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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学校教育就是国家在办学。因为旧中国人口的80%是文盲，儿童入学率不到20%，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不足一年，解决教育这样的大问题是个人力量所不能及的，所以私办、民办、洋办学校在新中国成立后自然被纳入国家的办学体制；所有个人的善举或是教育的理想，无论是经历“突出政治”的时代，还是进入“追求现代化快出人才”的发展期，都必须以实现国家的教育意志为唯一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大、中、小学校长实际上成为了奠基国民教育基础的工作者而非实质的办学者，绝大多数的校长与开创教育理论的学者、教授以及“哈佛”等国外大学的校长没有可比性。
2005年，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56个年头，我国在众多教育工作者的强力推动下实现了“基本普九”和“高等教育大众化”两大跨越，国民受教育平均年限达到了8.5年，超越了世界的平均水平。正是在这个教育即将进入历史性转型期的时刻，温家宝总理不失时机地、前后六次提出了“教育需要‘教育家’办学”的期待。
现在看来，这个“期待”的历史背景源于我国社会发展的整体进步，其标志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随后“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了我国宪法。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首次使教育从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建设的战略地位回归至“民生”领域，并在十七大的报告中将其列为五大社会建设之首（教育、就业、住房、医疗、保险）。2008年3月刘延东在教育部年度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我国教育发展的三个目标指向是“公平教育、终身教育、优质教育”。再随后的2010年，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教育大会，通过了促进教育转型发展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从上述系列的“首次”或“第一次”重大变革中不难看出，我国教育事业在完成基础性的战略工程之后正在进入与人的发展更息息相关、更深层次的融合转型期。因此，呼唤“教育家办学”就自然成为教育高位发展的一个时代需求，同时也成为决定教育能否更好地满足现代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之需求的一个紧迫课题。换个说法，就是工作者们在完成了教育大厦的“土建基础”工程之后，进入了“精细装修”阶段，人们期待工作者们能像“专家”一样再度进入现场！
但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急转弯，会绊脚于体制性的障碍之下；迟钝了，会影响改革的整体进程。《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建立“国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教育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理性回归”。变革的关键不仅是体制、机制，更重要的是教育价值观的重建。随着人类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学习途径的无限宽泛、知识更新的畅通快捷，传统的教育经验，无论是“状元时代”的教育，还是“精英时代”的教育，几乎全部都处于颠覆与重建之中。
从上述教育转型的大路径来看，校长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下位。尽管他们大多数是从优秀的教师中选拔出来的，具有双重身份，但是任命他的是上一级的行政部门，“屁股决定脑袋”的规律决定了他是教育行政管理的延续，必须对上级部门负责。有些校长也曾试图用“脑袋掌控屁股”，但因为他的职业属性是管理者，他的政绩观必须与地方行政部门保持高度的一致，所以即使明知有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违背儿童成长的规律也要照行不止。
当前深化教育改革的瓶颈是体制与机制，而体制、机制改革的主体是上级行政部门，不是校长本身。在主体管理层次没有发生实质性变革的前提下，校长按行政级别来管理，有“任期”自然更有利于学校的变革和校长本人全面而理性的发展。从当前推进教育公平、淡化不良竞争的差距、克服过于强势争夺生源等战略目标来看，考虑到有些大、中、小学由于历史原因具备了极其丰厚的优质资源，校长任期制还是利大于弊。
在前面之所以强调这是“时代的需求”和“紧迫的课题”，是因为人类的文明已由文字、印刷进入了网络覆盖的时代，知识的“网上点击”速度对传统的记忆、授受构成了巨大挑战，从而使质疑学校教育的方式方法及其存在价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从原来的阶段性任务转变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从倡导终身教育到建设学习型社会，人类对学习的认识越发深刻——“自我教育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天然本能”“通过教育实现人的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志”，教育改革也越来越逼近人的本质，开始重视开发人的潜能、培育人的生存能力。正是教育的这种从重视知识传承与更新到重视人的发展的跨越，引发了教师从“教书匠”向“教育家”的转轨以及校长从管理者到教育家的转轨，这是教育改革的根本。从温总理六次提出教育家办学的目标来看，其根本目标就是教师队伍的整体建设。
