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撰写关于美国社会经济分化的文章。他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认为，这种分化阻碍着美国的发展，其研究的课题和结论也得到了新经济思维研究院（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的支持。2014年12月4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召开了第八届新经济思维研究院系列研讨会，会上他提交了一篇论文——《收入和个人财富分配的新理论视角》。会后，斯蒂格利茨接受了新经济思维研究院高级研究分析师琳恩·帕拉莫尔（Lynn Parramore）的采访，继续探讨了论文中的观点及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并认为富人与穷人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需要运用经济学去弥合。《中国经济报告》获新经济思维研究院授权，发表此次采访的中文版，以飨读者。
收入及财富不平等加剧的真正原因
财富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土地价值的增加，而不是资本货物的数量增加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垄断租金导致了不平等加剧
琳恩·帕拉莫尔：你曾经提到你读博士期间所研究的课题是经济不平等。你为什么会对社会上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感兴趣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我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长大，那是美国社会阶层分化非常典型的一个地方，有大量的贫困人口。那里身居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口不是1%，而是5%。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真正的不平等是什么样子，但是有大量的人口挣扎在社会底层，贫富差距很大。其次，就要从我上大学和参与民权运动的岁月开始说起。我们知道马丁·路德·金的游行是为了终结种族歧视、争取经济赋权。所以，我认为，很多人都是在那个时候意识到，如果不对经济差距做点什么的话，我们无法彻底解决美国社会分化、种族歧视的问题。
琳恩·帕拉莫尔：你最近在个人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研究有何新进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进展。现在对此也有一些争论，但是我认为托马斯·皮凯蒂的大多数读者从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获得的印象是：财富的积累——储蓄——是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因此，经济增长，即资本积聚与不平等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我的论文从观察到的事实入手：在现实中，你并不能通过那种分析来解释财富与收入之比到底发生了什么。深入的调查研究表明，财富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土地价值的增加，而不是资本货物的数量增加。
琳恩·帕拉莫尔：你说的“土地”，感觉不是简·奥斯汀小说里的那种土地，即归庄园领主所有的农业用地。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并不是在说农业用地，而是在说城市土地的价值，从广义上说还包括与自然资源有关的租金。它是现有资产的价值。做一个小小的补充，除了财富收入比的提升之外，还出现了其他种类租金提升的资本化，如垄断租金等。如果相对于工人来说，企业的市场力量得以加强，例如有几家大型银行能够获得政府保证，这样垄断租金的价值就得以提升并且资本化。这只是增加了财富，但并没有增加资本。这就是财富和资本非常关键的区别。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后应该研究各种资源的价值，以及对土地或其他资源的价值为何提升的各种解释。《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寻租行为有所增加，但是其他的部分是更加外在的内容，例如土地价值或者资产价值的问题。我认为这与信贷系统密切相关。就像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的一样，如果你获得的信贷增加，这些增加的信贷不会像经济学通常预示的那样转化为更多的财富积累，成为资本货物。我们得到的结果会是某种资产的泡沫增加。
最近几年反复发生的现象是，货币政策当局通过放松监管和放宽标准来允许银行增加放贷，但这不是为了创造更多的企业，不是为了形成资本货物。这种政策的实际效果就是土地和其他固定资产资源（建筑物、房地产等）升值，而这些固定资产的升值是不成比例的。这也是大家共同担心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在关于量化宽松的讨论中，没有人把它与不平等或者整体宏观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而货币宽松与不平等的联系是双重的：在宏观层面，如果经济体中更多的储蓄导致了土地价值提升，而不是资本货物存量增加，那么生产效率就不能提升，工资就不会提高。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做应该做的投资。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联系可能更为重要。在我看来，当货币政策放松时，允许对抵押品进行更多的信贷投放。那么那些拥有可用于抵押的资产的人们会看到自己的资产升值，比如土地。因此拥有财富的人会变得更加富有。没有财富的工人不能在货币扩张中获益。这种联系就是信贷影响了土地价格和其他固定资产价格，但是这些升值却极为不平等地属于富有者。而且这是财富增加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这是我论文中的一个思路。
论文的另外一个思路是试图展现一个关于财富或者其他优势在代际之间传递的一般性理论，试图从很宽的角度发现一些能够带来更为不平等的代际分布的离心力量和一些能够导致更为平等的代际分布的向心力量。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分类学，这是一种思考事物的框架。当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你会发现许多目前正在发生的力量在增加不平等性。同时这也是一个开出政策药方的框架。如果在一个世界上经济隔离越来越多，而一些人拥有当地财政供养的学校，教育领域就会更加不平等，有钱的父母的孩子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
