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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何建国耳鸣的得厉害。这一天，南高营的选举再一次流产。
在这以前，这位居委会（原村委会，现已改为居委会）主任候选人，每天都会以特别的方式走下竞选办公室的楼梯——背着身，撑着扶手，吃力地把双脚一个一个地慢慢挪下台阶。
那几根钉在他小腿骨上的钢板，已经成为了他公开反对前村委会主任何春禄的标志——一年多以前，作为屡次上访的“钉子户”，他被3个身份不明的歹徒打断双腿，自家房子也随即被强拆。
在这个拥有八千多人的石家庄巨大城中村里，矛盾与冲突从未如此激烈。2009年，前村主任何春禄上台执政以来，村里的居民拆迁、企业倒闭、土地流失等问题接踵而来。各方的反对势力悉数登场，势要通过民主选举，把当权者拉下台来。
冬天的石家庄总是一片雾霾，南高营的空气中，更是弥漫着藥味——灰色的天，灰色的路。
虽然选举取消，但在一片死灰中，选举地南高营村绣花厂旧址门口，仍然拉起了两个抢眼的条幅：一个写着“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另一个写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的基本保证。”——一个鲜红，另一个也是鲜红。
南高营的一切兴衰荣辱都与时代息息相关。当年的石家庄曾有这样的说法：“金谈固，银白伏，玉石南高营。”村子富，地主也就多，这在1949年以后成了南高营的“罪过”。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曾经被视为“玉石”的南高营成了石家庄周边最穷的村子之一。
30年前，何春禄是带领人们重新走向富裕的村领导之一。改革开放初，他作为副手与老书记何胜国一起，把“文革”时的村领导比下台，带领村民办村集体企业。
村里的老人们都会怀念南高营当年的辉煌。搪瓷厂、糖厂、绣花厂、发电厂……在那些最美好的年代里，南高营道路两旁全都是集体企业。其中由总经理何金锁主持的华曙制药，更曾是全球最大的土霉素原料药制造厂。
如今一切都没了。
2009年，南高营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何春禄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3年前，作为村里的“二把手”，主要负责工业方面的何春禄一度“下台”。村里人传说，那是老书记何胜国的决定。
“东山再起”3个月后，何春禄顶替老书记何胜国成为高营集团董事长，又在其后成为村党委书记——真正的集党、政、企大权于一身——后来，这被反对者诟病为“一言堂”。
在人们看来，此后何春禄带着“村两委”在南高营做了两件事：关闭工厂和变相卖地。
因为拆迁，如今的南高营几乎已变为一个“空村”，8000名南高营人3年未能回迁。讲究落叶归根的老人们担心死也不能回村里。
当年的村办企业纷纷倒闭，设备被当废铁出售。一切的冲突和不信任在村庄里发酵和蔓延。村民们怀疑村里如今已是“黑幕重重”。
人们发现，村集体为股东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偷偷注销。几个月后，未经村民代表会议，由私人控股的河北高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悄然成立，16名股东全部为村两委成员，何春禄个人持股52%。
“那个都是编的。”何春禄无法解释清楚这个公司的股份，一会儿说，“实际上还是集体的”；一会儿说，“不是集体的也不是个人的。钱是借的。”他强调，这是集体决策的。——当然，这个“集体”并非全民，而是指村里的“两套班子”。
仿佛停留在上一个时代，60岁的何春禄更习惯过去中国官场的特有语境。说话的时候，他喜欢代表“百姓”、“大部分群众”，觉得自己这一方是“民心所向”。他坚信反对他的人是有着“个人诉求”的“一小撮”、“极个别”，觉得自己至今仍拥有着村里“60%的支持率”。
2011年，村集体管理层购入了一辆价值250万的奥迪A8w12和两辆奥迪Q7。从老书记何胜国开始主政的80年代，村里的领导就已经开上奔驰。但那些早年的做法，在如今积怨已深的南高营寸步难行。
