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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20世纪“汉字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历史探源，并做出分析评价。
【关键词】汉字 拉丁化 文化 传统
汉字百年坎坷自“拉丁化运动”开始。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侵华。中国人没有想到，乾隆时中国还是“天国盛朝”，仅历百年已入危
局。更没有想到，一次次丧权辱国的赔款让中国人沦为下等民族，生活举步维艰。中国人彻底失去尊严。自斯时起中国人停止了反抗，外交、军事、政治、文化全面缴械投降，被逼拜洋人为师，导致文化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空前浩劫，汉字成为重点讨伐对象。一时间，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的呼声不绝于耳。
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为谐声”，1蔡元培认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2陈独秀也说：“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魔窟，废之诚不足惜”（转引自《诗探索》，1996年第2期），鲁迅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3而汉字拉丁化的急先锋钱玄同更是信誓旦旦：“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转引自《汉字的故事》，中国图书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而这一切结论似乎是汉字已经过时，必须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于是，汉字从神性、王性的高峰坠入以汉字为罪恶、为落后的文化心态中。汉字改革在半殖民地或后殖民地语域中沉重地开始了。4
尽管反对“汉字拉丁化”的力量中有梅光迪、辜鸿铭、吴宓、林纾等重量级人物，阵势不可谓不强，然而还是敌不过胡适、陈独秀、刘半农。未几交锋，学衡派便速败。就文化而言，“破坏”与保守争锋，总是前者占便宜，因为破坏者总会以“将来我们可以建设更好的”为诱饵。汉字革命也不例外，结果自然是西风袭来百花残。
消灭汉字的呼声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文学家鲁迅在死前甚至唱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最高音。治汉字高手都诅咒汉字死，汉字如幕上燕巢，岌岌可危。5
汉字瑕疵固多，然而功不容否，罪不至诛，且在一定程度上功大于罪。正如施拉姆在《人类传播史》中所说：“中国的文字更是无价之宝，它使得这个历史悠久、社会多元的大国维持惊人的稳定状态；因为在中国，虽然方言种类众多，彼此难以互相沟通，但‘书同文’使各地识字的中国人凝聚在同一文化之下。”6何况汉字别具匠心，通过既有抽象意义又有具体意义的符号，组合出东方特有之美，而汉字之造美功能正是西方文字所欠缺的。更为根本的是，汉字伴随着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发展进程，乃中华文明之精髓。倏然根除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将文化不存，民族无靠，人心失系，文明之河断流。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上世纪初，废除汉字，全部实现拼音化、拉丁化了，中国所有的古籍将在五十年内不会有人读懂，文献成为天书，只有从事语言和文献研究的专家才能识别。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只需一代两代人就会无人认识而失传，几千年文化只在文字断代中就成为无根的文化。这种因文字的废弃而遭致的文化断层真可谓是怵目惊心的文化损毁了。7比如，我们读《左传》《论语》或读经史子集的任一卷，当代人都很难懂。如读《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样的话，如果用拼音书写可能没有人能懂。这不是一个用拼音文字代替方块汉字的决议问题，而是紧密联系着中国文化的寿命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夏衍认识得很清，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反对“汉字拉丁化”和 “废止汉字”：
我的想法很简单，第一，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四千年文字记录的文明古国，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类书、传奇、小说，古籍浩如烟海，废止了汉字以后，试问如何对待这笔精神遗产？能把他们都译成拉丁拼音么？即使译了出来，在乡音未改的情况下，有多少人能看懂？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主张废止汉字的急进派，似乎很少加以考虑。大家都说汉字太多，难懂难学，我也不敢苟同，一部康熙字典，大概有五万多字但是一般人只要认识七八百字到一千多字，一般地说就可以记账、写信、看报了。学英文如何呢？据说最少得学五万字，因为除每年每月增加的新字、俚语外，基本就有十六万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汉字只要识得一个羊字，有关羊的一切就都可以看懂了；英文呢，单讲与羊有关的字，就有母羊、公羊、山羊、羊毛、羊肉等五六个完全不同的字；这能说汉字难学难懂吗？……解放后已经三十多年，我们已经依旧在用汉字，中国不是没有灭亡吗？(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
