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在天津一个小企业里从事标准化管理工作，干了大约八年时间。这个工厂是从几个家庭作坊发展起来的。高中毕业的我算是厂里学历最高的“知识分子”，厂领导对我寄予厚望，就让我成为了这项工作的“奠基人”，——这项工作是从零开始做起的。接手这个任务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项工作在整个社会进步方面的重大意义。按照上级领导机构——第二机械工业局的安排，所有被培训的人员，都被安排在当时标准化管理最先进的天津机械厂参加实习。这是一座有着70年历史的老牌工业企业，它有着严格的生产秩序、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庞大的生产能力，这让我对自己的单位顿生自卑感，不由得产生了“跳槽”的欲望，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那只是个奢望。实习时间为两个月，正巧碰上他们厂的一台压力机主轴坏掉了。当时正值文革期间，“革命”虽然是第一位的事情，但是生产也不能受影响，否则一上纲上线，也是一起政治事故。可是要想尽快修理好这台关键设备面临很大的困难。那时，天津有一个由官方科技组织牵头的民间技术协作组织，叫“攻关协会”，各工业口内的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人们那时没有丝毫的知识产权观念，协会的会员们都无偿地把自己的经验和发明拿到“协会”来让所有成员共享，每到定期活动的时候，那个努力学习相互切磋的热烈气氛、相互之间既钦佩又诲人不倦的真挚情感，使得这项活动的参加者们个个都像过节一样兴奋。我有幸参加了那么一回，但只这么一回也让我铭记终生。
　　天津机械厂的这个重大设备的事故让工厂的技术部门想到了请求“协会”的帮助。“攻关协会”中好几位天津最有名望的机械行业工程师和高级技工师傅来厂里“会诊”，他们都来自让我歆羡不已的国营大厂或研究所。专家们都感到这是一个不容易攻克的难题，因为那根主轴的尺寸很大、精度非常高，这都还好说，可是材料的成分和热处理的参数就不好搞清楚了，很可能那时也根本没有那种水平的技术能力储备。那台机器是英国一个造船公司在40年代生产的。一个工人出身的老技师出了个主意，他建议询问一下那台机器的生产厂家，看看能不能再买一个备件。于是按照打在主轴上的部件编号给厂家发去了一封电报。没想到，没两天人家就回了电报，说很愿意接受这个业务，人家办事很讲效率，直接开了价，而且要价也很公道。更让人们感到高兴的是，人家还说了挺让人爱听的话，说“你们能在这台机器出厂近三十年后仍然在使用它，很让机器的设计者和生产者们感到欣慰，这说明了中国工人不但技术水平高，而且是负责任的使用者，并打算派人来看看机器的运转情况，顺便学习一下操作工人维护机器的经验”云云，言外之意是在世界的别的地方，这样的机器早就变成了古董。鉴于当时的形势，为了避免政治方面可能产生的麻烦，工厂当局没有理会对方派员来厂的想法，但是主轴备件还是很快就发运过来了。那大小、精度丝毫不差，安装上以后马上就让这台大机器恢复了工作。当时这件事情也没有大肆宣扬，以免“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要是当时真有“老左”从中出来作梗，拿“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之类高调进行干扰，谁也没辙，因为那时的外汇也不是那么好申请的，只是用同样时间可能连材料也还下不来，更不用说加工了。人们都在内心里称奇：就只是那么几个字母一串数字组成的编号就把所有信息全然包括全了；而且，时间那么久远，中国又“变了天”，都没有对此造成影响。这段经历着实地让我认识到了标准化管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要想进入到现代化社会，必须要经过一个工业化阶段，而进入这个阶段的“钥匙”，就是标准化，没有它，你就是有多大的决心、下多大的辛苦也是白搭。
　　在培训期间，我增加了很多的见识。我了解到，国际上标准化事业做得最棒的国家是德国，据说德国几乎能做到“有产品就有标准”，而且从汽车、舰艇到纽扣、别针，有效施行的尽是国家级的标准。至于当时为什么德国在这个方面最为领先，我当时是不清楚的。后来在学习西方哲学史后我领悟到，德国人整体上深刻的哲学素养让他们有了严谨的社会管理传统，而标准化的社会管理就是展示他们这个长处的最好的领域。德国能在短时间里赶上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靠的就是这个严谨劲、认真劲。在德国人的这个优势面前，英国人的贵族精神就显现出了保守的一面，法国人的自由和浪漫就因为过于艺术化而让社会管理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打了折扣。德国人的标准化管理不但全面，而且修订期还规定得很短，这就能让最先进的技术尽快进入到社会产品的标准化进程中。所以一战后，战败的德国虽然满目疮痍，但这更让他们有了把所有的设施和设备来一个彻底更新的机会，于是就用了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尽管有战争赔款的压力，德国的经济实力还是奇迹般地超越了作为战胜国的英国和法国。
