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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潮：开放政策的标志物
我很难忘记四川华蓥山区的那条破公路，和路边那简陋的小商店。新世纪的第一个大年初三，我们在去广安的路上，我们饿极了，便用普通话问守店的女青年：“那饼干几个钱？”
“五蚊鸡！”她脱口说出一句粤语。
可以想像我们的惊讶。她倒只是平淡地解释，去广州打工几年，回来帮家人看看店，口音还转不过来。
同样的事发生在当天。我们到达邓小平的家乡协兴镇，向一个穿着入时的姑娘问某条公路是否通向广安。我们用的自然是普通话。
“系呀！”她不假思索地答道。
这让我们两个来自广州的记者惊讶地笑起来。而她也猛然惊觉，捂着嘴巴一脸羞急。
她姓肖，在东莞打工。她南下广东前来到小平故居看一下再走。她已是少数的坐飞机来去的打工族。
可以想见，广东对内陆省份农村社会的影响到了何种程度。在四川、重庆、湖南、江西一带，民工潮一涌出，土地上就只剩老弱病残了。四川达县火车站的官员说：每年达县打工者汇回家乡１０多亿元，成为达县经济支柱。
初三那天，我们还在小平故居所在的牌坊村走访一些农户，很容易就发现了一些家庭有个广东打工者。他们都明白一点：同村长辈小平的开放政策出台后，他们才能下广东。
这时站在牌坊村泥泞的乡村田埂上，小平的国策与中国百姓的家计的关系是如此直接而真实，其间距离可以说只有几十米，穿过竹林下个坡就到了。
由此几十米向３０００公里以外的四方辐射开去，一个政策改变了中国，其标志物民工潮至今方兴未艾。我们视这里为民工潮的源头，我们春运采访的开始。面对细雨中静默的故居，我们感到有一种来自中国土地的呐喊。我们很难不略具历史感地观看这次民工潮。
农业、工业、ｅ时代的拼接
初五晨，我们从达县车站上了临时客车，和打工者挤在一起，奔向东南。这一路都不缺乏风景。我们的列车在大巴山中迎来黎明，冬日沉红的阳光从巴山之巅的白雪上倾泻过来。这就是“巴山夜雨涨秋池”的巴山。后来铁路在高山峡谷中、在一条平静清澈的河流旁前行。河流就是汉水，它叫人想起三国的烽烟。
但当风景递次向我们迎来的时候，乘客却不观看。开车不久，他们就把车厢变成了一幅农村新年世俗风情画：勾肩搭背、闭言碎语，嗑瓜子，吃桔子，乱扔瓜子壳，乱扔桔子皮。久一些之后，大多数人开始沉默了，露出一副麻木的表情。这种表情往好处说是沉默，它甚至在阳光从窗外泻进的时候，让车厢连接处变成伦勃朗式的油画效果，从而竟会让我有一种宗教感。这对风景的木然让我感到沉重。
时值正月，山居顶着白雪，挂着火红的春联，人们还在拉着长长的队伍走亲戚拜年。这时是中国农业社会最有人情味、最让人醉的时候，打工者节前千辛万苦奔回家乡为的就是这个。是一种什么钢铁般的力量把他们生拉硬扯塞上南下的火车？这是一种最为生硬和残酷的分别。
民工的经典表情是麻木、漠然。这就是道别后的表情，一种被割裂脐带、被强行离家、被工业社会拐带后茫然无知的表情。在这之中，我曾留意不少车上的少女。少女，尤其是川妹子的眼神本应是清澈明亮的，可这时都也沾染上了那种茫然，失去了神采。在我看来，少女可都是纯洁可爱的，往后发展就是两种可能了：一种是唾沫飞溅的胖大妈，一种是让生活锤炼出韵味的女士。很不幸，我观察后的结论是打工少女大多会走向前者。这让人感到哀伤。这像是注定的命运。
再后来，列车路过湖北武当山。武当山下有座庞大的玉虚宫，规模相当于故宫之半。当年汉丹铁路的设计师极富创造力，做了个贝聿铭式的举动（贝聿铭在巴黎卢浮宫广场修了个现代金字塔），把铁路路基压过宫殿遗址的横中轴。由此我们的列车拉着中国的农民无情地碾过古代宫殿的朱墙玉阙了。
这一刻很有些象征意味：工业革命的怪物把农业社会强行拖向ｅ时代。这一刻就像现代艺术，把各个时空拼贴在一起，让我搞不清今夕何夕此身何处了。
我想，如果刘白羽在世的话，他也许会写一篇《襄渝一日》之类的美文来。我反正是无心写的，因为一个巨大的事实摆在面前：成千上万的农民远走谋生，这时应是风景看着他们。
“农民起义”般的情景
