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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美藉犹太人作家索尔·贝娄以描写男性犹太知识分子而闻名。但是作为一位男权中心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都带有明显的父权社会男性作家对女性的主观曲解。贝娄的男权中心思想在其短篇小说《今天过得怎么样》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索尔·贝娄；男权中心意识；女权主义；父权制；《今天过得怎么样》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102-03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年-2005年），是一位美国著名的犹太裔作家，他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享有极高声誉。197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为表彰他“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贝娄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与众多女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女人对他以及他的创作具有比较大的影响。第一位对贝娄有着深刻影响的女人是他的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母亲。贝娄是家中4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一个，作为最小和最受宠爱的儿子，他和母亲的关系十分密切，贝娄17岁时母亲离世，这给他造成了无法弥合的心理创伤。成年后的贝娄穿梭于妻子和情人之间的，但很难和女人保持长久和谐的关系，他一生共经历了五次婚姻，前四次婚姻都以无情的破裂而告终。女人对贝娄的影响是的双重的。一方面，与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让贝娄吃尽苦头；另一方面，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生活为贝娄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贝娄的作品大多以知识分子的爱情婚姻为题材，很多都是以贝娄自己的5次婚姻为蓝本[1]94。
贝娄生活的20世纪，正值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纵观贝娄在众多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出，贝娄对女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虽然在不同的创作时期，受自身与女人相处的经历的影响，贝娄对女人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是总的来说，他始终站在男权中心的立场上，用自己的标准去评价女性，包含了对女性的主观曲解。本文试图用女权主义批评的观点去分析贝娄在短篇小说《今天过得怎么样》中体现女性观。
一、对女权主义运动发展的简要回顾
早在1789年，著名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就在她的代表作《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中从教育的角度探讨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但是，由于长期受到男权中心思想的禁锢，“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一时很难被普通民众接受，早期的女权主义运动发展是缓慢的。直到19世纪，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女权主义运动才取得较快的发展，并且开始逐步变成有组织的妇女解放运动。20世纪，尤其是二战期间，是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由于大批男人走上战场，急需劳动力，妇女们被动员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但是，战后，从战场回来的男人需要工作，妇女们又被鼓励放弃工作，回到家庭中去，担当“贤妻良母”。“这促使女性重新思考女性与男性的权利关系和性别角色”[2]363。
1949年，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法国女性主义先驱——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发表了一部被誉为西方女权主义圣经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作品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逐步形成的”。波芙娃为女性的概念增加了新的内涵，注意到性别中蕴涵的社会、文化层面的意义，使社会意义上的性别（Gender）与生理意义上的性别（Sex）有了区分。波芙娃认为，女人一直作为男人的“他者”被建构，被降格为男人的客体而存在，她自身主体性的权益被否定，女人经常扮演着父权制为她们规定的角色。这一建立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女性”主体理论，拒绝了本质主义的观念，以社会形成的分析取代了生理决定论。
