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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发明了纸和印刷术，这两项伟大发明的普及促进了书籍的刊行和传播。但书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损坏，有的甚至千疮百孔、破烂不堪，为此服务的文献修补技术也就相应发展起来。历史上众多工匠艺人在装订修复书籍的长期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形成一门的专门工艺。古籍修复技术是保护历代古籍完整流传的至关重要的一环。
古籍装订修复沿革
中国古代的装订修复技术与书籍装帧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从简牍到纸制卷轴装，从经折装到蝴蝶装，从包背装到线装，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创新与改革。经过千年的发展过程，书籍形式的每一次变化，书籍的每一道制作工序，每一种装帧形式的改进，都与长久保存书籍、方便阅读和传播有着重要的关联，同时也体现着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创造。
卷轴装是由简策卷成一束的装订形式演变而成的。其方法是在长卷文章的末端粘连一根轴（一般为木轴），将书卷卷在轴上。我们现在常用的两句成语：“开卷有益”、“手不释卷”，就是从卷轴书来的。卷轴装开卷其实并不容易，需要经历抽架、解衣、拔签、解带，才能展开阅读。唐代以后，随着书籍品种的增多，为了查找与阅读的便利，经折装逐步开始取代卷轴装。经折装是按顺序将书叶粘接后，按一定的尺寸左右反复折叠，再粘贴书衣的装帧形式，这种装帧源于折叠佛教经卷，故名经折装。北宋时期的佛、道经典绝大部分采用经折装，直到今天，许多碑帖、拓本仍多沿用这种形式。宋代流行的书籍，主要是印本书。印本书有版面的要求，不像写本书，经折装多次翻阅后，折横处容易断裂，断裂书叶一旦错乱，很难恢复原状，为了适应于印本书的需要，出现了新的装订形式“蝴蝶装”。蝴蝶装就是将印有文字的纸面朝里对折，再以中缝为准，把所有页码对齐，用糨糊粘贴在另一包背纸上，然后裁齐成书。蝴蝶装的书籍翻阅起来就像蝴蝶飞舞的翅膀，故称“蝴蝶装”。蝴蝶装适应印本书一版一页的特点，而且版心朝里，有利于保护版内的文字，再加上美观的书形，在宋、元两代广为采用。
蝴蝶装的缺陷也是有的，由于书页反折，翻阅时不断会碰上没字的背面，而且每一页书都要接连翻上两次，容易受损，同时版心折缝处容易脱离书背，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南宋起就出现了包背装的书籍。包背装将写、印好的书叶以无字的一面对折，折边朝左，余幅朝右形成书脊，再打眼，用纸捻把书叶装订成册，然后用一张书皮包裹书背的装订方式。包背装主要在元、明时期被采用。包背装用纸捻和浆糊粘连书页，外面包有书皮，比之前各种装订形式都要进步，但是光靠浆糊和纸捻的粘合力还是比较差的，书籍摆放时间长了，或者翻阅次数多了仍要脱落，现在各地所藏的古代包背装书籍，书页大多曾经破损脱落过。为了解决书叶牢固问题，从明代中叶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装订形式——线装书。
线装将写、印好的书叶以无字的一面对折，折边朝左，余下部分朝右形成书脊，加装书皮，然后用线把书叶连书皮一起装订成册，订线露在外面。这种形式主要不单纯依靠纸捻和浆糊来固定书页，而是依靠穿线固定书页，而且无需整幅书皮包背。线装书牢固、美观，封面、封底柔韧可卷，阅读方便。中国古书装订形式发展到线装书可以说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它的许多优越性甚至是现代平装书或精装书也不具备的。
古籍修复技艺
古籍修复作为一项细致的手工操作技术，到清代乾嘉年间发展完善，我们今天所见的古籍修复技术，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涉及修复工具、材料，修复装订技法以及修复的原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人在古籍修复中非常注重工具的配备，如锤书用的平面铁锤、装订纸捻和订线时使用的铁锥子、下锥打眼用的木制敲槌等都是古人发明的，其他工具还有剪刀、裁割纸张的小刀、镊子、修复台、弯刀、排笔、鬃刷、喷壶、骨簪、夹板、锥板、纸壁、铅块、长方石、钢锉、压书机等，为古人有效地开展古籍修复装订提供了条件。古籍修复也十分注重材料的选择和搭配，主要体现在纸张、染料和浆糊等方面。用于古籍修复的纸张主要有棉连、罗纹、单宣、毛边、毛太以及各种绵纸等，主要染料有赭石、藤黄、槐黄、栀子、红茶、墨汁等；浆糊一般使用小麦淀粉浆糊。作为装订修复古籍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工匠艺人首先必须懂得鉴别使用不同的材料和染料，学会制作浆糊的方法。同时还要熟悉历史上各个时期典籍的装帧形式，了解各个时期典籍所用纸张及不同地域的装帧风格。操作中，更需要有娴熟的技艺。