“反对者”何建国与何春禄既是同族又曾是对门，按血缘还该叫他“哥”，如今却视他为水火。
何建国最开始成为反对者，并非那么高尚和纯粹。4年前，村办企业华营糖厂停产，员工悉数下岗。于是在2009年，何春禄提出竞选后的执政方针之一，便是“让糖厂复工”。然而何建国未能被复工的企业重新录用。2010年复工那天，何建国叫上失业的业务员开着车堵在厂门口，两人的矛盾也自此公开。
那时候，糖厂工人何彦红已回厂上班，她没想到自己会加入反对村主任的行列。
这一年，南高营拆迁启动，全村1500亩宅基地都被划为拆迁范围，一次性拆迁。根据村里与开发商的合作计划，这1500亩中的1000亩村里让给开发商；而剩下500亩地由后者出资为村里盖回迁楼。
何彦红在村里购买的一套建好只有两年的楼房，成了名副其实的短命楼，“一模一样的楼房，北高营的刚盖起来，南高营的已经拆了”。
在南高营，拆迁被视为一场“攻坚战”，由机关干部包户动员，实行集体企业“首长负责制”，“层层包，一包到底”。《高营报》用了大标题：大手笔拆除和谐高营 大气魄拆除繁荣高营。
“这个事等于是一个任务。因为上面有要求，要稳定。”这是何春禄的逻辑，但至少在此后3年，南高营既没能繁荣，也没能稳定。
村企业的职工们被要求限期停工回家做拆迁的动员工作，与此同时，很多拒不拆迁的居民房子锁眼被堵、水电被断，屋里被拆迁公司扔进礼花弹——这样的事件在中国算不上什么新闻，这些手段也非南高营首创。
日积月累的矛盾终于爆发。以杨立功、何建国、何彦红为首的抗拆户聚到一起，成立了维权团体。他们将何春禄视为祸害村子的罪魁祸首，印刷《讨贼令》《血战》《现任村委三年的所作所为》向村民派发。
这些 “钉子户”在维权中，不经意间“自我启蒙”。他们开始学会发起街头演讲，并在街头摆上桌子，号召村里人联名“罢免何春禄”。何建国说：“最开始只是觉得村里面的很多事不对，后来记者来了我们才知道：这叫民主。” 那一次的罢免行动征集了2800余人签名。何春禄则觉得这些签名“都不是真的”，他语气里带着一种“家长式”的自信：“那就写呗，我写3000个也行。”
按照何春禄的说法，在拆迁以前，村里已经对拆迁进行了全民公决。但原村两委提供的“关于旧村开发改造会议纪要”上，只写明村两委发放了两次问卷，第一次发放了128份，第二次发放了427份。何建国们曾发现，在高营集团的改制过程中，村领导层将一次的签名用在3份不同时间的文件上。
反对者越来越多，抗议、举报、上访成了南高营的常态，而管理者则开始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
因为未能“严格管理好本单位员工”，华营糖厂总经理李文端（何彦红的亲属）被停职察看。糖厂由何春禄的侄子何良朝接管，并在一年后再次倒闭。因不断上访，华曙药厂车间主任何雪松被免职——这让他后来成为了竞选团队的一员。
誰也没能想到，何建国会成为遭受伤害最重的人。2011年7月23日，他出门买菜，被冲上来的3个人打倒在地，最终被打致双腿7处骨折，家中房子随即被强拆——从那时起，何建国的“悲情”形象让他逐渐成为团队的核心。
正当“反对派”罢免何春禄未果之时，2012年3月5日，《高营报》刊出党委副书记何立亚的讲话，“区、镇党委为了保持稳定，已同意我居委会暂时不开展换届选举。”消息在维权村民中引起巨大反弹，维权立刻转化为一场争选举的抗争。
这本应是南高营第三次真正意义上的“选举”。2006年，有个叫何秋波的人成为村民们的“启蒙者”。因为在村企业里的“斗争”中失势，他每天晚饭后手持小喇叭公开演讲，慷慨激昂地揭露“问题”，宣传民主理念。
那一年的换届，何秋波毫无悬念高票当选。但村里人都没想到，上任一年后，他就因癌症去世。没能在村里有所作为的何秋波，却落下了个“好口碑”——即便南高营这样现代化的村庄，人们都更愿意相信好人品，而非一个好制度。
6年后，以“钉子户”为主力军的“反对派”再次争取到选举。他们开始办起小报《高营民心报》与村领导控制的《高营报》对垒，仿佛南高营的民主真的要到来了。
在反对何春禄的势力中并，非只有“维权户”。
何建国被打断腿的那天，华曙制药厂总经理何金锁被调离了华曙制药。那段时间，华曙上至集团副经理下至车间主任的管理团队连续出走，而何春禄的几位亲戚进入领导层担任要职。此前一直称赞“华曙：傲然挺立” 的《高营报》，突然换了一副面孔，宣布其“亏损9年”，“负债7个多亿”，“资不抵债”……
