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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工进城后，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成为近年来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密切关注的问题。同时，在改善农村民生问题的过程中，作为家庭支柱的留守妇女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为探究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采用访谈方式，结合湖北省巴东县特殊的地理特征和民族特性，对当地的农村留守妇女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措施，以期提高巴东县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进而助力政府改善巴东民生状况，提高巴东县人民生活质量。研究发现，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整体较高，但受某些因素影响，部分留守妇女的数值仍令人担忧。
关键词：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改善民生；地理特征；民族特性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17.063
1 我国山区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背景
1.1 研究由来
近年来农村地区不同程度上空心化日益严重，“留守妇女”这一日益庞大的群体却格外显眼。同时，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民生措施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基于此，提升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也就成了改善农村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巴东县是湖北省的贫困县、农民工输出的重镇，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山区地区，对此地区的留守妇女的探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者作为巴东人，对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进行了长期追踪，参阅了大量文献，并通过此研究尝试对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作出回答。因巴东县有12个乡镇且大部分位于海拔2000米的山地，普及访谈有所不便，特以具有不同经济水平（按高中低划分）特性的信陵镇、溪丘湾乡、沿渡河镇作为代表進行入户访谈。其中实地访谈50人，为方便用幸福感量表测量巴东县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状况，经过归纳总结特采用具有代表性的17个样本进行具体案例分析说明。
1.2 研究意义
（1）巴东县地处湖北省封闭的西部山区，作为省级经济发展贫困县，巴东县的留守问题与同类地区有一定共性。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走访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利用文化心理结构和地区风俗差异的新理论视角来探索留守妇女问题找出地区经济发展诸多问题的内在联系，有望获得地区资源分布对留守妇女问题的具体影响规律，对提高留守妇女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从而可从相似地区的留守妇女问题案例分析中获得推广经验。
（2）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提高可作为农村民生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妇女处于家庭核心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所涉及的家庭网络人群的生活状况。近年来改善农村民生问题也显得极为迫切，以留守妇女为突破口改善民生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因此，对于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探究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2 我国山区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及问题
2.1 我国山区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及问题
周福林依据2000年普查0.95‰人口抽样数据得出2000年我国留守妻子为1 085万。白南生（2006）利用2005年1.3亿农村外出劳动力数据估算得出2000年我国留守妻子为4700万。从2000年至今，留守妇女数量仍在不断增长，数量庞大的留守妇女已经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但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善留守妇女的生活质量。留守妇女群体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生活劳动、家庭抚养、赡养责任，同时扮演着多种家庭与社会角色。农村留守妇女普遍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2.2 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现状及问题
2.2.1 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总体情况
根据巴东县政府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16年，巴东全县留守妇女人数为6531人，占到全县农村户籍妇女人数的42.07%。而本次重点走访的三个乡镇：信陵镇、溪丘湾乡以及沿渡河镇的留守妇女人数分别为125人、425人和788人。巴东县具体人口统计数据如表1。
2.2.2 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状况
在对主观幸福感的分析中，本研究通过主观幸福感量表来测量样本对象的幸福程度。量表中包含六大方面问题，每一问题均设置了衡量程度的四个选项，并通过量化赋值来进行整体统计与分析。从最高程度到最低程度分别赋予衡量分数8分、6分、4分和2分，最后根据所得数据可以对抽象的幸福感程度进行具体归纳和分析，并得出以下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样本平均幸福感分数约为33.65分，最低分为18分，最高分为48分。将各样本分值与中间分值30分（测量程度分值的中间值5分乘以问题数6）进行比较知，有4个样本的分数低于30分，占总样本数的24%；有11个样本的分数高于30分，占到总样本数的65%。由此可见，样本对象的总体主观幸福感程度较高。