修复一本古籍往往涉及到诸多工序，一招一式皆有其规范与标准，这对从事古籍修复人员的素质修养及操作手法要求极高。前人修复古籍，针对不同的破损原因采取不同的方法，如书叶去脏、染书染纸、搭配旧纸、书叶溜口、修复揭纸、装裱书叶、喷水倒平、书叶划栏等技法都是必须掌握的。同时也有针对不同的损毁原因而设计的技法，如针对虫蛀、鼠啮的书籍，如何修补个别孔洞、修补全页孔洞、粘补书边、处理挖掉的印章等都有专门的修复技法，还有诸如对于水渍、霉变、火烬古籍的修复，对于两面有字的古籍的修复，都有非常巧妙的处理方法。装订作为修复古籍的一道工序，正如前文所述不同装帧形式的古籍有不同的装订方法。古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了装订古籍的程序，主要有折叶、衬纸、接书背、捶平、齐栏、压实、订纸捻、裁齐、锉平、包书角、装书皮、锥眼、订线、贴书签、写书根等，形成了整套装帧技法，既保护了书籍，又非常美观。
古人在修复实践中总结出许多科学的修复技法，如“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就是避免进行破坏性修复的精彩表述。古人把修复分为“整旧如新”和“整旧如旧”两种，“整旧如新”的方法一般比较注重美观和艺术性，如“金镶玉”就是一种常见的整旧如新方式。（金镶玉装修还分为普通、衬镶和连粘带镶几种技法，针对古籍宽窄、大小的不同状况来操作，装修出的书籍非常美观。）“整旧如旧”法主张不破坏古籍原有的面貌和研究信息，在修复唐五代敦煌遗书时，曾不自觉地为修复者所采用。后来的“整旧如旧”则是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修复时避免修复者的干预，进行可逆的修复，都为今人所继承和采纳。
由于气候条件，地域差异，所造成文献破损的原因不同，古籍修复技艺主要分为南北两大流派，同时也包含了工具材料以及装裱术语称谓的差异。南北修复工艺的差异往往集中在浆糊的使用上，在修复行当里，浆糊始终是各家的“独门绝技”。过去北方惯用去掉面筋的面粉，南方则不会去掉面筋，面筋能够提高粘性。因为北方气候干燥，含有高蛋白的面筋在干燥的环境中很容易使书叶变得瓦翘不平、又硬又脆，而且太强的黏度也会增加日后揭裱的难度，而南方常年气候温湿，空气相对湿度通常超过70%，如果使用无筋的面粉，可能粘结力不足而导致脱浆。工艺的区别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本地区的气候环境。从上面的实例看来，不能单纯以谁的方法更好来评论南北差异，只能说先人们经过了千百年来的实践，总结出了一些适合地方特色的保护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是以空前的速度进行着，各种交流会议也使得各地同行在技术和经验上互相取长补短。但气候问题还是客观存在和不可改变的，因此不断融合同时存在的差异仍将是一种常态。 古籍修复现状与问题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在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古籍修复保护的工作机制初步形成。人才培养力度加大，保护意识加强，投入资金加大，各种相应的国家标准规范建立都让人们看到了可喜的变化。
传统古籍修复的人才培养主要是“师带徒”模式。在近代，古籍修复人员服务于私人家中，例如，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的开创者之一黄怀觉先生就是服务于大收藏家吴湖帆家中。因此，在2005年的一份统计资料中显示，全国从事古籍修复行业的人员不足百人。与之相对照的，根据国家图书馆的普查统计，全国各类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单位有3000万册古籍文献，需要修复的古籍超过1000万册，人员的稀缺显而易见。现今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模式开始多样化，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所举办的15期培训班累计培训人数超过500人次，各大专院校也相继开设相关专业，目前已经超过10所。同时近年来所制定的《古籍定级标准》、《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等规范标准，对古籍修复工作有很好的指导作用。2008年6月，古籍修复技艺也入选了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古籍修复的重视程度正在提高。