在调离华曙之后，何金锁接受媒体采访，与何春禄的矛盾公开。蹊跷的是，他很快就因经济问题被捕。何春禄说当初将何金锁调离本是为了“保护”他，他知道谁在背后支持何建国，只是他“不喜欢整人” 。巧合的是，在2012年年底，因为怕影响自己的一位“老领导”，何建国的姐夫李俊琪辞去选委会主任一职。
“已经是烂摊子”，“合资企业是假的，财务报表都是编的。”何春禄解释， “我上任的两年，华曙用我注入的8000万运转了两年时间。”他说，华曙必须停工，把厂子搬迁，腾出来的地搞开发，不然“干一天亏四十多万”——在他看来，南高营除了卖地已经毫无出路，而卖地的钱被都被填进了“糖厂的欠债”和“华曙的窟窿”。
对于石家庄这座城市来说，下岗工人们已经在20年前经历了经济变轨所带来的阵痛；然而这一次，轮到了村民。在2012年底，这个曾经开创了南高营辉煌的集体企业，瞬间轰然倒下，宣布停产。两千多名村民因此下岗，村子里越来越多的矛盾随即被曝光，更多人开始卷入与村管理层的这场对抗。
气愤的华曙工人们和激烈的村民们把村领导层称为“败家子”，说他们卖光了村里的企业，就连最后的华曙也不放过。
在不同人眼中，故事有不同版本。同为何春禄“反对者”，经商多年的陈文波虽觉得村子里“黑幕重重”，却同样觉得华曙制药并非像村民想象的那样牢不可摧——集体经济下的管理漏洞，导致厂子倒掉是迟早的事。常有华曙内部的员工，提出把从厂里偷出来的原料低价卖给他。
然而，此时的选举已经开始变为村里几个家、几代人间的恩怨。何金锁的儿子何广振和企业的接班人何斌德参加竞选，加入何建国的竞选团队。在不断加入的反对力量中，甚至加入了“文革”时期南高营老书记的孙子何承泰。
那一次，主要的“反对势力”何建国团队派出了14人的候选团队，另一边的高营村管理层挑选出9个人，组成新居委会班子的候选人。
其他的反对势力也相继浮出水面。因为觉得何春禄“欺负村里没人”，自己做买卖的何明华也回到村里独立参选，当年，他曾是帮何春禄拉票的“拥护者”，如今却也成了反对他的人。
那时候，各路“反对派”气势高涨。村民代表选举产生的9名选委会成员中，反对何春禄的占了7席，几位都是抗拆的维权户；而得票第一当选选委会主任的李俊琪，正是何建国的姐夫——这是何春禄那一方没有想到的结果。
与此同时，这场选举在开始前已经成为一场闹剧。包括村领导层派出的9个候选人在内，很多候选人摆起了宴席——而“送米送油、请客吃饭”正是何春禄那一代竞选者开创的“传统”。
当老板的陈文波是个豪爽人。作为反对派，他直言不讳竞选前也曾“请客”，他的“底线”是不能给钱，“谁要是给钱，以后在村子里就臭了”。
南高营一位村民则出席了村领导层推出的9人团队的饭局。几天后，他收到了1000元“拉票经费”，让他分发竞选卡片并代发推选证，“选举胜出后，持卡人可凭卡到村委会领取至少1000元。”
那一次的酒宴摆了七十多桌，何春禄和村里的9人团队悉数到场。何春禄在席间说：“保我们9人团队，就是保我们自己，保我们的未来。”
5月12日的选举同样以戏剧性告终。7名选委会成员在现场发现有大量同一笔迹选票，并以“镇政府人员携带大沓不明选票进入会场”为由离场。剩下2名选委会成员则坚持完成了唱票和计票：现任管理层推荐的9名候选人全部入围，何建国团队则只有5人。 “反对派”随即发现更多“疑点”：“镇工作人员将选举现场工作人员驱逐出场”、“选票箱被放置在监控摄像的盲区”、“已死亡的村民仍然投了票”……一天后，选委会宣布选举无效。
对于这一结果，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以选举委员会和何建国团队为主；另一派则是“村两委”和他们推出的竞选团队。
争议一直持续到了2013年2月6日，在屡次要求重启选举未果后，委员会通过短信的方式强行宣布了选举日期为正月初五，并张贴公告。几十分钟后，居委会立刻以“社区换届工作指导小组”的名义，宣布之前的公告违规。
不信任的情绪在彼此间愈演愈烈，一方视对方为“村霸”，另一方则视对方为“无赖”。双方都指责对方“搞鬼”、“耍赖”。
在何春禄的诸多“反对者”中，何吉平是个另类。
5月12日的那一次選举过后，在朋友的劝说下，他因为“想贴近观察基层民主进程”，加入团队参选委员。那时候，村里的几股反对力量重新进行了组合。原先维权团队中的核心成员杨立功退出团队，独立参选。他觉得“这些人获胜了村里将走向更加的混乱”。
新加入的何吉平曾为竞选团队撰写最早一份“施政纲领”——《共同宣言》。此后，他又去北京见了学者熊伟和北大教授张千帆，也找了记者报道选举。他甚至曾计划与媒体的朋友策划一次行动：邀请律师鉴证这次村选举。
