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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约十年前，刚刚恢复写作时，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口气写下了160多首诗，今天看来这个数字依旧可观。当时应编辑之约写了篇创作谈，题目叫做《可以从一滴海水开始》，谈的是我在宁波象山县一个叫石浦的渔港小镇十年生活的经历。后来辗转来到县城谋生，写下的创作谈主要是我从石浦小镇到象山县城的迁徙经历、生活境遇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存体验的变化，题目自然也变成了《动荡：从渔港马路到靖南大街》。现在，我不知道这个创作谈会不会被我写成《从象山港畔到县江两岸》。
几年前的这个创作谈标题里之所以加上了“动荡”一词，并非矫情。它的确是我彼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我在那个距离我最初生活的渔港小镇仅有30多公里的小县城里待了十多年，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觉。十多年，我在其中不停地变换着谋生的职业：编导、记者、安全监管员、办公室文员等等。租住的地方也不停地在地下室、车棚和阁楼之间辗转搬迁，直到几年后才在一间废弃的播音室里安顿下来。也就是在那间被寂寞笼罩的旧房子里开始了我的诗歌之旅。
我其实一直是个懒散的人。胸无大志，习惯待在一个小地方。彼时在石浦，我曾以为那条长长的渔港马路足以让我走完剩下的流年。但不料写下这个句子不久，我居然就因为生计的原因离开了。即便是到了同样并不大的小县城里，我也如米沃什所言，也保持着一个小地方来的人的谨慎。事实上，作为一个背离故乡的人，我一直对自己的身份缺少辨认。
我在那个不再陌生的小县城呆了十来年。但是差不十年过去了，我几乎没有写下任何和它相关的片言只语。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去逃避。写下的文字大都与我生活过的渔港小镇有关。就像我在渔港小镇时，偶尔写下的，也只是记忆中的宁夏老家那边的故土风物。后来我一直想，我到底为什么会在文字里对眼前的生活视而不见？最后我明白，因为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却无力改变。过多地去正视它，只能带给我更多的失落和绝望。
尽管一直不愿意承认，但我其实明白的确已经进入了另一片水域。一片比渔港小镇宽阔的水域。我不应该再回避它，像一盏风灯，把自己固定在挂在一只船桅上，只照着眼前的一小片海水。就像漂在水上的渔火，既然选择了动荡。那么就要做好“随波逐流”的准备，去感知它带给我的意义：
和我从前走过的海塘不同。危险/不是来自一边的大海，以及它自身的漏洞。/靖南大街，密集的楼宇构成了它的两岸。/和我了解的河流不同，不可比作/流逝，不可比作一个人消耗的年华。/它汹涌，但可逆旅，像一个人/重复自己的命运。像更多的人，/重复一个人的命运……
2010年的某一天夜晚，我在供职的靖南大街办公室的一扇窗户后面写下了这首诗。由此开始了另一种叙述。我写下它街巷的洋流、它各种建筑的岛屿，它形若人际关系的暗礁、它陌生的、充满诱惑的灯光船火，我也写下那些无名的生物、种群，他们在冰冷的水下带来的暖意……
因为生存状态的缘故，我关注最多的，还是和我一样的人群的哀乐悲苦。审视它们在我的生活和诗歌中的意义。这些人和事都是微小的，他们的疼痛也是微小的。我在一首名叫《漂木》诗歌里这样写：
仿佛，这才是它颠沛半生最终确认的身份——
千疮百孔的身体，成为另一些微小生物的家园
而因礁岩碰撞和海浪噬咬形成的
某种类似命运、星象的纹路，已经成为众多艺术家追逐的目标
