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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参与了发掘越王勾践剑、云梦睡虎地秦简、曾侯乙编钟。
从京城南下，我们去寻访一些名动天下的宝藏的原生地。到了武汉，奇异的温度变化扑面而来：一种是冷的变热——湖北省博物馆内，越王勾践剑、云梦睡虎地秦简、曾侯乙编钟的展台边，人头攒动；一种是热的偏冷——裹着屋外寒风走进咖啡厅的陈振裕，交谈时比想象中更冷静、更自持。
作为这3件国宝的发掘者之一，陈振裕早在专业领域内功成名就。如今作为《国家宝藏》节目中秦简的“今生讲述人”，他一夕之间收获了大众知名度。“男神”“谦谦君子”“国士无双”……如潮的好评并未影响陈振裕的节奏——“我都已经78岁了，不求名也不求利，馆里有需要，我就出来做点事”。坐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他以一位考古学家的身份，讲述自己与国宝的那些故事。
考古遇上了好时代
陈振裕退休时68岁，从事考古工作44年——那是2008年，距今已经10年了。自称“爱玩”的他掰着手指头，笑着把自己的爱好总结成了一副对联：“抽烟喝茶写文章，打牌打球看电视。”
退休后的陈振裕其实没什么时间“玩”。他埋头写书、编书，进行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漆器的专题研究，甚至继续去田野——按照省文物局与考古所的安排，前往各处的考古工地进行检查和项目评审。近几年，湖北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天门石家河遗址、铜绿山四方塘遗址、枣阳市郭家庙曾国墓地、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他都一一去过工地现场。
“您去工地干什么？”
“去看看年轻人挖成什么样子。挖的方法对不对，看要怎么挖，怎么改。”陈振裕笑答。
事实上，陈振裕2001年从考古一线退下后，就开始作为专家去考古工地，给年轻的考古人“指指路”。曾入选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巴东旧县坪的发掘工作是从2001年开始的。这座北宋名相寇准做过县令的古城，经过一年多的发掘，逐渐露出了真容。“我去的时候，他们刚把衙门挖出来。我对他们说，既然有衙门，应该就会有城墙围起来，你们再往外围找找。后来，他们就找到了城墙。”
陈振裕还是年轻人的时候，并没有这种组织专家前来工地检查、评审的环节。新中国成立之前，湖北的考古工作基本处于空白，等到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才逐渐开展起来。“我们那时候，考古力量比较差，人很少，不只是湖北，全国搞考古的人都很少。不像现在，人马壮大了。”
陈振裕觉得欣慰。考古发掘的装置、设备更新换代了，考古人的生活、工作条件也改善了。“我们那时候连照相机都没有，发掘出文物也没办法立刻拍照留存。平时吃住都是靠附近的农民，给他们一点钱，雇他们做饭，晚上就住在老乡家里，堂屋里摆张床，几个人挤一挤。夏天还好，最难熬的就是冬天，太冷了。我们白天不能穿多，穿多了不方便在工地作业，晚上搞个炭盆，就着昏黄的油灯画总图，还是冷得受不了。”陈振裕摆着手，一连重复了3遍“受不了”。他一侧头，记者就能看到他左耳外侧一块深色的疤。那是他去枝江青龙山发掘城背溪遗址时，冻伤了，治疗条件有限，一不小心就被自己连皮带肉抠掉一块。“现在国家对考古很重视，投入也很多，我们考古是遇上好时代了。”对陈振裕来说，忆苦为了思甜。
找到越王勾践剑的剑魂
“您当年怎么就想到报考考古专业呢？它既不是什么热门领域，又这么辛苦，您就一辈子在这条路上走了，都没想过换个行当吗？”《环球人物》记者忍不住问。
“我是在厦门长大的，经常去厦门大学民族博物馆参观，在那里看过一部讲考古的纪录片《地下宫殿》，觉得考古特别神秘，就有了兴趣。等到报专业时，我看到北大的招生报上有张照片，上面是去黄河水库调查的考古专业学生，背着个小挎包，特別神气。我当时想，考古原来哪儿都能去，真是太好玩了，于是就报了。我爱玩嘛！”陈振裕笑着回答。1959年，北大考古专业在福建省只招了一个人，就是陈振裕。他的历史考了99.5分。