2.2.3 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存在的问题
（1）从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看，农村留守妇女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均以小学和初中学历为主。且留守妇女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合适的岗位供给，大量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同时其社会参与度低，精神生活匮乏，文化生活单一。
（2）从政府层面来看，在改善民生问题时，当地政府对留守妇女重视度较低，并未意识到其在改善民生问题的重要性，缺乏相应解决措施。
3 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3.1 个人因素
3.1.1 年龄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对受访者主观幸福感进行量化测量时，研究发现，在低于平均幸福感指数或高于平均幸福感指数的案例中，受访者年龄分布并不一致，未呈现出随主观幸福感指数变动的明显趋势。因此可以认为，当地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与其年龄间不存在直接关系。
3.1.2 子女数量及其年龄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子女是留守妇女主要的精神寄托和沟通载体。研究发现，在低于平均幸福感指数的受访者中，多数留守妇女都有两个子女，或者是子女正在接受较高等层次的教育，所需家庭支出巨大。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留守妇女的精力，而这种消耗又与其数量和年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而可以判断，子女的数量及年龄是影响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3.1.3 身体状况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访谈调查中，低于平均幸福感指数的数位留守妇女，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身体疾病，如糖尿病、轻度残疾、风湿骨病及胃病等。这些病症多以慢性病为主，随年龄的累积而不断加重，加之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和家庭经济原因，留守妇女难以得到有效和持续的治疗；同时又须在长时间内不断支付买药打针的各项费用，使得留守妇女面临着较重的身体拖累和心理压力，这直接对受访对象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不利影响。
3.1.4 收入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巴东县农村地区普遍种植红薯、土豆和苞谷等作物，经济效益较低，所以当地种植多以自给为目的；养殖牲畜多以山羊和猪为主，但由于山区交通环境限制，牲畜难以售卖获利，也多用于自家消费。因此留守妇女在家经营农事的收入很低；而出门在外的丈夫，除少数人有较好机会到东部地区打工，拥有较稳定的工作外，多数人只能在外做零工，无稳定工作和固定工资。挣钱的不易使他们经常徘徊在外，难以定期回家。访谈数据表明，大约四成的丈夫一年及以上时间才能回来一次。经济收入直接关系到留守妇女的家庭成员工作和子女教育等多个方面，也影响着留守妇女的生活水平和工作压力，因而对她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刻的。
3.2 社会关系
3.2.1 与子女的关系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这里主要讨论已入学的子女，学龄前儿童不在研究范围内。根据访谈记录，低分段和高分段样本对象与子女相处情况总体良好，但高分段中仍存在个别对象与子女相处较差。最终结论是与子女的相处好坏对当地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
在走访过程中，问及与子女的关系如何时，访谈对象通常回答是“还行，还可以，都挺懂事”。大多数访谈对象都认为自己的子女较为听话，但并不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平常交流较少。这与留守妇女自身文化水平低下、子女上学后与其相处时间急剧减少有很大的关系。
3.2.2 邻里的关系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由于交通不便和居住分散，山区留守妇女在丈夫外出的日子里能够寻求帮助和交流的只有邻里。在高分段的样本对象中，与邻里相处融洽的人占大多数，少数由于居住偏远，左右无邻居而缺少往来。可见与邻里相处好坏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有一定影响。
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影响在身患疾病的访谈对象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以妇女B为例，她患有风湿病，子女又在外上学，因病痛行动不便时邻居的帮忙才让她度过难关。此外，高分段样本对象中有大多数都将与邻居聊天作为自己度过闲暇时间的方式之一。对山区留守妇女来说，邻里不仅能提供生活上的帮助，更能给予精神上的慰藉。
3.2.3 夫妻关系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稳定和谐的夫妻关系是维系家庭稳定的重要基石。在研究采集的高分段样本对象中，夫妻关系整体较为稳定；而低分段中则存在丈夫回家少、夫妻因经济问题争吵和信任危机等情况。作为家庭关系的核心之一，夫妻关系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影响十分明显。
在家庭困难的情况下，夫妻关系的质量往往能对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造成更大影响。举妇女C和妇女D的例子进行比较：妇女C今年43岁，身患残疾，丈夫身体状况欠佳；唯一的儿子正在读大学，每年开支过万；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丈夫打零工，丈夫回家不定期，自身在家务农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常因经济问题与丈夫吵架，认为与同村人相比，自己生活更加困难。妇女D今年47岁，患有糖尿病，儿子在读大四，自己的医药费与儿子的学杂费是笔不小的负担；但由于丈夫在附近的乡镇打工，回家方便，将自己照顾得较好，夫妻关系非常融洽，这让她对生活依旧充满希望。
3.3 政府支持