我相信，那些如同我一样丢失身份，在生活里随波逐流的，也将在动荡的旅途中最终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某种安定生活所不能带来的更加深远和宽阔的意义。
尽管只是一个生活在小地方的小人物，被一只饭碗钉牢了微薄的人生，但我依旧没有放弃对远方的寻找。我相信在分开潮水的人群中，一定有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向我招手。我也相信这夜空中还有一颗凛冽的星辰和我有着神秘的对应。无论在石浦的港湾，还是在靖南大街上，还是现在的县江边上，我都仔细凝望过夜空。我想，一个人要是还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辰，即便他依旧会随波逐流，但不至于迷失。
二
“我在原地漂泊，但却渴望在远方，安下一个安宁的家。”我没想到很多年前，我写下的这个句子，居然成了一句谶语。成了我的宿命。
在那座小县城待的第十五个年头，因为种种缘由，我不得不再一次离开。彻底告别了这个我生活了二十一年的地方，一个时长和我在故乡生活时长相等长的地方，一个留下我青春梦想和屈辱的地方。这一次离开，对我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清楚。
这几年，因为生存环境的改变，我写作的重心也在发生着改变，从最初的渔港海洋诗歌系列，转向了县城的底层叙事（尽管这个词被一些诗评家多有诟病，但我理解的底层叙事并不指向阶层对立或者写作姿态上的自上而下，以及由此带出的所谓的悲悯情怀，我觉得所谓底层写作指向的其实是生活最真实最原生态的一面，而我因为身在其中，我的视角也是平视的视角，我只是平静地叙述和真实的记录）。
但是在这样的写作中我一直有着深深的疑虑：情随事迁，说到底，我的写作和我的生活一样，只是一种随波逐流的写作。我写下的那么多有关生存境遇、感慨乃至痛楚的文字，它之于我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究竟为什么而写？如果我经历的生活并非我想要，那么附着其上的文字，是否有意义，是否还值得把它写出来？
很多次，我曾经一个人在夜晚站在不同海域的海岬上眺望灯塔。并且写下了了很多与之相关的诗。在一首名叫《灯塔博物馆》的诗里，我写下这样的句子：
需要积聚多少光芒，才不至迷失于
自身的雾霾
需要吞吃多少暗夜里的黑，才会成为 遥远海面上
一个人眼中的
一星光亮？
我曾仔细观察过它的成分：一种特殊 的燃料
混合着热爱、绝望和漫长的煎熬
终于，在又一个黎明到来之前
燃烧殆尽 之后，是更加漫长的寂寞。
它是光燃烧后的灰烬
作为
自身的遗址和废墟
现在，它是灯塔。灯塔本身
握在上帝手中废弃的
手电筒。被雨水用旧的信仰
在这首诗里，我不再关注它黑夜海面上的光亮，而是着眼于它谢幕后的存在。当我用一束追光打到它锈迹斑斑的躯壳和烟熏火燎的内部时，我看到，一座废弃的灯塔因为剥离现实的光芒而回到了它本身，它作为灯塔的源头。我看到了它作为灯塔本身的更多可能。我想，有一天假如我离开这里，继续向远处飘荡。我会在一个足够远的坐标里，继续打量和审视它。我相信它其中深藏的光线，会继续引领我通向下一片陌生的水域。
我想，我的诗歌，除了依附于我随波逐流的生活，同样也应该回到自身的源头，去获得更多的可能。
但是，应该从哪里开始？三年前的一次意外之旅，给了我一些启示。2013年我有幸经省作协选派到鲁院学习，期间参加了青创会。江苏作家鲁敏的发言《记忆看着我》让我深受启发，我意识到，在空间之外，我需要借助一双时间之眼来观察和审视自己的生活，自己所处的时代。这就有了近两年来的“博物馆系列”和“时光考古”系列的诗歌写作。
