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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对于中日印之间的三组双边关系而言是个特殊的年份。1952年，日印建交，为纪念建交60周年，印度总理辛格今年底将访日；1962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50年过去了，这场战争留下的阴影还在；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但今年本应“四十不惑”的中日关系却因钓鱼岛问题降至历史最低点；1992年，印度拉奥政府正式实施“东向”政策，印度以东南亚为跳板在20年的时间里成功跻身东亚权力舞台。在这些历史记忆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日本、印度三国之间存在清晰而又微妙的互动。
印度东进：从“边缘人”到“主要参与者”
今年是印度推行“东向”政策20周年。1992年，拉奥政府正式提出“东向”，其初衷是配合国内经济改革，避免在全球经济中被“边缘化”，需要从东南亚打开一个缺口，使自己搭上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顺风车”。
2003年9月，印度外长辛哈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称印度要超越局限于东南亚的经济整合，开始寻求更为深入地介入整个东亚的全面合作。这标志着印度的“东向”政策进入第二阶段。2003年到2012年，印度除了继续巩固与东盟的合作势头外，还加大同韩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高层交往。
印度从1997年加入东盟地区论坛，到2005年成功跻身东亚峰会，再到2010年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从过去的“边缘人”逐渐成为东亚政治舞台的主角之一。20年来，印度与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也日益紧密。印度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由1992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792.6亿美元。中印贸易额从2001年的23.3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755.8亿美元。韩印贸易额增长了近10倍，为135.2亿美元，澳印贸易额也达到173.6亿美元。可以说，20年的“东进”给印度经济发展带来了丰硕的“真金白银”。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自2003年以来，印度军事“东进”的步伐日益加快。2003年，印度与新加坡签署防务合作协定，2004年，两国在新加坡举行了防务政策对话会议。两国还达成了“星光计划”，新加坡军队将可使用印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进行训练和演习。印度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合作也有明显进展。此外，印度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及中国的安全合作也有所发展。2010年，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和韩国国防部长金泰荣签署了两个军事领域的备忘录；2012年10月，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访问新德里时表示，澳大利亚将与印度发展更密切的军事关系。
日印：“天然盟友”军热经冷
印度与日本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拥有相似的价值观，现实利益没有明显冲突，也没有历史包袱，因此，有人把两者的关系描述为“天然的盟友”。但事实上，直到2000年，印度并不在日本外交的“雷达屏幕上”。根据日本外务省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印度的高层访问只有四次，印度对日本的高层访问有11次；而2000～2008年间，这些数字分别升至25次和22次。
随着美印关系的大幅改善及印度自身实力的逐步增强，日本开始重视印度，双方关系自2005年4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印后发展迅速。2006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双方宣布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度成为惟一与日本保持总理级年度会晤机制的国家。从2007年到2011年，日本先后几任首相安倍晋三、鸠山由纪夫、野田佳彦分别访问了新德里；作为回访，印度总理辛格于2008年和2010年访问东京，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和菅直人。
值得关注的是，与通常两国发展关系大都遵循“以经促政”的传统路径不同，印度和日本一上来就是“军事合作先行”，而且发展势头很快。例如早在小泉访问印度之前，两国的国防部长就已多次会晤，并在2001年7月在东京举行了首轮双边全面安全对话，而且确定为一年进行一次。此后，随着高层会晤机制的确立，军事合作几乎每年必谈。2008年10月，双方签署《有关安全保障合作的联合宣言》，而日本此前只和美国、澳大利亚签署过类似的协定。2009年11月，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访问日本，双方就加强两军在亚丁湾护航、反恐及海上情报交流等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2010年7月，双方第一轮“2 2”（外长和防长）副部长级对话在新德里举行。2011年11月，日本防卫大臣一川保夫与到访的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举行会谈，双方就2012年举行两国首次联合军演达成了协议。2012年6月，两国海军首次在东京附近的相模湾举行联合军演，印度派出四艘驱逐舰参加。2012年10月，第二轮2 2会议在东京举行，双方同意加强在航天和网络空间等领域的防卫合作。最近，辛格在即将访日前又表示，有意在海洋安全及航行自由等领域与日本加强合作，并要讨论南海安全问题。除了双边军事合作外，两国还多次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联合军演：如2007年和2009年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演习、2012年环太平洋军演等。
