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命抗争的基地人——杨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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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着杨选春,是在他的家里。靠流食支撑生命的杨选春给记者一副“矍铄”的情形,头发花白,但又很有精神。杨选春是基地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刚过45岁,癌魔却使他像一位“健康的老人”。
  
  第一次接手大型科研任务
  
  1986年的7月,杨选春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来到这里时,还差一个月就满23岁。基地人才济济,一个新来的本科毕业生,大的科研任务基本轮不上。
  1992年。杨选春的爱人郑华蓉带着刚满月的女儿随军来到他的身边。安心坚守戈壁的杨选春这时却明显地感到自己的理论知识不够用,在科研工作中有时力不从心。
  1993年8月,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空军工程学院控制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95年初,他带着毕业论文《某型靶弹控制系统优化设计》的题目回到基地,一边进行科研,一边撰写论文。7月,他开始接手某型靶弹控制部分的科研任务,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连续劳累,加上长久吃饭无规律,一个月后的一天上午,他的胃突然反酸,吐得厉害,并且伴有浓浓的血汁。下午已撑不住了,就到驻地的513医院就诊。医生一检查,整个胃全烧伤了,认为是胰腺炎惹的祸,就当胰腺炎治了。好在年轻,住院治疗一个月后,他也就“安然无恙”地出院了,继续与他的靶弹打交道。
  可惜,靶弹这个原本“挨打”的角色,在试验中就是不愿与导弹“亲密接触”,飞在半空中不一会儿,就自行“掉”了下来,研制它的人称其为“掉高”现象。其中控制部分归杨选春负责设计和“控制”。用杨选春的话说,如果此时我找理由“临阵脱逃”,那是件“掉底子”的事。靶弹“掉高”,主要是我这个“控制”它的人不够争气,我要找回面子,与它决一高低!
  1996年过完春节后,按正常情况,他应该回校答辩,论文也已写好了。就在此时,靶弹的总攻关开始了,他也被任命为基地研究所一室主任。
  这就是临危受命!在征得空工院同意后,他推迟答辩,一心扑在了靶弹上找资料、查数据、建模型,仿真计算,终于找到了“掉高”现象的原因,提出了解决方法,人却因“胃病”再度发作,不得不输液“润滑”整个胃部。
  1997年5月,靶弹定型生产,杨选春终于能抽空回了趟空工院,顺利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当年10月的演习,该型靶弹次次被打了个“稀巴烂”,没有一次敢再“掉高”。这项成果也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当癌症袭来的时候
  
  2000年,空军要在基地进行多兵种战法研练任务,总体设计方案中地空导弹部分由基地拟制。方案制定任务在1999年底下达。已从研究所一室主任升任为所计划处处长(对应于参谋长这个角色)不到一年半的杨选春,在1999年12月24日被任命为主管训练、试验的副所长。
  他紧张,激动,兴奋,一连几个月,都废寝忘食地熟悉参与演习的兵器的性能指标,精益求精地计算发射诸元与参数,手不释“机”(计算机)地仿真计算论证方案的可行性、准确性和安全性。同事们说他睡梦中都在想着那些参数。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理论上的正确性只能算是纸上谈兵,检验其准确无误惟有靠实践。所里为方便他在演习试验过程中拣拾导弹和靶弹残骸,专门给他配备一辆小吉普车。整日在阵地奔波,到了晚上他就成了“一摊泥”。“你不是副所长吗?身体又不结实,这体力活可以让跟着你的助工们干呀?”记者有些不解地问道。
  杨选春笑着回答:“要掌握第一手资料,分析导弹的杀伤效果,方案才可能做到无懈可击,我哪敢懈怠。”
  演习一切准备就绪,已是2000年6月初。基地每年组织一次给科技干部体检正常情况下在5月进行。因工作脱不开身,他就抽6月头几天“喘气”的工夫,到卫生队进行补检。医疗设备虽不先进,但医生很负责任,发现他肝上有“息肉”,建议他复查。他心里嘀咕开了:“‘息肉’不打紧,等日后切除掉就没事了,等演习任务圆满完成后再说也来得及。”
  演习大功告成。杨选春则在6月底悄悄住进了513医院,癌症的阴云笼罩过来,后经空军总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和协和医院三家医院专家会诊,确诊为胰腺胰岛细胞瘤。大家没忍心将这个结果告诉他。
  11月底,他连输液都输不进了,医院下达病危通知。基地吴司令员不甘心,求主治医生步晓华妙手回春。步医生准备背水一战。经吴司令员、郑老师和杨选春哥哥决定,报医院同意,大胆使用一种还未经临床应用的新药。一个星期后,杨选春又能进点流食了。
  2001年春节前夕,杨选春终于知道自己的“胃病”闹大了,决意返回部队。大年初一晚上他吐血不止,住进危重病房。初三晚上医院又发出病危通知,并急需输血。两位AB型血型的年轻战友挽起了自己的袖子,殷红的血液缓缓流进一位生命像胡杨树一样顽强的战友体内。
  善点燃了善,爱挽救了爱。奇迹产生了!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杨选春在爱人的搀扶下,重新学走路,一天二三米,坚持走了一星期:又慢慢上台阶,一天三四阶,坚持练了一星期:到了8月份,他已能骑着自行车上办公室了……
  