投入的加大也促进了古籍修复工作的开展，例如上海图书馆从美国采购的纸浆补孔机，并对修复工作室进行了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修补的工艺，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修补技艺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但从最近一则关于河南省图书馆的报道，可以看出现今的古籍修复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文中提及上百年的古籍杂乱堆放在书架上，不少书叶已发霉甚至破损，一碰就往下掉渣，在河南省图书馆，50万册的古籍里有5万多册正严重受损。该图书馆馆长杨扬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保护经费。由于缺乏经费，该图书馆投入使用23年来从未大检大修过，直到去年，才换过一次上水管道，“书库除尘都只能靠鸡毛掸子”。目前“全省只有3人懂古籍修复，省图书馆里有2位”，“坏的速度比修的速度快多了”。可见古籍修复工作仍旧存在着人员不足、资金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的状况。其实即使是国家图书馆，其馆藏有27万余册中文善本古籍，164万余册普通古籍，破损数量超过半数，但是古籍修复人员仅有19名，依然不足。而江苏省100多万册古籍亟待修复，高水平古籍修复人员不到5人；重庆图书馆30万册破损古籍，全市只有６名古籍修复人员。虽然培养力度是在加大，但是人员依然有很大缺口。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古籍修复职业社会地位低下，多年来没有得到国家的足够重视；二是古籍修复工作即使埋头苦干，成果并不显赫；三是修复古籍很容易得职业病，导致一些修复人员相继弃职。而随着近年高等教育中硕士博士数量的猛增，导致事业单位招人标准不断提高，本科生已经很难取得事业编制，更何况是大部分古籍修复专业毕业专科生，因此，在补充人员时，要求复合型条件居高不下，宁缺毋滥，导致“相对过剩”，培养人员很难投入到古籍修复行业中。其次，图书馆本身也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不受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属于公益性质，往往只有社会效益，很难见到经济效益，因此增强文献保护意识，进一步加大投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与意识。
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提升修复技术，使更多的珍贵文献能够得到长久保存，如何培养新一代高素质的古籍修复人才，都将是古籍修复界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存有的各个图书馆由新政府接管，通过分类整合，才渐渐成立了后来的图书馆。1952年上海图书馆就是这么成立的。馆藏包括近代和古代的文献资料，古籍、碑帖、稿本、书信是最基本的大类，单是线装古书就超过了170万册。不论是近代还是古代的文献都存在需要修复的问题，因文献本身来源复杂，五六十年代“土改”之后，很多书是因抄家等原因被收集到了造纸厂，再加上历次运动，书都被当成废纸处理。很多书是我们老馆长从造纸厂抢救回来的，在造纸厂化浆池前面的书堆里找到不少珍贵的古籍，比如当时大户人家的家谱，这些在当时比较普通，但放现在来说是很珍贵的。
文献抢救在上海来说有特别的概念，因长久以来，上海是全国的文化思潮重镇，所有前人留下来的东西量多，品种也多。从造纸厂抢救回来的书，多数损坏严重，缺页、残本，甚至被泡得一塌糊涂。这些书抢救回来也只是简单编目，没有流通或者修复，因为量太大，人员又极度有限。1996年新馆成立后库房条件好了，慢慢开始重新编目整理。最早开始修复的是家谱，2万多册的家谱，从2001年开始对修好的家谱进行扫描，到现在扫描的量已达到一半以上。
但要修复的东西太多了，需要修复的量与能够具备的修复能力之间，始终横着一条鸿沟。我们一直都有技艺精湛的老先生、老前辈在修书。我们都知道修书人才的培养相当关键。后来人慢慢多了，现在馆内十来位修复人员，还有外聘的合作单位。所谓外聘的合作单位，是配合我们而成立的机构，他们十几个人经过我们的培训，工作能力达到我们的要求后，我们的书籍就交给他们修复，再付给他们工钱。当然书发给他们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拍照记录，并由我们提出明确的修书要求甚至是详细的修书方案。所以现在是由馆内外两支队伍同时进行古籍的修复工作。
不论馆内还是馆外，修书之前都要定方案，这是很有讲究的。过去上海图书馆修书非常谨慎，特别是比较珍贵的书，要先请老先生或者老收藏家等对这本书比较了解的人，来定这本书的修复方案，如何配纸、裱褙等等，修复人员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修复不只是一种技艺，你不光要会操作，还要追求如何做得更好。
