弱感。《说文解字注》中许慎对“红”所作的解释为：“红，帛赤白色也，从系，工声。”包括同色系的“绛”、“绌”、“觫”、“纁”，本义都是丝帛。丝帛精致，轻柔，如同美好的事物，但是又容易烧毁、虫蛀、遭霉和断裂。饱满浓郁的红色，在李商隐的诗歌中有着凄美柔婉的情感调子，其诗“拥有一种特别炫人的异彩……用字的瑰丽，笔法的沉郁，色泽的凄艳，情调的迷离，更足以使人魂迷而目眩。”
在《全唐诗》中，李商隐诗歌分为三卷，共收录579首。在这些诗中，“红”字出现了56次，分布于50首诗中，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虽然在一些情况下，“红”字因为是与“绿”字对仗而出现在文本中，如“将泥红蓼岸，得草绿杨村”、“绿池荷叶嫩，红砌杏花娇”。不过，这种对仗仅仅出现5次。即使是“绿”字本身，在579首诗歌中也只存在24次，推而广之，“蓝”出现4次，与“红”同属暖色调的“黄”出现37次，且几乎都用来形容暮色、叶子、花色。与这些颜色词相比，“红”不仅有着较高的出现频率，而且与“红”相搭配的事物，大部分是自然事物，如“蔷薇”、“菡萏”、“露水”、“守宫”、“梨”;另一部分是生活器物，如“烛”、“绶带”、燃烧香料时的火光。“红”搭配事物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显而易见：且这些事物又多有美好却纤弱，常见但是具有生活美学意蕴的特点。也正是“红”的频繁出现和与“红”相衬的事物，造就了“红”的与众不同和独特的美感。
所以“红”的频繁出现是独立而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些“红”大部分用于描绘植物，如“红树”、“红蓼”、“红渠”、“红蔷薇”，以及植物上面的露水“红泪”;还有一部分“红”用来描写“红烛”、“蜡烛啼红”、“红绶带”这样的亦真亦幻的事物;除此之外，“红”还出现在概念词语中，如“红颜”、“红粉”、“红颊”，用来代指女性或青春年华。
李商隐将“红”这一色彩词嵌入诗歌，从字面形式引发读者的联想，朦胧而隐晦地传达一种色彩所带来的与众不同的精神体验和感受。
如《春雨》：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
远路应悲春畹晚，残宵犹得梦依稀。
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雨”和“灯”的温度对比，珠、箔所带来的光感与色泽，亦真亦幻的冷冽春雨景中的“红楼”，构成美丽却细薄迷蒙，华靡却暗沉清冷的诗歌画境，浓郁的“红”在义山笔下，成为凄恻柔美诗境的点睛之笔，寥寥笔墨足以动情移性，满溢纤弱精致的情感和望而不能见的复杂相思。
再如《板桥晓别》：
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
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
“红泪”描写的一种被赋予主观色彩的“浅红色的露水”，这种露水是如此的别致和晶莹，令人不禁神思缥缈，联想看到这种奇异而美丽的露水的晓别之人度过了怎样的夜晚。而从比喻义上讲，如果“芙蓉”是女子的喻体，那么“泪”就成为了真实的眼泪，泪字之前的“红”却如墨点入水一般，从一字出发晕染出了送别诗人的女子，她自身的美丽和伤悲。
纵览义山诗篇，可以发现“红”可见于植物、织物表面、雕梁画壁装饰面等具体事物中，也存在于烛光驳影、宴会、花园曲径、连绵细雨等各异的环境，甚至是诗人的“心境”和诗歌的“画境”中。它们或浓或淡，或饱满或清浅地呈现了一个或直观或抽象的“红色”世界，在读者的感觉与体验过程中掀起美丽到窒息的波澜，继而幻化成为在文化、艺术、哲学、情感、记忆、體验等因素交织之下诗人和读者对“红色”的自我认知和私人隐喻。而“红”在李商隐诗歌中表达出的隐晦多义而凄婉动人的情感基调，使读者即使在“夕阳无限好”、“望帝春心托杜鹃”这样不言明红色的诗句中，依然能够感受到“红”的存在。 二、修辞学下的“红”与其内在意蕴