在一般人印象中，考古是门陈旧、冷清的学问，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住苦头。但陈振裕每每提起考古，却觉得有趣极了，总是笑着说自己“幸运”，眼睛里都在放光。他把自己比作“福尔摩斯”，考古就是“探案”。“‘案情’非常复杂，稍有闪失，真相就可能离你而去，而考古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此，看你如何去破解它。”
也许真是幸运，北大毕业后不久，陈振裕就有了破解惊世“大案”的机会。1964年，他被分到湖北省博物馆，并于次年夏天安排到江陵工作站工作，不久就参加了配合漳河水库第二、四干渠工程进行的考古调查。顶着炎炎烈日，他与另外两名工人背着装满蚊帐、被单和换洗衣服的背包，扛着探铲等考古工具就出发了。为了避免漏掉文化遗存的痕迹，陈振裕走在漳河水库二、四干渠桩号的中间，另外两人走在他的左右两旁。三人并行前进，步行拉网。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他们最终在江陵八岭山一带发现25座有封土堆的墓葬，并根据土色初步判断可能是汉墓或者楚墓，其中就有望山一号墓。
望山一号墓在楚都纪南城的西北7公里，墓口是长方形，长度达16.1米，宽度为13.5米，在当时的湖北算是一座大墓。考古人员对其进行大规模发掘后，很快发现填墓坑的土里不仅有楚墓常见的五花土、青灰泥，还有白膏泥。“白膏泥是一种密封性能非常好的土，在发掘报告的几千座楚墓中，公布有白膏泥的为数极少。这说明这座墓密封非常好，没有被盗，可能里面的东西不仅多，而且保存得很好。大家都觉得这是好兆头。”陈振裕向记者解释道。
虎座鸟架悬鼓、精美的酒具盒、各式各样的青铜器、巧夺天工的小座屏……一件又一件珍贵文物让陈振裕坚定了自己的猜测，认为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墓主人是谁？”成了陈振裕心中的第一个谜。“在绝大多数古墓的考古发掘中，很难获得墓主姓名和年代的历史信息。我们在边箱中，清理出了一批竹简。虽然这些竹简残断得很厉害，仍能看出人名‘昭固’出现得最多，并记载了昭固尚无爵位与职位，但可以出入侍王，跟楚王关系密切。”除了竹简，墓的规模与随葬器物也暗藏了许多线索，“比如随葬品中既有兵器又有文房必备的物品，说明墓主能文能武。再比如墓中出土了大批的车马器，说明墓主身份很高。”
从京城南下，我们去寻访一些名动天下的宝藏的原生地。到了武汉，奇异的温度变化扑面而来：一种是冷的变热——湖北省博物馆内，越王勾践剑、云梦睡虎地秦简、曾侯乙编钟的展台边，人头攒动；一种是热的偏冷——裹着屋外寒风走进咖啡厅的陈振裕，交谈时比想象中更冷静、更自持。
作为这3件国宝的发掘者之一，陈振裕早在专业领域内功成名就。如今作为《国家宝藏》节目中秦简的“今生讲述人”，他一夕之间收获了大众知名度。“男神”“谦谦君子”“国士无双”……如潮的好评并未影响陈振裕的节奏——“我都已经78岁了，不求名也不求利，馆里有需要，我就出来做点事”。坐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他以一位考古学家的身份，讲述自己与国宝的那些故事。
考古遇上了好时代
陈振裕退休时68岁，从事考古工作44年——那是2008年，距今已经10年了。自称“爱玩”的他掰着手指头，笑着把自己的爱好总结成了一副对联：“抽烟喝茶写文章，打牌打球看电视。”
退休后的陈振裕其实没什么时间“玩”。他埋头写书、编书，进行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漆器的专题研究，甚至继续去田野——按照省文物局与考古所的安排，前往各处的考古工地进行检查和项目评审。近几年，湖北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天门石家河遗址、铜绿山四方塘遗址、枣阳市郭家庙曾国墓地、随州文峰塔东周曾国墓地……他都一一去过工地现场。
“您去工地干什么？”
“去看看年轻人挖成什么样子。挖的方法对不对，看要怎么挖，怎么改。”陈振裕笑答。
事实上，陈振裕2001年从考古一线退下后，就开始作为专家去考古工地，给年轻的考古人“指指路”。曾入选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巴东旧县坪的发掘工作是从2001年开始的。这座北宋名相寇准做过县令的古城，经过一年多的发掘，逐渐露出了真容。“我去的时候，他们刚把衙门挖出来。我对他们说，既然有衙门，应该就会有城墙围起来，你们再往外围找找。后来，他们就找到了城墙。”
