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印度人民党继2014年之后再次以绝对优势赢得人民院（下院）选举，莫迪连任总理，组建强势政府。此后，莫迪政府凭借绝对政治优势加速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力图重塑印度国族认同。莫迪政府的有关政策在印度引起了规模不等的骚乱，但均未对印人党和莫迪政府的执政地位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印度主流文化正在进入某种“印度教一元”时代，“印度教民族”和“印度民族”趋于重合，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民族主义趋于同质，印人党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狭义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正在和印度大众广义的“印度特性”（Bharattva）趋于一致。“印度”（Bharat）进入“婆罗多族”时代，印度这块土地俨然成为了“印度教徒之地”（Hindustan）。概言之，印度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宗教、一种文化”阶段，将“印度”（Bharat）构建为现代意义上“单民族国家”的进程进入新的阶段。
　　“地理”印度
　　“印度”这一词汇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古代“印度”并非今日印度。古为地理概念，大体相当于今印度次大陆;今为国家概念，1947年之后才出现。
　　就印度教（婆罗门教）文化背景的政权而言，公元前4～前2世纪的孔雀王朝和公元4～6世纪的笈多王朝算是两个统一国家，但前者没有完全包揽南印度，后者更是仅限于北印度。其他时间里，次大陆基本处于诸国割据的状态。《大唐西域记》就记载，唐代著名高僧玄奘在印度游学时“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亲身到达的有110个国家，听到传闻的有28个国家。）这些国家大多在南亚次大陆，而“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人，根据各自的居地称呼自己的国家，尽管各地风俗相异，但都采用一个总名，来表述他们赞美的事物，称之为“印度”。）公元8～9世纪，次大陆进入更加复杂的族群并存时期。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阿富汗人和突厥人进入次大陆，先后建立起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王朝等多个穆斯林王朝。期间，伊斯兰文化居于统治地位，印度教文化居下潜在，双方相争共处，直至英国殖民者从海上到来。在这近千年时间里，国家“印度”仍很模糊。如果说有，也是次大陆诸多国家的合称，既不确指某一伊斯兰教王朝，也不确指某一印度教王国。
　　18世纪中期，英国人开启其殖民南亚次大陆的进程。先是获得英王特许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以武力侵占了南亚次大陆全境，后是英国官方直接“治理”（1877年英国女王正式成为“印度女皇”）。这一时期，“印度”仍是泛指的地理概念。英属印度就包括两部分：英殖印度和英殖土邦印度。前者即所谓的十一省，由英国殖民者直接治理，后者由560多个半独立的土邦王国组成，接受英国的宗主权。另外，在英殖时期，所谓的“印度版图”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英国殖民者凭借武力肆意侵略，侵占了次大陆周边的不少疆土，其中包括中国藏南等地的大片领土，皆被纳入“印度”名下。但此“印度”亦非后世之印度。
　　“母亲”印度
　　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成立，印度次大陆进入新时期。国大党上层由受过西式教育的本土精英构成，主要是印度教徒，也有不少穆斯林。正是在国大党的领导下，“印度人”作为一个整体获得了独立。然而，英国人走后，由谁承继政权旋即成为国大党内部及所有次大陆人民的共同关切：“印度”属于谁？谁是“印度母亲”的亲生儿子和继承人？是印度教群体，还是穆斯林群体？英国人侵略印度之时，印度大部接受莫卧儿王朝宗主权，英国似乎应还政于伊斯兰教族群。不过，印度教族群在人口上远超伊斯兰教族群，很多印度教徒认为英殖之前是伊斯兰教族群“窃取”了次大陆，其统治“不合法”，英国理应还政于印度教族群。1906年，印度穆斯林联盟成立，声称代表南亚次大陆穆斯林的利益;1925年，国民志愿服务团成立，声称代表印度教徒利益。两股民族主义势力由此在印度次大陆争斗不休，成为印度独立运动中的另一道“风景”。
