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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视剧《琅琊榜》选材独特，情节构建离奇，百转千回，人物性格更是复杂多变。本文从荣格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剧中的典型人物进行分析，进而深入探讨人物形象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 人物形象;荣格心理学;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现如今，网络文学影像化引发热潮，大量网络热门小说改编为影视剧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效果。电视剧《琅琊榜》取材于海宴的同名小说，构思别出心裁，情节曲折跌宕，叙事唯美细腻，文化底蕴深厚，在展现封建王朝野蛮与黑暗的同时揭露了人性的异化和复杂。开播以来无论是网络点击量、话题讨论度，还是口碑、收视率等方面都大获好评。探析原因可以发现《琅琊榜》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服装、道具、画面构图、特效、配乐等方面的考究，更是因为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和生命历程阐释上的深度。
一、昨日少年，孤影归途——梅长苏
梅长苏（林殊）可以看作是整个事件的策划者，所有事情的发生以及结果都在其意料之中，而他从少年将军到麒麟才子的巨大反差也随着剧情的推进逐渐展示出来，这种人物形象的转变受到观众好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指出人格面具是由于适应或个人便利的原因而存在的一种功能情结，它绝不能同个性相等同。[1]它是一种外在的面貌，是指一个人面对自己和外界时如何表现，“人格面具”的原型理论可以充分地解析梅长苏作为核心人物形象转变的心路历程。由于奸臣的陷害和梁帝的猜疑，赤焰军近乎全军覆没，虽然林殊活了下来，却身中火寒之毒，经历削皮挫骨之痛才得以保命，在一系列磨难之后，他开始层层谋划并且步步为营，展开复仇计划。过去的林殊喜则雀跃、怒则如虎，从不隐藏心中一丝悲喜，而改头换面后的梅长苏，却再也没有人能够看透他的心思，梅长苏戴上了面具，并且知道它与自己的复仇意图是一致的。
人格面具与社会的要求相契合，给他人良好的印象，并且得到认可，在不同的情境中它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面也会有所差异。剧中梅长苏和不同的人相处时所呈现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在护卫飞流看来，他是贴心的苏哥哥，在面对大统领蒙挚时，他是活泼的小殊，同时他又以麒麟才子的身份周旋在太子和誉王身边，将众人的命运置于股掌之间，在他的幕后操控下让原本最有希望继承王位的太子和誉王出局，扶持被王室排斥的靖王走上太子之位，将夏江、谢玉的罪行公告天下，在他们眼中梅长苏又成了一位满腹奇诡的谋士。虽然他总是拥裘围炉，算计人心，却又在细节之处流露出善良的本性，如剧中同样是从监狱里救人的情节，誉王用无辜的流浪汉代替杀人的尚书之子，梅长苏则是以女尸救出了誉王妃和她腹中的孩子，面对相同的问题，他希望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可以看出其隐藏于心底的善念。从以上的这些方面也可以明确的看出人格面具并非只有简单的一面，也绝不是每个人真正的个性。
梅长苏短暂的人生虽如昙花一现，却饱含对人性深层的感悟。死亡的考验和失去亲友的双重打击并没有使梅长苏黯然消沉，奸臣的陷害只是他磨练意志的沙子，他明白“人只有活着才有权利说话”，“只有诚心没有手腕是万万不行的”。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古代的庙堂之争，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同样具有借鉴意义。《琅琊榜》并没有一味地展现丑恶的现实，同时也引导人们回归善良的初心，不应该为了无休止的欲望而勾心斗角，而应该多一层信任，少一些猜疑。平定北境狼烟之后，梅长苏心力交瘁，以林殊的方式战死沙场，这样的结局设定可以看作是主人公单纯人性的回归。