几个月后，何吉平却主动退出团队，成为了开始反思这场“运动”的人。在此期间，何春禄一方不断有拉拢反对派的人，但何建国们坚信何吉平的退出绝非如此，只是“他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在这个由维权组织发展成的团队中，何吉平发现，自己开始充满戾气，好像一切都为打倒对方，“已经偏离了我的初衷”。
7月1日一次无果的代表会后，何吉平对团队的行事方式产生质疑，“无论做什么事，做到什么结果，一概宣称胜利”。那次会后，“反对派”在饭店里庆祝，却看到了何春禄与另外两位选委会成员坐在一起吃饭，当即与何发生冲突。争取选举的斗争又重回了抗拆维权时上访、告状的老路，在5月12日以后，村里发生了3次千人大上访。
何吉平开始发现，自己在“充斥着办公室兵法和职场哲学的团队”或是“熟谙世俗潜规则的群众组织”中显得格格不入。
2012年11月13日，“反对派”突然失去了靶心。这一天，沦为众矢之的何春禄，主动辞去村党委和集团的领导工作，只保留集团的荣誉董事长之职。“有领导跟我说，反对派要是没意见、不造反了，咱就好好地拆。我说：成，那我就退。”何春禄说，他不再想当南高营的“风云人物”。
何建国把何春禄的退隐比作“蒋介石的下野”、“垂帘听政”。何吉平则觉得，“不管是名义上也好实际上也罢，首要的反对目标消失了，斗争已变得毫无借口和依据。南高营的选举从过去的多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变成单纯的居委会换届，参选人的人品、能力、学识成了首要的考核指标，斗争经验反倒变成负资产。”
作为村子里的年轻一代，无论曾是反对派的何吉平，还是何春禄的侄子何良朝，他们都曾想过如何才能让村子有所改变，但同样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执政团队一员的何良朝曾因接管糖厂而被人诟病，如今他也开始反思治村需要“王道”而非“霸道”。作为如今的集团董事会成员，他是村领导层里的“少壮派”，他承认叔叔对于村里所存在的矛盾过于自信。不过，对于另一方，何良朝更不信任，他把何建国比作“村里矛盾的代言人”——即使当选主任，也无法改变村里的现实。
何建国自己也明白自己提出的“施政纲领”中，有一些内容将来或许很难实现，提出来是“为了竞选宣传”。不过，何建国坚信自己上台后将与何春禄“不一样”——就像村里的很多人一样，他更相信自己是个好人。
村里的很多问题，都并非换个主任就能解决的。2008年，河北省提出“三年大变样”战略规划，于是房地产开发的风潮便开始席卷石家庄的各个城中村。区里甚至下派了59个部门的一把手到南高营做拆迁工作，而华曙因为污染，也早在市政搬迁规划之中——这是村里谁都改变不了的现实。
无法改变的“上层设计”、深入人心的“家族观念”、占据主流的“观望态度”……在南高营，民主的“樱桃树”上，最终还是结出了庙堂政治的“石榴”。
“它只是看起来像一场民主。”在退出选举后，何吉平在南高营的贴吧里曾写下：“民主应该是公民意识的觉醒，而选举是行使公民权利的表达。如果怀有个人私欲私愤挟裹着小部分群众频频制造事端就算民主进程的话，我宁愿称之为农村的不稳定因素。在我观察到的农村，不稳定因素有两个来源：一是为所欲为的村集体管理层；二就是觊觎这可以为所欲为权力的政治投机分子。”
最让他失望的是，有人一边搞选举，一边跟村管理层提条件。村党委副书记何立亚也证实，5月12日选举时的一位参选人，要求村里支付高额强拆补偿，“一只狗就要十几万”。
正月十五前几天里，选举推进陷入僵局，坐在记者的房间里，一向文质彬彬的何建国第一次急红了脸，不经意间说出了一句：“或许我们的抗争最终会走向暴力。”
事态并未走向最坏。选举前最后一天，选举委员会选择妥协，放弃原定于2月24日正月十五这天的选举计划。那天，新的选委会主任杨计生哭了4次，觉得对不起领取了推选证的村民。他用手比了个大大的公章——在镇里宣布选举“违规”的公告上，“镇党委”的字迹印得鲜红。
选举前那几日，何吉平开始觉得无论反对派，还是执政者、旁观者，这个村庄最迫切需要的，并非是一场选举，而是“常识”。两天前，一位租住在北高营的50岁村民对记者说：“就该上面派个人，来把南高营的事好好管管！”他是何春禄的反对者，却不相信自己那张选票能改变什么。
9月前的那次选举开始时，与那进展缓慢的回迁楼工地遥遥相望，村里迅速建起了一座宏伟的牌楼。那匾额上刻的并非老百姓口中的“玉石南高营”，而是“御史南高营”。据说，南高营曾出过一位御史——那是自秦朝始，专门为封建帝王们服务的监察官。