访谈发现，“精准扶贫”是当下各级政府开展的热门工作，政府虽然出台了扶贫政策（例如政府组织给贫困户的一年两次的义务身体检查；给扶贫户安置房政策），但缺乏解决留守妇女具体问题（农事指导、医疗健康等）的措施，留守妇女的精神问题也未引起足够重视。在案例研究中，幸福感指数较高的妇女虽然均表示过自给自足、不过于依赖政府的积极想法，但仍希望政府能够改善基础公共设施，解决一些集体性难题（修缮公路，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等）。由此看来，留守妇女虽然主张自力更生，但仍然认为政府支持很重要。因此，可以认为政府支持对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3.4 闲暇时间分配
受地理分隔的影响，留守妇女的闲暇活动十分单一。访谈发现，受访者闲暇时间主要集中在看电视、闲坐、山间散步、睡觉等活动上，其次是与邻居聊天、辅导子女功课、玩手机（上网）、刺绣等。不同年龄及不同区域的受访妇女的部分生活状态基本一致。闲暇时间活动单一，令留守妇女普遍处于较为迷茫的生活状态，对生活和家庭的未来没有明确的想法和规划，呈现出“过一天是一天”的心理特征。通过对主观幸福感指数进行比较，也可以发现闲暇时间分配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状况影响显著。
3.5 地理特征和民族特性
巴东县山脉环绕，地理封闭，留守妇女长期处于宁静安逸、节奏缓慢的生活环境中，对生活有着适应性的满足感；又因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具有淳朴勤劳的心理特性，相对于其它地区的留守妇女来说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因此，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特性对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觀幸福感影响是显著的。
4 增加我国山区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的建议及对策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条件是否宽裕、子女教育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与丈夫、邻里相处关系的好坏、政府部门相关政策有无以及执行力度如何、时间分配等这四方面因素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幸福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4.1 个人因素方面，帮助改善留守妇女家庭的经济状况
（1）当地距离外出人员输入地（多为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遥远，返乡时间长，成本高，因此建议当地政府提供相应返乡补贴，调动留守妇女家庭的外出男劳力的返乡积极性，为相关家庭降低团聚成本；
（2）借鉴山区集体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地理、人口等因素与巴东当地相似），通过部分村镇试点来带动当地商品流通和人员就业，为留守妇女家庭开辟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同时鼓励外出男劳力返乡就业；
（3）当地留守妇女自身学历低，又有农事家务的分心，一定程度上对教养子女力不从心，建议当地教育部门和教职人员对这些子女多给予学习生活上的特别照料，条件允许的，应多开展家访，提供一定学校补助，减轻留守妇女育儿压力。
4.2 社会关系方面，建立村邻互帮互助的关系网络
（1）由妇联和各级基层组织牵头，建立有领导的妇女集体活动，结合当地生活方式及留守妇女需求特点开展活动内容，满足其文化需求，增进农村妇女间的沟通和社交；
（2）就近建立邻里互助小组，家庭帮扶对子，由政府提供指导和鼓励资金；
（3）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当地农村住户间隔较远，为邻里沟通带来不便，应尽快改善部分村镇的基础设施，让农村留守妇女不再 “困守独院”。
4.3 政府支持方面，政府部门应该继续推进对民生问题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效率
研究发现，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支持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幸福感水平有显著影响。这要求政府部门重视留守妇女的社会地位，帮助留守妇女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主观幸福感，进而发挥留守妇女的重要社会价值。
4.4 闲暇时间分配方面，妇联工作者应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丰富留守妇女精神生活
组织兼具娱乐性和教育性的集体活动，例如民族特色歌曲歌唱活动、学习子女教育方法、与子女一起参加手工比赛等等。方便距离较远的留守妇女聚集在一起学习新知识、感受新文化，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促进社会进步。
4.5 社会发展方面，提高留守妇女的政府事务的参与度，增强其主人翁意识
农村山区留守妇女数量庞大，其虽担负着家庭核心人的责任，但对自我认识不足，公共参与度过低，不利于政府民生政策的更好实施。选拔一批优选的农村妇女作为村干部，更有利于了解农村妇女需求，也有利于留守妇女对政策的支持，发挥留守妇女的家庭核心作用。
5 结论
总体上，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相对较高，但小部分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较弱。通过案例研究发现，从个人因素层面来看，孩子的数量及其年龄、家庭收入情况、留守妇女身体状况和文化程度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而个人年龄对此无影响；从政府支持层面来看，政府支持的影响较强；从社会关系层面来看，与儿女的关系和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状况无关，而邻里关系、夫妻关系等因素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从闲暇时间分配层面来看，个人娱乐生活的丰富程度对留守妇女主观感状况影响显著。
特别地，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呈现出地理特性和文化特性。从地理特征和民族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来看，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淳朴勤劳的民族特性是巴东县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较强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妇女联合会.巴东县2016年留守妇女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http：//www.cjbd.com.cn/.
