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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楞娃一个”
和阎纲老师认“乡党”是两年前，在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同乘“国直”团第一组的5号车，常听阎纲、何西来两位评论家，操一口纯正的陕西话交谈，觉得特别入耳。虽然我只是半个“乡党”——妈妈是西安人，但我从小跟着姥姥姥爷长大，陕西话是我的乡音，“麻食”、“臊子面”、“羊肉泡馍”等陕味美食是我的母食。后来学了文学，当了编辑，“陕军东征”的文学大气象令我自豪；得知这两位令人敬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陕人，怎不让人倍感亲切呢?于是，我上前搭讪套近乎。但这日子假冒伪劣的货多，认乡党也要“验明正身”。当下，阎纲老师出了一道考题，是一段陕西话：
今儿“黑了”有联欢会，“厄”(我)看咱就“薄”(别)回去吃咧，就在人大会堂“这达”买个“坨坨馍”“圪蹴”着吃“算咧”!
他问我，“圪蹴着吃”是什么意思?“这还不知道，就是‘蹲着吃’呗!”
阎老师一拍大腿，考试通过!我被两位老师接受为乡党，第二天，还就近在会上，带我拜见了在京陕人同乡会的会长周明。
当然，这些都是开会之余的玩笑，小“作料”而已。不过我确实很高兴有缘结识阎纲先生(西来先生是早就认识的)。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初闯文学殿堂。是阎纲等高扬文艺复兴大旗的批评家，为我们打开了文学界思想解放的大门。《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灵与肉>和张贤亮》、《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以及《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神学·文学·人学》等，排炮般的评论文字，以极大的勇气和胆识。向文化专制宣战，伸张人道精神，鼓吹创作自由，倡导说真话。他那凌厉、锐利的文风和优美、简古的语言，刚柔相济，曾被那个时代称为“评论诗”。就是这一篇篇“评论诗”，为我们后来的文学编辑写作生涯打下了很好的底色。无论社会变得怎样喧嚣浮躁，五迷八道，始终不致迷失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
在这次作代会上，我看到年逾古稀的阎纲老师，清瘦颀长的身躯，睿智真诚的眼神里，当年的锐气丝毫不减。他对我们说起“鹏鸣事件”——个陕籍“诗人”的文坛诈骗事件。为了揭露骗子的无耻伎俩和嘴脸，净化文坛诗坛的生态环境，从上世纪80年代起，阎纲发表了系列的打假文章。有记者问，你这样做值得吗?阎纲说：值得!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再受骗，特别是手中有钱、有权的人不再受骗。我觉得阎纲老师花这么大的精力打假，正像当年吴祖光先生为两个在超市无端受辱的女孩打官司一样，不是和某个人、某个机构过不去，而是出于化在骨子里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对说假话、信假话的恶劣社会风气，深恶痛绝。阎纲老师这么做，也是出于一个“乡党”对家乡深深的爱。他说：“我写文章，因为我也受了骗，事出在我的家乡，我有责任。”
阎纲老师在评论陕西文学创作时，提到“一种悲壮慷慨的楞娃硬骨头精神”，“直而尚义的硬汉子楞娃脾气”，而阎纲老师自称“陕西楞娃一个”!“楞娃”，确是我们陕西乡党特有的一种精神气质。它源于广袤、奇崛、冷硬的黄土地，来自凛冽、古老、雄劲的西北风。它是构成我们中华民族脊梁的一根硬骨头。遗憾的是在当今社会，这种“楞娃”精神常不被人看重，有时还像堂·吉诃德一样让人觉得迂腐过时。现世流行的是软绵绵、滑溜溜的功利主义。正由于此，我们要记住被阎纲奉为圭臬的一句话：“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当我不能说真话时，也不要说假话；要做好事，不要干坏事，当我不能做好事时，也不要干坏事。”