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汉字革命派根本就视传统文化如草芥、毒瘤，恨不能除之而后快，谈何保存，遑论继承。八国联军侵华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整个民族陷入深深的低落情绪，而替罪羊正是传统文化，汉字更成为亡国祸种，汉字的传统文本——文言文成为不祥之物。而十几年后由陈独秀、胡适、鲁迅领军的“新文化运动”固然打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却陷入了对东、西方文化全盘否定或绝对肯定的窠臼，严重一点说，是他们将中国文化引入了一场危机。面对国破家亡的败局，中国知识层摆出一副让汉字负全责的架势。当时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只要中国人改用洋字母，就可以像洋人一样，诲人而不诲于人。当时国人只见政治损失而不见文化损失，企图以牺牲汉字为代价换取国家崛起，反映出固执和非理性。钱玄就把“废汉字”同“废孔学”相提并论：
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 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反观上世纪初开始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如同一场闹剧。那时，已经有许多学人认识到文字与文明建树、思想认识的关系，甚至看出文字与国计民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依仗他族语言文字而兴盛发达。让文字背负它本不应承担的重任，实在让人哑然失笑。世界各族，无不珍视传统，只有中国出现了自宫民族文字的咄咄怪事。但这场运动竟然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虽然最终无法得逞，但也把汉字搞得面目全非，最直接的结果是催化了汉字的简化，引起巨大争议，影响之深远，至今仍看不到尽头，如下粗列大事记：
1930年，瞿秋白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引起很大反响。
1931年，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前苏联海参威召开，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
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说：“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这是汉字拉丁化运动的一份革命宣言。
1940年秋，由于吴玉章的倡导，边区政府决定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以推进扫盲和识字運动到深处，拉丁化新文字取得了法律上的正式文字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1956至1958年国务院修改通过 《汉语拼音方案》。当时的意见是先用它来注音，帮助识字，一旦时机成熟，废除汉字，取而代之，在汉字未被取代之前，先实行汉字简化，并取消异体字，废除繁体字。8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所有对汉字拉丁化持异议者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劳教劳改，甚至有被迫害含冤而死者。
1964年3月，《简化字总表》发布，共收简化字2235个。
1977年12月，发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简称“二简”)。其中第一表248字在报刊和中小学教材中试用。
1978年5月，中小学教材停止试用 “二简”字。7月到8月，全国报刊先后停止试用。但“二简”的修订工作一直未停。
1986年6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 《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指出“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二简”的修订工作也正式停止。
1986年10月，对1964年《简化字总表》略做调整，重新发布，使用至今。9
经过“文革”的极左冲击后，国人已经渐渐冷静下来，汉字拉丁化的呼声越来越微弱。比较客观的看法是，作为汉字识别辅助工具西方文字的转写中间环节，汉语拼音简单易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西方已有的字母和读音，是比较优秀的方案。以拼音废汉字的想法同时到此为止，差不多无疾而终。■
注释
1. 谭嗣同：《仁学》。
2.蔡元培：《汉字改革说》，《国语月刊》第一卷第7期，1922年8月
3.鲁迅：《关于新文字》，1934年
4.王岳川：《汉语文化圈与汉字书法话语》，见朱竞编：《汉语的危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
5.王文元：《俯仰盛衰，倏忽旦暮——从民族主义到虚无主义》，见朱竞编：《汉语的危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
6. 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94年，第88页
7.王岳川：《汉语文化圈与汉字书法话语》，第290页
8.彭小明：《汉字命运忧思录——读<昭雪汉字百年冤案>》，见朱竞编：《汉语的危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9. 眸子：《简化字的史源与时运》《文史知识》2008年09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8级传播学研究生）