古典诗歌的创作，尤其是近体诗，要求合乎一定的格律要求，即“定句、定字、定韵、对仗、合声律”。7因此，在每一首诗中，每一个字的位置如同一个空格，这个空格因为要满足许多艺术、情境、思绪上的要求，可供选择的字的数量是有限的。而选择合适的字来作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广义的“修辞”过程，“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8李商隐在修辞过程中想要表现一种与具体诗境和谐相融的诗美，用有限的字去填补空格从而表达其自身情感脉络时，“红”这个字的选择，便映射出诗人的心灵世界、诗人对社会人生的认知与体验、过往文化遗产的存留以及潜意识所带来的影响。
一方面，对“红”的选择，或多或少来自诗人的生命体验。在李商隐的人生故事中，他往往与几个女性联系在一起，她们被猜测为李商隐爱情诗的女主人公。柳枝、宋华阳、“君问归期未有期”的妻子王氏，还有那红烛莹莹的宴会之上“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无名女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商隐的仲姐裴氏，她“十八岁出嫁，十九岁去世”，且也许因为“所嫁非人”，“死于母家，亦归葬于母家”，李商隐在《别令狐拾遗书》中便对如仲姐一般有悲剧命运的女性和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表示同情和指责：
“后日生女子，贮之幽房密寝，四邻不得识，兄弟以时见，欲其好，不顾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择何如男子者属之邪？”
这些女子或是早逝，或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与诗人分离。在这一点上，李商隐与贾宝玉似乎形成了心灵上的遥遥共振：那些在晦暗虚无的生命中出现的惊艳“红影”，无论怎样真实地存在过，却总会从自己身边如“一股青烟”一样消失。“但李商隐似乎对脆弱的事物及其毁灭特别着迷”，包括不写“红”字而渲染“红”景的《乐游原》——漫铺的残阳和象征意味下若有若无的人生与王朝的衰境——“再次反映了他对想象中的永恒持久和脆弱短暂的意象的迷恋。”这种脆弱的美丽，或者说美好的事物所带来的虚幻无力感，最好的表现色彩就是“红”。
敏感细腻、追求美好的诗人李商隐，拥有一种“纯粹的诗人气质的寂寞”，他多情善感，“不但对人多情，对一切生物莫不多情;不但对一切生物多情，对一切无生之物亦莫不多情”。所以，“灵心锐感，一往情深”的诗人，自然对不同深浅，表现在花朵、蜡烛、玉簪等等事物上的“红”——即万事万物的原始美感，自觉而不自觉地运用和锤炼。
另一方面，对“红”的选择可以追溯到精神深处。李商隐被认为与卡夫卡在追求内心世界、将现实与梦幻糅合起来这两方面有着相似之处。这一點可以以康定斯基的“内在需要原则”来解释，即一个（表现）对象的选择（即形式的各种成分之一）必须取决于人类心灵有目的的反响。而这一对象的选择也得从内在需要的原则出发。而正如陈望道先生所言：“语辞的形成……与生活、经验、自然、社会的知识，与见解、识力、逻辑、因明，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题材形式的遗产等等无不有关。”这种内在需要，是个性、时代和艺术形式的产物。
“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的家族背景，安史之乱后已然式微的盛唐风气以及政治朝堂中陷入牛李党争难以脱身的坎坷仕途，等等因素都造成了特殊时代与环境下的李商隐，其自身超乎寻常的敏感、追求情感和容易沉溺于自我、容易悲观的性格特点。同时青年学仙的经历对他的思维产生了浪漫缥缈的影响。因此，“义山诗思致的深曲，感情的沉厚，感觉的锐敏，观察的细致，都足以使人情移而心折”。诗人意无意地选择和裁取材料，自觉而不自觉地寄情遥深，展现一个朦胧多义，甚至难以解读的内心世界。
从“内心世界”、感官认知、心灵体验和“内在需要”出发，诗歌中“红”不再只是一种现实存在和具象，也不仅仅具有传统的色彩意蕴，而是被赋予了作者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暗示。各式各样的“红”之下是如“蝶衔红蕊蜂衔粉”一般细腻人微的景物观照，也表达着“愿得化为红绶带，许教双凤一时衔”一般的幽晦隐约的情感内核，除外，更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样，是作家生命历程的隐喻。
三、写作、接受与共鸣：诗歌色彩美的完成过程
