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在防治危害尤其严重的传染病方面，我国从古到今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回顾、思考及取鉴。

历史上的瘟疫之害

　　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多不胜数，《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辑录1840年以前就有826条记录，其中有不少疫情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过重要影响。
　　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军队败于孙刘联军，背后其实有《三国演义》没有写的重要影响因素——瘟疫。《三国志》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唐朝天宝十三年，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南诏坚壁清野，唐军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最终大败，不但留下了“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的惨痛记忆，并且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
　　在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钓鱼城坚守达36年之久，令世人震惊。当时蒙古军队发生瘟疫，《元史》记载，在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征时，“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这使南宋军民获得喘息时机，最后一直坚持到1279年。
　　在明亡清兴之际，瘟疫的暴发也曾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史载，1641～1643年北京连年大疫，《崇祯实录》称：“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疫情十分惨烈，甚至导致北京守城军队严重缺额，于是在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时一触即溃。
　　以上仅是一些历史重要关头中的典型事例。实际上在幅员广大的中华大地，不同流行规模的瘟疫可以说无岁不有，严重危害着民众的生命健康。

对防疫的探索与认识

　　有瘟疫必然有同瘟疫的斗争。在甲骨文中，我们已能看到早期所采取的措施。例如卜辞有“疾，亡入”，意为不要接近病人，可能因为得的是疫病。在出土大批甲骨的殷墟，还发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说明城市已有公共卫生设施，有利于减少疫病产生。
　　《周礼》记载了周王室定期举行“以索室驱疫”的时傩活动以及负责“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疫”的官员。《周易》一书出现了后世常用的“豫（预）防”一词。用药物来干预疫病的做法也开始出现，《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药物。
　　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记载了秦代对患麻风的犯人进行安置的机构。而汉代则有在瘟疫流行时收容和医治平民的机构。《汉书》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国防疫史上第一次比较规范的记载。
　　秦汉时期，在传统哲学思维的指导下，中医药学趋于成熟，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防病治病的理论和技术体系。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有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包括“五运六气”致病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防疫观和“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防治观等。“五运六气”理论构建了推衍疫病发生的宏观预测体系，在今天看来其精华实质在于探索影响人体发病的内外在因素。外因是否导致发病，又取决于内因“正气”，即人体的体质与抵抗力，所以增强正气可以预防疾病。人们应该在发病之前加强预防，或者在发病早期及早治疗，或者治疗后防止复发。其他中医经典如《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则提供了防治疾病的辨证处方与药物知识。这些经典理论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
　　两宋时期，发生了多次疫病流行，政府经常派医官到地方发放藥物救济。宋代李唐的《村医图》生动描绘了医生救治病人的情况。
　　在有效的理论指导下，社会对防治疫病的认识不断发展。
　　首先是对传染性的认识加深。比如进一步区分了传染性不同的疾病，隋代巢元方说传染病是感“乖戾之气”得病，有其特殊病因。在此基础上，明代著名医家、《温疫论》的作者吴又可总结成“戾气”学说，指出“气即是物，物即是气”，敏锐地指出疫病病因可能是某种不可见的物质。这是非常接近于微生物病原学的假说。
　　其次是对疫病的预防与治疗有了进步。在预防方面，华佗提出用屠苏酒，葛洪提出用老君神明散，后来又有人提出常服藿香正气散，唐宋时期广泛应用香药来预防疾病，明代流行焚烧苍术来净化空气。明朝中期，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在民间出现，经过不断发展，清朝将其引入宫廷，为皇室成员种痘，还在许多地方推广。一些外国使臣也来学习，并把这一技术带回欧洲，后来英国医学家贞纳在此基础上发明牛痘接种术，为最终全球消灭烈性传染病天花奠定了基础。在治疗方面，在伤寒学说的基础上，明清时期形成了温病学和瘟疫学体系，为临床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理论指导。
　　第三是防控措施不断完善。晋朝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防疫措施，《晋书》记载：“朝臣家有时疾，染有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宋代注意对染疫死者的尸体尽快处理和火化。清代宫廷中设“避痘所”隔离感染天花者，规定在隔离九日后亲人才可探视。
　　以上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对防疫有丰富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瓶颈。
　　第一个瓶颈是缺乏组织性防疫。这是封建王朝统治的局限性决定的。有的统治者残忍无道，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南征，遇到疫疾，大臣都要求退兵，他竟然说，这是“天命”，我只要征服四海，不用担心没有人民。有的统治者虽然提倡“仁政”，但所采取的一些防疫手段也只应用于朝廷官员。在民间，每当瘟疫流行，地方政府与社会人士往往只能做一些临时性的收容、散药等工作，没有持续性。明代学者吕坤曾疾呼，每个州都应该拨出专款，用于培养医生和购置药材以应对疫灾。但在落后和纷乱的封建时代，这些呼吁根本无法实现。
　　另一个瓶颈是防护技术不足。虽然认识到疫病会传染，但无法根本性阻止。这种局限给古代防疫带来伦理难题，引起宋代学者的讨论。南宋经学家程迥看到有家属离弃染病的亲人，于是说疫病是天时不正引起的，不会人传人，要求人们留下来照顾病者。朱熹则认为应该公开真相，让人们在了解的前提下去自主选择救护亲人。南宋教育家欧阳守道进一步指出，“气接则病，气不接则不病也”。但是古代条件下，如何令“气不接”一直缺乏手段。吴又可虽然认识到“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但也感慨“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受科学技术因素的制约，古人无法知道空气中有不同大小的病原颗粒，不能发明相应的隔离防护用具和有效消除病原。