1970年，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1934—）发表了一部极具影响力的批判西方社会和文学中父权制的著作《性政治》（Sexual Politic），米利特发展了波芙娃的“第二性”观点，首次把“父权制”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理论，并为它注入了新的含义：父权制不仅指男性统治女性，而且包括男性长辈对晚辈的统治，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形成父权制理论。米利特通过界定“性”问题的政治内涵，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两性关系，对西方社会和文学作品中的父权制进行全面的批评。米利特认为历史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直是一种权力支配关系，它是我们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压迫关系。米利特把这种支配关系看成一种十分精巧的“内部殖民”[3]33，并且继而指出：“这种制度比以往任何形式的种族隔更为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为严酷，更为普遍，当然也更为持久。不论性支配在目前显得多么沉寂，它也许仍是我们文化中最为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利概念。”[3]33
二、用女权主义批评的观点分析《今天过得怎么样》
短篇小说《今天过得怎么样》主要讲述了女人公卡特里娜·戈利格应在布法罗演讲的已经70多岁、健康状况欠佳的男主人公维克托·伍尔皮之约，从芝加哥坐飞机到纽约州的布法罗去接他的故事。故事从卡特里娜接到维克托的电话开始，到卡特里娜回到家里结束，作者通过巧妙的构思，将故事浓缩在一天里。在卡特里娜的人生中，有三个代表父权制制度的男人对她的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即父亲、丈夫和情人。
（一）父权制制度的代表之一——父亲
在父亲比列·韦戈尔的眼里，卡特里娜只不过是个芝加哥北郊的傻丫头。她的父亲“常把她和姐姐多箩西亚称为傻丫头：一号傻丫头，二号傻丫头”[4]75。她小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她是骗人精，说她“像个与跑街先生偷欢调情的乡下姑娘”[4]86。从小，卡特里娜就被灌输了自己是个傻丫头的消极思想，还被贬低为喜欢与男人偷欢的乡下姑娘，在父亲的眼里，女人意味着愚蠢，意味着男人发泄性欲的工具。父亲对女性持有严重的偏见，诸如“傻丫头”、“骗人精”、“像个与跑街先生偷欢调情的乡下姑娘”等此类的消极观念对卡特里娜的健康成长有着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卡特里娜生活在一个对女性充满偏见和不公的家庭里。而众所周知，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它的价值观念反应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卡特里娜生活的家庭，是父权制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他的父亲则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的代表人物。 正如贝娄在作品中指出的，“社会偏见认为：‘女子无才，就会刺激男人的性欲；持这种看法的男人，又个个自认为是堂堂男子汉。在高级知识阶层中，波德莱尔曾经劝大家不要与才女打交道。女才子或中产阶级出生的小姐会使男人丧失性能力。艺术家只宜与平民百姓家的女子为伍。’”[4]75“无才女子好妻室’，这是社会习俗”[4]75。可见，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贝娄意识到了女人在父权社会中受到歧视，意识到卡特里娜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对她性格的形成的消极影响，承认卡特里娜是父权制下的受害者。
正如女权主义者指出的，社会性别通过家庭—学校—社会这样一套严密的培训系统，将出生时相差无几的人，培养成截然相反的两类人：一类是男人，应该具备阳刚、粗犷、理性等“男性气质”；另一类是女人，她们被要求优美、温柔、顺服等“女性气质”。换言之，在父权社会中，女人的“女性气质”不是与生俱来的，卡特里娜的性格缺陷是后天教育逐步培养成。
（二）父权制制度的代表之二——丈夫
成年后的卡特里娜嫁给了艾尔弗雷德·戈利格，一个热衷于收藏古玩、喜欢在外面寻欢作乐的人。在他看来，妻子卡特里娜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只是一个在家操持家务、端茶送水的普通家庭妇女。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卡特里娜是个围着家庭小圈子转的女人。而一向循规蹈矩的妻子竟会为了情人跟他离婚，这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虚荣心，令他颜面尽失，怒气冲天，决议报复。