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梁帝
《琅琊榜》的核心矛盾围绕着十二年前的赤焰冤案展开，梁帝作为案件的裁决者贯穿于整部电视剧。剧中着重刻画老年阶段父子之间的权力斗争，青年梁帝形象则是通过林殊的回忆和群臣的只言片语的描述来表现，而这些片段足以展现梁帝由贤明仁君到残暴昏君的转变，这种形象的彻底颠覆则是权力对人性日渐腐蚀的结果。
荣格曾对异化作出解释，它表示主体向客体的接近，以致主体为了迎合客体而同他自身疏离，无论是迎合外在客体还是迎合诸如观念之类的“心理的”客体。[2]《琅琊榜》中梁帝形象的转变就是一个权力使人异化的过程。当他还是皇子的时候，是百姓口中的一代英王，深得青年才俊们的仰慕。他和意气风发的言阙、骁勇善战的林燮结为异姓兄弟，并在二人的帮助下，起兵逼宫夺得皇位。梁帝登基初期，是一位英武有为的好皇帝，他渴望创造一个美好的朝局，但是面对着巍巍皇权，心中的欲望开始日益膨胀。他警惕着身边的每一个人，纵使平日对祁王和林家百般恩宠，但是当梁帝认为他们会威胁到自己的皇位时也会转为冷血无情，君王的称号使他离清明治世的理想越来越远。正如梁帝所说：“只要坐在这把龙椅上，人自然是会变的。”皇权使人性发生了扭曲，处在至尊之位的他开始迷失，变得敏感多疑。他通过逼宫获得帝位，因此更加害怕大权旁落，父子之情、兄弟之义在权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他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去撼动自己的天下，最终这场权力的游戏让他变得面目全非，而无数悲剧的产生皆是因为他的猜忌与贪婪。
通过梁帝这个形象，《琅琊榜》深刻的揭露出欲望使人性腐坏的本质，使得这部古装权谋剧有了正剧的色彩。权力使人性逐渐异化，脱离最初的本心，君王虽然看似风光无限，却是高处不胜寒，对所有人都要提防算计。历史上通过夺权上位的皇帝更是比比皆是，唐太宗李世民杀兄囚父，宋太宗赵光义“斧光烛影”，明成祖朱棣也是夺了侄子的帝位，骨肉亲情在权力面前变得无关轻重，而剧中梁帝的形象只不过是众多帝王的缩影。现代科技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物质的重要性也被无意放大，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横行，有一部分人认为物质的丰盈远远重要于精神的富足，幸福感来源于自身对财富的占有，物质成为他们人生唯一的追求。剧中梁帝对于权力的极度渴求使其本性发生异化，而他众叛亲离的结局也提醒了观众真挚情感的重要性。
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靖王
荣格曾说：“性格决定命运。”他认为：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编剧对太子、誉王和靖王的个性进行迥异的设定，太子生来怯懦、多疑、自私，誉王善于伪装、工于心计，他们的性格为以后的人生埋下了失败的种子。靖王的成功虽然应该归功于得之可得天下的麒麟之才——梅长苏的辅佐，但是如果不是他本身具备的耿直、善良、重情重义的性格，以及“上马能战，下马能治”的良好素质，他也不可能登上太子之位。 与权力阵营里那些蝇营狗苟之辈相比，靖王显然是一个理想的君主形象，其最突出的性格特点便是一身正气。靖王认为当年的赤焰冤案和如今的政治黑暗都是奸臣闭塞的结果，因此即使不受梁帝重视，他依然笃信真理，坚守信念，不为权力和金钱所诱惑，如荷之出淤泥，梅之傲风霜。夏江曾问梅长苏为什么在众皇子中选择靖王，梅长苏回答：“与前太子和誉王比起来，靖王是最好的。”诚然历朝历代之中，从来不缺少玩弄权术的帝王，却少有为国家、为百姓谋取公平正义的明君。梅长苏之所以选择辅佐靖王登上帝位，不仅是因为年少时深厚的友谊，更是因为靖王心怀苍生的胸襟、正直刚毅的品格正是大梁中兴所需要的。