上文已提到，“红”与其他颜色相比，具有的独立、鲜明和特殊的位置。当红色存在于事物比如“蜡烛”、“绶带”、“围栏”上时，红色是客观存在的，而当它出现在诗人的心灵世界中时它可能只是一个泛化的“红”的心灵意象和充满个人色彩的对“红”的感知记忆。当诗人进一步将“红”填入一首诗中时，这种“红”便与其周围的语言环境——即这首诗的情境——产生联系，呈现出一种符合诗歌内容的明确的色调。例如：
菡萏一诗人感知到红→写入诗歌：红菡萏→（粉红、浅红）→读者接受并反应
蜡烛→诗人感知到红→写入诗歌：蜡烛啼红→（炽红、暖红）→读者接受并反应
花→诗人感知到红→写入诗歌：翠减红衰→（暗红、黑红）→读者接受并反应
落日→诗人感知到红→写入诗歌：夕阳无限好→（霞红、血红）→读者接受并反应
由客观的“红”，到心灵的模糊“红影”，再到有具体色调、质感、光泽、温度的符合诗歌具体情境的各式各样的“红”，这个过程反映了诗人在诗歌中描绘事物、表达自身感受的文学尝试，也反映了读者在看到色彩字后，引发脑海中视觉联想，继而达到一种审美愉悦的过程。
所以“红”在李商隐诗歌中占据独特地位之外，亦要寻求从泛化的、无限的、客观的、抽象的色彩概念，借助具体的语境、诗歌情境和读者的理解，变化为某些明确而较为清晰，带有经验记忆和主观认知的色调。因为“客观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它们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受益于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艺术上的客观形象也如此，它们是大自然和生活的原型。主观的世界是理性的，是受生活修养和科学知识影响的。客观事物带有很浓的共性色彩，主观的认识却带有个性的成分。”将存在于外物的“红”转化为存在于感知世界的感受，是诗歌来自于生活而又不同于客观生活的层面。
因此李商隐诗歌中的“红”，除了适应情境和作者需要，赋予诗歌一种质感、调性和色泽之外，还带来知觉的体验和共鸣、共振的心灵意蕴。可以说，诗歌色彩审美过程的实现，有一个从局部，到整体诗境，再到诗境所营造的画境，继而进入联想和内心的过程。如《端居》：
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
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
在这首诗歌中，出现了与“红”相对另一个颜色“青”。不过，因为诗歌第二句便已点出“秋”这一季节概念，根据常见经验，秋天更多地带来的视觉联想是“红叶”、“黄叶”等等暖色调事物，所以这首诗的色彩集中点依然在“红”。“红”与“树”的结合，使这个色彩字不再模糊而单纯，而是变得具体而鲜明，它成为萧瑟的秋天，树叶应该有的那种深红的色调。
诗人的笔触由风中摇晃的红叶出发，继而扩大为秋风、秋雨、秋月、空床共同构成的深居秋景。这幅萧瑟秋景和独身一人，因“远书”、“归梦”而产生思乡心绪的诗人身影交织、汇融，呈现出一种迷离倘恍而寂寞深长的情感意绪。中国古典诗歌在“形式内涵上的几个基本而重要的内涵”——“情绪、生命、色彩、季节”，在这首诗中达到了完美和谐的交融境界。而“红”不仅成为这个境界的出发点，还赋予这种境界以色调和光泽。读者在这种色彩的基调、画境的联想和作者心绪的共鸣中，获得一种认知和情感体验。诗歌不再只是白纸黑字的物体和抑扬顿挫的朗诵，它如同一枚硬币一样在“视觉联想”的灯光下，呈现自身的色彩和光泽，温度与质感。也正是由于色彩所带来的视觉联想，使读者能够在画境之中缓慢走人作者内心。
四、结语
“红”在李商隐诗歌中不仅渲染着诗歌基础色调，更暗含“红颜”、“红尘”等意味，其浓艳灿烂的色泽之下蕴含着幽晦隐约的情感内核。诗歌中的“红”与红色事物从客观环境走人文学场域，带来了知觉的体验和情感的共鸣，承载感物抒情的文学作用的同时，使得读者亦能获得共振的心灵意蕴。一生坎坷不得志的李商隐在与命运的较量中走向迷惘，也在整个时代呈现的低迷失落的情绪中于文学描写对象上回归内心。他将自己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融化在浓郁的红色之中，这种文学尝试，某种意义上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耽溺于过往繁荣与内心亦真亦幻的意象世界的颓唐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