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藏书30万册，目前大约有一半以上是需要修复的。此前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人做这一个工作。2001年，新馆长上任后，把我派到上海图书馆学习古籍修复两个月。2003年又从上海图书馆特聘了潘美娣老师，她是古籍修复的专家。她可以说是带头人，带着我们把古籍修复组建立起来了。刚开始我们什么都没有，技术都是从零开始；修复工具很多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都要自己做，很不容易。现在这个组里有12个修复人员，都能独立完成修复工作。 我们图书馆在古籍保护与修复方面与国内外同行建立了交流合作的关系。2002年我们与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建立了古籍保护修复人员互访的关系，邀请美方三位古籍保护与修复专家来讲学，举办了中美文献保护与修复高级研讨班，当时大陆和港澳地区的30余人参加了这个研讨班。2008年，我们与香港歌德学院合作，定期邀请德国文献保护与修复专家讲学，并邀请德国业内专家来举办古籍保护修复与数字化专题报告会。2009年，我们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香港歌德学院图书馆合作，举办了“首届全国西方文献保护与修复培训班”，由两名德国专家和我们的专家共同主讲。
类似的交流活动很多，因为修复的技艺都是互相学习的。今年上半年刚举办了一个省港澳地区的古籍修复论坛，基本上参会者都是有经验的从业人员，大家都有机会上台发言，发言的内容不限，可以是经验分享，也可以是提出疑惑大家一起讨论。这种跨单位跨系统的互相了解和借鉴的机会是很难得的。我们很需要这种基层的交流，很实际，也很有效。
中国书店
中国书店成立于1952年。1956年起，北京111家私营古旧书店陆续与之兼并，由此民国以来北京诸多私营古旧书店里最为擅长古籍装订、修补技艺的老师傅也汇集到了店内。
人们把书店的古籍修复技艺称为“古书医生”，是古代典籍的“续命汤”。我们古籍修复的基本原则是：确保修复达到恢复其原有的艺术性、实用性和科学性，使众多典籍得以永世留存，泽被后世。书店成立至今六十年整，为私人藏家修复的珍本古籍不计其数，为国家及研究机关图书馆修复的善本古籍以万册计。
在布衣书局，库存数量上古籍所占的比重不高，大约有2000种，共3000册左右。未来的规划是越来越趋向古籍，即其比重会越来越大。
书收回来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虫蛀、破损很正常。但我们不会因为它严重破损就不收了。我们跟藏书家不同，主要是根据市场价格，看它是否能够盈利，而不仅是根据它的内容。当然，书本身的内容版本是影响价格的第一位。书很普通，品相再好也不会有好价钱。
而破损程度是影响价格的一个因素。对于破损的古旧书，我们一般情况不会去修复，一来修复古籍花销非常大，二来修书的人很少，等找到修书人修整，整个周期往往太长，对回款周期极为不利。但也有特例，就是当综合考量认为一本古籍必须修复的时候，我们就找人修，有时是专业的修复公司，有时是私人修书者；价格高低不等，是根据书本身的价值和修复难度来定的。
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修书人，一直以来都有组织学习小组的念头，请业内老师来教学，并把这个想法发到了微博。后来国家图书馆的张志清副馆长看到了，就帮我把这个梦想实现了。
今年8月，由我们协办的首期古籍修复基础短训班开课。课程聘请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在职资深修复专家授课，教授学员掌握古籍善本修复的基本操作技能。这个培训班与此前国图开办的都不一样，既不是对内面向图书馆的内部培训，也不像与首都联合职工大学合办的成人大专班，这个班不需参加成人高考，是无学历无学位，纯粹是为了普及古籍修复知识和技艺的，所以非常实用。培训班已经开学了，有18人报名参加。
这几年，我们书店每年从海外收购的中华古籍数量都在增加。一些海外回购的古籍在聚散流传过程中遭到鼠咬、虫蛀、风化、水湿、火烤或人为的损坏，破烂不堪，有的甚至失去原貌，无法翻阅。而这些古籍都是承载着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化影响，亟待修复。
近3年，店内每年举办一期古籍修复技艺培训班，首先让从业人员了解古籍版本鉴定相关知识，同时掌握古籍修复技艺中判断古籍损毁形式、配纸、补虫蛀鼠啮、化水印、溜口、捶平、齐栏、做捻、订线、扣皮、上签等技能。受训后的十几名青年员工都能在古籍修复的岗位独立工作。
作为一家旧书行，它的作用不仅是让古旧书籍的价值得到体现和提升，还包括让更多的人投入进来，这个影响是慢慢培养起来的。
我们是第一家自己做展览的旧书店，父亲那一辈的老书人或老藏家，他们对旧书的价值非常了解，但是怎么让年轻人去碰触在电子化年代无法碰触的东西呢，展览就变得很重要。我们除了办老书、老信件的展览外，还办了老课本的展览，年轻人的反响很大，因为他们看到了爸爸辈和爷爷辈读的书。而且展览还起到另外一个作用，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推的，就是让年轻的朋友知道，一些旧东西是要被保留下来的，也许他们不需要，但是会有人需要。让这些观念得以推广，有时候甚至比我们去收藏，去修复更重要。