在路上，我们共选乘了５辆南下列车，经历了众所周知的拥挤。还有一个一般人难以了解到的场面，就是多年经历春运后，今年终于看了一个冲击列车的典型的中途小站。那就是距武当山不远的六里坪站。
初六傍晚我们赶到该站时，站台有三四百打工者准备抢上当晚开向广州的三趟列车。车站都向他们卖了票，但却不管他们是否能上车，如果上不了，可以改签明日的车票，退票只能拿回５０％的票价。前一天，我们就是坐这种四川到广州的车来到六里坪的，我们知道，列车驶出车站后不久，均会发出超载紧急电报，要求沿站不再卖票，列车到站后一般拒绝开门。车站不公平的做法逼得打工者只有一条路：强行登车。
于是在每一趟列车到站时，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惊心动魄。列车未停，一队队、一群群就沿车奔突，寻找一个没有关紧的窗子或车门，然后蚂蚁缠虫般地附上去，拼命往里钻。这里的背景声是一阵阵“开门！”的怒吼，和往来奔突的大呼小叫。有人捡起铁路路石砸碎车窗，然后用身体钻入，挤开那窗上的玻璃口子。我见到一个车厢厕所，铁条焊住窗子，只留下了大约２０×３０ｃｍ的空隙，但一个个奋不顾身地从这里挤进去。有个打工仔猛捶一个车门，叫里面开门，里面的人不理，突然他发现锁是松动的，于是一阵狂怒，大声指一指打工女，叫骂着一遍遍撞门，门一点点被撞出一条缝，打工仔进去了，也许那个女人还要躲闪他的报复。当时这打工仔脸上闪出的刻骨仇恨让我心惊。
这“农民起义”般的情景就发生在我周围，我却像一个无关的人置身其中，他们当然也当我是真空。我当时一阵震撼，几乎过电般地躲在那里。那是一种置身历史的感受。我感到巨大的悲怆。
然而，在爬车门的一些人中，在置身车窗高空的时刻，当闪光灯响起，他们竟会有嘻嘻哈哈的笑容。抓腿、顶着屁股，像一场游戏，他们感觉到滑稽，却感觉不到我认为的痛苦。然后，投进车厢里后的女孩，或在车内被登车者挤得疼痛的女孩们，会发出一片抽泣声。就像民工潮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一样，人类的各种情感会这样混乱、无序地在同一刻爆发。
这整一个荒诞图景。一连三次，大部分人终于成功了，反倒是我们无法上车。没有一个车门敢为我们打开。
半夜，我们在古老的玉虚宫用数码相机、手提电脑、无线电话向报社传送刚拍下的图片。这时我猛然感到：这种工作方式与民工爬车反差太大了，而这几乎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着，这给我的感觉，就像秦始皇在看《２００１太空漫游》一样。
看来，今天的民工潮，其所处的“历史方位”已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重新加以审视。
我觉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民工潮进入珠三角，农民、市民都搅和到一起，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度开始启动其发展历程，此后１０多年阶层开始萌动诞生（或称重组）。就像化学实验一样，先搅和，再反应，再析出。到现在，可以说大致整出了资本所有者、中产阶级、平民等不同的层次。
在经济上，民工收入无大增长。现在流水线上的收入一般每月六七百元，比１０
年前增长不大，但感觉更糟，因为当初比民工强的也强不了多少，而现在，仅北京市而言，去年白领人均月入是７０００多元，是民工的１０倍多了。民工终于实实在在地处于收入最底层。
民工的社会地位、形象也是同样。当然作为搅拌旧秩序的一根玻璃棒，民工在中国大地上“横插一杠子”，以草莽英雄的形象，奔向南方，“闯荡广东”，是开放政策的象征之一；而现在，南方不再引领中国，浦东、北京甚至西北成为中国前进的先锋，民工仅仅成为因谋生而流动的一群，社会意义降到低点，处于最底层———感觉更糟的底层。
这经济和地位上的变化，根源在于生产力和贫富差距都像一个面团一样被拉开了，扯大了，锄头和笔的差别，已变成锄头和互联网的差别了。民工始终是那柄锄头，相对变得更低贱的锄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民工潮像一出古典悲剧，总有一种《出埃及记》一样的感觉，体现着追求彼岸的命运感、崇高美；而现在正沦落成一出“悲的剧”，那种英雄和命运的交响曲已经乐声渐去，闯荡广东所具的理想色彩已经淡薄，纯属一次糊口行动，已不再是主流社会的关注焦点了。