在这以前，这位居委会（原村委会，现已改为居委会）主任候选人，每天都会以特别的方式走下竞选办公室的楼梯——背着身，撑着扶手，吃力地把双脚一个一个地慢慢挪下台阶。
那几根钉在他小腿骨上的钢板，已经成为了他公开反对前村委会主任何春禄的标志——一年多以前，作为屡次上访的“钉子户”，他被3个身份不明的歹徒打断双腿，自家房子也随即被强拆。
在这个拥有八千多人的石家庄巨大城中村里，矛盾与冲突从未如此激烈。2009年，前村主任何春禄上台执政以来，村里的居民拆迁、企业倒闭、土地流失等问题接踵而来。各方的反对势力悉数登场，势要通过民主选举，把当权者拉下台来。
“独裁者”
冬天的石家庄总是一片雾霾，南高营的空气中，更是弥漫着藥味——灰色的天，灰色的路。
虽然选举取消，但在一片死灰中，选举地南高营村绣花厂旧址门口，仍然拉起了两个抢眼的条幅：一个写着“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另一个写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的基本保证。”——一个鲜红，另一个也是鲜红。
南高营的一切兴衰荣辱都与时代息息相关。当年的石家庄曾有这样的说法：“金谈固，银白伏，玉石南高营。”村子富，地主也就多，这在1949年以后成了南高营的“罪过”。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曾经被视为“玉石”的南高营成了石家庄周边最穷的村子之一。
30年前，何春禄是带领人们重新走向富裕的村领导之一。改革开放初，他作为副手与老书记何胜国一起，把“文革”时的村领导比下台，带领村民办村集体企业。
村里的老人们都会怀念南高营当年的辉煌。搪瓷厂、糖厂、绣花厂、发电厂……在那些最美好的年代里，南高营道路两旁全都是集体企业。其中由总经理何金锁主持的华曙制药，更曾是全球最大的土霉素原料药制造厂。
如今一切都没了。
2009年，南高营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何春禄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3年前，作为村里的“二把手”，主要负责工业方面的何春禄一度“下台”。村里人传说，那是老书记何胜国的决定。
“东山再起”3个月后，何春禄顶替老书记何胜国成为高营集团董事长，又在其后成为村党委书记——真正的集党、政、企大权于一身——后来，这被反对者诟病为“一言堂”。
在人们看来，此后何春禄带着“村两委”在南高营做了两件事：关闭工厂和变相卖地。
因为拆迁，如今的南高营几乎已变为一个“空村”，8000名南高营人3年未能回迁。讲究落叶归根的老人们担心死也不能回村里。
当年的村办企业纷纷倒闭，设备被当废铁出售。一切的冲突和不信任在村庄里发酵和蔓延。村民们怀疑村里如今已是“黑幕重重”。
人们发现，村集体为股东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被偷偷注销。几个月后，未经村民代表会议，由私人控股的河北高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悄然成立，16名股东全部为村两委成员，何春禄个人持股52%。
“那个都是编的。”何春禄无法解释清楚这个公司的股份，一会儿说，“实际上还是集体的”；一会儿说，“不是集体的也不是个人的。钱是借的。”他强调，这是集体决策的。——当然，这个“集体”并非全民，而是指村里的“两套班子”。
仿佛停留在上一个时代，60岁的何春禄更习惯过去中国官场的特有语境。说话的时候，他喜欢代表“百姓”、“大部分群众”，觉得自己这一方是“民心所向”。他坚信反对他的人是有着“个人诉求”的“一小撮”、“极个别”，觉得自己至今仍拥有着村里“60%的支持率”。
2011年，村集体管理层购入了一辆价值250万的奥迪A8w12和两辆奥迪Q7。从老书记何胜国开始主政的80年代，村里的领导就已经开上奔驰。但那些早年的做法，在如今积怨已深的南高营寸步难行。
“反对派”
“反对者”何建国与何春禄既是同族又曾是对门，按血缘还该叫他“哥”，如今却视他为水火。