以前台湾做旧书会被视为卖便宜的二手书，我们刚开始要去树立“专业”二字的时候，也是走过被质疑的阶段。好在这几年大家都在认可，这部分也算是我们对旧书界的小小贡献，让大家正视旧书店。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是不可为，而是你要怎么去做。
古籍装订修复沿革
中国古代的装订修复技术与书籍装帧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从简牍到纸制卷轴装，从经折装到蝴蝶装，从包背装到线装，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创新与改革。经过千年的发展过程，书籍形式的每一次变化，书籍的每一道制作工序，每一种装帧形式的改进，都与长久保存书籍、方便阅读和传播有着重要的关联，同时也体现着我们祖先的智慧和创造。
卷轴装是由简策卷成一束的装订形式演变而成的。其方法是在长卷文章的末端粘连一根轴（一般为木轴），将书卷卷在轴上。我们现在常用的两句成语：“开卷有益”、“手不释卷”，就是从卷轴书来的。卷轴装开卷其实并不容易，需要经历抽架、解衣、拔签、解带，才能展开阅读。唐代以后，随着书籍品种的增多，为了查找与阅读的便利，经折装逐步开始取代卷轴装。经折装是按顺序将书叶粘接后，按一定的尺寸左右反复折叠，再粘贴书衣的装帧形式，这种装帧源于折叠佛教经卷，故名经折装。北宋时期的佛、道经典绝大部分采用经折装，直到今天，许多碑帖、拓本仍多沿用这种形式。宋代流行的书籍，主要是印本书。印本书有版面的要求，不像写本书，经折装多次翻阅后，折横处容易断裂，断裂书叶一旦错乱，很难恢复原状，为了适应于印本书的需要，出现了新的装订形式“蝴蝶装”。蝴蝶装就是将印有文字的纸面朝里对折，再以中缝为准，把所有页码对齐，用糨糊粘贴在另一包背纸上，然后裁齐成书。蝴蝶装的书籍翻阅起来就像蝴蝶飞舞的翅膀，故称“蝴蝶装”。蝴蝶装适应印本书一版一页的特点，而且版心朝里，有利于保护版内的文字，再加上美观的书形，在宋、元两代广为采用。
蝴蝶装的缺陷也是有的，由于书页反折，翻阅时不断会碰上没字的背面，而且每一页书都要接连翻上两次，容易受损，同时版心折缝处容易脱离书背，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南宋起就出现了包背装的书籍。包背装将写、印好的书叶以无字的一面对折，折边朝左，余幅朝右形成书脊，再打眼，用纸捻把书叶装订成册，然后用一张书皮包裹书背的装订方式。包背装主要在元、明时期被采用。包背装用纸捻和浆糊粘连书页，外面包有书皮，比之前各种装订形式都要进步，但是光靠浆糊和纸捻的粘合力还是比较差的，书籍摆放时间长了，或者翻阅次数多了仍要脱落，现在各地所藏的古代包背装书籍，书页大多曾经破损脱落过。为了解决书叶牢固问题，从明代中叶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装订形式——线装书。
线装将写、印好的书叶以无字的一面对折，折边朝左，余下部分朝右形成书脊，加装书皮，然后用线把书叶连书皮一起装订成册，订线露在外面。这种形式主要不单纯依靠纸捻和浆糊来固定书页，而是依靠穿线固定书页，而且无需整幅书皮包背。线装书牢固、美观，封面、封底柔韧可卷，阅读方便。中国古书装订形式发展到线装书可以说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它的许多优越性甚至是现代平装书或精装书也不具备的。
古籍修复技艺
古籍修复作为一项细致的手工操作技术，到清代乾嘉年间发展完善，我们今天所见的古籍修复技术，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涉及修复工具、材料，修复装订技法以及修复的原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人在古籍修复中非常注重工具的配备，如锤书用的平面铁锤、装订纸捻和订线时使用的铁锥子、下锥打眼用的木制敲槌等都是古人发明的，其他工具还有剪刀、裁割纸张的小刀、镊子、修复台、弯刀、排笔、鬃刷、喷壶、骨簪、夹板、锥板、纸壁、铅块、长方石、钢锉、压书机等，为古人有效地开展古籍修复装订提供了条件。古籍修复也十分注重材料的选择和搭配，主要体现在纸张、染料和浆糊等方面。用于古籍修复的纸张主要有棉连、罗纹、单宣、毛边、毛太以及各种绵纸等，主要染料有赭石、藤黄、槐黄、栀子、红茶、墨汁等；浆糊一般使用小麦淀粉浆糊。作为装订修复古籍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工匠艺人首先必须懂得鉴别使用不同的材料和染料，学会制作浆糊的方法。同时还要熟悉历史上各个时期典籍的装帧形式，了解各个时期典籍所用纸张及不同地域的装帧风格。操作中，更需要有娴熟的技艺。