大疫之中有大医

　　防疫与治疫，都离不开医生。中国古代，有一批批的大医，在大疫中挺身而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应对经验。
　　东汉末年，名医张仲景的传世名著《伤寒杂病论》就是在瘟疫中写就的。当时，张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间死亡了2/3，其中因“伤寒”这种疫病死去的占七成。张仲景在伤心哀痛之余，积极救疫，后来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全书细致地辨别患伤寒者不同阶段的症状变化，提出相应治法，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之作。更为激励后人的是，他强调医生要有“上以济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担当精神，在研究医学中贯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严谨态度，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医圣”。

　　唐代名醫孙思邈的名篇《大医精诚》，树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其中要求医生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在救治病人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他本人躬行实践，收治被社会歧视的慢性传染病麻风患者600多人。他还提出“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的防治思想，尤其提出了许多养生思想，其医德医术深为后世敬仰，有“药王”之称。
　　1232年，蒙古军队围攻汴京，金兵死守数月，发生大疫。《金史》记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对当时流行何种瘟疫，学者们尚有不同意见。当时名医李杲则从中医角度出发，创立了脾胃学说，强调通过治理脾胃内伤，令“正气存内”以抵御病邪，这特别适合战乱环境中营养不良的人群。对于急性瘟疫，李杲创制的“普济消毒饮”活人甚众，人们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流传。他的学生罗天益也成为善于救疫的名医，在元代军队中救治了许多染疫的官兵。
　　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现在仍然在应用的救疫名方，都是名医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1893～1894年，华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鼠疫大流行，从广东高州蔓延到广州、香港，此后数年连续不断。在疫延初期，高州中医罗汝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毅然亲入疫区，反复观察病情，最后选用解毒活血汤加减，采用特殊给药法，形成了有效治法。但第二年疫情复炽，再用原方竟然无效，罗汝兰再次实践，发现疫毒更重，于是全方加倍用量，最后“尚救九成有余”。他将成功经验写入《鼠疫汇编》一书，广泛传播，各地医生仿效应用。
　　面对各种瘟疫，一代代大医毫不退缩，不避艰险，反复在实践中研究治法，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经验。但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防与治的不同作用。像清代著名医家罗汝兰，即使探索出有效治法，仍无法阻止鼠疫流行。《申报》记载，仅在1894年，广东全省死亡达数万人，加上后来疫情10年间死亡近20万人。而同在1894年，香港采取了隔离防疫手段应对鼠疫，严格实行交通检疫，对所有感染者集中隔离，最终全年死亡仅2552人。这时医学界刚刚发现鼠疫病原，尚无有效治法，香港主要是通过有组织防疫取得了成效。这说明，在烈性传染病面前，再好的治疗也难以及时和全面地推广，这就需要靠强力的防疫手段来阻断。近代开始，世界相互联系逐渐紧密，防疫不再是单一国家和地区的事务，而成为了区域性甚至世界性事务。

