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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规定，凡是发现赌博者，首先处理他们的上司，可谓大清版的反赌博“首问责任制”。他还规定了相关处置办法：“如果有赌窝或者引诱入局赌博的，输家可自首并检举同伙。”这成了大清最严管制赌博条例。
大清版的反赌博“首问责任制”
雍正四年（1726年）的除夕夜，当所有人都沉浸在过年团聚时，雍正却在紧急地处理政务。就在当天，他针对社会上刮起的赌博之风下发了《禁止赌博谕》的通知。
在谕旨中，雍正痛斥赌博败坏人的品行，并说：“如果下等之人赌博，一定会聚集匪徒，作奸犯科多由此而起;如果读书人赌博，一定会不务正业。朕多次声明禁止赌博，可是，直到现在还不见效果，实在可恨！如果不禁止生产赌具，就不能除赌博之根。现在，朕命令京城及各省地方将纸牌、骰子全部封存销毁，不得再卖。违者重治其罪。”
此外，雍正还发现不少汉族军官为了躲避举报，竟然能很熟练地在马背上赌博，对外只说解闷消遣。雍正痛批：“你们身为军官，要做的事一定很多，时间一定不够用，哪还有时间干这些无聊的事情？朕还听说有的上司和下属以斗牌为乐，这成何体统？”
此后发现官员斗牌的，雍正就来一个“倒查”，凡是发现赌博者，首先处理他们的上司，可谓大清版的反赌博“首问责任制”。
同时，雍正规定了相关处置办法：“如果有赌窝或者引诱入局赌博的，输家可自首并检举同伙。所输之钱可追回归还，并免其无罪。”这对防治赌博非常有效，成了大清最严管制赌博条例。
对于严禁赌博的谕旨，大臣们赞颂为“万世不易之美政”。其实，在刚登基不久，雍正就严禁斗鸡、斗鹌鹑、斗蟋蟀，认为这些都是让人消磨意志、陷入无聊之中的把戏。
雍正为何如此重视对官场赌博的打击
对于官员作风問题，雍正抓得非常严，下令礼部、兵部、刑部会同八旗大臣，详定旗人赌博其管辖的官员如何议处，并用系统的法律规定来追究各级官员失察赌博的责任。此后，雍正进一步加大对赌博和相关产业链的打击力度，以零容忍的态度肃清社会风气。
之后，雍正还系统地对禁赌条例进行了修订和增删，对参与赌博的官员最高可判死刑。他规定，“无论满汉文武官员，有以马吊牌为戏者，俱革职，照《例》杖一百，枷号（旧时将犯人上枷标明罪状示众）两个月，不准折赎，永不叙用”。同时，他规定“上司有与属员赌博为戏者，亦俱革职，照《例》杖一百，枷号三个月，不准折赎，永不叙用”。
雍正对官场赌博的惩治，是长期性的。到了1729年，雍正制定“本地官员劝惩之法”，对地方大吏能否履行禁赌职责作出详细规定，次年颁布施行。
雍正为何如此重视对官场赌博的打击，并上升到零容忍的高度？
其实，最初雍正自己也觉得“赌牌掷骰虽为贪钱，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渐成者，原系适趣之戏具”。但是，当这种赌博成为风气后，对于整个官场和社会都是一种巨大的危害。雍正对赌博的危害认识得十分深刻。赌博给家庭、人们的品行、官风，以及社会治安等各个方面造成的危害，他都看在眼里。在雍正的严厉打击下，当时的赌博风气得到了有效遏制。
晚清，赌风泛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乾隆之后，为什么赌博之风再度刮起？这与乾隆吏治松懈和经济较为繁荣有着密切关系，加之赌博的隐蔽性和多样性都导致了二次赌博回流。到了乾隆时期，从西方传入彩票、赛马、赛狗、扑克和打子弹等赌博游戏，无疑大大增加了赌博的花样甚至是趣味性、刺激性。此后参赌人群更为广泛，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有的人因赌博倾家荡产，甚至卖儿卖女。
虽然，在乾隆时期，雍正遗留下来的赌博禁令还有效力，但却形同虚设。当初的连坐治罪形式加强了对赌具的查禁，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非常困难。因为大部分官员害怕被牵连，所以，各地官员查获赌具后并不上报。禁赌法律的制定与社会实际生活的脱节，导致法令难以执行，这是乾隆禁赌失败的首要原因。
随着吏治不断败坏，俨然形成积重难返之势，这种背景下的禁赌，在执行过程中势必大打折扣，甚至“猫鼠一家”。乾隆时期的一个地方官员在一个烧饼铺，看到十余人正在赌博，就问那些人：“你们这样大张旗鼓地赌博，就不怕被官府捉去处罚吗？”
那些人回答：“送他几百文钱，就可完事。”
官员又问：“地方乡约（乡中小史）出手，你们怎么办？”
他们回答：“同在一块地方居住，他们怎么好意思抓我们？”此后，禁赌已经形同虚设，查禁赌博的官员与胥吏，以得到“保护费”为目的，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到了晚清，赌风愈加泛滥，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高级官僚甚至主张打开赌博禁令，开征赌捐。至此，整个清朝风气陷入沉沦，而更为严重的鸦片则将这种社会病推入万丈深渊。 （人民网2021.7.10）