我在博物馆系列的诗歌书写中，曾经写到这样一句话：博物馆被挤在城市的边缘，我们庞大的生活和事业，最终只占它展馆内狭小的空间。是的，我们今天经历的，所为之奋斗、苦苦求索的东西，为之痛苦辗转的人事，若从若干年后的记忆之眼中看过去，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到底哪些才是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基于这种想法，我开始试图用今天的眼睛去打量那些久远事物残留的遗迹遗址，用一双记忆之眼、时间之眼去打量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我想这也是一种重回源头的写作。回到时间的河流里，回到它的源头，去重新获得力量和激情。
近期评论家李敬泽在一场名为《谈文学，不止理想——国人心中的诺奖》的文学对话中感叹，文学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已经越来越变得专门化了，越来越变得高大上，高精尖，某种程度上讲，也意味着他越来越失去他的活力，失去他作为一个野孩子那样奔放精神，这样的时间长了，所以我们需要回到文学的本源。而文学的本源是什么？敬泽老师说，文学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高大上，对着这个世界的怒吼和歌唱，它就是文学。
无独有偶，不久前天涯杂志头条刊发了诗人于坚的长文《诗歌的发生》，在审视新诗诞生的意义时，于坚把它提升到作为文明进程的高度来认识（这一点与布罗茨基对于诗歌的观念不谋而合）：在格律文法束缚下的旧体诗逐步走向式微之际，新诗的出现，使诗在原始意义上再次发生。诗得以重返文明的荒野。于坚站在整个诗歌走向的河岸边，对新诗诞生的意义做出了上面的判断。他说：世界被命名时，存在才存在。而新诗，就是一次重新的命名。那么，我想说，一个写作者，在一次次重返源头的过程中，也是对自己重新命名的过程。同时，我还想接着于坚先生的话狗尾续貂：只有存在于时间里，才会是真实的存在。
的确，我是一个天资愚笨的人。很少能自己想到更合适的表达。但往往能从别人的话语里找到共鸣。近日从朋友寄来的诗集的跋文中读到一句印度谚语：我们说的一切都是借用，只有沉默才是原创。
那么我想，我的诗，也会将我的沉默保存在其中。在我不在的时候，我存在于我写下的文字里。如同我写下的废墟和遗址。那其实也是另一种源头。由此，我存在于我写下的文字保存的那一部分沉默中。
大约十年前，刚刚恢复写作时，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口气写下了160多首诗，今天看来这个数字依旧可观。当时应编辑之约写了篇创作谈，题目叫做《可以从一滴海水开始》，谈的是我在宁波象山县一个叫石浦的渔港小镇十年生活的经历。后来辗转来到县城谋生，写下的创作谈主要是我从石浦小镇到象山县城的迁徙经历、生活境遇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存体验的变化，题目自然也变成了《动荡：从渔港马路到靖南大街》。现在，我不知道这个创作谈会不会被我写成《从象山港畔到县江两岸》。
几年前的这个创作谈标题里之所以加上了“动荡”一词，并非矫情。它的确是我彼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我在那个距离我最初生活的渔港小镇仅有30多公里的小县城里待了十多年，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觉。十多年，我在其中不停地变换着谋生的职业：编导、记者、安全监管员、办公室文员等等。租住的地方也不停地在地下室、车棚和阁楼之间辗转搬迁，直到几年后才在一间废弃的播音室里安顿下来。也就是在那间被寂寞笼罩的旧房子里开始了我的诗歌之旅。
我其实一直是个懒散的人。胸无大志，习惯待在一个小地方。彼时在石浦，我曾以为那条长长的渔港马路足以让我走完剩下的流年。但不料写下这个句子不久，我居然就因为生计的原因离开了。即便是到了同样并不大的小县城里，我也如米沃什所言，也保持着一个小地方来的人的谨慎。事实上，作为一个背离故乡的人，我一直对自己的身份缺少辨认。