也许靖王的美好形象有失历史真实，但是却让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人心浮躁，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锱铢必较，靖王的正直之心在现代人眼中也就更加难能可贵。显然这一形象也是创作者在尝试寻找历史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在人物的性格和思想中融入现代人的情感和寄托的结果。出于对已故皇兄和好友的信任，靖王选择参与皇位的竞争，誓要为赤焰军洗雪冤情，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底线，那就是“谋略可以，但不能利用忠良之士”，这种观念随着剧情的发展被反复提起，为观众树立了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在激烈的党派之争中靖王犹如一股清流，始终不卑不亢，保持着忠义之心，刚毅坚韧的品质是当今社会所缺少的，而靖王夺得帝位的设定也鞭挞了现代社会中投机取巧的不正之风。
四、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夏江、谢玉
荣格指出阴影是隐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被压抑而没有显示出来的危险部分，它是人性中的阴暗面或兽性面。“当阴影原型受到社会的严厉压制，或者，当社会不能为它提供适当的宣泄途径时，灾难往往接踵而至。”[3]由于阴影的存在，人类形成了不道德感和攻击性的趋向，它是人类原始性格的遗留，通常会促使人们做出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甚至是犯罪，同时阴影与人格面具也是一对相互矛盾的原型，当一方出现在大众视线中时，另一方就会隐藏起来。
《琅琊榜》中造成十二年前赤焰冤案的罪魁祸首是“悬镜司”首尊夏江和宁国侯谢玉，他们表面上对梁帝忠心耿耿，背地里却使用卑劣的手段构陷赤焰军。二人不缺乏才干，完全可以成为治世能臣，却在自私心理和野心的驱使下走向了人性的反面。当夏江得知祁王提议废除“悬镜司”后，感到危机出现，即使梁帝拒绝了祁王的谏言，他依然惶惶不可终日。谢玉精于算计，他清楚虽然自己是当朝驸马，却是用不光彩的手段得到公主的，他有野心，更加急于证明自己的才干。最终，人性阴影战胜了二人的人格面具，夏江牺牲了七万人的性命保住“悬镜司”在朝廷中超然的地位;谢玉剿灭了“谋逆”的赤焰军，冒领了抗大渝之敌的大功，成为了所谓的“护国柱石”。从此二人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们必须通过不断的杀戮来隐藏当年的罪行，一步一步地走向罪恶的深渊。最终旧日的谎言还是被揭穿，谢玉流放后死于黔州，夏江被处死，“悬镜司”被废除，他们不仅没有保住利益，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在电视剧《琅琊榜》中夏江和谢玉作为反面人物的形象出现，他们代表着社会中假、恶、丑的一面，在剧中通过否定自身来肯定正面人物的真、善、美，在主人公梅长苏的前进道路上起着阻碍作用，创作者通过对他们的批判来警示世人。正如在寒钟观中，言厥对夏江说过：“你可以不相信情义，但是最好不要蔑视情义，否则你终将被它所败。”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为了自己的权益，往往会做出一系列不择手段的事情，虽然在短时间内达到了目的，却要战战兢兢的活着，然而利用卑鄙手段取得的胜利最终也都会一一失去。《琅琊榜》对于反面人物的结局处理方式完全符合中国观众的道德观念，对于现代人具有启示的作用，告诫世人只有堂堂正正的做人做事才能够光明磊落的活着。
五、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静妃、穆霓凰
电视剧《琅琊榜》中男性角色占据剧作中心，女性形象虽少却精，她们的出现使得剧情更加具有看点。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女人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男人是理性刚毅的形象，他们勇敢并且具有主见，而女人则是感性的、脆弱胆小的代表。荣格在进行心理研究时提出原型学说中两个主要原型：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阿尼玛是男性潜意识心灵中的女性倾向，而阿尼姆斯则是女性潜意识心灵中的男性倾向。[5]男性的阿尼玛和女性的阿尼姆斯是一种内在的态度，这种双性共生的理论改变了社会性别对男性和女性的划分，而静妃和穆霓凰这两个人物形象正好符合荣格提出的双性人格理论。
（一）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静妃