在现今教育大环境下，需要校长把教育家办学的理念落实到促进“影响学生成长的直接力量”——教师的职业觉醒上，因为教师的职业觉醒是世界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解放生产力，要相信教师、依靠教师、解放教师，始终把人的因素放到第一位，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美国麦肯锡公司曾在调查新加坡、芬兰、韩国等国家的教育核心战略之后，为美国教育改革献策，所提出的建议报告中有关教师的三个结论是：“让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做教师可缩小人才差距；提高教师收入比改善薄弱学校所付出的成本要低廉得多；教育系统的质量不可能超越教师的质量。”[1]这似乎正是我们亟待改善的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今天的校长能像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那样，聚精会神培育“大师”，做教育家型的“管理者”，那将是回应温总理殷切期盼的最切实有效的选择。
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校长最有可能成为教育家，原因仍然是校长的“双重”身份。如果过于彰显校长行政级别的“官员”身份，只能使校长成为行政管理的延续。相反，一些著名的校长恰恰是由于运用行政管理的优势强化了自己的教育研究者的身份，成为了引领时代的教育家，例如，苏联农村中学校长苏霍姆林斯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霍懋征、“文革”前上海育才中学的校长段立佩、湖南师范大学原校长张楚廷等等。改革开放以来，魏书生、冯恩洪等一大批中小学校长更是走向教育改革的前沿，以自己的创新实践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教育家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至今仍在影响着教育的发展进程。所以，希望教育行政部门致力于把校长培养成课程领导者、教育专家和学校管理者，而不是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同时希望我们所有的校长都追求没有任期的“教育家职位”。
参考文献：
[1]唐科莉.让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做教师可缩小人才差距[N].中国教育报,2010-11-23.
作者简介：吴国通，北京小学原校长，国务院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副秘书长，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教育学院兼职教授。曾荣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辅导员、全国德育先进工作者、全国一级“星星火炬”奖等荣誉称号。
（责任编辑：孙彦川）
2005年，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56个年头，我国在众多教育工作者的强力推动下实现了“基本普九”和“高等教育大众化”两大跨越，国民受教育平均年限达到了8.5年，超越了世界的平均水平。正是在这个教育即将进入历史性转型期的时刻，温家宝总理不失时机地、前后六次提出了“教育需要‘教育家’办学”的期待。
现在看来，这个“期待”的历史背景源于我国社会发展的整体进步，其标志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随后“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了我国宪法。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首次使教育从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建设的战略地位回归至“民生”领域，并在十七大的报告中将其列为五大社会建设之首（教育、就业、住房、医疗、保险）。2008年3月刘延东在教育部年度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我国教育发展的三个目标指向是“公平教育、终身教育、优质教育”。再随后的2010年，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教育大会，通过了促进教育转型发展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
从上述系列的“首次”或“第一次”重大变革中不难看出，我国教育事业在完成基础性的战略工程之后正在进入与人的发展更息息相关、更深层次的融合转型期。因此，呼唤“教育家办学”就自然成为教育高位发展的一个时代需求，同时也成为决定教育能否更好地满足现代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之需求的一个紧迫课题。换个说法，就是工作者们在完成了教育大厦的“土建基础”工程之后，进入了“精细装修”阶段，人们期待工作者们能像“专家”一样再度进入现场！