三十八朵荷花
会后，代表们互赠自己的作品。我将散文集《牌戏人生》寄给阎纲，得到的是他的散文集《我吻女儿的前额》，上题：“乡党见乡党!有幸得识一位个性作家。送上拙作，也请博庞肠女士一哂。”
我是含着热泪读完这本书的。它使我看到“硬汉”式的“陕西楞娃”阎纲，还有着如此深切的父爱、绕指的柔情，如此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
《我吻女儿的前额》写的是他早逝的女儿、《文艺报》编辑阎荷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个父亲，面对爱女炼狱般的痛苦，无可挽回的逝去，那种悲怆、无助的感受，字字是血，声声是泪。他写出了女儿善良可爱的品性。灵动聪敏的才情，也写出父女、母女、夫妻之间的至爱深情。病榻前，看着女儿忍受病苦，肝肠寸断的父亲所能做的，只是一次次地深吻女儿的前额；女儿香魂离去，白发老父在黑发人胸前，放上冰清玉洁的三十八朵荷花。这清荷寄寓的哀思是那样深广，透过片片荷瓣，人们看到一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对生命的美丽竟有如此深刻的体验。他笔下的人间至情丰富、拓展了人们的审美经验，使阎荷38年短短的生命历程得到完美的延续。阎荷在父亲的笔下复活了!她的美貌、她的爱恋、她的苦痛与坚毅，她动人的文笔，都长久活在了父亲的作品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幸的阎荷又是幸运的，作为阎纲的女儿她是有幸的。
据我所知，散文《我吻女儿的前额》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反响，迄今已被40多家纸质媒体转载，获得首届冰心散文奖。读过的人无不深深为之感动。鲁迅先生曾有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辛辣犀利的批评文字和缠绵悱恻的抒情文字，嫉恶如仇的战士风格与温暖深挚的舔犊之情。就这样相辅相成地在阎纲身上融为一体。看完书后我给阎纲老师发去电邮：“谢谢您的书，非常喜欢您的文章。《我吻……》尤其感人，我几次忍不住流泪(我是很少掉泪的)；写干校的一篇令我感同身受，因为我也去过干校(当然是作为子女)，但不知那时斗‘五一六’是那么残酷!我佩服您说真话的勇气；您写家乡的那些篇什使我倍感亲切，因为那是‘乡党’们的事情，有一分特别的牵挂；关于‘鹏鸣现象’的对话，体现出您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我们这个社会病毒太多了，如果没有您这样的人出来仗义执言，还不知会糟成什么样子。……我比您的女儿大上几岁，作为人女我非常能够体会您这个慈父爱女痛女惜女的心情。望您多多保重，为我们这个社会多写一些文章，多出几本书。”阎纲老师复信：“感谢真挚的来信，感谢您对亲情的理解。敢于‘谏诤’，服膺人道，此外别无所长。你们笔下的长处，恰恰是我的短处，你的《四十自语》，我写不出来。再写，多写!”
我体会到长辈乡党对晚辈那种扶持爱护、鼓励有加的心意。我与阎荷都是文学编辑，阎荷也写得一手清丽的文章，遗憾的是病魔夺走了她的笔，而我还能再写。今年一月，我的《牌戏人生》出了新版，又寄给阎纲老师求教。阎纲老师回赠的是去年5月由家乡的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八朵荷花》。
《三十八朵荷花》接续《我吻女儿的前额》，是另一篇悼女的美文，丰富了前一篇的内容，同样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书中还收入一组回忆故乡、故人的文章《我本蠼山郎》《故乡的门礅石》《母亲是被泪水淹死的》《七爷的豆腐坊》等，人们看到陕西醴泉阎家什子那一方水土，是怎样养育了乡党阎纲这位“楞娃”的；一组回忆《文艺报》历史风云的文章，使人重温新中国文坛那一段段波澜起伏的往事，看到一群身担使命的中国文人是怎样为文艺复兴而忘我工作的。
我尤其感念的，是阎纲老师赠书时一再强调的初衷。他说：妇科癌魔肆虐，务必高度重视，避免阎荷的悲剧重演；希望天下的父女、母女、男男女女、兄弟姐妹理解我的苦心，不为别的，只为珍惜健康，珍重亲情。
这是一颗多么善良、通达、博大的爱心啊!