这个模型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解释不平等的强有力的一般性理论。论文中还有很多其他亮点，但是最后的观点是当你思考有关解决财富不平等的政策时，你必须认真思考经济学家所讲的“税负归属”。如果大多数储蓄都是由资本家进行的，而对资本收益进行收税，那么他们的投资将会下降。但是，从长期来看，利率会上升，这就会部分抵消降低资本家收入的政策效果。
琳恩·帕拉莫尔：在你看来，应该如何避免税收对投资的负面影响？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你可能想到的阻止这种事情发生的一个办法是确保政府投资——从税收收入中拿出来一部分钱进行资本投资。这样就能阻止资本家的收益率上升。但这并不是万能的，它似乎表明皮凯蒂关于应该直接对资本收税的一些观点可能是过于简单了。对此，有一种批评意见是他经常讨论r>g，即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其实我早在1969年就讲过r>g并不是最关键的事情。这与储蓄率和谁在储蓄有关。更重要的一点是，r本身是一个内生变量，它受到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影响。所以不能简单地讲如果储蓄率等于1，那么r最终就等于g。因此，建立一个r永远大于g的模型是非常困难的。 垄断势力在不断增长
琳恩·帕拉莫尔：在你的论文中，你讲到1%的人口剥削剩余99%人口的力量在不断提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剥削有没有极限？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用一种更为细致和学术的方式来表达的话，对现在发生的很多现象的解释之一就是剥削不断增加。你看到工资与生产效率之比一直下降，这必然与不断增加的剥削相一致。你看到CEO薪水与普通工人薪酬之比在上升。我认为这与以下因素相关：工人谈判能力削弱、工会组织更为弱势、政府对生产要素的不对称自由化（限制劳动力流动而不限制资本流动）、未能有效制衡CEO滥用公司权力的公司管制法律、由于网络外部性带来的垄断势力上升等。所以，必然有一系列因素促使人们承认市场的力量增强了，有一些领域的竞争更为激烈了——例如，因为互联网的存在，在价格一端会有更多的竞争。在整体上，当你观察工资与生产效率之比时，市场力量出现了明显的提升。
或许剥削存在极限。有时候剥削程度用工资与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之比表达，当这个比率降低至0时，这就是极限。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事情将会变得更糟。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走在一条看起来越来越差的道路上。
琳恩·帕拉莫尔：你说垄断势力不断增长。在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中，垄断势力扮演了什么角色？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垄断势力的享受者有集中的倾向。当你观察福布斯财富榜，前两名都是垄断者。比尔·盖茨通过垄断势力赚钱，卡洛斯·斯利姆·埃卢通过他电讯公司（Telemex）的垄断来赚钱。并不是说这些垄断企业没有效率或者它们做得不好。它们可能具有创新性，也可能没有——关于微软的批评声音很多，我们也并不需要完全认同。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他们的很多收入都是通过垄断获得的，而且我也认为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所以，当你观察社会顶层时，就会发现垄断力量。
贡献未必意味着同比例报酬
琳恩·帕拉莫尔：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当人们对经济有所贡献时，他们能够获得等比例的报酬。这个模型不再适用了吗？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的。我认为《不平等的代价》这本书的主旨以及一些其他著作都是在质疑边际生产力——这个已经流行200多年的理论。很多人都曾经怀疑过它，但是我对此提出了全新的质疑。我认为皮凯蒂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为质疑边际生产力理论提供了一些经验基础。如同我刚才举的例子，如果你观察顶层人群，垄断者实际上限制了产出。在生产上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们、生产激光和晶体管的人们、计算机发明者、DNA研究者，这些都不是国家最为富有的人群。所以，当你观察对经济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们和处在社会最顶层的人们，你会发现他们是不同的。
皮凯蒂和他同事们所做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是研究对最富有的1%的人口提高征税的效果。如果这些最富有的人是更努力工作、贡献更大的人，你可能会说这会大大减缓经济增速。但是如果说这些最富有的人是通过寻租行为获得的，那么对其征税只是为政府拿回部分租金。
琳恩·帕拉莫尔：我们应当怎样做，才能防止不平等现象的进一步恶化？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将它分为两部分：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减少税收和转移支付前收入的不平等，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善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收入。前者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打造强有力的工会、改良教育、加强执行反垄断法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法律等。这些都是有可能提高税收和转移支付前收入的手段。后者包括诸如调整资本利得税，主要对富有人群受益的优惠待遇，实施更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等。这会使得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收入变得更加平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撰写关于美国社会经济分化的文章。