但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急转弯，会绊脚于体制性的障碍之下；迟钝了，会影响改革的整体进程。《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建立“国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教育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理性回归”。变革的关键不仅是体制、机制，更重要的是教育价值观的重建。随着人类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学习途径的无限宽泛、知识更新的畅通快捷，传统的教育经验，无论是“状元时代”的教育，还是“精英时代”的教育，几乎全部都处于颠覆与重建之中。
从上述教育转型的大路径来看，校长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下位。尽管他们大多数是从优秀的教师中选拔出来的，具有双重身份，但是任命他的是上一级的行政部门，“屁股决定脑袋”的规律决定了他是教育行政管理的延续，必须对上级部门负责。有些校长也曾试图用“脑袋掌控屁股”，但因为他的职业属性是管理者，他的政绩观必须与地方行政部门保持高度的一致，所以即使明知有些做法违背教育规律，违背儿童成长的规律也要照行不止。
当前深化教育改革的瓶颈是体制与机制，而体制、机制改革的主体是上级行政部门，不是校长本身。在主体管理层次没有发生实质性变革的前提下，校长按行政级别来管理，有“任期”自然更有利于学校的变革和校长本人全面而理性的发展。从当前推进教育公平、淡化不良竞争的差距、克服过于强势争夺生源等战略目标来看，考虑到有些大、中、小学由于历史原因具备了极其丰厚的优质资源，校长任期制还是利大于弊。
在前面之所以强调这是“时代的需求”和“紧迫的课题”，是因为人类的文明已由文字、印刷进入了网络覆盖的时代，知识的“网上点击”速度对传统的记忆、授受构成了巨大挑战，从而使质疑学校教育的方式方法及其存在价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从原来的阶段性任务转变为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从倡导终身教育到建设学习型社会，人类对学习的认识越发深刻——“自我教育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天然本能”“通过教育实现人的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志”，教育改革也越来越逼近人的本质，开始重视开发人的潜能、培育人的生存能力。正是教育的这种从重视知识传承与更新到重视人的发展的跨越，引发了教师从“教书匠”向“教育家”的转轨以及校长从管理者到教育家的转轨，这是教育改革的根本。从温总理六次提出教育家办学的目标来看，其根本目标就是教师队伍的整体建设。
在现今教育大环境下，需要校长把教育家办学的理念落实到促进“影响学生成长的直接力量”——教师的职业觉醒上，因为教师的职业觉醒是世界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解放生产力，要相信教师、依靠教师、解放教师，始终把人的因素放到第一位，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美国麦肯锡公司曾在调查新加坡、芬兰、韩国等国家的教育核心战略之后，为美国教育改革献策，所提出的建议报告中有关教师的三个结论是：“让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做教师可缩小人才差距；提高教师收入比改善薄弱学校所付出的成本要低廉得多；教育系统的质量不可能超越教师的质量。”[1]这似乎正是我们亟待改善的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今天的校长能像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那样，聚精会神培育“大师”，做教育家型的“管理者”，那将是回应温总理殷切期盼的最切实有效的选择。
在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校长最有可能成为教育家，原因仍然是校长的“双重”身份。如果过于彰显校长行政级别的“官员”身份，只能使校长成为行政管理的延续。相反，一些著名的校长恰恰是由于运用行政管理的优势强化了自己的教育研究者的身份，成为了引领时代的教育家，例如，苏联农村中学校长苏霍姆林斯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霍懋征、“文革”前上海育才中学的校长段立佩、湖南师范大学原校长张楚廷等等。改革开放以来，魏书生、冯恩洪等一大批中小学校长更是走向教育改革的前沿，以自己的创新实践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教育家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至今仍在影响着教育的发展进程。所以，希望教育行政部门致力于把校长培养成课程领导者、教育专家和学校管理者，而不是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同时希望我们所有的校长都追求没有任期的“教育家职位”。
参考文献：
[1]唐科莉.让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做教师可缩小人才差距[N].中国教育报,2010-11-23.
作者简介：吴国通，北京小学原校长，国务院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副秘书长，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教育学院兼职教授。曾荣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辅导员、全国德育先进工作者、全国一级“星星火炬”奖等荣誉称号。
（责任编辑：孙彦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