中西医并重的中国经验

　　近代西方医学在晚清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很多关于中西医的比较与论争。但是在更加重要的公共卫生层面，清政府迟迟没有进行系统性变革。1910～1911年，我国东北地区暴发鼠疫，疫情威胁京津，同时由于东北是日本与俄国的势力范围，清政府面临很大的外交压力。在此情况下，清廷起用西医伍连德主持东三省防疫。伍连德通过一系列的隔离防疫手段，有效地平息了疫情。1911年，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的医学研讨会。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逐步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机制，先后成立了中央防疫处、东三省防疫总管理处、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和海港检疫处等机构，各省市纷纷设立包含防疫职能的卫生管理机构。1916、1930、1944年国家三度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或《传染病防治条例》。由于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在广大城乡仍然只依赖中医中药来防治疫病。当时在观念上却出现了质疑中医药科学性的论调，甚至提出要废弃中医。
　　实际上，中医早已在吸收新知，参与到传染病防治中。如1917～1918年山西等地鼠疫大流行，中医曹元森、杨浩如等前去大同与西医协同防疫；1919年廊坊一带霍乱流行，中医孔伯华、杨浩如等参加防治，他们深入村庄救治病人，受到欢迎。两次中医救疫的经验后来记载在《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一书中。
　　1924年，山西再次发生鼠疫，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选派中医并能晓西医治法及针法”的3名医生，前去主持防疫，他们中西医结合，双管齐下，及时控制了疫情，事后编制了分别列明中医、西医治疗情况的详细报告。这些工作证明，中西医协同显然更有价值。
　　民国政府后来通过《中医条例》使中医合法化。在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医被纳入战时防疫体系。以中央国医馆为主设立的中医救护医院，先后在南京、重庆等地积极救护军民。由于抗疟药奎宁来源中断，在大后方还成立了国药研究室，通过研究验方，证实中药常山治疗疟疾有良好效果，提取了有效成分常山碱并确定其化学结构，引起世界药学界的瞩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在卫生与防疫中都实行了中西医合作的政策。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说：“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边区还广泛运用中草药防治疫病。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我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忠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全面加强对卫生事业和防疫工作的领导。1950年8月即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对全国防疫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数十年来，国家大力推行预防接种，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体系，健全传染病预防法律法规，积极开展鼠疫、血吸虫、疟疾、麻风、结核、艾滋病等专项防治。1961年基本消灭天花，2000年實现消灭脊髓灰质炎，许多传染病发病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改组建立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工作，成功应对SARS、新型禽流感、新布尼亚病毒等新发传染病，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事业不断完善，国民健康得到良好保障，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7岁，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中国70多年的防疫斗争史告诉我们，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没有党的坚强领导这个主心骨，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统一高效的制度优势，没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路线，没有医疗卫生事业的突飞猛进，就不可能取得公共卫生领域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屠呦呦率先从大量中医古籍中筛选出青蒿作为抗疟首选药物并发现青蒿有效部位乙醚提取物，让中医药拯救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她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中医中药发挥了积极作用，显示了多方面的特色。1954～1955年，石家庄暴发乙型脑炎，中医郭可明成功救治多例病人，经卫生部专家实地调查，肯定了中医疗法的效果并向全国推广。1956年在北京乙型脑炎流行时，名中医蒲辅周沿用石家庄疗法效果不佳，后根据北京的情况加入去湿药，取得了良好效果，这说明中医治疗疫病需要辨证论治。
　　1967年，我国启动“5·23项目”，研发新的抗疟药，屠呦呦发现并提取青蒿素，经过全国协作的大范围、长时间验证，证实青蒿素有良好的抗疟作用。这也表明了中医药宝库中有许多珠玉值得挖掘。
　　2003年SARS暴发，面对这个当时世界医学界尚一无所知的新型传染病，在实施有效防控的同时，中医大力发挥治疗作用，在降低发热时间、减少后遗症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肯定。这反映出中医治疫的又一优势，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对邪正关系的认识，中医能够在病原体不明的情况下开展辨证论治，及早救治病患。
　　显然，在我国继续大力提高医药科技水平、健全传染病防控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传统医药作用，加强中西医协同，就一定能将新时代的防疫工作推向前进。
　　当前，中国人民正进行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物质基础保障，有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孕育的“中国精神”支撑，有广大英勇无畏、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顽强奋斗，英雄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种疠鬼疫魔，取得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
　　（来源：中国中医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