何建国最开始成为反对者，并非那么高尚和纯粹。4年前，村办企业华营糖厂停产，员工悉数下岗。于是在2009年，何春禄提出竞选后的执政方针之一，便是“让糖厂复工”。然而何建国未能被复工的企业重新录用。2010年复工那天，何建国叫上失业的业务员开着车堵在厂门口，两人的矛盾也自此公开。
那时候，糖厂工人何彦红已回厂上班，她没想到自己会加入反对村主任的行列。
这一年，南高营拆迁启动，全村1500亩宅基地都被划为拆迁范围，一次性拆迁。根据村里与开发商的合作计划，这1500亩中的1000亩村里让给开发商；而剩下500亩地由后者出资为村里盖回迁楼。
何彦红在村里购买的一套建好只有两年的楼房，成了名副其实的短命楼，“一模一样的楼房，北高营的刚盖起来，南高营的已经拆了”。
在南高营，拆迁被视为一场“攻坚战”，由机关干部包户动员，实行集体企业“首长负责制”，“层层包，一包到底”。《高营报》用了大标题：大手笔拆除和谐高营 大气魄拆除繁荣高营。
“这个事等于是一个任务。因为上面有要求，要稳定。”这是何春禄的逻辑，但至少在此后3年，南高营既没能繁荣，也没能稳定。
村企业的职工们被要求限期停工回家做拆迁的动员工作，与此同时，很多拒不拆迁的居民房子锁眼被堵、水电被断，屋里被拆迁公司扔进礼花弹——这样的事件在中国算不上什么新闻，这些手段也非南高营首创。
日积月累的矛盾终于爆发。以杨立功、何建国、何彦红为首的抗拆户聚到一起，成立了维权团体。他们将何春禄视为祸害村子的罪魁祸首，印刷《讨贼令》《血战》《现任村委三年的所作所为》向村民派发。
这些 “钉子户”在维权中，不经意间“自我启蒙”。他们开始学会发起街头演讲，并在街头摆上桌子，号召村里人联名“罢免何春禄”。何建国说：“最开始只是觉得村里面的很多事不对，后来记者来了我们才知道：这叫民主。” 那一次的罢免行动征集了2800余人签名。何春禄则觉得这些签名“都不是真的”，他语气里带着一种“家长式”的自信：“那就写呗，我写3000个也行。”
按照何春禄的说法，在拆迁以前，村里已经对拆迁进行了全民公决。但原村两委提供的“关于旧村开发改造会议纪要”上，只写明村两委发放了两次问卷，第一次发放了128份，第二次发放了427份。何建国们曾发现，在高营集团的改制过程中，村领导层将一次的签名用在3份不同时间的文件上。
反对者越来越多，抗议、举报、上访成了南高营的常态，而管理者则开始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
因为未能“严格管理好本单位员工”，华营糖厂总经理李文端（何彦红的亲属）被停职察看。糖厂由何春禄的侄子何良朝接管，并在一年后再次倒闭。因不断上访，华曙药厂车间主任何雪松被免职——这让他后来成为了竞选团队的一员。
誰也没能想到，何建国会成为遭受伤害最重的人。2011年7月23日，他出门买菜，被冲上来的3个人打倒在地，最终被打致双腿7处骨折，家中房子随即被强拆——从那时起，何建国的“悲情”形象让他逐渐成为团队的核心。
正当“反对派”罢免何春禄未果之时，2012年3月5日，《高营报》刊出党委副书记何立亚的讲话，“区、镇党委为了保持稳定，已同意我居委会暂时不开展换届选举。”消息在维权村民中引起巨大反弹，维权立刻转化为一场争选举的抗争。
这本应是南高营第三次真正意义上的“选举”。2006年，有个叫何秋波的人成为村民们的“启蒙者”。因为在村企业里的“斗争”中失势，他每天晚饭后手持小喇叭公开演讲，慷慨激昂地揭露“问题”，宣传民主理念。
那一年的换届，何秋波毫无悬念高票当选。但村里人都没想到，上任一年后，他就因癌症去世。没能在村里有所作为的何秋波，却落下了个“好口碑”——即便南高营这样现代化的村庄，人们都更愿意相信好人品，而非一个好制度。
6年后，以“钉子户”为主力军的“反对派”再次争取到选举。他们开始办起小报《高营民心报》与村领导控制的《高营报》对垒，仿佛南高营的民主真的要到来了。
“新势力”
在反对何春禄的势力中并，非只有“维权户”。
何建国被打断腿的那天，华曙制药厂总经理何金锁被调离了华曙制药。那段时间，华曙上至集团副经理下至车间主任的管理团队连续出走，而何春禄的几位亲戚进入领导层担任要职。此前一直称赞“华曙：傲然挺立” 的《高营报》，突然换了一副面孔，宣布其“亏损9年”，“负债7个多亿”，“资不抵债”……
在调离华曙之后，何金锁接受媒体采访，与何春禄的矛盾公开。蹊跷的是，他很快就因经济问题被捕。何春禄说当初将何金锁调离本是为了“保护”他，他知道谁在背后支持何建国，只是他“不喜欢整人” 。巧合的是，在2012年年底，因为怕影响自己的一位“老领导”，何建国的姐夫李俊琪辞去选委会主任一职。