　　在这道“风景”之中，“印度母亲”成为定义印度属性的重要因子。概括起来不外三种情况：第一，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未来印度应该是一个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国家，“印度母亲”是印度教徒的母亲，印度次大陆是印度教徒的家园。第二，以穆斯林联盟为代表的南亚伊斯兰教民族主义者则认为，作为英国殖民前的次大陆统治群体，穆斯林理应在独立后的印度自主地享有和印度教徒平等的权利。而正是出于对该理想的消极预估，穆斯林联盟最终选择了独立建国的道路，建立了巴基斯坦。第三，国大党主要领导人圣雄甘地、尼赫鲁以及开明的印度教、伊斯兰教贤达等认为，印度是次大陆上所有族群的家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是“印度母亲”的儿子，都是继承者;但在表述“印度母亲”时又有一定分歧，甘地等人的“印度母亲”概念虽然偏重世俗主义，却愿奉印度教女神为印度母亲形象，遭到伊斯兰教族群的排斥和批驳。由此，“印度母亲”形象不一，对其敬拜方式不一，不同族群之间的裂痕因此而生。
　　显然，这时期的“印度”并无确切归属，其属性仍处于飘搖之中。
　　“国家”印度
　　1947年8月印巴分治，“印度”从此成为真正的国家名称。独立建国的印度走世俗主义道路，国民主体是印度教徒，占印度总人口的80%有余，穆斯林人口占近12%。由于尼赫鲁等人对世俗主义的认同及对印度多元文化的坚持，更由于建国伊始面临的诸多问题，从1947年建国至20世纪80年代的30余年时间里，印度主要进行了国家构造方面的工作。
　　构造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将土邦整合进统一国家之中，二是推进不同社群的融合。印巴分治时，土邦王国众多，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希望更多土邦加入自己的国家。最终有550多个土邦加入印度，十多个加入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海德拉巴和面积最大的克什米尔等土邦希望独立。虽然真纳（巴基斯坦国父）认为土邦可以选择独立建国，但尼赫鲁明确指出：“我们将不承认在印度有任何形式的独立的土邦。”最终，海德拉巴并入印度，克什米尔成了印巴两国的领土争端地区。土邦在政治上被整合进了印度，但很多土邦王公不仅想保留领地，还想拥有特权。众多穆斯林选择留在印度，宗教族群的融合成为棘手问题。因之，新生印度是一个由部分原英属印度疆域拼凑起来的、族群之间存在诸多矛盾的国家，当政者的首要任务是把印度建成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就土邦融合而言，时任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帕特尔功不可没，他软硬兼施，对各土邦王公晓之以利害，动之以武力，采取合并、调整、占领等手段，仅用几年时间就达成了比较理想的整合效果。其最大动作是出动军队占领并分割海德拉巴土邦，并通过军事占领和予以特殊地位等方式，占领了穆斯林人口居多的克什米尔地区的主体部分（即印控克什米尔）。宗教族群融合问题比较复杂，印度政府寄希望于世俗理想和世俗实践，但印穆之争却一直没有停歇下来，成为印度社会的一大痼疾。不论如何，此时的印度已然成为一个国家。
　　“国族”印度
　　“国家”印度形成之后，印度国民是否是一个民族以及“印度民族”是否存在，一直困扰着执政者、社会精英乃至人民大众。
　　英殖前后的治权问题仍是该问题的症结所在，“国族”重塑成为土邦问题之后印度最为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议题。一向强调“印度教特性”的国民志愿服务团认为，印度教徒是在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是当然的“主体民族”，而伊斯兰教是“外来的”，南亚穆斯林必须遵从“印度教文化”，对“印度教国家”印度忠诚不二。这一主张于20世纪80年重出水面，以“印度教特性”等同于“印度特性”、以“印度教民族”等同于“印度民族”的呼声不断高涨。国民志愿服务团现任领导人莫汉·帕格瓦特表示：“任何出生在这个国家的人都是印度教徒，他们中的一些人崇拜偶像，另一些则不。从国籍来看，穆斯林甚至也可以是印度教徒，他们仅仅在信仰上是穆斯林罢了。”其目的在于从身份上收编穆斯林族群，使之成为“印度教民族”的成员。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隶属于国民志愿服务团的穆斯林国民论坛（Muslim Rashtriya Manch）成立，标志着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对穆斯林群体系统整合的开始。截止到2016年，穆斯林国民论坛已在印度22个邦成立了1800多个分支机构，有成员数百万，在大选期间于穆斯林社区走街串巷，为印人党拉票，成为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人党的强力支持者。由此，国民志愿服务团在社会层面呼吁造势，印人党在政府层面出台政策，两者相互配合，试图将印度穆斯林融入“印度民族”，乃至成为“国籍上的印度教徒”。
　　2019年印人党在大选中独占鳌头和莫迪强势执政表明，印度“国族”重塑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以“印度教族群”为主体的“印度民族”基本形成，“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在成为“印度民族主义”，地理名称“印度”作为国家名称和国族名称的统一也正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