在父权社会意识型态下，男性对女性的评判标准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要求制定的，女人只能有两种身份：如果她接受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并服从父权社会法则，则被美化为“天使”，否则，则被丑化为“妖妇”。受男权中心思想的影响，艾尔弗雷德依据双重标准来评价自己与妻子。在他看来，卡特里娜从一个一向循规蹈矩普通家庭妇女到为了情人背叛丈夫，已经从屋子里的“天使”变成了令丈夫蒙羞的“妖妇”，让他无法接受，以至于要对她进行报复。而他自己在外面寻欢作乐则是无可厚非的。
（三）父权制制度的代表之三——情人
卡特里娜的情人维克托是一位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是个社会名流，艺术界的泰斗，在文化界是个家喻户晓的艺术名人。在很大程度上，维克托就是贝娄本人的化身，他对待女性的看法就代表着贝娄的女性观。在男权中心思想的支配下，维克托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与卡特里娜的交往中，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势。“他的神态俨然像个什么君王——也许是犹太君王吧”[4]112；“只要他一坐下来，拿起酒杯，就会侃侃而谈”[4]87。他把卡特里娜当成一个倾听者，不管她喜不喜欢听，他则完全沉浸于自己机智诙谐的谈话中，并“以此为乐”[4]89。
故事开始就交代卡特里娜心烦意乱。因为她接到在布法罗演讲的维克托·伍尔皮的电话：“明天一早我要在这见你。”[4]73于是她就很自然地违背自己的意愿，顺从他的意愿，取消别的约会，安排出门旅行。而对此，她自己也深感困惑。从这里，读者能明显看出，卡特里娜已经在无意识中完全认同了男权中心思想，以至于卡特里娜处处为他考虑，像他的忠诚的仆人一样，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套用杰出的女权主义者米利特的话说，卡特里娜已经被父权制思想文化制度“内部殖民了”，成了男人的附庸，而他从不需要顾及她的感受与需要，对于她为他所做的一切牺牲，他都毫无感激之意，反而认为理所当然。由此可见，卡特里娜要想真正得到解放，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必须先改变自己的思想，摆脱长期以来束缚和支配她们头脑的父权制思想，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并且确立起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意识。
在维克托看来，卡特里娜只是满足他的性欲的工具；在维克托的眼里，卡特里娜是一个容貌漂亮，体态丰满，行动略显笨拙的女人。他乘飞机到处跑来跑去与她约会只是因为，“卡特里娜能使他保持强烈的性欲；他也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性生活，他不知该怎么办”[4]122。但是，在卡特里娜看来，维克托以出来演讲为借口与她约会是因为爱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卡特里娜的回答是爱情。维克托不愿承认这一点，也不愿对此作出回答”[4]81。维克托曾让卡特里娜读一本讲述一个名叫鲁滨逊的冒险家宁死也不肯告诉一个女人他爱她的故事的书。在飞机上，面临坠机的危险时，卡特里娜问维克托是否爱她，维克托却不肯说。由此可见，在维克托看来卡特里娜只是满足他的性欲的工具，而父权制的受害者卡特里娜却坚信这一切都是“爱情”使然。由于贝娄掌握着话语权，在他的笔下温柔体贴的卡特里娜最终理解了维克托，并且主动为他辩解说，尽管他没有对她说出“我爱你”，但是他为了她去布法罗这件事就足以证明他是爱她的。
虽然，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维克托意识到了卡特里娜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但是，他并没有试图帮助她改变命运的意愿，相反，他对卡特里娜提升自己的努力不肖一顾。她曾想写一个关于大象的儿童故事，“但是维克托对她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认为此举无聊之极”[4]87。卡特里娜曾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埃文斯顿出生的女人，尽管处境恶劣，却无能为力，迟钝呆笨，头脑中缺乏创造细胞”[4]142。卡特里娜一直努力增加自己的见识，渴望提升自己，但是她得不到外界的鼓励，受到的只有打击。由此可见，在父权制思想观念中，文化和智慧不属于女性，女性提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只有轻视和打击，父权社会不容许女人与男人取得同等的社会地位，反而要求女人应该安分守己，甘于做男人的附庸。
此外，小说中另外还有两位跟维克托相关的女性，虽然贝娄对她们着墨不多，但是贝娄对她们的态度也反映了他的女性观，即维克托的妻子贝拉和他的女儿文萨莎。在维克多看来，妻子贝拉是个正派、沉默寡言、心胸开阔、懂得自重的女人，她是传统女性形象的典范；而他的女儿文萨莎竟然在性生活方面为母亲提出建议，告诉母亲，一个摩登妻子应该怎样在性生活方面取悦丈夫，还给她讲有关同性恋的种种奥秘。对此，他大为愤怒，并称她为“小巫婆”。虽然，维克托自己性生活放荡，可以背叛妻子，跟情人厮混，但他却自我辩解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具有正常人所有的那种正常的性欲……他并不因为有这样正常的性欲而感到羞耻。”[4]122但是，他对以女儿为代表的受性解放思想影响的“新女性”的态度是厌恶，认为她们破坏了社会道德观念，也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念，这暴露了他的父权主义思想，也流露了他对“新女性”的恐惧不安。