[2]陈雪娥.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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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传新.西部农村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及其影响因素——来自四川农村的报告[J].南方人口，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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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雪，严标宾，邱林，张兴贵.幸福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改善民生；地理特征；民族特性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8.17.063
1 我国山区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背景
1.1 研究由来
近年来农村地区不同程度上空心化日益严重，“留守妇女”这一日益庞大的群体却格外显眼。同时，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民生措施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基于此，提升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也就成了改善农村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巴东县是湖北省的贫困县、农民工输出的重镇，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山区地区，对此地区的留守妇女的探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者作为巴东人，对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进行了长期追踪，参阅了大量文献，并通过此研究尝试对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作出回答。因巴东县有12个乡镇且大部分位于海拔2000米的山地，普及访谈有所不便，特以具有不同经济水平（按高中低划分）特性的信陵镇、溪丘湾乡、沿渡河镇作为代表進行入户访谈。其中实地访谈50人，为方便用幸福感量表测量巴东县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状况，经过归纳总结特采用具有代表性的17个样本进行具体案例分析说明。
1.2 研究意义
（1）巴东县地处湖北省封闭的西部山区，作为省级经济发展贫困县，巴东县的留守问题与同类地区有一定共性。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走访了解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利用文化心理结构和地区风俗差异的新理论视角来探索留守妇女问题找出地区经济发展诸多问题的内在联系，有望获得地区资源分布对留守妇女问题的具体影响规律，对提高留守妇女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从而可从相似地区的留守妇女问题案例分析中获得推广经验。
（2）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提高可作为农村民生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妇女处于家庭核心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所涉及的家庭网络人群的生活状况。近年来改善农村民生问题也显得极为迫切，以留守妇女为突破口改善民生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因此，对于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探究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2 我国山区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及问题
2.1 我国山区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及问题
周福林依据2000年普查0.95‰人口抽样数据得出2000年我国留守妻子为1 085万。白南生（2006）利用2005年1.3亿农村外出劳动力数据估算得出2000年我国留守妻子为4700万。从2000年至今，留守妇女数量仍在不断增长，数量庞大的留守妇女已经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但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善留守妇女的生活质量。留守妇女群体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生活劳动、家庭抚养、赡养责任，同时扮演着多种家庭与社会角色。农村留守妇女普遍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2.2 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现状及问题
2.2.1 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总体情况
根据巴东县政府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16年，巴东全县留守妇女人数为6531人，占到全县农村户籍妇女人数的42.07%。而本次重点走访的三个乡镇：信陵镇、溪丘湾乡以及沿渡河镇的留守妇女人数分别为125人、425人和788人。巴东县具体人口统计数据如表1。
2.2.2 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状况
在对主观幸福感的分析中，本研究通过主观幸福感量表来测量样本对象的幸福程度。量表中包含六大方面问题，每一问题均设置了衡量程度的四个选项，并通过量化赋值来进行整体统计与分析。从最高程度到最低程度分别赋予衡量分数8分、6分、4分和2分，最后根据所得数据可以对抽象的幸福感程度进行具体归纳和分析，并得出以下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样本平均幸福感分数约为33.65分，最低分为18分，最高分为48分。将各样本分值与中间分值30分（测量程度分值的中间值5分乘以问题数6）进行比较知，有4个样本的分数低于30分，占总样本数的24%；有11个样本的分数高于30分，占到总样本数的65%。由此可见，样本对象的总体主观幸福感程度较高。