修复一本古籍往往涉及到诸多工序，一招一式皆有其规范与标准，这对从事古籍修复人员的素质修养及操作手法要求极高。前人修复古籍，针对不同的破损原因采取不同的方法，如书叶去脏、染书染纸、搭配旧纸、书叶溜口、修复揭纸、装裱书叶、喷水倒平、书叶划栏等技法都是必须掌握的。同时也有针对不同的损毁原因而设计的技法，如针对虫蛀、鼠啮的书籍，如何修补个别孔洞、修补全页孔洞、粘补书边、处理挖掉的印章等都有专门的修复技法，还有诸如对于水渍、霉变、火烬古籍的修复，对于两面有字的古籍的修复，都有非常巧妙的处理方法。装订作为修复古籍的一道工序，正如前文所述不同装帧形式的古籍有不同的装订方法。古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了装订古籍的程序，主要有折叶、衬纸、接书背、捶平、齐栏、压实、订纸捻、裁齐、锉平、包书角、装书皮、锥眼、订线、贴书签、写书根等，形成了整套装帧技法，既保护了书籍，又非常美观。
古人在修复实践中总结出许多科学的修复技法，如“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就是避免进行破坏性修复的精彩表述。古人把修复分为“整旧如新”和“整旧如旧”两种，“整旧如新”的方法一般比较注重美观和艺术性，如“金镶玉”就是一种常见的整旧如新方式。（金镶玉装修还分为普通、衬镶和连粘带镶几种技法，针对古籍宽窄、大小的不同状况来操作，装修出的书籍非常美观。）“整旧如旧”法主张不破坏古籍原有的面貌和研究信息，在修复唐五代敦煌遗书时，曾不自觉地为修复者所采用。后来的“整旧如旧”则是在比较科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修复时避免修复者的干预，进行可逆的修复，都为今人所继承和采纳。
由于气候条件，地域差异，所造成文献破损的原因不同，古籍修复技艺主要分为南北两大流派，同时也包含了工具材料以及装裱术语称谓的差异。南北修复工艺的差异往往集中在浆糊的使用上，在修复行当里，浆糊始终是各家的“独门绝技”。过去北方惯用去掉面筋的面粉，南方则不会去掉面筋，面筋能够提高粘性。因为北方气候干燥，含有高蛋白的面筋在干燥的环境中很容易使书叶变得瓦翘不平、又硬又脆，而且太强的黏度也会增加日后揭裱的难度，而南方常年气候温湿，空气相对湿度通常超过70%，如果使用无筋的面粉，可能粘结力不足而导致脱浆。工艺的区别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本地区的气候环境。从上面的实例看来，不能单纯以谁的方法更好来评论南北差异，只能说先人们经过了千百年来的实践，总结出了一些适合地方特色的保护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是以空前的速度进行着，各种交流会议也使得各地同行在技术和经验上互相取长补短。但气候问题还是客观存在和不可改变的，因此不断融合同时存在的差异仍将是一种常态。 古籍修复现状与问题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在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古籍修复保护的工作机制初步形成。人才培养力度加大，保护意识加强，投入资金加大，各种相应的国家标准规范建立都让人们看到了可喜的变化。
传统古籍修复的人才培养主要是“师带徒”模式。在近代，古籍修复人员服务于私人家中，例如，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的开创者之一黄怀觉先生就是服务于大收藏家吴湖帆家中。因此，在2005年的一份统计资料中显示，全国从事古籍修复行业的人员不足百人。与之相对照的，根据国家图书馆的普查统计，全国各类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单位有3000万册古籍文献，需要修复的古籍超过1000万册，人员的稀缺显而易见。现今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模式开始多样化，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所举办的15期培训班累计培训人数超过500人次，各大专院校也相继开设相关专业，目前已经超过10所。同时近年来所制定的《古籍定级标准》、《古籍特藏破损定级标准》、《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要求》等规范标准，对古籍修复工作有很好的指导作用。2008年6月，古籍修复技艺也入选了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古籍修复的重视程度正在提高。投入的加大也促进了古籍修复工作的开展，例如上海图书馆从美国采购的纸浆补孔机，并对修复工作室进行了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修补的工艺，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修补技艺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但从最近一则关于河南省图书馆的报道，可以看出现今的古籍修复工作仍然任重道远。文中提及上百年的古籍杂乱堆放在书架上，不少书叶已发霉甚至破损，一碰就往下掉渣，在河南省图书馆，50万册的古籍里有5万多册正严重受损。