故事结尾时，卡特里娜又回到家里，成为一个关心孩子“好母亲”。“我得到厨房里去了。孩子们该吃点心了”[4]187，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因为，众所周知，20世纪早期，才华横溢的小说家、杰出的女权主义思想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深刻地体会到父权制的社会机制对女性的轻视和压制，她在谈论妇女的职业时曾态度坚决地主张“杀死房中的天使”。可见，贝娄在小说结尾安排卡特里娜回到厨房去并非偶然，他仍然希望女人恢复其传统角色，以维护男性的统治地位。正如阎桢指出的：“贝娄本人不仅常有婚外情，对女友也不忠，但在他看来，女性必须保有其传统角色，在家庭中做忠实的妻子和温柔的母亲。”[5]204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个代表父权制制度的男人对卡特里娜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导致了她的扭曲的性格的形成。从贝娄对女主人公卡特里娜形象的细致刻画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尽管贝娄深刻地意识到了女人在父权制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由于他的男权中心思想根深蒂固，他无法摆脱对女性的偏见。在他眼里，女人依然是愚蠢与脆弱的代名词；女人应该具备女性气质：温柔、美丽、体贴；女人应该是满足男人性欲的工具；女人应该是“房子里的天使”，好母亲；女人应该受到男人的主宰和支配。总而言之，贝娄坚决主张女性恢复其传统形象，继续担当“房子里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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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文松.索尔-贝娄5次婚姻和诺贝尔奖[J].南方人物周刊，2005，（8）：94.
〔2〕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G].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363.
〔3〕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
〔4〕贝娄.索尔·贝娄全集（第11卷）[M].宋兆霖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73-187.
〔5〕阎桢.贝娄作品的女性主义批判[J].安徽文学，2008，（8）：204.
（责任编辑 王文江）
关键词：索尔·贝娄；男权中心意识；女权主义；父权制；《今天过得怎么样》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3-0102-03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年-2005年），是一位美国著名的犹太裔作家，他在美国乃至世界文坛享有极高声誉。197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为表彰他“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
贝娄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与众多女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女人对他以及他的创作具有比较大的影响。第一位对贝娄有着深刻影响的女人是他的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母亲。贝娄是家中4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一个，作为最小和最受宠爱的儿子，他和母亲的关系十分密切，贝娄17岁时母亲离世，这给他造成了无法弥合的心理创伤。成年后的贝娄穿梭于妻子和情人之间的，但很难和女人保持长久和谐的关系，他一生共经历了五次婚姻，前四次婚姻都以无情的破裂而告终。女人对贝娄的影响是的双重的。一方面，与女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让贝娄吃尽苦头；另一方面，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生活为贝娄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贝娄的作品大多以知识分子的爱情婚姻为题材，很多都是以贝娄自己的5次婚姻为蓝本[1]94。