  再度点燃生命之火
  
  2001年11月,杨选春慕名来到协和医院,爽朗而又自信的钟守先教授经过一系列检查和察看后,十分肯定地说:你患的是内分泌癌,介于恶性与良性之间,这手术我给你做。
  手术做了8小时,钟教授在手术台上主刀5小时,完好地保住了胰腺,完全地切除了被癌细胞侵蚀得千疮百孔的胃。2002年春节快到了,杨选春“无胃”地从繁华的首都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戈壁滩上的家,控制理论方面的杂志和书本又渐渐进入他的视野。
  杨选春的气色日渐好转,他有事没事每天都去去办公室,慢慢又介入到某型导弹的验证试验任务中。
  2002年9月的一天,某型导弹验证试验又一次失败了,在从阵地返回营区的路上,杨选春和吴司令员正好同坐一辆车。见大家默默不语,吴司令员开始打破沉默:“选春,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司令员,谢谢关心,很不错了。”杨选春发自内心地感激着。
  吴司令员半是认真半是打趣:“能不能干?成立一个攻关组研究研究。”“试试,试试。”一向敢立军令状的杨选春,这次没敢夸口。军中无戏言。他当时想到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难度太大,导弹设计部门的专家都是顶尖级的,并且一直在研究而成效不大;二是自己在控制理论专业上毕竟丢了一两年,捡起来估计也不是一时半会;三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以前干起来可以玩小命。现在是连小命都没得玩。
  针对导弹射击超低空目标普遍存在的镜像干扰难题,杨选春在国庆七天长假中,一头扎进办公室,在网上查最新资料,在纸上画坐标图,在书中找理论根据。长假结束,研究所成立了以杨选春为组长的控制部分攻关组。他又没日没夜地干了20多天。在实验室里,他不断地增加控制环节,调整控制参数,通过仿真计算,提高了抗干扰能力,不仅在理论上从控制角度解决了镜像干扰难题,而且通过半实物仿真和全数字仿真证实了采取的措施有效。不过杨选春采用的提高精度、进行抗干扰的设计思路与厂家的传统思路不一致。
  思想开放的吴司令员立即同意将这一设计思路同厂家交流探讨,要求攻关小组马上启程前往上海的研究院,这个时候又到了杨选春去定点医院定期治疗的时间,他悄然地把办好的治疗手续放在兜里。国家已先后投资十几亿元的新装备研制生产耽搁不起啊!
  杨选春一行三人来到了上海的研究院,介绍了自己的设计思想,同研究院的同行一起做试验研究院的同行从开始的怀疑到试验后的信任,他们已经风雨同舟了
  无巧不成书。当时研究院邀请了全国各地导弹方面的权威专家,在南方另一城市召开超低空研究演讨会,杨选春的研究报告由研究院临时决定上会发言。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梁晋才充分肯定了杨选春的设计思路
  2008年2月,该研究院发给基地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采纳了杨选春的设计思想,具体措施有所变通
  就在记者离开基地的前一天,杨选春和同事一起坐着火车又前住上海了他的追求和快乐,永远在攻克科研难题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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