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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Ang Lee，1954年10月23日～），著名导演，曾获得多个主要国际电影奖项。李安在1999年执导的《卧虎藏龙》获得第7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及三个技术奖项，2006年和2013年则分别以《断背山》和《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获得第79届、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导演，也是至今唯一两度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导演。李安是柏林电影节历史上唯一两次夺得最佳电影的导演，亦是历史上唯一集奥斯卡奖、英国电影学院奖以及金球奖最佳导演于一身的华人导演。
张爱玲小说《小团圆》的开头，九莉想，“老了至少有一样好处，用不着考试了，不过仍然一直做梦梦见大考，总是噩梦。”李安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和九莉一样，半夜总是做自己考试解不出数学题的噩梦，然后被惊醒。
在关于梦的解析里，考试这个意象，指向的通常是焦虑。
李安祖籍江西德安，当年父亲又是乘着“永安号”轮船来到了台湾，因此得名“安”字。然而李安又时常处于一种不安之中。
李安有一种大众都熟悉的怯怯的神情，伴随他的口头禅“我不晓得”——那神情从他童年开始，就挂在他的脸上。小时候他身体不好，瘦小多病，又莫名其妙地总碰到一些丧气的事情，比如被邻居家的狗咬得鲜血淋漓，或者是划船栽进水里差点死掉。读书成绩也不好，小学的时候被老师扇过耳光，然而他还是做不对题目。到了高中，父亲是校长，李安觉得这是很糗的事，便躲着他。上课的时候他胡思乱想，读书不专心，驼背又害羞，课余时间全花在补课上，可是还是高考两次落榜，只得去上艺专。
所有的混沌，在他碰到舞台之后，就云开雾散了。他的不清晰、模模糊糊、胡思乱想、莫名害羞，在站上舞台那一刻便褪去了。舞台给了李安清晰，给了他安全感，然而又叫他紧张叫他兴奋。舞台上的题目不像数学题——无论补习过多少遍，他都看不清数学里的陷阱，而在戏剧里，他变得“耳聪目明”，每一个提问都这么清晰，让他不得不全力以赴。
“我是一个只会当导演的人”，这句话李安在不同场合反反复复说过很多遍。关于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无能，以及在成为导演之前的失败人生，他统统都承认，并且是一再承认——时至今日，媒体采访他的时候仍时常让他追忆从纽约大学毕业后在家里赋闲的六年。然而若是回到那六年，其实内里并不是笃定的等待，甚至没有发愤图强的狠劲，有的只是走投无路的痛苦与绝望。“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李安这么形容自己。
山穷水尽里，1990年《推手》得了台湾优良剧本甄选第一名。他因此拿到了40万奖金，和第一个导演的机会。
然而，李安很犹豫要不要将《推手》拍成电影。这个剧本其实只是他投评审所好而写出来博奖金的作品，他很怀疑一个讲述老头的电影，是否真的会有人愿意来看。在李安的自我评价里，这个故事“既不艺术，也不商业”，即便毕业后六年都没有开张，他也担心以这部电影为处女作的风险——不成功，有可能断了自己未来的路。
在过去的六年里，李安时常怀疑自己的运气，但从未懷疑过自己的能力。他在纽约大学的硕士毕业作品《分界线》被他的教授认为是迄今为止他见过的最好的学生作业。在第一次摸到摄影机的时候，李安就拥有了权威，“那时我的英文破破的，可是我的学生作品每个人都听我的——即便是在帮其他人拍片，他们仍然得听我的。”《分界线》也让李安一毕业就被经纪公司的人看中，与他签下一纸合约，并把他定位成首部片就要是两百万美元以上剧情片导演，从而替他拒绝了不够数的“小儿科”合作机会。
最后决定拍《推手》与侯孝贤相关，是侯孝贤说，“我以前只有800万，我们也拍啦，有机会能拍就拍”，这让李安下定决心。
第一部电影，李安碰到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拍摄计划，如何有计划地花钱。至于如何训练演员，则是拍摄了几天之后的问题。一开始李安并不好意思向那些年龄是他长辈的演员们提要求，鼓了好多天的勇气——至于我们所知道的李安是一名训练和逼迫演员的专家，那都是后话。
最初的三部电影都与父亲有关——“父亲三部曲”这个称呼是在这三部电影都演父亲的郎雄提出来的。父权是李安电影里的一个重要命题，那是李安的压力与恐惧所在——和任何成绩不佳而父亲又是老师的孩子一样，更何况他的父亲还是一名校长。李安用电影去瓦解这种恐惧，他清晰地认识到他的电影与他的恐惧之间的关系，“随着一部部电影的完成，父亲压力的阴影从我的体系内逐渐涤除，对我来说，电影有着净化和救赎的功能。”