贝娄生活的20世纪，正值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纵观贝娄在众多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出，贝娄对女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虽然在不同的创作时期，受自身与女人相处的经历的影响，贝娄对女人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是总的来说，他始终站在男权中心的立场上，用自己的标准去评价女性，包含了对女性的主观曲解。本文试图用女权主义批评的观点去分析贝娄在短篇小说《今天过得怎么样》中体现女性观。
一、对女权主义运动发展的简要回顾
早在1789年，著名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就在她的代表作《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中从教育的角度探讨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但是，由于长期受到男权中心思想的禁锢，“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一时很难被普通民众接受，早期的女权主义运动发展是缓慢的。直到19世纪，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女权主义运动才取得较快的发展，并且开始逐步变成有组织的妇女解放运动。20世纪，尤其是二战期间，是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由于大批男人走上战场，急需劳动力，妇女们被动员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但是，战后，从战场回来的男人需要工作，妇女们又被鼓励放弃工作，回到家庭中去，担当“贤妻良母”。“这促使女性重新思考女性与男性的权利关系和性别角色”[2]363。
1949年，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法国女性主义先驱——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发表了一部被誉为西方女权主义圣经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作品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逐步形成的”。波芙娃为女性的概念增加了新的内涵，注意到性别中蕴涵的社会、文化层面的意义，使社会意义上的性别（Gender）与生理意义上的性别（Sex）有了区分。波芙娃认为，女人一直作为男人的“他者”被建构，被降格为男人的客体而存在，她自身主体性的权益被否定，女人经常扮演着父权制为她们规定的角色。这一建立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女性”主体理论，拒绝了本质主义的观念，以社会形成的分析取代了生理决定论。
1970年，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1934—）发表了一部极具影响力的批判西方社会和文学中父权制的著作《性政治》（Sexual Politic），米利特发展了波芙娃的“第二性”观点，首次把“父权制”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理论，并为它注入了新的含义：父权制不仅指男性统治女性，而且包括男性长辈对晚辈的统治，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形成父权制理论。米利特通过界定“性”问题的政治内涵，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两性关系，对西方社会和文学作品中的父权制进行全面的批评。米利特认为历史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直是一种权力支配关系，它是我们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压迫关系。米利特把这种支配关系看成一种十分精巧的“内部殖民”[3]33，并且继而指出：“这种制度比以往任何形式的种族隔更为坚固，比阶级的壁垒更为严酷，更为普遍，当然也更为持久。不论性支配在目前显得多么沉寂，它也许仍是我们文化中最为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利概念。”[3]33
二、用女权主义批评的观点分析《今天过得怎么样》
短篇小说《今天过得怎么样》主要讲述了女人公卡特里娜·戈利格应在布法罗演讲的已经70多岁、健康状况欠佳的男主人公维克托·伍尔皮之约，从芝加哥坐飞机到纽约州的布法罗去接他的故事。故事从卡特里娜接到维克托的电话开始，到卡特里娜回到家里结束，作者通过巧妙的构思，将故事浓缩在一天里。在卡特里娜的人生中，有三个代表父权制制度的男人对她的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即父亲、丈夫和情人。
（一）父权制制度的代表之一——父亲