【关键词】汉字 拉丁化 文化 传统
汉字百年坎坷自“拉丁化运动”开始。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侵华。中国人没有想到，乾隆时中国还是“天国盛朝”，仅历百年已入危
局。更没有想到，一次次丧权辱国的赔款让中国人沦为下等民族，生活举步维艰。中国人彻底失去尊严。自斯时起中国人停止了反抗，外交、军事、政治、文化全面缴械投降，被逼拜洋人为师，导致文化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空前浩劫，汉字成为重点讨伐对象。一时间，废除汉字，“汉字拉丁化”的呼声不绝于耳。
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为谐声”，1蔡元培认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2陈独秀也说：“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魔窟，废之诚不足惜”（转引自《诗探索》，1996年第2期），鲁迅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3而汉字拉丁化的急先锋钱玄同更是信誓旦旦：“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转引自《汉字的故事》，中国图书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而这一切结论似乎是汉字已经过时，必须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于是，汉字从神性、王性的高峰坠入以汉字为罪恶、为落后的文化心态中。汉字改革在半殖民地或后殖民地语域中沉重地开始了。4
尽管反对“汉字拉丁化”的力量中有梅光迪、辜鸿铭、吴宓、林纾等重量级人物，阵势不可谓不强，然而还是敌不过胡适、陈独秀、刘半农。未几交锋，学衡派便速败。就文化而言，“破坏”与保守争锋，总是前者占便宜，因为破坏者总会以“将来我们可以建设更好的”为诱饵。汉字革命也不例外，结果自然是西风袭来百花残。
消灭汉字的呼声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文学家鲁迅在死前甚至唱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最高音。治汉字高手都诅咒汉字死，汉字如幕上燕巢，岌岌可危。5
汉字瑕疵固多，然而功不容否，罪不至诛，且在一定程度上功大于罪。正如施拉姆在《人类传播史》中所说：“中国的文字更是无价之宝，它使得这个历史悠久、社会多元的大国维持惊人的稳定状态；因为在中国，虽然方言种类众多，彼此难以互相沟通，但‘书同文’使各地识字的中国人凝聚在同一文化之下。”6何况汉字别具匠心，通过既有抽象意义又有具体意义的符号，组合出东方特有之美，而汉字之造美功能正是西方文字所欠缺的。更为根本的是，汉字伴随着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发展进程，乃中华文明之精髓。倏然根除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将文化不存，民族无靠，人心失系，文明之河断流。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上世纪初，废除汉字，全部实现拼音化、拉丁化了，中国所有的古籍将在五十年内不会有人读懂，文献成为天书，只有从事语言和文献研究的专家才能识别。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只需一代两代人就会无人认识而失传，几千年文化只在文字断代中就成为无根的文化。这种因文字的废弃而遭致的文化断层真可谓是怵目惊心的文化损毁了。7比如，我们读《左传》《论语》或读经史子集的任一卷，当代人都很难懂。如读《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样的话，如果用拼音书写可能没有人能懂。这不是一个用拼音文字代替方块汉字的决议问题，而是紧密联系着中国文化的寿命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夏衍认识得很清，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反对“汉字拉丁化”和 “废止汉字”：
我的想法很简单，第一，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四千年文字记录的文明古国，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类书、传奇、小说，古籍浩如烟海，废止了汉字以后，试问如何对待这笔精神遗产？能把他们都译成拉丁拼音么？即使译了出来，在乡音未改的情况下，有多少人能看懂？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主张废止汉字的急进派，似乎很少加以考虑。大家都说汉字太多，难懂难学，我也不敢苟同，一部康熙字典，大概有五万多字但是一般人只要认识七八百字到一千多字，一般地说就可以记账、写信、看报了。学英文如何呢？据说最少得学五万字，因为除每年每月增加的新字、俚语外，基本就有十六万字。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汉字只要识得一个羊字，有关羊的一切就都可以看懂了；英文呢，单讲与羊有关的字，就有母羊、公羊、山羊、羊毛、羊肉等五六个完全不同的字；这能说汉字难学难懂吗？……解放后已经三十多年，我们已经依旧在用汉字，中国不是没有灭亡吗？(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