“已经是烂摊子”，“合资企业是假的，财务报表都是编的。”何春禄解释， “我上任的两年，华曙用我注入的8000万运转了两年时间。”他说，华曙必须停工，把厂子搬迁，腾出来的地搞开发，不然“干一天亏四十多万”——在他看来，南高营除了卖地已经毫无出路，而卖地的钱被都被填进了“糖厂的欠债”和“华曙的窟窿”。
对于石家庄这座城市来说，下岗工人们已经在20年前经历了经济变轨所带来的阵痛；然而这一次，轮到了村民。在2012年底，这个曾经开创了南高营辉煌的集体企业，瞬间轰然倒下，宣布停产。两千多名村民因此下岗，村子里越来越多的矛盾随即被曝光，更多人开始卷入与村管理层的这场对抗。
气愤的华曙工人们和激烈的村民们把村领导层称为“败家子”，说他们卖光了村里的企业，就连最后的华曙也不放过。
在不同人眼中，故事有不同版本。同为何春禄“反对者”，经商多年的陈文波虽觉得村子里“黑幕重重”，却同样觉得华曙制药并非像村民想象的那样牢不可摧——集体经济下的管理漏洞，导致厂子倒掉是迟早的事。常有华曙内部的员工，提出把从厂里偷出来的原料低价卖给他。
然而，此时的选举已经开始变为村里几个家、几代人间的恩怨。何金锁的儿子何广振和企业的接班人何斌德参加竞选，加入何建国的竞选团队。在不断加入的反对力量中，甚至加入了“文革”时期南高营老书记的孙子何承泰。
那一次，主要的“反对势力”何建国团队派出了14人的候选团队，另一边的高营村管理层挑选出9个人，组成新居委会班子的候选人。
其他的反对势力也相继浮出水面。因为觉得何春禄“欺负村里没人”，自己做买卖的何明华也回到村里独立参选，当年，他曾是帮何春禄拉票的“拥护者”，如今却也成了反对他的人。
那时候，各路“反对派”气势高涨。村民代表选举产生的9名选委会成员中，反对何春禄的占了7席，几位都是抗拆的维权户；而得票第一当选选委会主任的李俊琪，正是何建国的姐夫——这是何春禄那一方没有想到的结果。
与此同时，这场选举在开始前已经成为一场闹剧。包括村领导层派出的9个候选人在内，很多候选人摆起了宴席——而“送米送油、请客吃饭”正是何春禄那一代竞选者开创的“传统”。
当老板的陈文波是个豪爽人。作为反对派，他直言不讳竞选前也曾“请客”，他的“底线”是不能给钱，“谁要是给钱，以后在村子里就臭了”。
南高营一位村民则出席了村领导层推出的9人团队的饭局。几天后，他收到了1000元“拉票经费”，让他分发竞选卡片并代发推选证，“选举胜出后，持卡人可凭卡到村委会领取至少1000元。”
那一次的酒宴摆了七十多桌，何春禄和村里的9人团队悉数到场。何春禄在席间说：“保我们9人团队，就是保我们自己，保我们的未来。”
5月12日的选举同样以戏剧性告终。7名选委会成员在现场发现有大量同一笔迹选票，并以“镇政府人员携带大沓不明选票进入会场”为由离场。剩下2名选委会成员则坚持完成了唱票和计票：现任管理层推荐的9名候选人全部入围，何建国团队则只有5人。 “反对派”随即发现更多“疑点”：“镇工作人员将选举现场工作人员驱逐出场”、“选票箱被放置在监控摄像的盲区”、“已死亡的村民仍然投了票”……一天后，选委会宣布选举无效。
对于这一结果，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以选举委员会和何建国团队为主；另一派则是“村两委”和他们推出的竞选团队。
争议一直持续到了2013年2月6日，在屡次要求重启选举未果后，委员会通过短信的方式强行宣布了选举日期为正月初五，并张贴公告。几十分钟后，居委会立刻以“社区换届工作指导小组”的名义，宣布之前的公告违规。
不信任的情绪在彼此间愈演愈烈，一方视对方为“村霸”，另一方则视对方为“无赖”。双方都指责对方“搞鬼”、“耍赖”。
“观察者”
在何春禄的诸多“反对者”中，何吉平是个另类。
5月12日的那一次選举过后，在朋友的劝说下，他因为“想贴近观察基层民主进程”，加入团队参选委员。那时候，村里的几股反对力量重新进行了组合。原先维权团队中的核心成员杨立功退出团队，独立参选。他觉得“这些人获胜了村里将走向更加的混乱”。
新加入的何吉平曾为竞选团队撰写最早一份“施政纲领”——《共同宣言》。此后，他又去北京见了学者熊伟和北大教授张千帆，也找了记者报道选举。他甚至曾计划与媒体的朋友策划一次行动：邀请律师鉴证这次村选举。
几个月后，何吉平却主动退出团队，成为了开始反思这场“运动”的人。在此期间，何春禄一方不断有拉拢反对派的人，但何建国们坚信何吉平的退出绝非如此，只是“他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在这个由维权组织发展成的团队中，何吉平发现，自己开始充满戾气，好像一切都为打倒对方，“已经偏离了我的初衷”。