和阎纲老师认“乡党”是两年前，在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同乘“国直”团第一组的5号车，常听阎纲、何西来两位评论家，操一口纯正的陕西话交谈，觉得特别入耳。虽然我只是半个“乡党”——妈妈是西安人，但我从小跟着姥姥姥爷长大，陕西话是我的乡音，“麻食”、“臊子面”、“羊肉泡馍”等陕味美食是我的母食。后来学了文学，当了编辑，“陕军东征”的文学大气象令我自豪；得知这两位令人敬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陕人，怎不让人倍感亲切呢?于是，我上前搭讪套近乎。但这日子假冒伪劣的货多，认乡党也要“验明正身”。当下，阎纲老师出了一道考题，是一段陕西话：
今儿“黑了”有联欢会，“厄”(我)看咱就“薄”(别)回去吃咧，就在人大会堂“这达”买个“坨坨馍”“圪蹴”着吃“算咧”!
他问我，“圪蹴着吃”是什么意思?“这还不知道，就是‘蹲着吃’呗!”
阎老师一拍大腿，考试通过!我被两位老师接受为乡党，第二天，还就近在会上，带我拜见了在京陕人同乡会的会长周明。
当然，这些都是开会之余的玩笑，小“作料”而已。不过我确实很高兴有缘结识阎纲先生(西来先生是早就认识的)。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初闯文学殿堂。是阎纲等高扬文艺复兴大旗的批评家，为我们打开了文学界思想解放的大门。《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灵与肉>和张贤亮》、《论陈奂生——什么是陈奂生性格》以及《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神学·文学·人学》等，排炮般的评论文字，以极大的勇气和胆识。向文化专制宣战，伸张人道精神，鼓吹创作自由，倡导说真话。他那凌厉、锐利的文风和优美、简古的语言，刚柔相济，曾被那个时代称为“评论诗”。就是这一篇篇“评论诗”，为我们后来的文学编辑写作生涯打下了很好的底色。无论社会变得怎样喧嚣浮躁，五迷八道，始终不致迷失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
在这次作代会上，我看到年逾古稀的阎纲老师，清瘦颀长的身躯，睿智真诚的眼神里，当年的锐气丝毫不减。他对我们说起“鹏鸣事件”——个陕籍“诗人”的文坛诈骗事件。为了揭露骗子的无耻伎俩和嘴脸，净化文坛诗坛的生态环境，从上世纪80年代起，阎纲发表了系列的打假文章。有记者问，你这样做值得吗?阎纲说：值得!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再受骗，特别是手中有钱、有权的人不再受骗。我觉得阎纲老师花这么大的精力打假，正像当年吴祖光先生为两个在超市无端受辱的女孩打官司一样，不是和某个人、某个机构过不去，而是出于化在骨子里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对说假话、信假话的恶劣社会风气，深恶痛绝。阎纲老师这么做，也是出于一个“乡党”对家乡深深的爱。他说：“我写文章，因为我也受了骗，事出在我的家乡，我有责任。”
阎纲老师在评论陕西文学创作时，提到“一种悲壮慷慨的楞娃硬骨头精神”，“直而尚义的硬汉子楞娃脾气”，而阎纲老师自称“陕西楞娃一个”!“楞娃”，确是我们陕西乡党特有的一种精神气质。它源于广袤、奇崛、冷硬的黄土地，来自凛冽、古老、雄劲的西北风。它是构成我们中华民族脊梁的一根硬骨头。遗憾的是在当今社会，这种“楞娃”精神常不被人看重，有时还像堂·吉诃德一样让人觉得迂腐过时。现世流行的是软绵绵、滑溜溜的功利主义。正由于此，我们要记住被阎纲奉为圭臬的一句话：“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当我不能说真话时，也不要说假话；要做好事，不要干坏事，当我不能做好事时，也不要干坏事。”
三十八朵荷花
会后，代表们互赠自己的作品。我将散文集《牌戏人生》寄给阎纲，得到的是他的散文集《我吻女儿的前额》，上题：“乡党见乡党!有幸得识一位个性作家。送上拙作，也请博庞肠女士一哂。”
