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梳理世界陶瓷史，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世界各个民族、各种宗教、各种文化互相交融、互相影响的过程。比如举世闻名的唐三彩，这种低温铅釉陶最早出现于西汉的宣帝时期，学界认为铅釉陶“这种碱金属硅酸釉早已在埃及发明，但长时间没有传到埃及国外，自从混入铅变成容易使用的釉以后，才逐渐扩及到美索不达米亚、波斯、西域一带”，并认为我国的铅釉陶“是在汉朝时由西域传来”（叶民《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而唐三彩是在“西亚釉陶影响下产生于汉代黄、绿铅釉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陈进海《世界陶瓷》第二卷，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4月出版）。不仅如此，唐三彩器物中的造型、装饰中都有西亚因素，如胡瓶、凤首壶、牛首杯、象首杯等器物造型就是仿造西亚波斯萨珊王朝的金银器造型。再如那些典型的中国式器物三彩贴花龙耳瓶，其腹部的贴花也无疑是借鉴了西亚金银器的装饰手法。另一方面，随着驼铃叮当的丝绸之路，波涛汹涌的海上陶瓷之路，绚丽之极的唐三彩也吸引了外国消费者特别是那些皇室贵族的眼球，进而形成仿效之风，出现了奈良三彩、新罗三彩、波斯三彩等唐三彩的姊妹花，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陶瓷发展。本文意在与读者朋友共同欣赏这些美丽动人的姊妹花——异域三彩。
　　
　　一、奈良三彩
　　
　　出现于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年）的奈良三彩是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日本文化采取全盘唐化的环境下出现的，是唐三彩直接影响下的产物。此前的日本本土陶器——须惠器的生产已延续了千年的历史，直到9世纪末的平安时代初期，有些须惠器的表层才出现薄釉，日本人称之为自然釉。这种自然釉最初应是使用草木烧窑产生的灰渣偶然落在器表产生的，这也是日本早期的釉陶之一。奈良时期的日本积极引进中国的唐代文化，派遣遣唐使、遣唐僧到中国学习唐代的先进文化和艺术，同时大批留学生和从事专门技艺的人才，也在中国学习各种手工艺制作，奈良三彩就是由在中国学习的工匠将唐三彩的一整套制作工艺，包括釉药的成分比例及配釉的方法等带回日本后烧制的，至今在日本正仓院还保存有唐三彩制作的配方。因此奈良三彩在造型上不仅与唐三彩十分相似，而且其鲜艳流淌的釉面、光艳美丽的色调也都十分接近唐三彩器物。奈良三彩中最有名的也是世界最古的传世品是正仓院收藏的57件奈良三彩。图1就是日本东大寺正仓院收藏的一件三彩钵，直径26.8厘米，高19.2厘米，釉面以绿、褐、白三色组成绚丽斑斓的色调，宛如鲜花盛开的万花园。
　　奈良三彩在模仿唐三彩的基础上也融入了日本的民族文化与日本陶工的审美情趣，如奈良三彩多以绿色为主调，从繁丽中回归清静，渗透着日本人内在的一种宗教情怀。图2是奈良市药师寺东院出土的一件三彩多口瓶，高36.2厘米，口径14.1厘米，腹径23.5厘米，底径19.3厘米。此件三彩器以绿釉为主调，以白釉小花点缀于其间，褐釉则只似小小的星点时隐时现于其中。白色的小花朵朵向上展开，展示出自然界的勃勃生机和陶工欢乐自信的心情。这件三彩瓶的造型也是在唐三彩器形的基础上汲取了日本须惠器造型的一些特点，比如多管的设计就和日本兵库县龙野市西宫山古坟出土的6世纪时的须惠器高足壶相似。
　　与唐三彩主要用于殉葬不同的是奈良三彩多出土于与祭祀有关的遗迹，如宫殿、官衙、寺院、神社、祭祀遗迹等。据史书记载，日本圣武天皇天平胜保四年（752年）为东大寺举办佛教仪式时，使用的祭祀礼器也是奈良三彩陶器。基于奈良三彩这种先满足于宗教仪式的功用特点，其器型中也出现了唐三彩中少见的种类，如三彩塔（图3）、三彩鼓（图4）等，这些器物都形体高大，气势宏伟，用于宗教仪式定会烘托出其庄严气氛。
　　奈良时期的三彩生产由中央的官营工场直接控制，到了平安时代，不只在京都，爱知、歧阜、滋贺及山口县等地都有生产，现日本发现奈良三彩器的遗迹已有400多处。图4三彩鼓就是平安时期的产品。图5三彩盖壶是公元8世纪的产品，高21.3厘米，口径13.6厘米，腹径25.3厘米，底径14.7厘米，明治三十七年出土于冈山县津山近郊的古坟内，据说是一件装藏骨灰的火葬罐。这件三彩盖壶釉层稍有剥落，但可看出其胎土经过精心的挑选与淘洗，胎壁薄，造型精巧，是奈良三彩中少有的精品器之一，被定为日本的重要文化财。
　　
　　二、新罗三彩
　　
　　新罗是以朝鲜半岛东南部辰韩部落联盟的新罗部落为中心建立的国家。公元4世纪，新罗贵族用武力统一了辰韩各部落，建立了以庆州为政治中心的强大的新罗国，公元7世纪，朝鲜半岛三国中的百济和高句丽相继灭亡，735年新罗和唐朝以大同江为界，建立起统一的新罗王朝。