该图书馆馆长杨扬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保护经费。由于缺乏经费，该图书馆投入使用23年来从未大检大修过，直到去年，才换过一次上水管道，“书库除尘都只能靠鸡毛掸子”。目前“全省只有3人懂古籍修复，省图书馆里有2位”，“坏的速度比修的速度快多了”。可见古籍修复工作仍旧存在着人员不足、资金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的状况。其实即使是国家图书馆，其馆藏有27万余册中文善本古籍，164万余册普通古籍，破损数量超过半数，但是古籍修复人员仅有19名，依然不足。而江苏省100多万册古籍亟待修复，高水平古籍修复人员不到5人；重庆图书馆30万册破损古籍，全市只有６名古籍修复人员。虽然培养力度是在加大，但是人员依然有很大缺口。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古籍修复职业社会地位低下，多年来没有得到国家的足够重视；二是古籍修复工作即使埋头苦干，成果并不显赫；三是修复古籍很容易得职业病，导致一些修复人员相继弃职。而随着近年高等教育中硕士博士数量的猛增，导致事业单位招人标准不断提高，本科生已经很难取得事业编制，更何况是大部分古籍修复专业毕业专科生，因此，在补充人员时，要求复合型条件居高不下，宁缺毋滥，导致“相对过剩”，培养人员很难投入到古籍修复行业中。其次，图书馆本身也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不受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属于公益性质，往往只有社会效益，很难见到经济效益，因此增强文献保护意识，进一步加大投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与意识。
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提升修复技术，使更多的珍贵文献能够得到长久保存，如何培养新一代高素质的古籍修复人才，都将是古籍修复界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存有的各个图书馆由新政府接管，通过分类整合，才渐渐成立了后来的图书馆。1952年上海图书馆就是这么成立的。馆藏包括近代和古代的文献资料，古籍、碑帖、稿本、书信是最基本的大类，单是线装古书就超过了170万册。不论是近代还是古代的文献都存在需要修复的问题，因文献本身来源复杂，五六十年代“土改”之后，很多书是因抄家等原因被收集到了造纸厂，再加上历次运动，书都被当成废纸处理。很多书是我们老馆长从造纸厂抢救回来的，在造纸厂化浆池前面的书堆里找到不少珍贵的古籍，比如当时大户人家的家谱，这些在当时比较普通，但放现在来说是很珍贵的。
文献抢救在上海来说有特别的概念，因长久以来，上海是全国的文化思潮重镇，所有前人留下来的东西量多，品种也多。从造纸厂抢救回来的书，多数损坏严重，缺页、残本，甚至被泡得一塌糊涂。这些书抢救回来也只是简单编目，没有流通或者修复，因为量太大，人员又极度有限。1996年新馆成立后库房条件好了，慢慢开始重新编目整理。最早开始修复的是家谱，2万多册的家谱，从2001年开始对修好的家谱进行扫描，到现在扫描的量已达到一半以上。
但要修复的东西太多了，需要修复的量与能够具备的修复能力之间，始终横着一条鸿沟。我们一直都有技艺精湛的老先生、老前辈在修书。我们都知道修书人才的培养相当关键。后来人慢慢多了，现在馆内十来位修复人员，还有外聘的合作单位。所谓外聘的合作单位，是配合我们而成立的机构，他们十几个人经过我们的培训，工作能力达到我们的要求后，我们的书籍就交给他们修复，再付给他们工钱。当然书发给他们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拍照记录，并由我们提出明确的修书要求甚至是详细的修书方案。所以现在是由馆内外两支队伍同时进行古籍的修复工作。
不论馆内还是馆外，修书之前都要定方案，这是很有讲究的。过去上海图书馆修书非常谨慎，特别是比较珍贵的书，要先请老先生或者老收藏家等对这本书比较了解的人，来定这本书的修复方案，如何配纸、裱褙等等，修复人员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修复不只是一种技艺，你不光要会操作，还要追求如何做得更好。
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藏书30万册，目前大约有一半以上是需要修复的。此前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人做这一个工作。2001年，新馆长上任后，把我派到上海图书馆学习古籍修复两个月。2003年又从上海图书馆特聘了潘美娣老师，她是古籍修复的专家。她可以说是带头人，带着我们把古籍修复组建立起来了。刚开始我们什么都没有，技术都是从零开始；修复工具很多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都要自己做，很不容易。现在这个组里有12个修复人员，都能独立完成修复工作。 我们图书馆在古籍保护与修复方面与国内外同行建立了交流合作的关系。2002年我们与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建立了古籍保护修复人员互访的关系，邀请美方三位古籍保护与修复专家来讲学，举办了中美文献保护与修复高级研讨班，当时大陆和港澳地区的30余人参加了这个研讨班。2008年，我们与香港歌德学院合作，定期邀请德国文献保护与修复专家讲学，并邀请德国业内专家来举办古籍保护修复与数字化专题报告会。2009年，我们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香港歌德学院图书馆合作，举办了“首届全国西方文献保护与修复培训班”，由两名德国专家和我们的专家共同主讲。