大清版的反赌博“首问责任制”
雍正四年（1726年）的除夕夜，当所有人都沉浸在过年团聚时，雍正却在紧急地处理政务。就在当天，他针对社会上刮起的赌博之风下发了《禁止赌博谕》的通知。
在谕旨中，雍正痛斥赌博败坏人的品行，并说：“如果下等之人赌博，一定会聚集匪徒，作奸犯科多由此而起;如果读书人赌博，一定会不务正业。朕多次声明禁止赌博，可是，直到现在还不见效果，实在可恨！如果不禁止生产赌具，就不能除赌博之根。现在，朕命令京城及各省地方将纸牌、骰子全部封存销毁，不得再卖。违者重治其罪。”
此外，雍正还发现不少汉族军官为了躲避举报，竟然能很熟练地在马背上赌博，对外只说解闷消遣。雍正痛批：“你们身为军官，要做的事一定很多，时间一定不够用，哪还有时间干这些无聊的事情？朕还听说有的上司和下属以斗牌为乐，这成何体统？”
此后发现官员斗牌的，雍正就来一个“倒查”，凡是发现赌博者，首先处理他们的上司，可谓大清版的反赌博“首问责任制”。
同时，雍正规定了相关处置办法：“如果有赌窝或者引诱入局赌博的，输家可自首并检举同伙。所输之钱可追回归还，并免其无罪。”这对防治赌博非常有效，成了大清最严管制赌博条例。
对于严禁赌博的谕旨，大臣们赞颂为“万世不易之美政”。其实，在刚登基不久，雍正就严禁斗鸡、斗鹌鹑、斗蟋蟀，认为这些都是让人消磨意志、陷入无聊之中的把戏。
雍正为何如此重视对官场赌博的打击
对于官员作风問题，雍正抓得非常严，下令礼部、兵部、刑部会同八旗大臣，详定旗人赌博其管辖的官员如何议处，并用系统的法律规定来追究各级官员失察赌博的责任。此后，雍正进一步加大对赌博和相关产业链的打击力度，以零容忍的态度肃清社会风气。
之后，雍正还系统地对禁赌条例进行了修订和增删，对参与赌博的官员最高可判死刑。他规定，“无论满汉文武官员，有以马吊牌为戏者，俱革职，照《例》杖一百，枷号（旧时将犯人上枷标明罪状示众）两个月，不准折赎，永不叙用”。同时，他规定“上司有与属员赌博为戏者，亦俱革职，照《例》杖一百，枷号三个月，不准折赎，永不叙用”。
雍正对官场赌博的惩治，是长期性的。到了1729年，雍正制定“本地官员劝惩之法”，对地方大吏能否履行禁赌职责作出详细规定，次年颁布施行。
雍正为何如此重视对官场赌博的打击，并上升到零容忍的高度？
其实，最初雍正自己也觉得“赌牌掷骰虽为贪钱，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渐成者，原系适趣之戏具”。但是，当这种赌博成为风气后，对于整个官场和社会都是一种巨大的危害。雍正对赌博的危害认识得十分深刻。赌博给家庭、人们的品行、官风，以及社会治安等各个方面造成的危害，他都看在眼里。在雍正的严厉打击下，当时的赌博风气得到了有效遏制。
晚清，赌风泛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乾隆之后，为什么赌博之风再度刮起？这与乾隆吏治松懈和经济较为繁荣有着密切关系，加之赌博的隐蔽性和多样性都导致了二次赌博回流。到了乾隆时期，从西方传入彩票、赛马、赛狗、扑克和打子弹等赌博游戏，无疑大大增加了赌博的花样甚至是趣味性、刺激性。此后参赌人群更为广泛，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有的人因赌博倾家荡产，甚至卖儿卖女。
虽然，在乾隆时期，雍正遗留下来的赌博禁令还有效力，但却形同虚设。当初的连坐治罪形式加强了对赌具的查禁，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非常困难。因为大部分官员害怕被牵连，所以，各地官员查获赌具后并不上报。禁赌法律的制定与社会实际生活的脱节，导致法令难以执行，这是乾隆禁赌失败的首要原因。
随着吏治不断败坏，俨然形成积重难返之势，这种背景下的禁赌，在执行过程中势必大打折扣，甚至“猫鼠一家”。乾隆时期的一个地方官员在一个烧饼铺，看到十余人正在赌博，就问那些人：“你们这样大张旗鼓地赌博，就不怕被官府捉去处罚吗？”
那些人回答：“送他几百文钱，就可完事。”
官员又问：“地方乡约（乡中小史）出手，你们怎么办？”
他们回答：“同在一块地方居住，他们怎么好意思抓我们？”此后，禁赌已经形同虚设，查禁赌博的官员与胥吏，以得到“保护费”为目的，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到了晚清，赌风愈加泛滥，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高级官僚甚至主张打开赌博禁令，开征赌捐。至此，整个清朝风气陷入沉沦，而更为严重的鸦片则将这种社会病推入万丈深渊。 （人民网202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