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汉字革命派根本就视传统文化如草芥、毒瘤，恨不能除之而后快，谈何保存，遑论继承。八国联军侵华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整个民族陷入深深的低落情绪，而替罪羊正是传统文化，汉字更成为亡国祸种，汉字的传统文本——文言文成为不祥之物。而十几年后由陈独秀、胡适、鲁迅领军的“新文化运动”固然打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却陷入了对东、西方文化全盘否定或绝对肯定的窠臼，严重一点说，是他们将中国文化引入了一场危机。面对国破家亡的败局，中国知识层摆出一副让汉字负全责的架势。当时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只要中国人改用洋字母，就可以像洋人一样，诲人而不诲于人。当时国人只见政治损失而不见文化损失，企图以牺牲汉字为代价换取国家崛起，反映出固执和非理性。钱玄就把“废汉字”同“废孔学”相提并论：
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国新文学大系 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反观上世纪初开始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如同一场闹剧。那时，已经有许多学人认识到文字与文明建树、思想认识的关系，甚至看出文字与国计民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依仗他族语言文字而兴盛发达。让文字背负它本不应承担的重任，实在让人哑然失笑。世界各族，无不珍视传统，只有中国出现了自宫民族文字的咄咄怪事。但这场运动竟然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虽然最终无法得逞，但也把汉字搞得面目全非，最直接的结果是催化了汉字的简化，引起巨大争议，影响之深远，至今仍看不到尽头，如下粗列大事记：
1930年，瞿秋白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引起很大反响。
1931年，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前苏联海参威召开，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
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说：“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这是汉字拉丁化运动的一份革命宣言。
1940年秋，由于吴玉章的倡导，边区政府决定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以推进扫盲和识字運动到深处，拉丁化新文字取得了法律上的正式文字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1956至1958年国务院修改通过 《汉语拼音方案》。当时的意见是先用它来注音，帮助识字，一旦时机成熟，废除汉字，取而代之，在汉字未被取代之前，先实行汉字简化，并取消异体字，废除繁体字。8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所有对汉字拉丁化持异议者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劳教劳改，甚至有被迫害含冤而死者。
1964年3月，《简化字总表》发布，共收简化字2235个。
1977年12月，发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简称“二简”)。其中第一表248字在报刊和中小学教材中试用。
1978年5月，中小学教材停止试用 “二简”字。7月到8月，全国报刊先后停止试用。但“二简”的修订工作一直未停。
1986年6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语委 《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指出“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二简”的修订工作也正式停止。
1986年10月，对1964年《简化字总表》略做调整，重新发布，使用至今。9
经过“文革”的极左冲击后，国人已经渐渐冷静下来，汉字拉丁化的呼声越来越微弱。比较客观的看法是，作为汉字识别辅助工具西方文字的转写中间环节，汉语拼音简单易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西方已有的字母和读音，是比较优秀的方案。以拼音废汉字的想法同时到此为止，差不多无疾而终。■
注释
1. 谭嗣同：《仁学》。
2.蔡元培：《汉字改革说》，《国语月刊》第一卷第7期，1922年8月
3.鲁迅：《关于新文字》，1934年
4.王岳川：《汉语文化圈与汉字书法话语》，见朱竞编：《汉语的危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
5.王文元：《俯仰盛衰，倏忽旦暮——从民族主义到虚无主义》，见朱竞编：《汉语的危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329页
6. 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94年，第88页
7.王岳川：《汉语文化圈与汉字书法话语》，第290页
8.彭小明：《汉字命运忧思录——读<昭雪汉字百年冤案>》，见朱竞编：《汉语的危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9. 眸子：《简化字的史源与时运》《文史知识》2008年09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8级传播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