他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认为，这种分化阻碍着美国的发展，其研究的课题和结论也得到了新经济思维研究院（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的支持。2014年12月4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召开了第八届新经济思维研究院系列研讨会，会上他提交了一篇论文——《收入和个人财富分配的新理论视角》。会后，斯蒂格利茨接受了新经济思维研究院高级研究分析师琳恩·帕拉莫尔（Lynn Parramore）的采访，继续探讨了论文中的观点及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并认为富人与穷人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需要运用经济学去弥合。《中国经济报告》获新经济思维研究院授权，发表此次采访的中文版，以飨读者。
收入及财富不平等加剧的真正原因
财富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土地价值的增加，而不是资本货物的数量增加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垄断租金导致了不平等加剧
琳恩·帕拉莫尔：你曾经提到你读博士期间所研究的课题是经济不平等。你为什么会对社会上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感兴趣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我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长大，那是美国社会阶层分化非常典型的一个地方，有大量的贫困人口。那里身居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口不是1%，而是5%。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真正的不平等是什么样子，但是有大量的人口挣扎在社会底层，贫富差距很大。其次，就要从我上大学和参与民权运动的岁月开始说起。我们知道马丁·路德·金的游行是为了终结种族歧视、争取经济赋权。所以，我认为，很多人都是在那个时候意识到，如果不对经济差距做点什么的话，我们无法彻底解决美国社会分化、种族歧视的问题。
琳恩·帕拉莫尔：你最近在个人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研究有何新进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进展。现在对此也有一些争论，但是我认为托马斯·皮凯蒂的大多数读者从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获得的印象是：财富的积累——储蓄——是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因此，经济增长，即资本积聚与不平等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我的论文从观察到的事实入手：在现实中，你并不能通过那种分析来解释财富与收入之比到底发生了什么。深入的调查研究表明，财富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土地价值的增加，而不是资本货物的数量增加。
琳恩·帕拉莫尔：你说的“土地”，感觉不是简·奥斯汀小说里的那种土地，即归庄园领主所有的农业用地。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并不是在说农业用地，而是在说城市土地的价值，从广义上说还包括与自然资源有关的租金。它是现有资产的价值。做一个小小的补充，除了财富收入比的提升之外，还出现了其他种类租金提升的资本化，如垄断租金等。如果相对于工人来说，企业的市场力量得以加强，例如有几家大型银行能够获得政府保证，这样垄断租金的价值就得以提升并且资本化。这只是增加了财富，但并没有增加资本。这就是财富和资本非常关键的区别。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后应该研究各种资源的价值，以及对土地或其他资源的价值为何提升的各种解释。《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解释了为什么寻租行为有所增加，但是其他的部分是更加外在的内容，例如土地价值或者资产价值的问题。我认为这与信贷系统密切相关。就像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的一样，如果你获得的信贷增加，这些增加的信贷不会像经济学通常预示的那样转化为更多的财富积累，成为资本货物。我们得到的结果会是某种资产的泡沫增加。
最近几年反复发生的现象是，货币政策当局通过放松监管和放宽标准来允许银行增加放贷，但这不是为了创造更多的企业，不是为了形成资本货物。这种政策的实际效果就是土地和其他固定资产资源（建筑物、房地产等）升值，而这些固定资产的升值是不成比例的。这也是大家共同担心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在关于量化宽松的讨论中，没有人把它与不平等或者整体宏观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而货币宽松与不平等的联系是双重的：在宏观层面，如果经济体中更多的储蓄导致了土地价值提升，而不是资本货物存量增加，那么生产效率就不能提升，工资就不会提高。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做应该做的投资。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联系可能更为重要。在我看来，当货币政策放松时，允许对抵押品进行更多的信贷投放。那么那些拥有可用于抵押的资产的人们会看到自己的资产升值，比如土地。因此拥有财富的人会变得更加富有。没有财富的工人不能在货币扩张中获益。这种联系就是信贷影响了土地价格和其他固定资产价格，但是这些升值却极为不平等地属于富有者。而且这是财富增加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这是我论文中的一个思路。
论文的另外一个思路是试图展现一个关于财富或者其他优势在代际之间传递的一般性理论，试图从很宽的角度发现一些能够带来更为不平等的代际分布的离心力量和一些能够导致更为平等的代际分布的向心力量。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分类学，这是一种思考事物的框架。当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你会发现许多目前正在发生的力量在增加不平等性。同时这也是一个开出政策药方的框架。如果在一个世界上经济隔离越来越多，而一些人拥有当地财政供养的学校，教育领域就会更加不平等，有钱的父母的孩子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