与政治、安全的合作热度相比，两国的经贸合作则明显滞后。2011～2012财年两国的贸易额只有184.2亿美元，远远少于同期中印贸易（755.8亿美元），只比韩印贸易的135.2亿美元多一点，约占日本全部外贸额的1.15%。此外，两国民间交往也很薄弱，每年有500万印度人出国旅游，而到日本的很少。这种“政（军）热经冷”、“官热民冷”的现象表明，日印快速走近主要是受地缘政治因素和彼此战略取向的驱动。
日印：对华各藏心思
近些年来，印度毫不掩饰要在东亚安全秩序塑造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意图。2000年6月2日印度前外长贾斯旺特·辛格在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院发表题为《印度与东盟：2000年的安全模式》演讲时强调：“印度的安全考虑参数已明显超越南亚地理定义的范围，……印度关注的安全环境以及潜在的安全考虑包括从海湾到马六甲海峡的印度西边、南边和东边地区，西北边的中亚，东北亚的中国和东南亚。”2006年3月，印度总理辛格进一步阐释了“东向政策”的战略含义：“1992年印度政府提出‘东向’政策，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对外经济政策，也是印度世界观的战略转变。”笔者认为，这种“战略转变”就是要通过全方位平衡外交改善与亚太大国关系，以此来迅速增强印度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并最终推动“亚太安全格局的多极化”，印度要在其中扮演重要的平衡者角色。
不过，印度对自身实力的弱点以及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复杂性有充分了解，再加上不结盟战略思想对其仍有影响。因此，印度在发展与日本关系时，比较注重分寸，不愿过多刺激中国，主要是在中日之间“玩平衡”，两边获利。如2008年6月6日，印度外长慕克吉在北大发表演讲时称：印度与任何战略伙伴的友好关系决不以损害第三国或其他战略伙伴为代价。2012年6月，印度海军在与日本首次举行双边军演之后，访问了上海并和中国海军开展演习。另外还有一个数据可以佐证：2000～2008年，日本对中国的高层访问只有七次，而印度对中国的高层访问达到25次，印度对日本的高层访问是22次。印度十分满意目前这种被中、美、日竞相拉拢的外交状态，而不愿意做出明确的选择。
而日本虽然与印度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的利益需求，如争取“入常”、维护海上交通线、反恐等，但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两者有明显区别。日本把制衡中国作为自身成为强国的前提，一味依附美国，不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而且在日本看来，拉拢（或扶植）印度既可培育一个新的“世界工厂”，使自己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也可在战略上对中国构成侧翼威胁。另外，日本还认为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合作有助于日本避免过于依赖美国的安全支持。印度对日本而言就像一把“晴天时备着的雨伞”。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其所推行的“再平衡”政策包含着借重日本和印度来制衡中国的目的。近年来，从中日关系的直线坠落和日印之间的战略接近，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应时刻警惕“亚洲北约”的出现，妥善处理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应该继续坚持“和谐亚洲”理念，同时加强中日印三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减少外部势力的干扰和挑拨。
印度东进：从“边缘人”到“主要参与者”
今年是印度推行“东向”政策20周年。1992年，拉奥政府正式提出“东向”，其初衷是配合国内经济改革，避免在全球经济中被“边缘化”，需要从东南亚打开一个缺口，使自己搭上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顺风车”。
2003年9月，印度外长辛哈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称印度要超越局限于东南亚的经济整合，开始寻求更为深入地介入整个东亚的全面合作。这标志着印度的“东向”政策进入第二阶段。2003年到2012年，印度除了继续巩固与东盟的合作势头外，还加大同韩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高层交往。
印度从1997年加入东盟地区论坛，到2005年成功跻身东亚峰会，再到2010年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从过去的“边缘人”逐渐成为东亚政治舞台的主角之一。20年来，印度与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也日益紧密。印度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由1992年的23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792.6亿美元。中印贸易额从2001年的23.3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755.8亿美元。韩印贸易额增长了近10倍，为135.2亿美元，澳印贸易额也达到173.6亿美元。可以说，20年的“东进”给印度经济发展带来了丰硕的“真金白银”。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自2003年以来，印度军事“东进”的步伐日益加快。2003年，印度与新加坡签署防务合作协定，2004年，两国在新加坡举行了防务政策对话会议。两国还达成了“星光计划”，新加坡军队将可使用印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进行训练和演习。印度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合作也有明显进展。此外，印度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及中国的安全合作也有所发展。2010年，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和韩国国防部长金泰荣签署了两个军事领域的备忘录；2012年10月，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访问新德里时表示，澳大利亚将与印度发展更密切的军事关系。
日印：“天然盟友”军热经冷