大多数古装剧中女性角色总是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她们的命运由男人掌控，剧中静妃与其他争强好胜的妃嫔形象不同，她宁静淡雅，亦如她的封号一般，她没有皇后的地位尊贵，也没有越贵妃的绰约多姿，但是她聪明通透，在芷萝宫养花、调药、做点心安静度日，在勾心斗角的皇宫中她选择遗世独立，即使后来日渐得到梁帝的恩宠也不惊不喜，被皇后和越贵妃刁难时也不怒不争。
静妃犹如身居闹市中的隐士，平静的看待身边的人、事、物，却有原则有底线，明白君子的处世之道。当得知情丝绕再次出现时，她并没有因为要明哲保身而选择坐视不理，相反她理智思考如何利用有效的手段帮助别人。静妃明白在这场庙堂之争中，靖王夺嫡并没有任何优势，但是当了解到靖王的初衷和决心后，她淡然的回答，“不必顾念我，成也好，败也罢，只要你我母子生死共担，又有何惧”，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男儿胸怀令人敬佩。她有智谋，一眼便看出誉王和皇后的离间计，她有胆识，当确认梅长苏的真实身份后，提出让他离开，剩下的事情自己来完成。在剧中静妃出场次数并不算多，却总能表现出了非同常人的淡定从容、睿智机敏。
（二）梦里曾经与画眉，弯弓征战作男儿——穆霓凰
剧中当穆霓凰面对心爱之人时会露出小女孩一般的娇羞，看到梅长苏身边的密探宫羽时会吃醋嗔怪，但是最让观众印象深刻的则是她英姿飒爽的军人形象。穆霓凰作为一个女人，身上却带有男人的豁达和果敢，她十七岁便代幼弟镇守南方，十万南境大军皆归于其麾下：作为一个女人，她却承担起了保国护民的责任，同时这种成长环境也造就了她睿智刚毅的性格，成为了一个典型的阿尼姆斯原型。
在封建社会中为了获得男人的宠爱，女性之间形成一种隐形的争斗关系，她们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意识，无论生活还是言行举止都如履薄冰，而穆霓凰这一形象则传达出了清醒的女性态度，她为自己的婚姻争取自由，同时她也和男人一样在沙场上浴血奋战。边境烽烟乍起，高阶武将纷纷推脱，唯有穆霓凰横眉立目“素来只有文臣主和，武将主战，咱们大梁怎么反过来了”，短短数语就可以看出她的胆识和勇敢，在等级森严的男权社会中穆霓凰有着“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
从心理学角度观察，人类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兼有两性倾向的，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无意识和少量的属于异性人格的意识，在《琅琊榜》中，静妃和穆霓凰形象的设定不仅代表了电视剧创作的突破，同时也是由于当今社会中女性思想的进步和地位的提高，女人不再单纯的依附于男性生存，而是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的想法和立场，这类女性形象对于新时代中的普通人更是一剂醒脑的良药。
总之，电视剧由大量的情节和人物构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关系着一部电视剧的成败。《琅琊榜》的创作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上，剧中所传达出的惩恶扬善的思想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心理。此外，有影响的影视剧离不开它在现实中所产生的意义，观众通过剧中不同人物命运的起伏获得生活感悟，通过寄托他们审美期望的形象获得人生借鉴。正是基于这一点电视剧《琅琊榜》才能够引起大众共鸣，成为一部饱含现代意识的撼动人心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1]荣格.荣格性格哲学[M].李德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2]荣格.心理类型[M].吴康，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3]霍尔，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7.
[4]郭爱妹，陈晴钰.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女性主义解读[M].南京师大学报，2012（2）.