类似的交流活动很多，因为修复的技艺都是互相学习的。今年上半年刚举办了一个省港澳地区的古籍修复论坛，基本上参会者都是有经验的从业人员，大家都有机会上台发言，发言的内容不限，可以是经验分享，也可以是提出疑惑大家一起讨论。这种跨单位跨系统的互相了解和借鉴的机会是很难得的。我们很需要这种基层的交流，很实际，也很有效。
中国书店
中国书店成立于1952年。1956年起，北京111家私营古旧书店陆续与之兼并，由此民国以来北京诸多私营古旧书店里最为擅长古籍装订、修补技艺的老师傅也汇集到了店内。
人们把书店的古籍修复技艺称为“古书医生”，是古代典籍的“续命汤”。我们古籍修复的基本原则是：确保修复达到恢复其原有的艺术性、实用性和科学性，使众多典籍得以永世留存，泽被后世。书店成立至今六十年整，为私人藏家修复的珍本古籍不计其数，为国家及研究机关图书馆修复的善本古籍以万册计。
在布衣书局，库存数量上古籍所占的比重不高，大约有2000种，共3000册左右。未来的规划是越来越趋向古籍，即其比重会越来越大。
书收回来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虫蛀、破损很正常。但我们不会因为它严重破损就不收了。我们跟藏书家不同，主要是根据市场价格，看它是否能够盈利，而不仅是根据它的内容。当然，书本身的内容版本是影响价格的第一位。书很普通，品相再好也不会有好价钱。
而破损程度是影响价格的一个因素。对于破损的古旧书，我们一般情况不会去修复，一来修复古籍花销非常大，二来修书的人很少，等找到修书人修整，整个周期往往太长，对回款周期极为不利。但也有特例，就是当综合考量认为一本古籍必须修复的时候，我们就找人修，有时是专业的修复公司，有时是私人修书者；价格高低不等，是根据书本身的价值和修复难度来定的。
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修书人，一直以来都有组织学习小组的念头，请业内老师来教学，并把这个想法发到了微博。后来国家图书馆的张志清副馆长看到了，就帮我把这个梦想实现了。
今年8月，由我们协办的首期古籍修复基础短训班开课。课程聘请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在职资深修复专家授课，教授学员掌握古籍善本修复的基本操作技能。这个培训班与此前国图开办的都不一样，既不是对内面向图书馆的内部培训，也不像与首都联合职工大学合办的成人大专班，这个班不需参加成人高考，是无学历无学位，纯粹是为了普及古籍修复知识和技艺的，所以非常实用。培训班已经开学了，有18人报名参加。
这几年，我们书店每年从海外收购的中华古籍数量都在增加。一些海外回购的古籍在聚散流传过程中遭到鼠咬、虫蛀、风化、水湿、火烤或人为的损坏，破烂不堪，有的甚至失去原貌，无法翻阅。而这些古籍都是承载着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化影响，亟待修复。
近3年，店内每年举办一期古籍修复技艺培训班，首先让从业人员了解古籍版本鉴定相关知识，同时掌握古籍修复技艺中判断古籍损毁形式、配纸、补虫蛀鼠啮、化水印、溜口、捶平、齐栏、做捻、订线、扣皮、上签等技能。受训后的十几名青年员工都能在古籍修复的岗位独立工作。
作为一家旧书行，它的作用不仅是让古旧书籍的价值得到体现和提升，还包括让更多的人投入进来，这个影响是慢慢培养起来的。
我们是第一家自己做展览的旧书店，父亲那一辈的老书人或老藏家，他们对旧书的价值非常了解，但是怎么让年轻人去碰触在电子化年代无法碰触的东西呢，展览就变得很重要。我们除了办老书、老信件的展览外，还办了老课本的展览，年轻人的反响很大，因为他们看到了爸爸辈和爷爷辈读的书。而且展览还起到另外一个作用，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推的，就是让年轻的朋友知道，一些旧东西是要被保留下来的，也许他们不需要，但是会有人需要。让这些观念得以推广，有时候甚至比我们去收藏，去修复更重要。
以前台湾做旧书会被视为卖便宜的二手书，我们刚开始要去树立“专业”二字的时候，也是走过被质疑的阶段。好在这几年大家都在认可，这部分也算是我们对旧书界的小小贡献，让大家正视旧书店。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是不可为，而是你要怎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