我是含着热泪读完这本书的。它使我看到“硬汉”式的“陕西楞娃”阎纲，还有着如此深切的父爱、绕指的柔情，如此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
《我吻女儿的前额》写的是他早逝的女儿、《文艺报》编辑阎荷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个父亲，面对爱女炼狱般的痛苦，无可挽回的逝去，那种悲怆、无助的感受，字字是血，声声是泪。他写出了女儿善良可爱的品性。灵动聪敏的才情，也写出父女、母女、夫妻之间的至爱深情。病榻前，看着女儿忍受病苦，肝肠寸断的父亲所能做的，只是一次次地深吻女儿的前额；女儿香魂离去，白发老父在黑发人胸前，放上冰清玉洁的三十八朵荷花。这清荷寄寓的哀思是那样深广，透过片片荷瓣，人们看到一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对生命的美丽竟有如此深刻的体验。他笔下的人间至情丰富、拓展了人们的审美经验，使阎荷38年短短的生命历程得到完美的延续。阎荷在父亲的笔下复活了!她的美貌、她的爱恋、她的苦痛与坚毅，她动人的文笔，都长久活在了父亲的作品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幸的阎荷又是幸运的，作为阎纲的女儿她是有幸的。
据我所知，散文《我吻女儿的前额》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反响，迄今已被40多家纸质媒体转载，获得首届冰心散文奖。读过的人无不深深为之感动。鲁迅先生曾有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辛辣犀利的批评文字和缠绵悱恻的抒情文字，嫉恶如仇的战士风格与温暖深挚的舔犊之情。就这样相辅相成地在阎纲身上融为一体。看完书后我给阎纲老师发去电邮：“谢谢您的书，非常喜欢您的文章。《我吻……》尤其感人，我几次忍不住流泪(我是很少掉泪的)；写干校的一篇令我感同身受，因为我也去过干校(当然是作为子女)，但不知那时斗‘五一六’是那么残酷!我佩服您说真话的勇气；您写家乡的那些篇什使我倍感亲切，因为那是‘乡党’们的事情，有一分特别的牵挂；关于‘鹏鸣现象’的对话，体现出您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我们这个社会病毒太多了，如果没有您这样的人出来仗义执言，还不知会糟成什么样子。……我比您的女儿大上几岁，作为人女我非常能够体会您这个慈父爱女痛女惜女的心情。望您多多保重，为我们这个社会多写一些文章，多出几本书。”阎纲老师复信：“感谢真挚的来信，感谢您对亲情的理解。敢于‘谏诤’，服膺人道，此外别无所长。你们笔下的长处，恰恰是我的短处，你的《四十自语》，我写不出来。再写，多写!”
我体会到长辈乡党对晚辈那种扶持爱护、鼓励有加的心意。我与阎荷都是文学编辑，阎荷也写得一手清丽的文章，遗憾的是病魔夺走了她的笔，而我还能再写。今年一月，我的《牌戏人生》出了新版，又寄给阎纲老师求教。阎纲老师回赠的是去年5月由家乡的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十八朵荷花》。
《三十八朵荷花》接续《我吻女儿的前额》，是另一篇悼女的美文，丰富了前一篇的内容，同样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书中还收入一组回忆故乡、故人的文章《我本蠼山郎》《故乡的门礅石》《母亲是被泪水淹死的》《七爷的豆腐坊》等，人们看到陕西醴泉阎家什子那一方水土，是怎样养育了乡党阎纲这位“楞娃”的；一组回忆《文艺报》历史风云的文章，使人重温新中国文坛那一段段波澜起伏的往事，看到一群身担使命的中国文人是怎样为文艺复兴而忘我工作的。
我尤其感念的，是阎纲老师赠书时一再强调的初衷。他说：妇科癌魔肆虐，务必高度重视，避免阎荷的悲剧重演；希望天下的父女、母女、男男女女、兄弟姐妹理解我的苦心，不为别的，只为珍惜健康，珍重亲情。
这是一颗多么善良、通达、博大的爱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