陈振裕还是年轻人的时候，并没有这种组织专家前来工地检查、评审的环节。新中国成立之前，湖北的考古工作基本处于空白，等到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才逐渐开展起来。“我们那时候，考古力量比较差，人很少，不只是湖北，全国搞考古的人都很少。不像现在，人马壮大了。”
陈振裕觉得欣慰。考古发掘的装置、设备更新换代了，考古人的生活、工作条件也改善了。“我们那时候连照相机都没有，发掘出文物也没办法立刻拍照留存。平时吃住都是靠附近的农民，给他们一点钱，雇他们做饭，晚上就住在老乡家里，堂屋里摆张床，几个人挤一挤。夏天还好，最难熬的就是冬天，太冷了。我们白天不能穿多，穿多了不方便在工地作业，晚上搞个炭盆，就着昏黄的油灯画总图，还是冷得受不了。”陈振裕摆着手，一连重复了3遍“受不了”。他一侧头，记者就能看到他左耳外侧一块深色的疤。那是他去枝江青龙山发掘城背溪遗址时，冻伤了，治疗条件有限，一不小心就被自己连皮带肉抠掉一块。“现在国家对考古很重视，投入也很多，我们考古是遇上好时代了。”对陈振裕来说，忆苦为了思甜。
找到越王勾践剑的剑魂
“您当年怎么就想到报考考古专业呢？它既不是什么热门领域，又这么辛苦，您就一辈子在这条路上走了，都没想过换个行当吗？”《环球人物》记者忍不住问。
“我是在厦门长大的，经常去厦门大学民族博物馆参观，在那里看过一部讲考古的纪录片《地下宫殿》，觉得考古特别神秘，就有了兴趣。等到报专业时，我看到北大的招生报上有张照片，上面是去黄河水库调查的考古专业学生，背着个小挎包，特別神气。我当时想，考古原来哪儿都能去，真是太好玩了，于是就报了。我爱玩嘛！”陈振裕笑着回答。1959年，北大考古专业在福建省只招了一个人，就是陈振裕。他的历史考了99.5分。
在一般人印象中，考古是门陈旧、冷清的学问，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住苦头。但陈振裕每每提起考古，却觉得有趣极了，总是笑着说自己“幸运”，眼睛里都在放光。他把自己比作“福尔摩斯”，考古就是“探案”。“‘案情’非常复杂，稍有闪失，真相就可能离你而去，而考古学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此，看你如何去破解它。”
也许真是幸运，北大毕业后不久，陈振裕就有了破解惊世“大案”的机会。1964年，他被分到湖北省博物馆，并于次年夏天安排到江陵工作站工作，不久就参加了配合漳河水库第二、四干渠工程进行的考古调查。顶着炎炎烈日，他与另外两名工人背着装满蚊帐、被单和换洗衣服的背包，扛着探铲等考古工具就出发了。为了避免漏掉文化遗存的痕迹，陈振裕走在漳河水库二、四干渠桩号的中间，另外两人走在他的左右两旁。三人并行前进，步行拉网。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他们最终在江陵八岭山一带发现25座有封土堆的墓葬，并根据土色初步判断可能是汉墓或者楚墓，其中就有望山一号墓。
望山一号墓在楚都纪南城的西北7公里，墓口是长方形，长度达16.1米，宽度为13.5米，在当时的湖北算是一座大墓。考古人员对其进行大规模发掘后，很快发现填墓坑的土里不仅有楚墓常见的五花土、青灰泥，还有白膏泥。“白膏泥是一种密封性能非常好的土，在发掘报告的几千座楚墓中，公布有白膏泥的为数极少。这说明这座墓密封非常好，没有被盗，可能里面的东西不仅多，而且保存得很好。大家都觉得这是好兆头。”陈振裕向记者解释道。
虎座鸟架悬鼓、精美的酒具盒、各式各样的青铜器、巧夺天工的小座屏……一件又一件珍贵文物让陈振裕坚定了自己的猜测，认为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墓主人是谁？”成了陈振裕心中的第一个谜。“在绝大多数古墓的考古发掘中，很难获得墓主姓名和年代的历史信息。我们在边箱中，清理出了一批竹简。虽然这些竹简残断得很厉害，仍能看出人名‘昭固’出现得最多，并记载了昭固尚无爵位与职位，但可以出入侍王，跟楚王关系密切。”除了竹简，墓的规模与随葬器物也暗藏了许多线索，“比如随葬品中既有兵器又有文房必备的物品，说明墓主能文能武。再比如墓中出土了大批的车马器，说明墓主身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