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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目前有《静静的嘛呢石》（2005）、《寻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11）、《五彩神箭》（2014）、《塔洛》（2015）五部长片。这五部长片短片都体现了万玛才旦的藏族文化身份意识，同时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臧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矛盾、冲突到和解、融合的过程，在这些作品中万玛才旦也表现出了对于文化和身份的双重焦虑。
【关键词】：万玛才旦；文化身份意识；文化焦虑；身份焦虑
什么是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人们通常把文化身份看做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但另一方面，文化身份又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做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因此将“身份”的概念当做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identity既隐含着一种带有固定特征的‘身份’之含义，同时也体现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所寻求的‘认同’之深层涵义。此解释借鉴了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所写的文章“文化身份和电影表征”。在其文章中，他将文化身份从两个身份角度进行定义：从第一种角度，他认为文化身份具有“同一性”，其中所涉及的文化元素是它所代表文化的本质。反应这个文化具体特征的个人和所有相关元素都有着相同的背景和稳定不变并一直持续着的历史，因此此时的文化身份具有的是稳定不变的特征。他的第二种角度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观察文化身份。认为文化身份呈现出相对的不稳定性，因为文化身份在这时由于周围的环境而发生着变化。因此此时文化身份表现出有差异、复杂和非持续性的“他性”。[1]
从两代人之间出现冲突，又进行了妥协。导演对所拍影片故事情节发展的构思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情，这些事情原本就产生于藏文化这样一个大的氛围。其故事情节遵循的也是藏族文化的仪式性传统。随着情节的发展，藏族文化身份中的本质和有差异的许多元素贯穿在故事发生的过程中显现出来。
万玛才旦在文化身份意识过程中体现了两种焦虑。即文化焦虑和身份焦虑。
一、文化焦虑
万玛才旦的两部电影《静静的嘛呢石》和《寻找智美更登》对藏戏 《智美更登》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表述。藏戏从“广场剧”发展为电影这种“光影”艺术形态，《智美更登》从藏戏到电影的艺术转换过程中隐藏着深入肌理的变化：“智美更登”故事原本具有的神圣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逐渐消解。这种消解现象折射出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被挤压以及逐渐被遗忘的衰败景象，含蓄而又深沉地表达了万玛才旦对传统藏戏的 “忧思”及“反思”。[2]
电影《静静的嘛呢石》中藏戏《智美更登》仅是作为剧情中的插曲出现，戏剧本身的内容也是只言片语、支离破碎，既没完整地展现本藏戏的内容，也没刻意凸显其神圣性的 “气场”，主要是以被观赏的方式作为影片故事情节出现：第一次是小喇嘛在寺庙里与小活佛一起在电视上看藏戏《智美更登》的VCD；第二次是在小喇嘛刚回到家时，其弟弟带着他去找正在排演藏戏《智美更登》的大哥；第三次是在藏历新年时，村里的藏戏正式开演，全村的人都盛装打扮前往观看。电影中虽然对藏戏《智美更登》的表现镜头比较多，但藏戏的戏份在电影中仅是以插科打诨的方式穿插其间。同时影片在再现藏戏时，也并未赋予其庄严的神性场景，藏戏演出本身被作为一种娱乐事件与世俗生活相交融。如小喇嘛找哥哥要钱去录像厅看《西游记》，打断了藏戏的演出，把观众从戏剧剧情拉回现实，并插入了对扮演智美更登的哥哥的调侃，观戏氛围轻松幽默与剧情主题的悲壮感人形成鲜明的反差；藏戏演出结束后，立马放起了刺耳的现代劲歌，年轻人跳起了迪斯科，同刚出演的藏戏悲切的氛围明显格格不入。这些叙事镜头表现了藏戏《智美更登》在电视、录像等现代艺术的冲击下，不仅其神圣的宗教旨意日趋弱化，其出现的肃穆气场亦被省略，而与世俗生活的相融渐成常态。作为藏族电影导演的坚守者，万玛才旦一直专注于创作本民族题材的电影，其以藏族人的视角对藏族文化的吸收、认识和反思是比较纯粹的，这种对文化的焦虑感同时体现在他的影片中，藏族戏剧在现代文明中的消逝也通过种种细节表现了出来。
万玛才旦自从影以来，民族文化认同一直是恒在的主题。《静静的嘛呢石》中的小喇嘛为世俗世界里的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护送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吸引，从此内心失去了平静。这里已经出现了藏传佛教与主流世俗生活之间的差异性叙事，虽然展示了藏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联系，但小喇嘛对着《西游记》的DVD空壳失神的一瞬，已经暗含了电影《塔洛》中也隐含的民族文化“空心化”命题。