在父亲比列·韦戈尔的眼里，卡特里娜只不过是个芝加哥北郊的傻丫头。她的父亲“常把她和姐姐多箩西亚称为傻丫头：一号傻丫头，二号傻丫头”[4]75。她小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她是骗人精，说她“像个与跑街先生偷欢调情的乡下姑娘”[4]86。从小，卡特里娜就被灌输了自己是个傻丫头的消极思想，还被贬低为喜欢与男人偷欢的乡下姑娘，在父亲的眼里，女人意味着愚蠢，意味着男人发泄性欲的工具。父亲对女性持有严重的偏见，诸如“傻丫头”、“骗人精”、“像个与跑街先生偷欢调情的乡下姑娘”等此类的消极观念对卡特里娜的健康成长有着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卡特里娜生活在一个对女性充满偏见和不公的家庭里。而众所周知，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它的价值观念反应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卡特里娜生活的家庭，是父权制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他的父亲则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的代表人物。 正如贝娄在作品中指出的，“社会偏见认为：‘女子无才，就会刺激男人的性欲；持这种看法的男人，又个个自认为是堂堂男子汉。在高级知识阶层中，波德莱尔曾经劝大家不要与才女打交道。女才子或中产阶级出生的小姐会使男人丧失性能力。艺术家只宜与平民百姓家的女子为伍。’”[4]75“无才女子好妻室’，这是社会习俗”[4]75。可见，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贝娄意识到了女人在父权社会中受到歧视，意识到卡特里娜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对她性格的形成的消极影响，承认卡特里娜是父权制下的受害者。
正如女权主义者指出的，社会性别通过家庭—学校—社会这样一套严密的培训系统，将出生时相差无几的人，培养成截然相反的两类人：一类是男人，应该具备阳刚、粗犷、理性等“男性气质”；另一类是女人，她们被要求优美、温柔、顺服等“女性气质”。换言之，在父权社会中，女人的“女性气质”不是与生俱来的，卡特里娜的性格缺陷是后天教育逐步培养成。
（二）父权制制度的代表之二——丈夫
成年后的卡特里娜嫁给了艾尔弗雷德·戈利格，一个热衷于收藏古玩、喜欢在外面寻欢作乐的人。在他看来，妻子卡特里娜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只是一个在家操持家务、端茶送水的普通家庭妇女。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卡特里娜是个围着家庭小圈子转的女人。而一向循规蹈矩的妻子竟会为了情人跟他离婚，这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虚荣心，令他颜面尽失，怒气冲天，决议报复。
在父权社会意识型态下，男性对女性的评判标准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要求制定的，女人只能有两种身份：如果她接受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并服从父权社会法则，则被美化为“天使”，否则，则被丑化为“妖妇”。受男权中心思想的影响，艾尔弗雷德依据双重标准来评价自己与妻子。在他看来，卡特里娜从一个一向循规蹈矩普通家庭妇女到为了情人背叛丈夫，已经从屋子里的“天使”变成了令丈夫蒙羞的“妖妇”，让他无法接受，以至于要对她进行报复。而他自己在外面寻欢作乐则是无可厚非的。
（三）父权制制度的代表之三——情人
卡特里娜的情人维克托是一位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是个社会名流，艺术界的泰斗，在文化界是个家喻户晓的艺术名人。在很大程度上，维克托就是贝娄本人的化身，他对待女性的看法就代表着贝娄的女性观。在男权中心思想的支配下，维克托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与卡特里娜的交往中，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势。“他的神态俨然像个什么君王——也许是犹太君王吧”[4]112；“只要他一坐下来，拿起酒杯，就会侃侃而谈”[4]87。他把卡特里娜当成一个倾听者，不管她喜不喜欢听，他则完全沉浸于自己机智诙谐的谈话中，并“以此为乐”[4]89。
故事开始就交代卡特里娜心烦意乱。因为她接到在布法罗演讲的维克托·伍尔皮的电话：“明天一早我要在这见你。”[4]73于是她就很自然地违背自己的意愿，顺从他的意愿，取消别的约会，安排出门旅行。而对此，她自己也深感困惑。从这里，读者能明显看出，卡特里娜已经在无意识中完全认同了男权中心思想，以至于卡特里娜处处为他考虑，像他的忠诚的仆人一样，关心他的身体状况。套用杰出的女权主义者米利特的话说，卡特里娜已经被父权制思想文化制度“内部殖民了”，成了男人的附庸，而他从不需要顾及她的感受与需要，对于她为他所做的一切牺牲，他都毫无感激之意，反而认为理所当然。由此可见，卡特里娜要想真正得到解放，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必须先改变自己的思想，摆脱长期以来束缚和支配她们头脑的父权制思想，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并且确立起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意识。
在维克托看来，卡特里娜只是满足他的性欲的工具；在维克托的眼里，卡特里娜是一个容貌漂亮，体态丰满，行动略显笨拙的女人。他乘飞机到处跑来跑去与她约会只是因为，“卡特里娜能使他保持强烈的性欲；他也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性生活，他不知该怎么办”[4]122。但是，在卡特里娜看来，维克托以出来演讲为借口与她约会是因为爱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卡特里娜的回答是爱情。维克托不愿承认这一点，也不愿对此作出回答”[4]81。维克托曾让卡特里娜读一本讲述一个名叫鲁滨逊的冒险家宁死也不肯告诉一个女人他爱她的故事的书。在飞机上，面临坠机的危险时，卡特里娜问维克托是否爱她，维克托却不肯说。由此可见，在维克托看来卡特里娜只是满足他的性欲的工具，而父权制的受害者卡特里娜却坚信这一切都是“爱情”使然。由于贝娄掌握着话语权，在他的笔下温柔体贴的卡特里娜最终理解了维克托，并且主动为他辩解说，尽管他没有对她说出“我爱你”，但是他为了她去布法罗这件事就足以证明他是爱她的。