我在那个不再陌生的小县城呆了十来年。但是差不十年过去了，我几乎没有写下任何和它相关的片言只语。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去逃避。写下的文字大都与我生活过的渔港小镇有关。就像我在渔港小镇时，偶尔写下的，也只是记忆中的宁夏老家那边的故土风物。后来我一直想，我到底为什么会在文字里对眼前的生活视而不见？最后我明白，因为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却无力改变。过多地去正视它，只能带给我更多的失落和绝望。
尽管一直不愿意承认，但我其实明白的确已经进入了另一片水域。一片比渔港小镇宽阔的水域。我不应该再回避它，像一盏风灯，把自己固定在挂在一只船桅上，只照着眼前的一小片海水。就像漂在水上的渔火，既然选择了动荡。那么就要做好“随波逐流”的准备，去感知它带给我的意义：
和我从前走过的海塘不同。危险/不是来自一边的大海，以及它自身的漏洞。/靖南大街，密集的楼宇构成了它的两岸。/和我了解的河流不同，不可比作/流逝，不可比作一个人消耗的年华。/它汹涌，但可逆旅，像一个人/重复自己的命运。像更多的人，/重复一个人的命运……
2010年的某一天夜晚，我在供职的靖南大街办公室的一扇窗户后面写下了这首诗。由此开始了另一种叙述。我写下它街巷的洋流、它各种建筑的岛屿，它形若人际关系的暗礁、它陌生的、充满诱惑的灯光船火，我也写下那些无名的生物、种群，他们在冰冷的水下带来的暖意……
因为生存状态的缘故，我关注最多的，还是和我一样的人群的哀乐悲苦。审视它们在我的生活和诗歌中的意义。这些人和事都是微小的，他们的疼痛也是微小的。我在一首名叫《漂木》诗歌里这样写：
仿佛，这才是它颠沛半生最终确认的身份——
千疮百孔的身体，成为另一些微小生物的家园
而因礁岩碰撞和海浪噬咬形成的
某种类似命运、星象的纹路，已经成为众多艺术家追逐的目标
我相信，那些如同我一样丢失身份，在生活里随波逐流的，也将在动荡的旅途中最终找到自身存在的意义——某种安定生活所不能带来的更加深远和宽阔的意义。
尽管只是一个生活在小地方的小人物，被一只饭碗钉牢了微薄的人生，但我依旧没有放弃对远方的寻找。我相信在分开潮水的人群中，一定有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向我招手。我也相信这夜空中还有一颗凛冽的星辰和我有着神秘的对应。无论在石浦的港湾，还是在靖南大街上，还是现在的县江边上，我都仔细凝望过夜空。我想，一个人要是还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辰，即便他依旧会随波逐流，但不至于迷失。
二
“我在原地漂泊，但却渴望在远方，安下一个安宁的家。”我没想到很多年前，我写下的这个句子，居然成了一句谶语。成了我的宿命。
在那座小县城待的第十五个年头，因为种种缘由，我不得不再一次离开。彻底告别了这个我生活了二十一年的地方，一个时长和我在故乡生活时长相等长的地方，一个留下我青春梦想和屈辱的地方。这一次离开，对我意味着什么？目前尚不清楚。
这几年，因为生存环境的改变，我写作的重心也在发生着改变，从最初的渔港海洋诗歌系列，转向了县城的底层叙事（尽管这个词被一些诗评家多有诟病，但我理解的底层叙事并不指向阶层对立或者写作姿态上的自上而下，以及由此带出的所谓的悲悯情怀，我觉得所谓底层写作指向的其实是生活最真实最原生态的一面，而我因为身在其中，我的视角也是平视的视角，我只是平静地叙述和真实的记录）。
但是在这样的写作中我一直有着深深的疑虑：情随事迁，说到底，我的写作和我的生活一样，只是一种随波逐流的写作。我写下的那么多有关生存境遇、感慨乃至痛楚的文字，它之于我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究竟为什么而写？如果我经历的生活并非我想要，那么附着其上的文字，是否有意义，是否还值得把它写出来？
很多次，我曾经一个人在夜晚站在不同海域的海岬上眺望灯塔。并且写下了了很多与之相关的诗。在一首名叫《灯塔博物馆》的诗里，我写下这样的句子：
