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回来，与老战友相聚，有说不完的话。我跟老吴一屋。没想到他告诉我他女儿珍妮也在美国，就在缅因州读大学。我忙问要不要关照一下，孩子小，又是女孩。老吴笑笑，说：“甭管她，让她自己闯。咱当兵时才十五六岁，谁管咱来着。”接着他讲起珍妮在缅因州的一件事，让我难忘。那是个小镇。小镇只有这所大学，大学便是那座小镇。珍妮那所学校不大，但哪个国家的学生都有。中国来的一共五名，巧了，全是女生，名副其实的五朵金花。五个姑娘萍水相逢，特定环境下马上结成死党，同吃住同进出，像一家子出来的。其实本来就是一家子。
　　珍妮是五个人的头儿。与她爹不同，她爱笑爱唱爱运动，体校游泳队出来的。
　　学校每年春天搞一次隆重的国际街坊节。趁春暖花开，在小镇主要街道广场上，禁止车辆通行，让各国来的师生，穿上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当街摆摊，卖自己国家的食物和工艺品。到那天，各界名流还有方圆多少里的男女老幼都会前来凑热闹，在此欢歌笑语。
　　五朵金花耐不住好奇，头天就跑上街看街坊节的准备情况。她们要挑选有利地形，来个穿旗袍炸春卷，外加写毛笔字，把老美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写在纸上，五毛钱一份，春卷也五毛，儿童免费。几个姑娘这儿走走那儿看看，踌躇满志嘻嘻哈哈。突然有人说：“我好像没看到中国国旗。”广场上空飘满各国国旗，赤橙黄绿青蓝紫，她们一面面看过，就没中国的，怎么回事？大家万分疑惑，问这个问那个，一位巴基斯坦女生愤愤不平地说，她在这儿读书五年了，从未见过广场上有中国国旗。
　　姑娘们一下蒙了，她们从未感到国旗对自己竟如此重要。她们议论开了：“要不咱别摆摊了，让人家笑话。”“是啊，别人要问怎么说呀！”“我们给校刊写信，问问为什么偏偏没中国国旗。”珍妮的脸涨得通红，跟国旗那么红。她说：“信可以写，但远水不解近渴。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找校长当面问清楚。”“找校长？”“对。”珍妮说着拔腿要走。“等等，我们一块儿去。”碧草蓝天，午后斜阳映着姑娘们匆匆的背影。
　　美国的大学校长往往是智慧与信誉的象征。即便如此，那位白发苍苍的校长先生面对为什么偏偏没中国国旗的提问，还是显得很窘迫。他说：“是吗？让我了解一下，我保证尽快答复你们。”“好，”珍妮说，“明天是街坊節，我们只好就在这儿等。”说着五朵金花走出办公室，在门前的草坪上坐下来。
　　天边渐渐泛黄。春日黄昏既短暂又简单，像脸盆里的水，一眼望到底，洒洒就没了。当校长再度走出办公室，夕阳已在天边闪烁。后来才知道，校长为国旗之事刚开过电话会议。多数校董都同意悬挂中国国旗，并为这个疏忽向中国同学道歉。校长对姑娘们说：“我为这个疏忽表示歉意。明天一早，你们会在广场上看到中国国旗的。”姑娘们问：“真的吗？”校长说：“真的。”
　　那本该是个安详的夜晚，人在满足后睡得最甜。万万没想到，晚饭过后都好一会儿了，珍妮她们突然接到校长女秘书的电话，她说，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一面中国国旗。珍妮问：“你是说，明天广场上无法出现中国国旗了？”女秘书说：“是的。哦，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找不到中国国旗。”珍妮又问：“如果我借你一面你会挂吗？”女秘书说：“你是说你有？”珍妮说：“对，我有。”女秘书说：“那，当然，当然挂。”珍妮说：“好，一言为定，明天一早广场上等我。”
　　“你有国旗？”姑娘们把珍妮围起来，说，“怎么不早说？害得我们紧张半天。”珍妮红着脸低下头，憋了好一会儿才说：“对不起，我没有。”“没有？那你怎么说有？”“我不信就找不到一面国旗！”姑娘们立刻打电话到所有可能有国旗的地方，最后终于联系上位于波士顿郊外的哈佛大学中国同学会，那边答应借给她们一面国旗，两面也行。
　　“可怎么寄给你们？”电话里的人问珍妮。“麻烦你把国旗放在你家门前的信箱里，我这就去取。”珍妮说。珍妮放下电话，另外几位姑娘问她：“珍妮，你疯了？”珍妮笑笑，说：“开车单程五小时，我争取九小时赶回来。你们明早直接在广场上等我，别忘了帮我带上旗袍和化妆盒，我们广场见。”
　　没细问那一夜姑娘们是如何度过的。特别是珍妮，她迷过路吗？吃没吃罚单？饿不饿？打盹了没有？可以确定的是，第二天太阳升起时，广场上的中国姑娘是五名，一个也不少。珍妮把鲜红的中国国旗交到校长手里。就在校长秘书升旗的瞬间，姑娘们一字排开，请校长为她们在国旗下合影。“一，二……”校长喊着。“等等！”珍妮说着挽起身旁两位姑娘的手臂。接着她们每个人都相互挽起手臂。“现在可以了，校长先生。”珍妮喊道。
　　清晨很美，像一支奏鸣曲，随风飘荡。
　　（选自《美文》2007年第10期，有删改）
　　作者所写的，是听老战友老吴讲的故事——老吴女儿珍妮的故事。这个发生在美国、跟我国国旗有关的故事，看起来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但正是这种“波折”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爱国之心。其中的珍妮，更是以其思维敏捷、行动果敢让人印象深刻。年轻姑娘们的行动表明她们就像那面飘扬的国旗。
　　本栏目插图：高育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