他们仅仅是廉价劳动力而已。
潜在的最大问题
在达县站，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工作也不好做。因为民工也不同往日，以前“叫他坐就坐、叫他站就站”，现在稍一粗暴，民工就会投诉，甚或拿起法律武器。
我们在列车上也看到这种变化。车上已有不少穿西装打领带的民工，记者拍照时也有不少人会拒绝，会维护自己的尊严了。在六里坪，不少民工拒绝爬窗，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堂堂正正走进车厢，于是宁愿走不成，也不做“趴着的人”。
在广州，我接触过相当多的民工。民工群体有相当部分的人已经有意识地向白领或市民的目标前进。这种“阶层的跃进”谈何容易。我甚至见到不少经济上富足起来的一些民工朋友，即使西装革履，进天河城或绿茵阁也是怯生生的。这是两个不相干的世界，即使在同一个城市，有两套生活、工作、语言、交往的圈子和方式。能跨越它的人我几乎还没见到。
但民工们的这一变化实在是个信号，不管它会在这一代实现还是“三代换血”。我隐约感觉到这是问题所在：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所处且不甘于此。
而在他们的背后，是传统的田园时代已经过去，甚或田园本身已经消失。在不少农村，农业生态系统已经被破坏，有价值的地皮（如风景点、黄金地段、矿脉等）被资本拥有者占有，而有限的农田，其现实是大量抛荒，因为若把劳力折成价格，种粮等于亏本……
由此可见，２１世纪的民工潮是这样流动的：心怀向前向上的欲望，实际上背后已无退路。这亦说明，２１世纪的中国潜在的最大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
（摄影：颜长江谢建鲲）
我很难忘记四川华蓥山区的那条破公路，和路边那简陋的小商店。新世纪的第一个大年初三，我们在去广安的路上，我们饿极了，便用普通话问守店的女青年：“那饼干几个钱？”
“五蚊鸡！”她脱口说出一句粤语。
可以想像我们的惊讶。她倒只是平淡地解释，去广州打工几年，回来帮家人看看店，口音还转不过来。
同样的事发生在当天。我们到达邓小平的家乡协兴镇，向一个穿着入时的姑娘问某条公路是否通向广安。我们用的自然是普通话。
“系呀！”她不假思索地答道。
这让我们两个来自广州的记者惊讶地笑起来。而她也猛然惊觉，捂着嘴巴一脸羞急。
她姓肖，在东莞打工。她南下广东前来到小平故居看一下再走。她已是少数的坐飞机来去的打工族。
可以想见，广东对内陆省份农村社会的影响到了何种程度。在四川、重庆、湖南、江西一带，民工潮一涌出，土地上就只剩老弱病残了。四川达县火车站的官员说：每年达县打工者汇回家乡１０多亿元，成为达县经济支柱。
初三那天，我们还在小平故居所在的牌坊村走访一些农户，很容易就发现了一些家庭有个广东打工者。他们都明白一点：同村长辈小平的开放政策出台后，他们才能下广东。
这时站在牌坊村泥泞的乡村田埂上，小平的国策与中国百姓的家计的关系是如此直接而真实，其间距离可以说只有几十米，穿过竹林下个坡就到了。
由此几十米向３０００公里以外的四方辐射开去，一个政策改变了中国，其标志物民工潮至今方兴未艾。我们视这里为民工潮的源头，我们春运采访的开始。面对细雨中静默的故居，我们感到有一种来自中国土地的呐喊。我们很难不略具历史感地观看这次民工潮。
农业、工业、ｅ时代的拼接
初五晨，我们从达县车站上了临时客车，和打工者挤在一起，奔向东南。这一路都不缺乏风景。我们的列车在大巴山中迎来黎明，冬日沉红的阳光从巴山之巅的白雪上倾泻过来。这就是“巴山夜雨涨秋池”的巴山。后来铁路在高山峡谷中、在一条平静清澈的河流旁前行。河流就是汉水，它叫人想起三国的烽烟。