2.2.3 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存在的问题
（1）从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看，农村留守妇女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均以小学和初中学历为主。且留守妇女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合适的岗位供给，大量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同时其社会参与度低，精神生活匮乏，文化生活单一。
（2）从政府层面来看，在改善民生问题时，当地政府对留守妇女重视度较低，并未意识到其在改善民生问题的重要性，缺乏相应解决措施。
3 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3.1 个人因素
3.1.1 年龄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对受访者主观幸福感进行量化测量时，研究发现，在低于平均幸福感指数或高于平均幸福感指数的案例中，受访者年龄分布并不一致，未呈现出随主观幸福感指数变动的明显趋势。因此可以认为，当地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与其年龄间不存在直接关系。
3.1.2 子女数量及其年龄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子女是留守妇女主要的精神寄托和沟通载体。研究发现，在低于平均幸福感指数的受访者中，多数留守妇女都有两个子女，或者是子女正在接受较高等层次的教育，所需家庭支出巨大。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留守妇女的精力，而这种消耗又与其数量和年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而可以判断，子女的数量及年龄是影响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3.1.3 身体状况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在访谈调查中，低于平均幸福感指数的数位留守妇女，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身体疾病，如糖尿病、轻度残疾、风湿骨病及胃病等。这些病症多以慢性病为主，随年龄的累积而不断加重，加之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和家庭经济原因，留守妇女难以得到有效和持续的治疗；同时又须在长时间内不断支付买药打针的各项费用，使得留守妇女面临着较重的身体拖累和心理压力，这直接对受访对象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不利影响。
3.1.4 收入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巴东县农村地区普遍种植红薯、土豆和苞谷等作物，经济效益较低，所以当地种植多以自给为目的；养殖牲畜多以山羊和猪为主，但由于山区交通环境限制，牲畜难以售卖获利，也多用于自家消费。因此留守妇女在家经营农事的收入很低；而出门在外的丈夫，除少数人有较好机会到东部地区打工，拥有较稳定的工作外，多数人只能在外做零工，无稳定工作和固定工资。挣钱的不易使他们经常徘徊在外，难以定期回家。访谈数据表明，大约四成的丈夫一年及以上时间才能回来一次。经济收入直接关系到留守妇女的家庭成员工作和子女教育等多个方面，也影响着留守妇女的生活水平和工作压力，因而对她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刻的。
3.2 社会关系
3.2.1 与子女的关系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这里主要讨论已入学的子女，学龄前儿童不在研究范围内。根据访谈记录，低分段和高分段样本对象与子女相处情况总体良好，但高分段中仍存在个别对象与子女相处较差。最终结论是与子女的相处好坏对当地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
在走访过程中，问及与子女的关系如何时，访谈对象通常回答是“还行，还可以，都挺懂事”。大多数访谈对象都认为自己的子女较为听话，但并不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平常交流较少。这与留守妇女自身文化水平低下、子女上学后与其相处时间急剧减少有很大的关系。
3.2.2 邻里的关系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由于交通不便和居住分散，山区留守妇女在丈夫外出的日子里能够寻求帮助和交流的只有邻里。在高分段的样本对象中，与邻里相处融洽的人占大多数，少数由于居住偏远，左右无邻居而缺少往来。可见与邻里相处好坏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有一定影响。
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影响在身患疾病的访谈对象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以妇女B为例，她患有风湿病，子女又在外上学，因病痛行动不便时邻居的帮忙才让她度过难关。此外，高分段样本对象中有大多数都将与邻居聊天作为自己度过闲暇时间的方式之一。对山区留守妇女来说，邻里不仅能提供生活上的帮助，更能给予精神上的慰藉。
3.2.3 夫妻关系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稳定和谐的夫妻关系是维系家庭稳定的重要基石。在研究采集的高分段样本对象中，夫妻关系整体较为稳定；而低分段中则存在丈夫回家少、夫妻因经济问题争吵和信任危机等情况。作为家庭关系的核心之一，夫妻关系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影响十分明显。
在家庭困难的情况下，夫妻关系的质量往往能对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造成更大影响。举妇女C和妇女D的例子进行比较：妇女C今年43岁，身患残疾，丈夫身体状况欠佳；唯一的儿子正在读大学，每年开支过万；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丈夫打零工，丈夫回家不定期，自身在家务农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常因经济问题与丈夫吵架，认为与同村人相比，自己生活更加困难。妇女D今年47岁，患有糖尿病，儿子在读大四，自己的医药费与儿子的学杂费是笔不小的负担；但由于丈夫在附近的乡镇打工，回家方便，将自己照顾得较好，夫妻关系非常融洽，这让她对生活依旧充满希望。
3.3 政府支持
