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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邓小平曾多次、多角度论述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差不多每年都要谈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时一年中几次谈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七个月，即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把是否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定为选干部的主要标准。邓小平指出：
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时，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三年以来的工作。他很是强调这三年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那一年。邓小平说：
我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大致谈了这三年、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一年，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工作。
●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这样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做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这么说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的角度，论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
●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1981年6月27日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一决议其中第26条，是专门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措词严谨的评价。其中第一句话，便用“伟大转折”四个字来充分评价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接着，又用了两句概括性很强的话，评价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具体意义：
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再接着，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就作了这样的评价：
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此后不久，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如下评价：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正在逐步打开。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又强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作用：
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再一次提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1987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
●1985年4月15 日，邓小平说：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
●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谈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什么要决定实行改革：
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高度评价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7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这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如前文所引述，邓小平指出：
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1989年5月3l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年之后，面对当时春夏之交的动荡，邓小平强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用的决策“语言都不变”：
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
●1989年11月12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号召大家：
为“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1989年12月1日，85岁的邓小平再三叮嘱，要永远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我们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
●1992年初，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又一次强调：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从以上邓小平多年、多次的讲话中，足以看出，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性的会议。正因为这样，邓小平频频论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频频嘱咐要永远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七个月，即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把是否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定为选干部的主要标准。邓小平指出：
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时，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三年以来的工作。他很是强调这三年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那一年。邓小平说：
我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大致谈了这三年、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一年，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工作。
●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这样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做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时，这么说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的角度，论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
●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于1981年6月27日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一决议其中第26条，是专门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措词严谨的评价。其中第一句话，便用“伟大转折”四个字来充分评价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接着，又用了两句概括性很强的话，评价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具体意义：
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再接着，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就作了这样的评价：
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此后不久，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如下评价：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正在逐步打开。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又强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作用：
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再一次提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1987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
●1985年4月15 日，邓小平说：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
●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谈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什么要决定实行改革：
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高度评价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7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这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在讲话中，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如前文所引述，邓小平指出：
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1989年5月3l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年之后，面对当时春夏之交的动荡，邓小平强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用的决策“语言都不变”：
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
●1989年11月12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号召大家：
为“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1989年12月1日，85岁的邓小平再三叮嘱，要永远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我们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
●1992年初，在著名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又一次强调：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从以上邓小平多年、多次的讲话中，足以看出，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多么重要的历史性的会议。正因为这样，邓小平频频论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频频嘱咐要永远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