但当风景递次向我们迎来的时候，乘客却不观看。开车不久，他们就把车厢变成了一幅农村新年世俗风情画：勾肩搭背、闭言碎语，嗑瓜子，吃桔子，乱扔瓜子壳，乱扔桔子皮。久一些之后，大多数人开始沉默了，露出一副麻木的表情。这种表情往好处说是沉默，它甚至在阳光从窗外泻进的时候，让车厢连接处变成伦勃朗式的油画效果，从而竟会让我有一种宗教感。这对风景的木然让我感到沉重。
时值正月，山居顶着白雪，挂着火红的春联，人们还在拉着长长的队伍走亲戚拜年。这时是中国农业社会最有人情味、最让人醉的时候，打工者节前千辛万苦奔回家乡为的就是这个。是一种什么钢铁般的力量把他们生拉硬扯塞上南下的火车？这是一种最为生硬和残酷的分别。
民工的经典表情是麻木、漠然。这就是道别后的表情，一种被割裂脐带、被强行离家、被工业社会拐带后茫然无知的表情。在这之中，我曾留意不少车上的少女。少女，尤其是川妹子的眼神本应是清澈明亮的，可这时都也沾染上了那种茫然，失去了神采。在我看来，少女可都是纯洁可爱的，往后发展就是两种可能了：一种是唾沫飞溅的胖大妈，一种是让生活锤炼出韵味的女士。很不幸，我观察后的结论是打工少女大多会走向前者。这让人感到哀伤。这像是注定的命运。
再后来，列车路过湖北武当山。武当山下有座庞大的玉虚宫，规模相当于故宫之半。当年汉丹铁路的设计师极富创造力，做了个贝聿铭式的举动（贝聿铭在巴黎卢浮宫广场修了个现代金字塔），把铁路路基压过宫殿遗址的横中轴。由此我们的列车拉着中国的农民无情地碾过古代宫殿的朱墙玉阙了。
这一刻很有些象征意味：工业革命的怪物把农业社会强行拖向ｅ时代。这一刻就像现代艺术，把各个时空拼贴在一起，让我搞不清今夕何夕此身何处了。
我想，如果刘白羽在世的话，他也许会写一篇《襄渝一日》之类的美文来。我反正是无心写的，因为一个巨大的事实摆在面前：成千上万的农民远走谋生，这时应是风景看着他们。
“农民起义”般的情景
在路上，我们共选乘了５辆南下列车，经历了众所周知的拥挤。还有一个一般人难以了解到的场面，就是多年经历春运后，今年终于看了一个冲击列车的典型的中途小站。那就是距武当山不远的六里坪站。
初六傍晚我们赶到该站时，站台有三四百打工者准备抢上当晚开向广州的三趟列车。车站都向他们卖了票，但却不管他们是否能上车，如果上不了，可以改签明日的车票，退票只能拿回５０％的票价。前一天，我们就是坐这种四川到广州的车来到六里坪的，我们知道，列车驶出车站后不久，均会发出超载紧急电报，要求沿站不再卖票，列车到站后一般拒绝开门。车站不公平的做法逼得打工者只有一条路：强行登车。
于是在每一趟列车到站时，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惊心动魄。列车未停，一队队、一群群就沿车奔突，寻找一个没有关紧的窗子或车门，然后蚂蚁缠虫般地附上去，拼命往里钻。这里的背景声是一阵阵“开门！”的怒吼，和往来奔突的大呼小叫。有人捡起铁路路石砸碎车窗，然后用身体钻入，挤开那窗上的玻璃口子。我见到一个车厢厕所，铁条焊住窗子，只留下了大约２０×３０ｃｍ的空隙，但一个个奋不顾身地从这里挤进去。有个打工仔猛捶一个车门，叫里面开门，里面的人不理，突然他发现锁是松动的，于是一阵狂怒，大声指一指打工女，叫骂着一遍遍撞门，门一点点被撞出一条缝，打工仔进去了，也许那个女人还要躲闪他的报复。当时这打工仔脸上闪出的刻骨仇恨让我心惊。
这“农民起义”般的情景就发生在我周围，我却像一个无关的人置身其中，他们当然也当我是真空。我当时一阵震撼，几乎过电般地躲在那里。那是一种置身历史的感受。我感到巨大的悲怆。
然而，在爬车门的一些人中，在置身车窗高空的时刻，当闪光灯响起，他们竟会有嘻嘻哈哈的笑容。抓腿、顶着屁股，像一场游戏，他们感觉到滑稽，却感觉不到我认为的痛苦。然后，投进车厢里后的女孩，或在车内被登车者挤得疼痛的女孩们，会发出一片抽泣声。就像民工潮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一样，人类的各种情感会这样混乱、无序地在同一刻爆发。
这整一个荒诞图景。一连三次，大部分人终于成功了，反倒是我们无法上车。没有一个车门敢为我们打开。