基金项目：本文系曲阜师范大学2012年儒学专项“基于儒学文化视角的山东影视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人物形象;荣格心理学;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现如今，网络文学影像化引发热潮，大量网络热门小说改编为影视剧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效果。电视剧《琅琊榜》取材于海宴的同名小说，构思别出心裁，情节曲折跌宕，叙事唯美细腻，文化底蕴深厚，在展现封建王朝野蛮与黑暗的同时揭露了人性的异化和复杂。开播以来无论是网络点击量、话题讨论度，还是口碑、收视率等方面都大获好评。探析原因可以发现《琅琊榜》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服装、道具、画面构图、特效、配乐等方面的考究，更是因为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和生命历程阐释上的深度。
一、昨日少年，孤影归途——梅长苏
梅长苏（林殊）可以看作是整个事件的策划者，所有事情的发生以及结果都在其意料之中，而他从少年将军到麒麟才子的巨大反差也随着剧情的推进逐渐展示出来，这种人物形象的转变受到观众好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指出人格面具是由于适应或个人便利的原因而存在的一种功能情结，它绝不能同个性相等同。[1]它是一种外在的面貌，是指一个人面对自己和外界时如何表现，“人格面具”的原型理论可以充分地解析梅长苏作为核心人物形象转变的心路历程。由于奸臣的陷害和梁帝的猜疑，赤焰军近乎全军覆没，虽然林殊活了下来，却身中火寒之毒，经历削皮挫骨之痛才得以保命，在一系列磨难之后，他开始层层谋划并且步步为营，展开复仇计划。过去的林殊喜则雀跃、怒则如虎，从不隐藏心中一丝悲喜，而改头换面后的梅长苏，却再也没有人能够看透他的心思，梅长苏戴上了面具，并且知道它与自己的复仇意图是一致的。
人格面具与社会的要求相契合，给他人良好的印象，并且得到认可，在不同的情境中它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面也会有所差异。剧中梅长苏和不同的人相处时所呈现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在护卫飞流看来，他是贴心的苏哥哥，在面对大统领蒙挚时，他是活泼的小殊，同时他又以麒麟才子的身份周旋在太子和誉王身边，将众人的命运置于股掌之间，在他的幕后操控下让原本最有希望继承王位的太子和誉王出局，扶持被王室排斥的靖王走上太子之位，将夏江、谢玉的罪行公告天下，在他们眼中梅长苏又成了一位满腹奇诡的谋士。虽然他总是拥裘围炉，算计人心，却又在细节之处流露出善良的本性，如剧中同样是从监狱里救人的情节，誉王用无辜的流浪汉代替杀人的尚书之子，梅长苏则是以女尸救出了誉王妃和她腹中的孩子，面对相同的问题，他希望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可以看出其隐藏于心底的善念。从以上的这些方面也可以明确的看出人格面具并非只有简单的一面，也绝不是每个人真正的个性。
梅长苏短暂的人生虽如昙花一现，却饱含对人性深层的感悟。死亡的考验和失去亲友的双重打击并没有使梅长苏黯然消沉，奸臣的陷害只是他磨练意志的沙子，他明白“人只有活着才有权利说话”，“只有诚心没有手腕是万万不行的”。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古代的庙堂之争，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同样具有借鉴意义。《琅琊榜》并没有一味地展现丑恶的现实，同时也引导人们回归善良的初心，不应该为了无休止的欲望而勾心斗角，而应该多一层信任，少一些猜疑。平定北境狼烟之后，梅长苏心力交瘁，以林殊的方式战死沙场，这样的结局设定可以看作是主人公单纯人性的回归。
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梁帝
《琅琊榜》的核心矛盾围绕着十二年前的赤焰冤案展开，梁帝作为案件的裁决者贯穿于整部电视剧。剧中着重刻画老年阶段父子之间的权力斗争，青年梁帝形象则是通过林殊的回忆和群臣的只言片语的描述来表现，而这些片段足以展现梁帝由贤明仁君到残暴昏君的转变，这种形象的彻底颠覆则是权力对人性日渐腐蚀的结果。