需要积聚多少光芒，才不至迷失于
自身的雾霾
需要吞吃多少暗夜里的黑，才会成为 遥远海面上
一个人眼中的
一星光亮？
我曾仔细观察过它的成分：一种特殊 的燃料
混合着热爱、绝望和漫长的煎熬
终于，在又一个黎明到来之前
燃烧殆尽 之后，是更加漫长的寂寞。
它是光燃烧后的灰烬
作为
自身的遗址和废墟
现在，它是灯塔。灯塔本身
握在上帝手中废弃的
手电筒。被雨水用旧的信仰
在这首诗里，我不再关注它黑夜海面上的光亮，而是着眼于它谢幕后的存在。当我用一束追光打到它锈迹斑斑的躯壳和烟熏火燎的内部时，我看到，一座废弃的灯塔因为剥离现实的光芒而回到了它本身，它作为灯塔的源头。我看到了它作为灯塔本身的更多可能。我想，有一天假如我离开这里，继续向远处飘荡。我会在一个足够远的坐标里，继续打量和审视它。我相信它其中深藏的光线，会继续引领我通向下一片陌生的水域。
我想，我的诗歌，除了依附于我随波逐流的生活，同样也应该回到自身的源头，去获得更多的可能。
但是，应该从哪里开始？三年前的一次意外之旅，给了我一些启示。2013年我有幸经省作协选派到鲁院学习，期间参加了青创会。江苏作家鲁敏的发言《记忆看着我》让我深受启发，我意识到，在空间之外，我需要借助一双时间之眼来观察和审视自己的生活，自己所处的时代。这就有了近两年来的“博物馆系列”和“时光考古”系列的诗歌写作。
我在博物馆系列的诗歌书写中，曾经写到这样一句话：博物馆被挤在城市的边缘，我们庞大的生活和事业，最终只占它展馆内狭小的空间。是的，我们今天经历的，所为之奋斗、苦苦求索的东西，为之痛苦辗转的人事，若从若干年后的记忆之眼中看过去，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到底哪些才是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的？
基于这种想法，我开始试图用今天的眼睛去打量那些久远事物残留的遗迹遗址，用一双记忆之眼、时间之眼去打量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我想这也是一种重回源头的写作。回到时间的河流里，回到它的源头，去重新获得力量和激情。
近期评论家李敬泽在一场名为《谈文学，不止理想——国人心中的诺奖》的文学对话中感叹，文学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已经越来越变得专门化了，越来越变得高大上，高精尖，某种程度上讲，也意味着他越来越失去他的活力，失去他作为一个野孩子那样奔放精神，这样的时间长了，所以我们需要回到文学的本源。而文学的本源是什么？敬泽老师说，文学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高大上，对着这个世界的怒吼和歌唱，它就是文学。
无独有偶，不久前天涯杂志头条刊发了诗人于坚的长文《诗歌的发生》，在审视新诗诞生的意义时，于坚把它提升到作为文明进程的高度来认识（这一点与布罗茨基对于诗歌的观念不谋而合）：在格律文法束缚下的旧体诗逐步走向式微之际，新诗的出现，使诗在原始意义上再次发生。诗得以重返文明的荒野。于坚站在整个诗歌走向的河岸边，对新诗诞生的意义做出了上面的判断。他说：世界被命名时，存在才存在。而新诗，就是一次重新的命名。那么，我想说，一个写作者，在一次次重返源头的过程中，也是对自己重新命名的过程。同时，我还想接着于坚先生的话狗尾续貂：只有存在于时间里，才会是真实的存在。
的确，我是一个天资愚笨的人。很少能自己想到更合适的表达。但往往能从别人的话语里找到共鸣。近日从朋友寄来的诗集的跋文中读到一句印度谚语：我们说的一切都是借用，只有沉默才是原创。
那么我想，我的诗，也会将我的沉默保存在其中。在我不在的时候，我存在于我写下的文字里。如同我写下的废墟和遗址。那其实也是另一种源头。由此，我存在于我写下的文字保存的那一部分沉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