　　我的思考没有就此停止。标准化是个社会宏观管理的重要一环，现代社会有许多类似的事业，缺少了其中哪个环节，社会结构都会变得不完整，进而影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要办好这类事情，要求国家一层的决策人能认识到，社会中需要现在所说的“社会中间组织”的存在，它们的作用不是“上头”和“下头”两个积极性所能代替的。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际上，这两个积极性都是指政府说的，并没有真正深入到社会中间层面。上面所说的“行业攻关协会”虽然做的事情属于社会中间组织的职能，但是它们的组织原则、经济基础都是悬空的，收益（社会效益）和成本管理（费用支出）系统都处在“体外”，一句话——它从根本上无法对自身实现“可持续性的数字化管理”，这也就限定了它的寿命周期，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产权时代，它肯定无法维持下去。
　　标准化的实质是对过去的社会性生产的经验进行系统化、规范化，并以准确的文字固定下来，成为有一定约束力的技术法律文本。这个工作由负责行政事务的政府来做不太现实，一个原因是技术性强，另一个是效率也一定很差，它应当由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组织对它进行持续有效的严格管理。这个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上根本没有存身的理由和空间。它也不能由一个有着自身利益的个人或家族或企业来承担。
　　标准化虽然是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但是对它的持续的修订则是不断追寻和鼓励创新的动力。如果没有对最新的信息的充分了解和最细致、最辛苦的实验验证，负责起草的企业或研究所很可能就会失去起草人资格，——这里也是企业竞争、地域竞争甚至国家竞争的一个舞台。
　　我国过去的标准化工作的一个最大的误区是政府色彩过于强烈。我参加的几次部颁标准的定稿会，专家们的不同意见最后由官衔最高的官员拍板定案，尽管他只有小学的文化程度，只是因为他是长征干部，官居（卫生部的）正局长。改革开放后，标准化工作又有一个新的偏向，那就是行政手段在逐步退出的时候，又出现了由与行政主管机关关系密切的最大的那家企业把持起草和审定权力的现象，把只有利于自己企业的数据强行定稿成行业标准甚至部颁标准，成为市场竞争中的不公平之源。
　　标准化所规范的对象是产品，这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进而组织起社会化大生产；但是如果把对象变成了人，那结果又是什么呢？中国古代的文化人里有一个派别叫“法家”，他们的主张实质上就是用制度对社会人进行“标准化”。这个工程最初在战国时期的魏国进行，总设计师叫李悝（前455～前395），进行得不顺利，于是就有另一个大抱负者叫商鞅（前390～前338）的跑到秦国进行实验。文化相对落后的秦国在社会管理方面一向不讲人道，这正好能让商鞅把这项所谓改革进行下去。中国人对秦帝国的建立有多种评价，但是从标准化的角度来分析它的意义我还未曾见过。统一天下后，秦帝国的“改革”的核心是对中华文明整体上进行了一次强制性的“标准化”。即不光有“书同文，车同轨”， 还把全国的臣民进行了“标准化”，不管是生活方式还是行为习俗，连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要符合标准。这样“书同文，车同轨”的那点好处，比起其恶果来就微不足道了。“百代都行秦政制”成为了惯例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了先秦时代的文化辉煌了。
　　大家所熟知的科举考试，就是最典型的对人进行“标准化”的例子。用“圣人”的语录（四书五经之类）做模子来“修整”所有读书人的大脑。从此中国就不可能再出现能令世人钦佩的一流的大思想家和哲人了。而能识破这个“骗局”的人，如果拒绝思想“入套”，就必须面临灭门之灾。因此这些人只能跑到深山里躲避官场的迫害。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明末的李贽和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但是孤掌难鸣，他们无法阻挡中国文化的不断滑落和退化。治疗中国文化沉疴的力量只能寄希望于外界文明的冲击，这真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而眼下，禁锢了我们民族两千多年的这个传统，仍然在某些领域继续繁衍着，这就是当下为有识之士所集中诟病的高考制度。
　　前不久，我的一个在教育界工作的朋友对山东的一些地方的教育实践进行了考察，发现尤其在那些相对偏远的地方，为了提高考入大学的升学率，上了高中的孩子们，一年之中只有春节的几天是自己可以轻松的日子，其余的时间都被安排得严丝合缝，一切围着分数转，把他们的灵性、爱好和可能的专长都以格式化的方式扼杀掉了。人们都很为他们忧心，但是谁也没有任何办法，其实最值得忧心的是我们民族的未来，这样成长起来的孩子能担起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吗？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当下的教育制度尤其是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犯的是同样的毛病。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当从根本上认识问题，这就是——把莘莘学子当成万物之灵的人来对待，不要对他们的头脑进行“标准
　　化”训练。学校不是机器，学生不是产品，人才是不能像工业产品那样用流水线的方法批量生产的。
　　
　　责任编辑：范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