荣格曾对异化作出解释，它表示主体向客体的接近，以致主体为了迎合客体而同他自身疏离，无论是迎合外在客体还是迎合诸如观念之类的“心理的”客体。[2]《琅琊榜》中梁帝形象的转变就是一个权力使人异化的过程。当他还是皇子的时候，是百姓口中的一代英王，深得青年才俊们的仰慕。他和意气风发的言阙、骁勇善战的林燮结为异姓兄弟，并在二人的帮助下，起兵逼宫夺得皇位。梁帝登基初期，是一位英武有为的好皇帝，他渴望创造一个美好的朝局，但是面对着巍巍皇权，心中的欲望开始日益膨胀。他警惕着身边的每一个人，纵使平日对祁王和林家百般恩宠，但是当梁帝认为他们会威胁到自己的皇位时也会转为冷血无情，君王的称号使他离清明治世的理想越来越远。正如梁帝所说：“只要坐在这把龙椅上，人自然是会变的。”皇权使人性发生了扭曲，处在至尊之位的他开始迷失，变得敏感多疑。他通过逼宫获得帝位，因此更加害怕大权旁落，父子之情、兄弟之义在权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他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去撼动自己的天下，最终这场权力的游戏让他变得面目全非，而无数悲剧的产生皆是因为他的猜忌与贪婪。
通过梁帝这个形象，《琅琊榜》深刻的揭露出欲望使人性腐坏的本质，使得这部古装权谋剧有了正剧的色彩。权力使人性逐渐异化，脱离最初的本心，君王虽然看似风光无限，却是高处不胜寒，对所有人都要提防算计。历史上通过夺权上位的皇帝更是比比皆是，唐太宗李世民杀兄囚父，宋太宗赵光义“斧光烛影”，明成祖朱棣也是夺了侄子的帝位，骨肉亲情在权力面前变得无关轻重，而剧中梁帝的形象只不过是众多帝王的缩影。现代科技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物质的重要性也被无意放大，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横行，有一部分人认为物质的丰盈远远重要于精神的富足，幸福感来源于自身对财富的占有，物质成为他们人生唯一的追求。剧中梁帝对于权力的极度渴求使其本性发生异化，而他众叛亲离的结局也提醒了观众真挚情感的重要性。
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靖王
荣格曾说：“性格决定命运。”他认为：播下一种习惯，你将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编剧对太子、誉王和靖王的个性进行迥异的设定，太子生来怯懦、多疑、自私，誉王善于伪装、工于心计，他们的性格为以后的人生埋下了失败的种子。靖王的成功虽然应该归功于得之可得天下的麒麟之才——梅长苏的辅佐，但是如果不是他本身具备的耿直、善良、重情重义的性格，以及“上马能战，下马能治”的良好素质，他也不可能登上太子之位。 与权力阵营里那些蝇营狗苟之辈相比，靖王显然是一个理想的君主形象，其最突出的性格特点便是一身正气。靖王认为当年的赤焰冤案和如今的政治黑暗都是奸臣闭塞的结果，因此即使不受梁帝重视，他依然笃信真理，坚守信念，不为权力和金钱所诱惑，如荷之出淤泥，梅之傲风霜。夏江曾问梅长苏为什么在众皇子中选择靖王，梅长苏回答：“与前太子和誉王比起来，靖王是最好的。”诚然历朝历代之中，从来不缺少玩弄权术的帝王，却少有为国家、为百姓谋取公平正义的明君。梅长苏之所以选择辅佐靖王登上帝位，不仅是因为年少时深厚的友谊，更是因为靖王心怀苍生的胸襟、正直刚毅的品格正是大梁中兴所需要的。
也许靖王的美好形象有失历史真实，但是却让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人心浮躁，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锱铢必较，靖王的正直之心在现代人眼中也就更加难能可贵。显然这一形象也是创作者在尝试寻找历史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点，在人物的性格和思想中融入现代人的情感和寄托的结果。出于对已故皇兄和好友的信任，靖王选择参与皇位的竞争，誓要为赤焰军洗雪冤情，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底线，那就是“谋略可以，但不能利用忠良之士”，这种观念随着剧情的发展被反复提起，为观众树立了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在激烈的党派之争中靖王犹如一股清流，始终不卑不亢，保持着忠义之心，刚毅坚韧的品质是当今社会所缺少的，而靖王夺得帝位的设定也鞭挞了现代社会中投机取巧的不正之风。