7月1日一次无果的代表会后，何吉平对团队的行事方式产生质疑，“无论做什么事，做到什么结果，一概宣称胜利”。那次会后，“反对派”在饭店里庆祝，却看到了何春禄与另外两位选委会成员坐在一起吃饭，当即与何发生冲突。争取选举的斗争又重回了抗拆维权时上访、告状的老路，在5月12日以后，村里发生了3次千人大上访。
何吉平开始发现，自己在“充斥着办公室兵法和职场哲学的团队”或是“熟谙世俗潜规则的群众组织”中显得格格不入。
2012年11月13日，“反对派”突然失去了靶心。这一天，沦为众矢之的何春禄，主动辞去村党委和集团的领导工作，只保留集团的荣誉董事长之职。“有领导跟我说，反对派要是没意见、不造反了，咱就好好地拆。我说：成，那我就退。”何春禄说，他不再想当南高营的“风云人物”。
何建国把何春禄的退隐比作“蒋介石的下野”、“垂帘听政”。何吉平则觉得，“不管是名义上也好实际上也罢，首要的反对目标消失了，斗争已变得毫无借口和依据。南高营的选举从过去的多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变成单纯的居委会换届，参选人的人品、能力、学识成了首要的考核指标，斗争经验反倒变成负资产。”
作为村子里的年轻一代，无论曾是反对派的何吉平，还是何春禄的侄子何良朝，他们都曾想过如何才能让村子有所改变，但同样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执政团队一员的何良朝曾因接管糖厂而被人诟病，如今他也开始反思治村需要“王道”而非“霸道”。作为如今的集团董事会成员，他是村领导层里的“少壮派”，他承认叔叔对于村里所存在的矛盾过于自信。不过，对于另一方，何良朝更不信任，他把何建国比作“村里矛盾的代言人”——即使当选主任，也无法改变村里的现实。
何建国自己也明白自己提出的“施政纲领”中，有一些内容将来或许很难实现，提出来是“为了竞选宣传”。不过，何建国坚信自己上台后将与何春禄“不一样”——就像村里的很多人一样，他更相信自己是个好人。
村里的很多问题，都并非换个主任就能解决的。2008年，河北省提出“三年大变样”战略规划，于是房地产开发的风潮便开始席卷石家庄的各个城中村。区里甚至下派了59个部门的一把手到南高营做拆迁工作，而华曙因为污染，也早在市政搬迁规划之中——这是村里谁都改变不了的现实。
无法改变的“上层设计”、深入人心的“家族观念”、占据主流的“观望态度”……在南高营，民主的“樱桃树”上，最终还是结出了庙堂政治的“石榴”。
“它只是看起来像一场民主。”在退出选举后，何吉平在南高营的贴吧里曾写下：“民主应该是公民意识的觉醒，而选举是行使公民权利的表达。如果怀有个人私欲私愤挟裹着小部分群众频频制造事端就算民主进程的话，我宁愿称之为农村的不稳定因素。在我观察到的农村，不稳定因素有两个来源：一是为所欲为的村集体管理层；二就是觊觎这可以为所欲为权力的政治投机分子。”
最让他失望的是，有人一边搞选举，一边跟村管理层提条件。村党委副书记何立亚也证实，5月12日选举时的一位参选人，要求村里支付高额强拆补偿，“一只狗就要十几万”。
正月十五前几天里，选举推进陷入僵局，坐在记者的房间里，一向文质彬彬的何建国第一次急红了脸，不经意间说出了一句：“或许我们的抗争最终会走向暴力。”
事态并未走向最坏。选举前最后一天，选举委员会选择妥协，放弃原定于2月24日正月十五这天的选举计划。那天，新的选委会主任杨计生哭了4次，觉得对不起领取了推选证的村民。他用手比了个大大的公章——在镇里宣布选举“违规”的公告上，“镇党委”的字迹印得鲜红。
选举前那几日，何吉平开始觉得无论反对派，还是执政者、旁观者，这个村庄最迫切需要的，并非是一场选举，而是“常识”。两天前，一位租住在北高营的50岁村民对记者说：“就该上面派个人，来把南高营的事好好管管！”他是何春禄的反对者，却不相信自己那张选票能改变什么。
9月前的那次选举开始时，与那进展缓慢的回迁楼工地遥遥相望，村里迅速建起了一座宏伟的牌楼。那匾额上刻的并非老百姓口中的“玉石南高营”，而是“御史南高营”。据说，南高营曾出过一位御史——那是自秦朝始，专门为封建帝王们服务的监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