访谈发现，“精准扶贫”是当下各级政府开展的热门工作，政府虽然出台了扶贫政策（例如政府组织给贫困户的一年两次的义务身体检查；给扶贫户安置房政策），但缺乏解决留守妇女具体问题（农事指导、医疗健康等）的措施，留守妇女的精神问题也未引起足够重视。在案例研究中，幸福感指数较高的妇女虽然均表示过自给自足、不过于依赖政府的积极想法，但仍希望政府能够改善基础公共设施，解决一些集体性难题（修缮公路，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等）。由此看来，留守妇女虽然主张自力更生，但仍然认为政府支持很重要。因此，可以认为政府支持对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3.4 闲暇时间分配
受地理分隔的影响，留守妇女的闲暇活动十分单一。访谈发现，受访者闲暇时间主要集中在看电视、闲坐、山间散步、睡觉等活动上，其次是与邻居聊天、辅导子女功课、玩手机（上网）、刺绣等。不同年龄及不同区域的受访妇女的部分生活状态基本一致。闲暇时间活动单一，令留守妇女普遍处于较为迷茫的生活状态，对生活和家庭的未来没有明确的想法和规划，呈现出“过一天是一天”的心理特征。通过对主观幸福感指数进行比较，也可以发现闲暇时间分配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状况影响显著。
3.5 地理特征和民族特性
巴东县山脉环绕，地理封闭，留守妇女长期处于宁静安逸、节奏缓慢的生活环境中，对生活有着适应性的满足感；又因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具有淳朴勤劳的心理特性，相对于其它地区的留守妇女来说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因此，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特性对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觀幸福感影响是显著的。
4 增加我国山区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的建议及对策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条件是否宽裕、子女教育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与丈夫、邻里相处关系的好坏、政府部门相关政策有无以及执行力度如何、时间分配等这四方面因素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幸福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4.1 个人因素方面，帮助改善留守妇女家庭的经济状况
（1）当地距离外出人员输入地（多为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遥远，返乡时间长，成本高，因此建议当地政府提供相应返乡补贴，调动留守妇女家庭的外出男劳力的返乡积极性，为相关家庭降低团聚成本；
（2）借鉴山区集体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地理、人口等因素与巴东当地相似），通过部分村镇试点来带动当地商品流通和人员就业，为留守妇女家庭开辟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同时鼓励外出男劳力返乡就业；
（3）当地留守妇女自身学历低，又有农事家务的分心，一定程度上对教养子女力不从心，建议当地教育部门和教职人员对这些子女多给予学习生活上的特别照料，条件允许的，应多开展家访，提供一定学校补助，减轻留守妇女育儿压力。
4.2 社会关系方面，建立村邻互帮互助的关系网络
（1）由妇联和各级基层组织牵头，建立有领导的妇女集体活动，结合当地生活方式及留守妇女需求特点开展活动内容，满足其文化需求，增进农村妇女间的沟通和社交；
（2）就近建立邻里互助小组，家庭帮扶对子，由政府提供指导和鼓励资金；
（3）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当地农村住户间隔较远，为邻里沟通带来不便，应尽快改善部分村镇的基础设施，让农村留守妇女不再 “困守独院”。
4.3 政府支持方面，政府部门应该继续推进对民生问题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效率
研究发现，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支持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幸福感水平有显著影响。这要求政府部门重视留守妇女的社会地位，帮助留守妇女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主观幸福感，进而发挥留守妇女的重要社会价值。
4.4 闲暇时间分配方面，妇联工作者应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丰富留守妇女精神生活
组织兼具娱乐性和教育性的集体活动，例如民族特色歌曲歌唱活动、学习子女教育方法、与子女一起参加手工比赛等等。方便距离较远的留守妇女聚集在一起学习新知识、感受新文化，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促进社会进步。
4.5 社会发展方面，提高留守妇女的政府事务的参与度，增强其主人翁意识
农村山区留守妇女数量庞大，其虽担负着家庭核心人的责任，但对自我认识不足，公共参与度过低，不利于政府民生政策的更好实施。选拔一批优选的农村妇女作为村干部，更有利于了解农村妇女需求，也有利于留守妇女对政策的支持，发挥留守妇女的家庭核心作用。
5 结论
总体上，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相对较高，但小部分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较弱。通过案例研究发现，从个人因素层面来看，孩子的数量及其年龄、家庭收入情况、留守妇女身体状况和文化程度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而个人年龄对此无影响；从政府支持层面来看，政府支持的影响较强；从社会关系层面来看，与儿女的关系和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状况无关，而邻里关系、夫妻关系等因素对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从闲暇时间分配层面来看，个人娱乐生活的丰富程度对留守妇女主观感状况影响显著。
特别地，巴东县农村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呈现出地理特性和文化特性。从地理特征和民族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来看，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淳朴勤劳的民族特性是巴东县留守妇女主观幸福感较强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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