四、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夏江、谢玉
荣格指出阴影是隐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被压抑而没有显示出来的危险部分，它是人性中的阴暗面或兽性面。“当阴影原型受到社会的严厉压制，或者，当社会不能为它提供适当的宣泄途径时，灾难往往接踵而至。”[3]由于阴影的存在，人类形成了不道德感和攻击性的趋向，它是人类原始性格的遗留，通常会促使人们做出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甚至是犯罪，同时阴影与人格面具也是一对相互矛盾的原型，当一方出现在大众视线中时，另一方就会隐藏起来。
《琅琊榜》中造成十二年前赤焰冤案的罪魁祸首是“悬镜司”首尊夏江和宁国侯谢玉，他们表面上对梁帝忠心耿耿，背地里却使用卑劣的手段构陷赤焰军。二人不缺乏才干，完全可以成为治世能臣，却在自私心理和野心的驱使下走向了人性的反面。当夏江得知祁王提议废除“悬镜司”后，感到危机出现，即使梁帝拒绝了祁王的谏言，他依然惶惶不可终日。谢玉精于算计，他清楚虽然自己是当朝驸马，却是用不光彩的手段得到公主的，他有野心，更加急于证明自己的才干。最终，人性阴影战胜了二人的人格面具，夏江牺牲了七万人的性命保住“悬镜司”在朝廷中超然的地位;谢玉剿灭了“谋逆”的赤焰军，冒领了抗大渝之敌的大功，成为了所谓的“护国柱石”。从此二人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他们必须通过不断的杀戮来隐藏当年的罪行，一步一步地走向罪恶的深渊。最终旧日的谎言还是被揭穿，谢玉流放后死于黔州，夏江被处死，“悬镜司”被废除，他们不仅没有保住利益，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在电视剧《琅琊榜》中夏江和谢玉作为反面人物的形象出现，他们代表着社会中假、恶、丑的一面，在剧中通过否定自身来肯定正面人物的真、善、美，在主人公梅长苏的前进道路上起着阻碍作用，创作者通过对他们的批判来警示世人。正如在寒钟观中，言厥对夏江说过：“你可以不相信情义，但是最好不要蔑视情义，否则你终将被它所败。”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为了自己的权益，往往会做出一系列不择手段的事情，虽然在短时间内达到了目的，却要战战兢兢的活着，然而利用卑鄙手段取得的胜利最终也都会一一失去。《琅琊榜》对于反面人物的结局处理方式完全符合中国观众的道德观念，对于现代人具有启示的作用，告诫世人只有堂堂正正的做人做事才能够光明磊落的活着。
五、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静妃、穆霓凰
电视剧《琅琊榜》中男性角色占据剧作中心，女性形象虽少却精，她们的出现使得剧情更加具有看点。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女人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品，男人是理性刚毅的形象，他们勇敢并且具有主见，而女人则是感性的、脆弱胆小的代表。荣格在进行心理研究时提出原型学说中两个主要原型：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阿尼玛是男性潜意识心灵中的女性倾向，而阿尼姆斯则是女性潜意识心灵中的男性倾向。[5]男性的阿尼玛和女性的阿尼姆斯是一种内在的态度，这种双性共生的理论改变了社会性别对男性和女性的划分，而静妃和穆霓凰这两个人物形象正好符合荣格提出的双性人格理论。
（一）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静妃
大多数古装剧中女性角色总是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她们的命运由男人掌控，剧中静妃与其他争强好胜的妃嫔形象不同，她宁静淡雅，亦如她的封号一般，她没有皇后的地位尊贵，也没有越贵妃的绰约多姿，但是她聪明通透，在芷萝宫养花、调药、做点心安静度日，在勾心斗角的皇宫中她选择遗世独立，即使后来日渐得到梁帝的恩宠也不惊不喜，被皇后和越贵妃刁难时也不怒不争。
