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香港：
　　从家国到“本土话语权”
　　1957年，邵逸夫坐镇香港，成立邵氏兄弟公司。
　　它脱身于“邵氏父子公司”，前身是成立于上海的天一制片厂，曾经是上海影坛的一方霸主。而如此出身，也恰恰奠定了邵氏兄弟公司的电影文化根基，其母本乃是上海文化。
　　此时，在当时红极一时的《卡门》、《曼波女郎》等极度西化的文化氛围下，香港人心中却涌动着另一种思潮。学者李桐豪指出，“1949年后的香港人产生了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意识。香港必须自民族主义中借取叙事架构和措辞技巧才得以形成独辟想象，不至于在殖民治权下灰飞烟灭”。
　　邵氏兄弟公司的出现，恰恰迎合了这股风潮。不同于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的全盘西化，它延续了天一制片厂“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的传统，从一开始所制定的方针策略，便显示出邵氏兄弟公司极为强烈的传统主义取向和代言民族文化的自觉。
　　1958年，公司成立第二年，推出了由李翰祥执导的黄梅调电影《貂蝉》，随后推出的《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曾红极一时，自此引发了整整十年的“黄梅调”高潮，与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的时装片一起，瓜分香港影坛。
　　1970年，此时的香港随着经济腾飞，本土意识不断跃升：社会的逐渐开放，电视工业飞速发展，本土粤语节目的增多，人们渴望把握本土话语权。邵逸夫又将镜头对准香港，迅速切中了当时香港的社会情绪。
　　香港与西方：
　　“苏丝黄”的自我隐喻
　　1960年，美国派拉蒙影业公司推出电影《苏丝黄的世界》。这部影片改编自英国作家理查·梅臣的同名爱情小说，时间定位于上世纪50年代，还是殖民地的中国香港。
　　与如今众多麻雀变凤凰的电影小说不同，时代背景让这部影片充满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窥探与幻想。正如影评人所解构，“东方的女性身上承载着双重的被征服意味。一方面是白人男性的性魅力对于华人女性的征服，另一方面这种征服又是文化征服的隐喻。”
　　作为符号的妓女苏丝黄，其实是殖民地香港的代名词。
　　而此时的香港人，则处于极为尴尬的状态。殖民地的身份，漂浮、无依的岛屿地理环境，让他们时时刻刻缺乏安全感，发出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疑问。
　　而以邵氏兄弟公司为首的电影人，则开始通过妓女题材来揭露香港人心中的困惑。
　　无论是《新龙门客栈》中的金镶玉，还是《胭脂扣》里的如花，都是不知来自何处，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无根之人。“无根性是香港电影中所有‘妓女’形象最本质的属性”，暴露了港人潜意识里的文化漂泊性。
　　香港与内地：
　　逃港者的邵氏影像
　　据统计，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1979年深圳建市之前为宝安县）越境逃往香港。这一段时期被称为大逃港。
　　大陆人或是游泳、或是坐船、或是翻阅铁丝网而到达香港，死亡或捉住遣回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1962年，香港发生了著名的华山追捕，警察为遣返逃港者，将三万逃港者困于华山之上，整个香港因此事而沸腾。
　　邵氏兄弟公司并未逃避这一敏感的社会题材。1980年，在最后一批逃港者热潮结束后，其旗下导演牟敦芾拍摄了电影《打蛇》。
　　因为逃港者是游泳到的香港，所以被称为“人蛇”，电影中，他们一上岸就被香港的混混捉去关起来，像分猪肉一样在裸体上盖章，打电话给“人蛇”在港的联系人拿钱赎人，没钱的就送到工厂做苦力，女的则被强暴后卖去做妓女。
　　整部影片中，充满了主创者对于逃港者的同情。直至最后，仅有一人逃脱了警方追捕，到达钻石山，望着满山的木屋，他在绝望中喊出“呢度唔系钻石山”，已成为经典名句。
　　大逃港成为改革开放的诱因，让曾经的宝安县被划为了深圳特区。而逃港者，也为香港的商业文化繁荣贡献了力量。
　　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典型的代表。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逃港者、企业家叶小明说，“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