半夜，我们在古老的玉虚宫用数码相机、手提电脑、无线电话向报社传送刚拍下的图片。这时我猛然感到：这种工作方式与民工爬车反差太大了，而这几乎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着，这给我的感觉，就像秦始皇在看《２００１太空漫游》一样。
看来，今天的民工潮，其所处的“历史方位”已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重新加以审视。
我觉得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民工潮进入珠三角，农民、市民都搅和到一起，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度开始启动其发展历程，此后１０多年阶层开始萌动诞生（或称重组）。就像化学实验一样，先搅和，再反应，再析出。到现在，可以说大致整出了资本所有者、中产阶级、平民等不同的层次。
在经济上，民工收入无大增长。现在流水线上的收入一般每月六七百元，比１０
年前增长不大，但感觉更糟，因为当初比民工强的也强不了多少，而现在，仅北京市而言，去年白领人均月入是７０００多元，是民工的１０倍多了。民工终于实实在在地处于收入最底层。
民工的社会地位、形象也是同样。当然作为搅拌旧秩序的一根玻璃棒，民工在中国大地上“横插一杠子”，以草莽英雄的形象，奔向南方，“闯荡广东”，是开放政策的象征之一；而现在，南方不再引领中国，浦东、北京甚至西北成为中国前进的先锋，民工仅仅成为因谋生而流动的一群，社会意义降到低点，处于最底层———感觉更糟的底层。
这经济和地位上的变化，根源在于生产力和贫富差距都像一个面团一样被拉开了，扯大了，锄头和笔的差别，已变成锄头和互联网的差别了。民工始终是那柄锄头，相对变得更低贱的锄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民工潮像一出古典悲剧，总有一种《出埃及记》一样的感觉，体现着追求彼岸的命运感、崇高美；而现在正沦落成一出“悲的剧”，那种英雄和命运的交响曲已经乐声渐去，闯荡广东所具的理想色彩已经淡薄，纯属一次糊口行动，已不再是主流社会的关注焦点了。
他们仅仅是廉价劳动力而已。
潜在的最大问题
在达县站，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工作也不好做。因为民工也不同往日，以前“叫他坐就坐、叫他站就站”，现在稍一粗暴，民工就会投诉，甚或拿起法律武器。
我们在列车上也看到这种变化。车上已有不少穿西装打领带的民工，记者拍照时也有不少人会拒绝，会维护自己的尊严了。在六里坪，不少民工拒绝爬窗，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堂堂正正走进车厢，于是宁愿走不成，也不做“趴着的人”。
在广州，我接触过相当多的民工。民工群体有相当部分的人已经有意识地向白领或市民的目标前进。这种“阶层的跃进”谈何容易。我甚至见到不少经济上富足起来的一些民工朋友，即使西装革履，进天河城或绿茵阁也是怯生生的。这是两个不相干的世界，即使在同一个城市，有两套生活、工作、语言、交往的圈子和方式。能跨越它的人我几乎还没见到。
但民工们的这一变化实在是个信号，不管它会在这一代实现还是“三代换血”。我隐约感觉到这是问题所在：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所处且不甘于此。
而在他们的背后，是传统的田园时代已经过去，甚或田园本身已经消失。在不少农村，农业生态系统已经被破坏，有价值的地皮（如风景点、黄金地段、矿脉等）被资本拥有者占有，而有限的农田，其现实是大量抛荒，因为若把劳力折成价格，种粮等于亏本……
由此可见，２１世纪的民工潮是这样流动的：心怀向前向上的欲望，实际上背后已无退路。这亦说明，２１世纪的中国潜在的最大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
（摄影：颜长江谢建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