二、身份焦虑
万玛才旦本身是藏族人，先后在西北民族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求学，从藏族文化到汉族文化的学习、接收并转化，本身藏族人的身份对于民族身份焦虑的展现和思考更加敏感和细腻。
影片《塔洛》从主题到叙事策略，显示了导演万玛才旦尝试改变他以往电影过于小众的努力。他一面不放弃对民族身份的追索，另一面有聚焦于更为普遍性的“现代人”的遭遇，以青海藏区牧羊人在城里的短暂经历表达对现代人身份认同的犹疑和弃绝姿态。主人公塔洛到乡里派出所办身份证的过程，成了他文化意义上追索“身份”的隐喻。[3]塔洛一进入县城，立即陷入了现代城市为他预备的各种社会控制及陷阱。他看起来像一个现代社会的“化外之民”，对“闯入”城市后的遭际毫无准备。主人公的命名过程便是进入现代性的开始。在传统社会中，名字也是有社会性的，通过传统社区的家庭、宗教約束个人的言行，实施社会控制。影片的主人公因为是孤儿，家庭宗族的空缺造就了他社会化认知程度底下，他的本名逐渐被人忘记，只有绰号。但在现代社会中，人名是社会控制和管理机制的重要符号，主人公被重新冠名即是现代社会对他重新实施控制的开始，此后在城里遭受的一切都具有了现代社会控制的象征意义。该片延续了导演一贯的反思民族文化、构建自我身份的主题。“他就是一个放羊的，他的世界里没有太多人，他的精神世界也是非黑即白的，他以‘为人民服务’的《语录》作为区分好坏的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他的世界是合适用黑白影像来表现的”，导演说。塔洛这个形象的塑造从他办身份证一开始就面临着一种身份的变换，在这其中遇见的种种都表现了他在这个巨大的社会面前的矛盾、冲突到被迫融合，最后因为社会的巨大旋涡导致自己以自残来对这个旋涡的消极抵抗。都显现出这个人物对于自己的身份的焦虑与不知所从。
在万玛才旦的影片中，也始终表现了一个民族寓言：一个中国的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焦虑。
结论
目前万玛才旦有五部长片，其中五部都表现出了藏区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文明的碰撞和冲突，在他的影片中也始终没有脱离民族身份的土壤，任何民族符号的出现都丝毫不与奇观等同，一切背景展示及内在的文化和身份焦虑皆与当代藏区、藏人的实际状况高度贴合，以精良成熟的文本承载民族现实，从民族困惑出发诘问世界，这也是万玛才旦电影之于民族艺术电影内涵的探索与突破。
参考文献：
[1]小次央.当代涉藏电影中的文化身份表征——《喜玛拉雅》、《静静的嘛呢石》浅析[J]. 西藏艺术研究，2008，（03）：59-66.
[2]谢婉若.文化焦虑：《智美更登》从藏戏到电影[J].电影文学，2016，（02）：30-32.
[3]胡谱忠.《塔洛》：多重身份叙事的文化指向[J].电影艺术，2016，（02）：71-73.
【关键词】：万玛才旦；文化身份意识；文化焦虑；身份焦虑
什么是文化身份？“文化身份”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人们通常把文化身份看做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但另一方面，文化身份又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做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因此将“身份”的概念当做一系列独特的或有着结构特征的一种变通的看法。identity既隐含着一种带有固定特征的‘身份’之含义，同时也体现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人所寻求的‘认同’之深层涵义。此解释借鉴了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所写的文章“文化身份和电影表征”。在其文章中，他将文化身份从两个身份角度进行定义：从第一种角度，他认为文化身份具有“同一性”，其中所涉及的文化元素是它所代表文化的本质。反应这个文化具体特征的个人和所有相关元素都有着相同的背景和稳定不变并一直持续着的历史，因此此时的文化身份具有的是稳定不变的特征。他的第二种角度是从发展的角度来观察文化身份。认为文化身份呈现出相对的不稳定性，因为文化身份在这时由于周围的环境而发生着变化。因此此时文化身份表现出有差异、复杂和非持续性的“他性”。[1]
从两代人之间出现冲突，又进行了妥协。导演对所拍影片故事情节发展的构思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生活中发生的真实事情，这些事情原本就产生于藏文化这样一个大的氛围。其故事情节遵循的也是藏族文化的仪式性传统。随着情节的发展，藏族文化身份中的本质和有差异的许多元素贯穿在故事发生的过程中显现出来。
万玛才旦在文化身份意识过程中体现了两种焦虑。即文化焦虑和身份焦虑。
一、文化焦虑