印度与日本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拥有相似的价值观，现实利益没有明显冲突，也没有历史包袱，因此，有人把两者的关系描述为“天然的盟友”。但事实上，直到2000年，印度并不在日本外交的“雷达屏幕上”。根据日本外务省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印度的高层访问只有四次，印度对日本的高层访问有11次；而2000～2008年间，这些数字分别升至25次和22次。
随着美印关系的大幅改善及印度自身实力的逐步增强，日本开始重视印度，双方关系自2005年4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印后发展迅速。2006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双方宣布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度成为惟一与日本保持总理级年度会晤机制的国家。从2007年到2011年，日本先后几任首相安倍晋三、鸠山由纪夫、野田佳彦分别访问了新德里；作为回访，印度总理辛格于2008年和2010年访问东京，分别会见了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和菅直人。
值得关注的是，与通常两国发展关系大都遵循“以经促政”的传统路径不同，印度和日本一上来就是“军事合作先行”，而且发展势头很快。例如早在小泉访问印度之前，两国的国防部长就已多次会晤，并在2001年7月在东京举行了首轮双边全面安全对话，而且确定为一年进行一次。此后，随着高层会晤机制的确立，军事合作几乎每年必谈。2008年10月，双方签署《有关安全保障合作的联合宣言》，而日本此前只和美国、澳大利亚签署过类似的协定。2009年11月，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访问日本，双方就加强两军在亚丁湾护航、反恐及海上情报交流等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2010年7月，双方第一轮“2 2”（外长和防长）副部长级对话在新德里举行。2011年11月，日本防卫大臣一川保夫与到访的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举行会谈，双方就2012年举行两国首次联合军演达成了协议。2012年6月，两国海军首次在东京附近的相模湾举行联合军演，印度派出四艘驱逐舰参加。2012年10月，第二轮2 2会议在东京举行，双方同意加强在航天和网络空间等领域的防卫合作。最近，辛格在即将访日前又表示，有意在海洋安全及航行自由等领域与日本加强合作，并要讨论南海安全问题。除了双边军事合作外，两国还多次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联合军演：如2007年和2009年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演习、2012年环太平洋军演等。
与政治、安全的合作热度相比，两国的经贸合作则明显滞后。2011～2012财年两国的贸易额只有184.2亿美元，远远少于同期中印贸易（755.8亿美元），只比韩印贸易的135.2亿美元多一点，约占日本全部外贸额的1.15%。此外，两国民间交往也很薄弱，每年有500万印度人出国旅游，而到日本的很少。这种“政（军）热经冷”、“官热民冷”的现象表明，日印快速走近主要是受地缘政治因素和彼此战略取向的驱动。
日印：对华各藏心思
近些年来，印度毫不掩饰要在东亚安全秩序塑造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意图。2000年6月2日印度前外长贾斯旺特·辛格在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院发表题为《印度与东盟：2000年的安全模式》演讲时强调：“印度的安全考虑参数已明显超越南亚地理定义的范围，……印度关注的安全环境以及潜在的安全考虑包括从海湾到马六甲海峡的印度西边、南边和东边地区，西北边的中亚，东北亚的中国和东南亚。”2006年3月，印度总理辛格进一步阐释了“东向政策”的战略含义：“1992年印度政府提出‘东向’政策，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对外经济政策，也是印度世界观的战略转变。”笔者认为，这种“战略转变”就是要通过全方位平衡外交改善与亚太大国关系，以此来迅速增强印度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并最终推动“亚太安全格局的多极化”，印度要在其中扮演重要的平衡者角色。
不过，印度对自身实力的弱点以及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复杂性有充分了解，再加上不结盟战略思想对其仍有影响。因此，印度在发展与日本关系时，比较注重分寸，不愿过多刺激中国，主要是在中日之间“玩平衡”，两边获利。如2008年6月6日，印度外长慕克吉在北大发表演讲时称：印度与任何战略伙伴的友好关系决不以损害第三国或其他战略伙伴为代价。2012年6月，印度海军在与日本首次举行双边军演之后，访问了上海并和中国海军开展演习。另外还有一个数据可以佐证：2000～2008年，日本对中国的高层访问只有七次，而印度对中国的高层访问达到25次，印度对日本的高层访问是22次。印度十分满意目前这种被中、美、日竞相拉拢的外交状态，而不愿意做出明确的选择。
而日本虽然与印度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的利益需求，如争取“入常”、维护海上交通线、反恐等，但在对待中国问题上两者有明显区别。日本把制衡中国作为自身成为强国的前提，一味依附美国，不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而且在日本看来，拉拢（或扶植）印度既可培育一个新的“世界工厂”，使自己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也可在战略上对中国构成侧翼威胁。另外，日本还认为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合作有助于日本避免过于依赖美国的安全支持。印度对日本而言就像一把“晴天时备着的雨伞”。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其所推行的“再平衡”政策包含着借重日本和印度来制衡中国的目的。近年来，从中日关系的直线坠落和日印之间的战略接近，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应时刻警惕“亚洲北约”的出现，妥善处理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应该继续坚持“和谐亚洲”理念，同时加强中日印三国之间的民间交流和公共外交，减少外部势力的干扰和挑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