　　统一新罗时代的陶器明显地受到唐朝文化的影响，新罗三彩就是其中的代表。此前的公元5世纪，佛教从中国经由高句丽传入新罗，至此时已发展壮大，佛教文化中的丧葬形式——火葬也开始流行于新罗，盛放骨灰的陶器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造型与装饰，三彩釉陶器便是其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图6是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的三彩高足盖盒，高13.3厘米，宝珠钮器盖，器身褐、黄二彩斑驳陆离，交织在一起，还有阴刻的三角纹和连珠纹，处处都流露出唐文化的影响。图7也是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一件藏品，虽然器盖上的宝珠钮已残，但刻画的花纹却较图6繁复、精细。新罗三彩虽不如唐三彩富贵华丽，也不如奈良三彩清丽优雅，目前发现的数量也不多，但它是三彩大家族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因为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朝鲜半岛曾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跳板。
　　
　　三、波斯三彩
　　
　　在波斯华丽的金银器和釉陶的影响下诞生的唐三彩随着唐王朝的灭亡在中国迅速衰落，却又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返回西亚，并在伊斯兰世界结出繁盛的艺术硕果，那就是被称之为“波斯三彩”的白底多彩绘釉陶和白底多彩撒釉刻纹陶，是公元9－11世纪时期在两河流域、伊朗一带流行的产品。
　　白底多彩绘釉陶是将白色化妆土施于红褐色坯胎上，罩上透明铅釉后，再用铅釉系的铜绿釉和铁褐釉交替描绘线纹，两种釉色交融晕化形成流动的绿色与黄褐色相间的条状花纹，在白色底胎的映衬下，绚丽夺目。如收藏于乌兹别克撒马尔汗市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多彩釉流纹壶（图8）是公元9－10世纪时两河流域生产的多彩釉陶器，绿与黄褐釉条纹流淌自然，不事雕琢，又巧妙地利用露出的白色底釉，将两色变成了三色，形成独特的色彩效果。图9则是出产于埃及福斯塔特的多彩釉流纹壶，壶体上黄、褐黑、绿三种彩釉组成的条纹规整有序，另有一种条理节奏之美，现收藏于埃及开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多彩釉烛台（图10）和连体钵（图11）都是公元9－11世纪期间伊朗生产的多彩釉陶器，其施釉方法是在白色底釉点撒不规则的绿、黄、褐釉斑，是仿制唐三彩的杰作，但其造型却具有浓郁的伊斯兰宗教与地域特色。
　　白底多彩撒釉刻纹陶是白底多彩绘釉陶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唐三彩的演化和发展。其方法是先在白色胎体上刻划细线纹饰，有花瓣纹、缠枝纹、几何纹等，线条流畅圆柔，再施挂白色化妆土并罩透明釉，最后点撒各种彩釉，刻线纹样与多彩色釉相映交辉，呈现出瑰丽潇洒的艺术效果。撒釉刻纹陶的彩釉除白底绿彩、黄褐彩之外，还有深紫、锑黄等色釉。图12是9世纪时产于伊朗的多彩釉刻线纹钵，口径达44厘米，内壁刻有花瓣纹，间刻圆圈纹，线条婉转柔美，而又极其洒脱流畅。在色彩的配比上，褐、黄、紫等彩釉随意点撒，并与白色底釉交相融会晕染，色彩斑斓瑰丽，让人充满幻想与遐思。这件器物现收藏于日本冈山市立西亚美术馆。图13和图14也是9－10世纪时的产品。图13在刻线风格上与图12基本相似，但彩釉则以绿色为主调，少了一些绚丽，多了一些清雅。图14的彩釉也是以绿色为主调，但纹饰层次繁复，口沿刻连弧纹，依次向下刻弦纹、花瓣纹，又一周弦纹，中心是斜格纹，纹样布局规整，与之相适应的彩釉点撒也遵循有一定的规律，如口沿处的外向连弧纹就都点以黄色彩釉。这些以绿色为主调的多彩釉刻线纹器在效仿中国唐三彩色彩效果的基础上，融进了伊斯兰文化的特色与本地的陶瓷技艺，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盛极一时的唐三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它借助大唐王朝文化的强大辐射力，奇迹般迅速传到世界各地，成为中国制瓷技术最早对外传播的品种，也因此成就了世界陶瓷艺苑中一朵朵色彩绚丽的三彩姊妹花，也为世界陶瓷文化交流史谱写了最为动人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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