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为后世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恤民思想情怀。近千年来，多少志士仁人受其思想熏陶影响，每当有外敌入侵、自然灾害或重大转折阶段就会自然高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表达自己爱国爱民的一片忠诚。于是，就会行动起来，各尽所能，为国家脱离苦难而尽心尽力。
　　范仲淹留给后世名言的内在要求，他自己首先做到了，他的四个儿子也都做到了，即忠于国家，为国家的安全、社会的和谐而呕心沥血；为天下老百姓的疾苦而忧虑，力争改革弊政；为国家的太平、人民的温饱而欢乐，为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不忘居安思危。
　　《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仲淹，字希文，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之后。他们祖先是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后迁徙苏州吴县。范仲淹少年时即有远大志向、修养操守，在戚同文帮助下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成就学业。其间，昼夜不息，太疲劳时，以冷水浇头；粮食不足时，一碗粥分几次吃。这些一般人都受不了，可范仲淹不以为苦，最终考取了进士。做官后，他用自己的俸禄资助了一些穷困的读书人，给他们买新衣服，自己却总是穿旧衣服。每当讨论国家大事，言之由衷，忠正直言，不念私利。
　　朝廷要大修宫殿、佛寺、宫观时，范仲淹上疏说：“人民疾苦堪忧，如大兴土木，人民将更加破产，不要做违背人心、不合天意的事情，应停止修寺、修观，减少人民负担。”又说，皇帝宠幸的人，无功受禄，会破坏朝廷。此类建议，虽因太后干政未能全行，但皇帝与众大臣明辨了是非，也为忠臣树立了为国担当的榜样。所以，宋仁宗认为范仲淹忠于朝廷，屡升其官。范仲淹任苏州知府期间，当地水灾严重，于是他带领人民治水治涝，开渠疏通太湖流域的洪水入长江、大海，使人民有土地可耕种。
　　他在朝廷与人争论之事，皆为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从不为自己的利益而争。范仲淹与吕夷简政见不同，特别是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争论很大。历经跌宕后，皇帝告诉范仲淹要释去前嫌，“范仲淹顿首谢曰：‘臣向论盖国事，于夷简无憾也。’”范仲淹满怀一腔爱国忠君思想，当西北边塞战况危急时，他主动请缨，身赴前线。到了军中即做切实强军的基本工作：第一，检阅延州兵，摸清自己军队情况；招募新兵，教育新兵，提高战斗能力。第二，大兴屯田制，军队平时要自己种地，解决军需粮食给养问题，减少运军粮的消耗，利于国家及财政，利于军队长久固守边防。第三，大开边境集市，交流物品，互通有无。范仲淹对边塞军队有关方面的改革，赢得了边民的感谢和将士的欢迎。他带兵“号令明白，爱抚士卒”。朝廷奖励他一百两黄金，他全部分给下级，官兵都由衷地拥戴他。敌军区域的百姓来归降，他真诚相待，确信不疑。所以，范仲淹守卫西北边塞时期，西北最为安定，民族关系最为和谐。
　　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成为宋朝高级行政长官———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重视教育，大力兴学，在全国各地兴办地方学校，史称“庆历兴学”。从国家全局出发提出十条改革措施：第一，“明黜陟”。大小官员不能随意升官，须在原职做满三年后，根据德才表现决定是否升迁。第二，“抑侥倖”。一般官员不得推荐子弟任重要职务，任职不到两年的大臣与地方大员没资格推荐未经科举的子弟为官。第三，“精贡举”。改革科举制。过去为防止判卷时循私情，把卷头上的名字糊上。范仲淹认为选拔人才必须全面看，不能只凭卷子上的内容，所以要废去糊名制，而对进士要循名责实。第四，“择长官”。选好地方主要官员。第五，“均公田”。在地方做官者的俸禄出于公田。范仲淹认为土地肥瘠不同、数量不同，导致地方官实际收入相差悬殊，影响工作情绪和效率，所以必须使实际产量均衡，据此调剂各地公田数量。第六，“原农桑”。拟定奖励办法，鼓励农桑生产。派官到地方修治水利工程。第七，“修武备”。组织京郊地区壮健农民练武，战时参加保卫国都，平时耕地。第八，“推恩信”。赦免有错误的人，有关部门要跟踪观察，再犯再抓。第九，“重命令”。朝廷命令必须重信誉，令出不改。第十，“减徭役”。由于户口减少，官府衙门要精简，精减的人士去务农，使受役者减少，服役者减轻负担。由于范仲淹完全出于公心，忠君报国的情怀充盈于十条改革之中，皇帝全部采纳，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一生内刚外和，极为孝顺。一生节俭，反对奢华。没有客人时，自家用餐只能有一个肉菜；妻子、孩子衣服仅能与众人一样，饮食仅能充腹，而他心中所思是学做圣贤，乐人民之所乐，忧人民之所忧。范仲淹好施予，有钱多用于照顾他人。在苏州吴县的故乡，他用自己的薪俸办了义庄，用以周济家乡的穷苦读书人。而范仲淹日常生活中习惯于节俭，关爱天下人，诸多读书人出其門下，所到之处，老百姓都知道他的姓名、为人。因为他心中装着老百姓的事，总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老百姓由衷拥戴他。范仲淹去世时，曾任职的邠州、庆州老百姓哭祭三天。说明官优官劣，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认定他真正践行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政誓言。朝廷追谥其为“文正”。病中，皇帝多次表示慰问，并送给药物。去世后，皇帝极为惋惜，又派人慰问其家人，并为其墓书碑：“褒贤之碑”。

　　受到范仲淹表率风范的影响，他的四个儿子都是忠正担当的廉洁之士。长子范纯祐，精明、悟性高，注重气节，极为孝顺，病中仍坚持公私分明。三子范纯礼，为官尽量少取于民，“民图像于庐，而奉之如神”。官至礼部尚书，尚书右丞。四子范纯粹沉毅有干略，反对朝廷卖官鬻爵，颇有政声，官至龙图阁直学士。为官期间，他心中想的就是国家、人民的利益，不谈私利。平素对谁都和气、宽容，不计较个人恩怨，但对歹人从不客气。
　　次子范纯仁，继承弘扬其父思想精神最为显著，且有发展。他从不争功待报。明明是自己千方百计选拔推荐的人才，范纯仁却对所推荐的人才说：“这是大家的意愿。”吕大防做宰相时，多次压制排斥他，但当吕大防被贬谪到岭南穷乡僻壤时，范纯仁却上书为之申述。贬到永州后，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只要讲过去与司马光不和，章惇就会放过他。范纯仁说：“吾君实（司马光字）荐，以至宰相。昔同朝论事不合则可，汝辈以为今日之言，则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无愧心而死。”三年后，宋徽宗即位，为范纯仁下诏曰：“知公先朝言事中直，今虚位以待。”由于年老有目疾，拜见皇帝后即乞求回家休养。宋徽宗说：“范纯仁得一识面足矣。”
　　范纯仁75岁时去世，皇帝追谥其为“忠宣”，为他御书碑额：“世济忠直之碑。纯仁性夷易宽简，不以声色加人，义之所在，则挺然不少屈，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而他说过的“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成为流传至今的修身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