静妃犹如身居闹市中的隐士，平静的看待身边的人、事、物，却有原则有底线，明白君子的处世之道。当得知情丝绕再次出现时，她并没有因为要明哲保身而选择坐视不理，相反她理智思考如何利用有效的手段帮助别人。静妃明白在这场庙堂之争中，靖王夺嫡并没有任何优势，但是当了解到靖王的初衷和决心后，她淡然的回答，“不必顾念我，成也好，败也罢，只要你我母子生死共担，又有何惧”，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男儿胸怀令人敬佩。她有智谋，一眼便看出誉王和皇后的离间计，她有胆识，当确认梅长苏的真实身份后，提出让他离开，剩下的事情自己来完成。在剧中静妃出场次数并不算多，却总能表现出了非同常人的淡定从容、睿智机敏。
（二）梦里曾经与画眉，弯弓征战作男儿——穆霓凰
剧中当穆霓凰面对心爱之人时会露出小女孩一般的娇羞，看到梅长苏身边的密探宫羽时会吃醋嗔怪，但是最让观众印象深刻的则是她英姿飒爽的军人形象。穆霓凰作为一个女人，身上却带有男人的豁达和果敢，她十七岁便代幼弟镇守南方，十万南境大军皆归于其麾下：作为一个女人，她却承担起了保国护民的责任，同时这种成长环境也造就了她睿智刚毅的性格，成为了一个典型的阿尼姆斯原型。
在封建社会中为了获得男人的宠爱，女性之间形成一种隐形的争斗关系，她们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意识，无论生活还是言行举止都如履薄冰，而穆霓凰这一形象则传达出了清醒的女性态度，她为自己的婚姻争取自由，同时她也和男人一样在沙场上浴血奋战。边境烽烟乍起，高阶武将纷纷推脱，唯有穆霓凰横眉立目“素来只有文臣主和，武将主战，咱们大梁怎么反过来了”，短短数语就可以看出她的胆识和勇敢，在等级森严的男权社会中穆霓凰有着“齐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
从心理学角度观察，人类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兼有两性倾向的，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无意识和少量的属于异性人格的意识，在《琅琊榜》中，静妃和穆霓凰形象的设定不仅代表了电视剧创作的突破，同时也是由于当今社会中女性思想的进步和地位的提高，女人不再单纯的依附于男性生存，而是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的想法和立场，这类女性形象对于新时代中的普通人更是一剂醒脑的良药。
总之，电视剧由大量的情节和人物构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关系着一部电视剧的成败。《琅琊榜》的创作者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上，剧中所传达出的惩恶扬善的思想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心理。此外，有影响的影视剧离不开它在现实中所产生的意义，观众通过剧中不同人物命运的起伏获得生活感悟，通过寄托他们审美期望的形象获得人生借鉴。正是基于这一点电视剧《琅琊榜》才能够引起大众共鸣，成为一部饱含现代意识的撼动人心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1]荣格.荣格性格哲学[M].李德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2]荣格.心理类型[M].吴康，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3]霍尔，诺德贝.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7.
[4]郭爱妹，陈晴钰.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女性主义解读[M].南京师大学报，2012（2）.
基金项目：本文系曲阜师范大学2012年儒学专项“基于儒学文化视角的山东影视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