这个模型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解释不平等的强有力的一般性理论。论文中还有很多其他亮点，但是最后的观点是当你思考有关解决财富不平等的政策时，你必须认真思考经济学家所讲的“税负归属”。如果大多数储蓄都是由资本家进行的，而对资本收益进行收税，那么他们的投资将会下降。但是，从长期来看，利率会上升，这就会部分抵消降低资本家收入的政策效果。
琳恩·帕拉莫尔：在你看来，应该如何避免税收对投资的负面影响？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你可能想到的阻止这种事情发生的一个办法是确保政府投资——从税收收入中拿出来一部分钱进行资本投资。这样就能阻止资本家的收益率上升。但这并不是万能的，它似乎表明皮凯蒂关于应该直接对资本收税的一些观点可能是过于简单了。对此，有一种批评意见是他经常讨论r>g，即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其实我早在1969年就讲过r>g并不是最关键的事情。这与储蓄率和谁在储蓄有关。更重要的一点是，r本身是一个内生变量，它受到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影响。所以不能简单地讲如果储蓄率等于1，那么r最终就等于g。因此，建立一个r永远大于g的模型是非常困难的。 垄断势力在不断增长
琳恩·帕拉莫尔：在你的论文中，你讲到1%的人口剥削剩余99%人口的力量在不断提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剥削有没有极限？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用一种更为细致和学术的方式来表达的话，对现在发生的很多现象的解释之一就是剥削不断增加。你看到工资与生产效率之比一直下降，这必然与不断增加的剥削相一致。你看到CEO薪水与普通工人薪酬之比在上升。我认为这与以下因素相关：工人谈判能力削弱、工会组织更为弱势、政府对生产要素的不对称自由化（限制劳动力流动而不限制资本流动）、未能有效制衡CEO滥用公司权力的公司管制法律、由于网络外部性带来的垄断势力上升等。所以，必然有一系列因素促使人们承认市场的力量增强了，有一些领域的竞争更为激烈了——例如，因为互联网的存在，在价格一端会有更多的竞争。在整体上，当你观察工资与生产效率之比时，市场力量出现了明显的提升。
或许剥削存在极限。有时候剥削程度用工资与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之比表达，当这个比率降低至0时，这就是极限。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事情将会变得更糟。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走在一条看起来越来越差的道路上。
琳恩·帕拉莫尔：你说垄断势力不断增长。在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中，垄断势力扮演了什么角色？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垄断势力的享受者有集中的倾向。当你观察福布斯财富榜，前两名都是垄断者。比尔·盖茨通过垄断势力赚钱，卡洛斯·斯利姆·埃卢通过他电讯公司（Telemex）的垄断来赚钱。并不是说这些垄断企业没有效率或者它们做得不好。它们可能具有创新性，也可能没有——关于微软的批评声音很多，我们也并不需要完全认同。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他们的很多收入都是通过垄断获得的，而且我也认为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所以，当你观察社会顶层时，就会发现垄断力量。
贡献未必意味着同比例报酬
琳恩·帕拉莫尔：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当人们对经济有所贡献时，他们能够获得等比例的报酬。这个模型不再适用了吗？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的。我认为《不平等的代价》这本书的主旨以及一些其他著作都是在质疑边际生产力——这个已经流行200多年的理论。很多人都曾经怀疑过它，但是我对此提出了全新的质疑。我认为皮凯蒂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为质疑边际生产力理论提供了一些经验基础。如同我刚才举的例子，如果你观察顶层人群，垄断者实际上限制了产出。在生产上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们、生产激光和晶体管的人们、计算机发明者、DNA研究者，这些都不是国家最为富有的人群。所以，当你观察对经济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们和处在社会最顶层的人们，你会发现他们是不同的。
皮凯蒂和他同事们所做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是研究对最富有的1%的人口提高征税的效果。如果这些最富有的人是更努力工作、贡献更大的人，你可能会说这会大大减缓经济增速。但是如果说这些最富有的人是通过寻租行为获得的，那么对其征税只是为政府拿回部分租金。
琳恩·帕拉莫尔：我们应当怎样做，才能防止不平等现象的进一步恶化？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将它分为两部分：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减少税收和转移支付前收入的不平等，以及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善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收入。前者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打造强有力的工会、改良教育、加强执行反垄断法和公司治理方面的法律等。这些都是有可能提高税收和转移支付前收入的手段。后者包括诸如调整资本利得税，主要对富有人群受益的优惠待遇，实施更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等。这会使得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收入变得更加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