万玛才旦的两部电影《静静的嘛呢石》和《寻找智美更登》对藏戏 《智美更登》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表述。藏戏从“广场剧”发展为电影这种“光影”艺术形态，《智美更登》从藏戏到电影的艺术转换过程中隐藏着深入肌理的变化：“智美更登”故事原本具有的神圣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逐渐消解。这种消解现象折射出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生存空间的被挤压以及逐渐被遗忘的衰败景象，含蓄而又深沉地表达了万玛才旦对传统藏戏的 “忧思”及“反思”。[2]
电影《静静的嘛呢石》中藏戏《智美更登》仅是作为剧情中的插曲出现，戏剧本身的内容也是只言片语、支离破碎，既没完整地展现本藏戏的内容，也没刻意凸显其神圣性的 “气场”，主要是以被观赏的方式作为影片故事情节出现：第一次是小喇嘛在寺庙里与小活佛一起在电视上看藏戏《智美更登》的VCD；第二次是在小喇嘛刚回到家时，其弟弟带着他去找正在排演藏戏《智美更登》的大哥；第三次是在藏历新年时，村里的藏戏正式开演，全村的人都盛装打扮前往观看。电影中虽然对藏戏《智美更登》的表现镜头比较多，但藏戏的戏份在电影中仅是以插科打诨的方式穿插其间。同时影片在再现藏戏时，也并未赋予其庄严的神性场景，藏戏演出本身被作为一种娱乐事件与世俗生活相交融。如小喇嘛找哥哥要钱去录像厅看《西游记》，打断了藏戏的演出，把观众从戏剧剧情拉回现实，并插入了对扮演智美更登的哥哥的调侃，观戏氛围轻松幽默与剧情主题的悲壮感人形成鲜明的反差；藏戏演出结束后，立马放起了刺耳的现代劲歌，年轻人跳起了迪斯科，同刚出演的藏戏悲切的氛围明显格格不入。这些叙事镜头表现了藏戏《智美更登》在电视、录像等现代艺术的冲击下，不仅其神圣的宗教旨意日趋弱化，其出现的肃穆气场亦被省略，而与世俗生活的相融渐成常态。作为藏族电影导演的坚守者，万玛才旦一直专注于创作本民族题材的电影，其以藏族人的视角对藏族文化的吸收、认识和反思是比较纯粹的，这种对文化的焦虑感同时体现在他的影片中，藏族戏剧在现代文明中的消逝也通过种种细节表现了出来。
万玛才旦自从影以来，民族文化认同一直是恒在的主题。《静静的嘛呢石》中的小喇嘛为世俗世界里的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护送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吸引，从此内心失去了平静。这里已经出现了藏传佛教与主流世俗生活之间的差异性叙事，虽然展示了藏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联系，但小喇嘛对着《西游记》的DVD空壳失神的一瞬，已经暗含了电影《塔洛》中也隐含的民族文化“空心化”命题。
二、身份焦虑
万玛才旦本身是藏族人，先后在西北民族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求学，从藏族文化到汉族文化的学习、接收并转化，本身藏族人的身份对于民族身份焦虑的展现和思考更加敏感和细腻。
影片《塔洛》从主题到叙事策略，显示了导演万玛才旦尝试改变他以往电影过于小众的努力。他一面不放弃对民族身份的追索，另一面有聚焦于更为普遍性的“现代人”的遭遇，以青海藏区牧羊人在城里的短暂经历表达对现代人身份认同的犹疑和弃绝姿态。主人公塔洛到乡里派出所办身份证的过程，成了他文化意义上追索“身份”的隐喻。[3]塔洛一进入县城，立即陷入了现代城市为他预备的各种社会控制及陷阱。他看起来像一个现代社会的“化外之民”，对“闯入”城市后的遭际毫无准备。主人公的命名过程便是进入现代性的开始。在传统社会中，名字也是有社会性的，通过传统社区的家庭、宗教約束个人的言行，实施社会控制。影片的主人公因为是孤儿，家庭宗族的空缺造就了他社会化认知程度底下，他的本名逐渐被人忘记，只有绰号。但在现代社会中，人名是社会控制和管理机制的重要符号，主人公被重新冠名即是现代社会对他重新实施控制的开始，此后在城里遭受的一切都具有了现代社会控制的象征意义。该片延续了导演一贯的反思民族文化、构建自我身份的主题。“他就是一个放羊的，他的世界里没有太多人，他的精神世界也是非黑即白的，他以‘为人民服务’的《语录》作为区分好坏的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他的世界是合适用黑白影像来表现的”，导演说。塔洛这个形象的塑造从他办身份证一开始就面临着一种身份的变换，在这其中遇见的种种都表现了他在这个巨大的社会面前的矛盾、冲突到被迫融合，最后因为社会的巨大旋涡导致自己以自残来对这个旋涡的消极抵抗。都显现出这个人物对于自己的身份的焦虑与不知所从。
在万玛才旦的影片中，也始终表现了一个民族寓言：一个中国的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焦虑。
结论
目前万玛才旦有五部长片，其中五部都表现出了藏区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文明的碰撞和冲突，在他的影片中也始终没有脱离民族身份的土壤，任何民族符号的出现都丝毫不与奇观等同，一切背景展示及内在的文化和身份焦虑皆与当代藏区、藏人的实际状况高度贴合，以精良成熟的文本承载民族现实，从民族困惑出发诘问世界，这也是万玛才旦电影之于民族艺术电影内涵的探索与突破。
参考文献：
[1]小次央.当代涉藏电影中的文化身份表征——《喜玛拉雅》、《静静的嘛呢石》浅析[J]. 西藏艺术研究，2008，（03）：59-66.
[2]谢婉若.文化焦虑：《智美更登》从藏戏到电影[J].电影文学，2016，（02）：30-32.
[3]胡谱忠.《塔洛》：多重身份叙事的文化指向[J].电影艺术，2016，（02）：7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