虽然，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维克托意识到了卡特里娜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但是，他并没有试图帮助她改变命运的意愿，相反，他对卡特里娜提升自己的努力不肖一顾。她曾想写一个关于大象的儿童故事，“但是维克托对她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认为此举无聊之极”[4]87。卡特里娜曾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埃文斯顿出生的女人，尽管处境恶劣，却无能为力，迟钝呆笨，头脑中缺乏创造细胞”[4]142。卡特里娜一直努力增加自己的见识，渴望提升自己，但是她得不到外界的鼓励，受到的只有打击。由此可见，在父权制思想观念中，文化和智慧不属于女性，女性提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只有轻视和打击，父权社会不容许女人与男人取得同等的社会地位，反而要求女人应该安分守己，甘于做男人的附庸。
此外，小说中另外还有两位跟维克托相关的女性，虽然贝娄对她们着墨不多，但是贝娄对她们的态度也反映了他的女性观，即维克托的妻子贝拉和他的女儿文萨莎。在维克多看来，妻子贝拉是个正派、沉默寡言、心胸开阔、懂得自重的女人，她是传统女性形象的典范；而他的女儿文萨莎竟然在性生活方面为母亲提出建议，告诉母亲，一个摩登妻子应该怎样在性生活方面取悦丈夫，还给她讲有关同性恋的种种奥秘。对此，他大为愤怒，并称她为“小巫婆”。虽然，维克托自己性生活放荡，可以背叛妻子，跟情人厮混，但他却自我辩解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具有正常人所有的那种正常的性欲……他并不因为有这样正常的性欲而感到羞耻。”[4]122但是，他对以女儿为代表的受性解放思想影响的“新女性”的态度是厌恶，认为她们破坏了社会道德观念，也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念，这暴露了他的父权主义思想，也流露了他对“新女性”的恐惧不安。
故事结尾时，卡特里娜又回到家里，成为一个关心孩子“好母亲”。“我得到厨房里去了。孩子们该吃点心了”[4]187，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因为，众所周知，20世纪早期，才华横溢的小说家、杰出的女权主义思想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深刻地体会到父权制的社会机制对女性的轻视和压制，她在谈论妇女的职业时曾态度坚决地主张“杀死房中的天使”。可见，贝娄在小说结尾安排卡特里娜回到厨房去并非偶然，他仍然希望女人恢复其传统角色，以维护男性的统治地位。正如阎桢指出的：“贝娄本人不仅常有婚外情，对女友也不忠，但在他看来，女性必须保有其传统角色，在家庭中做忠实的妻子和温柔的母亲。”[5]204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个代表父权制制度的男人对卡特里娜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导致了她的扭曲的性格的形成。从贝娄对女主人公卡特里娜形象的细致刻画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尽管贝娄深刻地意识到了女人在父权制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由于他的男权中心思想根深蒂固，他无法摆脱对女性的偏见。在他眼里，女人依然是愚蠢与脆弱的代名词；女人应该具备女性气质：温柔、美丽、体贴；女人应该是满足男人性欲的工具；女人应该是“房子里的天使”，好母亲；女人应该受到男人的主宰和支配。总而言之，贝娄坚决主张女性恢复其传统形象，继续担当“房子里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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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文松.索尔-贝娄5次婚姻和诺贝尔奖[J].南方人物周刊，2005，（8）：94.
〔2〕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G].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363.
〔3〕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
〔4〕贝娄.索尔·贝娄全集（第11卷）[M].宋兆霖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73-187.
〔5〕阎桢.贝娄作品的女性主义批判[J].安徽文学，2008，（8）：204.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