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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经济》:如何评价“红三角”区域合作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邓扬辉:“红三角”区域合作自启动以来,上级领导高度关注,三市一会积极响应,企业界主动参与,新闻媒体热情报道,彰显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而且,我认为这种生机与活力还将随着“红三角”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化进一步迸发出来,因为“红三角”区域合作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具有极大的潜在优势。
《中国城市经济》:请您谈谈这种难得的历史机遇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邓扬辉:好的。首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为“红三角”区域合作提供了广阔前景。今天,任何一个不积极参与其中的地区或城市,都有可能在新一轮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被边缘化;其次、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加快中部地区崛起和支持革命老区发展的政策,将为“红三角”区域合作注入新动力;第三、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已进入实质阶段,将为进一步密切“红三角”区域合作提供更多机会;第四、“红三角”区域内的各成员间,在资源、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合作空间很大,优势互补和强强联合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州南沙集高科技产业、商贸、物流、生态于一体,具有市场、人才、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优势,但资源制约比较明显。“红三角”地区均属革命老区,资源丰富,生态良好,但经济相对落后,受制于人才、技术和资金的缺乏。可以说,“3”与“1”之间互补性很强,属异质合作,内在动力强;第五,通过前一阶段的扎实工作,深化“红三角”区域合作的条件已更加成熟。
《中国城市经济》:“红三角”区域合作是否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邓扬辉: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如“红三角”区域合作的机制不够健全;合作的模式相对单一;缺乏长远合作的科学规划;区域交通网络干线基础较差;统一的市场体系尚未建立,等等。现在,外界有不少人认为赣州、韶关、郴州三市的同质性偏强,是制约拓宽合作领域一道难迈的坎。但是,我认为同质性并不会成为“红三角”区域合作的主要障碍,现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合作很大程度上就是同质性合作,另外就目前大家普遍公认的互补性最强、涵盖东中西部省区的泛珠三角合作模式来说,其中的不少省份和区域也是同质性很强的。因此,我认为同质性有可能影响“红三角”的区域合作机制和模式的选择,但不是区域合作的障碍。
《中国城市经济》: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合作机制和模式更加有利于“红三角”战略的推进?
邓扬辉:根据我们共同签订的《“3+1”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我认为“红三角”可在这个框架内,建立有效的、能长期发挥作用的合作机制,这个机制应充分发挥现有的“3+1”的协调、组织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拓展经济合作,推动“红三角”经济发展。包括决策与协调机制、对话机制、企业联合机制、市场机制、投融资机制等。
在决策与协调机制方面,建立市长(董事长)联席会议制度、市政府秘书长协调制度。市长(董事长)联席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主要是研究重大问题。市政府秘书长(总经理)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根据实际情况还可随时举行,主要是贯彻落实市长联席会议确定事项,协调推进合作事项的进展;在对话机制方面,举办好“红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论坛”是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要按照“联合举办、轮流承办”的方式,就合作领域和项目、合作方式进行研讨。根据今后的发展和可能条件,可以创办《红三角合作论坛》刊物;在企业联合机制方面,建立企业家联谊会、区域合作的中介服务机构和区域合作信息网络将是今后的主要任务;在市场机制方面,要做好加强区域的市场调研、完善市场体系、营造有利于市场竞争环境等方面的工作;在投融资机制方面,积极改革政府对社会投融资活动的调控手段和管理方式,形成政府资金、民间资金、私人资金和国外资金等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增强区域合作开发中的投资规模。
邓扬辉:“红三角”区域合作自启动以来,上级领导高度关注,三市一会积极响应,企业界主动参与,新闻媒体热情报道,彰显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而且,我认为这种生机与活力还将随着“红三角”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化进一步迸发出来,因为“红三角”区域合作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具有极大的潜在优势。
《中国城市经济》:请您谈谈这种难得的历史机遇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邓扬辉:好的。首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为“红三角”区域合作提供了广阔前景。今天,任何一个不积极参与其中的地区或城市,都有可能在新一轮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被边缘化;其次、国家正在研究制定加快中部地区崛起和支持革命老区发展的政策,将为“红三角”区域合作注入新动力;第三、泛珠江三角区域合作已进入实质阶段,将为进一步密切“红三角”区域合作提供更多机会;第四、“红三角”区域内的各成员间,在资源、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合作空间很大,优势互补和强强联合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州南沙集高科技产业、商贸、物流、生态于一体,具有市场、人才、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优势,但资源制约比较明显。“红三角”地区均属革命老区,资源丰富,生态良好,但经济相对落后,受制于人才、技术和资金的缺乏。可以说,“3”与“1”之间互补性很强,属异质合作,内在动力强;第五,通过前一阶段的扎实工作,深化“红三角”区域合作的条件已更加成熟。
《中国城市经济》:“红三角”区域合作是否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邓扬辉: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如“红三角”区域合作的机制不够健全;合作的模式相对单一;缺乏长远合作的科学规划;区域交通网络干线基础较差;统一的市场体系尚未建立,等等。现在,外界有不少人认为赣州、韶关、郴州三市的同质性偏强,是制约拓宽合作领域一道难迈的坎。但是,我认为同质性并不会成为“红三角”区域合作的主要障碍,现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合作很大程度上就是同质性合作,另外就目前大家普遍公认的互补性最强、涵盖东中西部省区的泛珠三角合作模式来说,其中的不少省份和区域也是同质性很强的。因此,我认为同质性有可能影响“红三角”的区域合作机制和模式的选择,但不是区域合作的障碍。
《中国城市经济》:在您看来什么样的合作机制和模式更加有利于“红三角”战略的推进?
邓扬辉:根据我们共同签订的《“3+1”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我认为“红三角”可在这个框架内,建立有效的、能长期发挥作用的合作机制,这个机制应充分发挥现有的“3+1”的协调、组织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拓展经济合作,推动“红三角”经济发展。包括决策与协调机制、对话机制、企业联合机制、市场机制、投融资机制等。
在决策与协调机制方面,建立市长(董事长)联席会议制度、市政府秘书长协调制度。市长(董事长)联席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主要是研究重大问题。市政府秘书长(总经理)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根据实际情况还可随时举行,主要是贯彻落实市长联席会议确定事项,协调推进合作事项的进展;在对话机制方面,举办好“红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论坛”是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要按照“联合举办、轮流承办”的方式,就合作领域和项目、合作方式进行研讨。根据今后的发展和可能条件,可以创办《红三角合作论坛》刊物;在企业联合机制方面,建立企业家联谊会、区域合作的中介服务机构和区域合作信息网络将是今后的主要任务;在市场机制方面,要做好加强区域的市场调研、完善市场体系、营造有利于市场竞争环境等方面的工作;在投融资机制方面,积极改革政府对社会投融资活动的调控手段和管理方式,形成政府资金、民间资金、私人资金和国外资金等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增强区域合作开发中的投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