李安也清晰地知道每部电影与自己的关系。除了《理智与情感》之外，他的电影都是导演制，他自己选择项目并把握项目的走向。他一开始面对的是对于父权的恐惧，然后新的主题在生活里日益浮现——他拍了第五部电影《冰风暴》，讨论的是家庭。家时常都在分崩离析之中，然而人又受制于此，不得自由。李安把这段时间的几部电影，包括之后的《与魔鬼同骑》《卧虎藏龙》等都概括成“讲我自己长大了做爸爸这样的事情”。
李安所有呕心沥血的自我剖析，都在电影里。“电影就是我的生活，我选择主题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感觉，一种主题在召唤我，那段时间里面我最关心的人生主题，还有我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想要那样的探讨。”
在《卧虎藏龙》里，他将自己投射于三个角色身上：李慕白、俞秀莲和玉娇龙。“李慕白就不用讲了，俞秀莲有时候我觉得是在生活方面相似，可是我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像玉娇龙。我的行为不像玉娇龙，我的行为像两位大侠，但我心里面有一个捉摸不定的东西，我一直在追求玉娇龙藏的那条龙。”
从《冰风暴》开始，李安的戏就很难。主题难，过程也艰难。是他一路追着艰难前行？还是艰难追逐着他？
李安以他的“我也不晓得”来回答了这个问题。李安不晓得为什么，但他接受了自己的成功与艰难之间的关系，“我生命里面在某一个阶段最关心什么样的主题，我有什么样的心情，那我就老老实实把它做完。”
那是无可选择的宿命——他要面对困难，他要制服他的困难。他像大海上软弱、孤独却无可选择的派，他如此恐惧，但他必须把这船驶回岸边。李安一边哭着，一边作这殊死的搏斗。
这个获名“安”的男子，一生都在寻找不安全感——在安全感中，他反倒浑浑噩噩稀里糊涂。反倒是不安全感扼住了他的脖子，让他奋力挣扎，“就像被一股旋风吸入一个巨大黝黑的深洞里，在牵拉挤压、挣扎摸索中，一路寻找这黑暗尽头隐约闪烁的那一丝光明”。未知，不晓得，不安全感鞭打着他，他用电影来寻答案。
那个答案可能写在他传记《十年一觉电影梦》的第143页，“恐惧鞭策我不断地求改进，因为没有比恐惧更强烈的感受了。能够持续不断地尝试，动力就在于不安全感。”
张爱玲小说《小团圆》的开头，九莉想，“老了至少有一样好处，用不着考试了，不过仍然一直做梦梦见大考，总是噩梦。”李安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和九莉一样，半夜总是做自己考试解不出数学题的噩梦，然后被惊醒。
在关于梦的解析里，考试这个意象，指向的通常是焦虑。
李安祖籍江西德安，当年父亲又是乘着“永安号”轮船来到了台湾，因此得名“安”字。然而李安又时常处于一种不安之中。
李安有一种大众都熟悉的怯怯的神情，伴随他的口头禅“我不晓得”——那神情从他童年开始，就挂在他的脸上。小时候他身体不好，瘦小多病，又莫名其妙地总碰到一些丧气的事情，比如被邻居家的狗咬得鲜血淋漓，或者是划船栽进水里差点死掉。读书成绩也不好，小学的时候被老师扇过耳光，然而他还是做不对题目。到了高中，父亲是校长，李安觉得这是很糗的事，便躲着他。上课的时候他胡思乱想，读书不专心，驼背又害羞，课余时间全花在补课上，可是还是高考两次落榜，只得去上艺专。
所有的混沌，在他碰到舞台之后，就云开雾散了。他的不清晰、模模糊糊、胡思乱想、莫名害羞，在站上舞台那一刻便褪去了。舞台给了李安清晰，给了他安全感，然而又叫他紧张叫他兴奋。舞台上的题目不像数学题——无论补习过多少遍，他都看不清数学里的陷阱，而在戏剧里，他变得“耳聪目明”，每一个提问都这么清晰，让他不得不全力以赴。
“我是一个只会当导演的人”，这句话李安在不同场合反反复复说过很多遍。关于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无能，以及在成为导演之前的失败人生，他统统都承认，并且是一再承认——时至今日，媒体采访他的时候仍时常让他追忆从纽约大学毕业后在家里赋闲的六年。然而若是回到那六年，其实内里并不是笃定的等待，甚至没有发愤图强的狠劲，有的只是走投无路的痛苦与绝望。“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李安这么形容自己。
山穷水尽里，1990年《推手》得了台湾优良剧本甄选第一名。他因此拿到了40万奖金，和第一个导演的机会。
然而，李安很犹豫要不要将《推手》拍成电影。这个剧本其实只是他投评审所好而写出来博奖金的作品，他很怀疑一个讲述老头的电影，是否真的会有人愿意来看。在李安的自我评价里，这个故事“既不艺术，也不商业”，即便毕业后六年都没有开张，他也担心以这部电影为处女作的风险——不成功，有可能断了自己未来的路。
在过去的六年里，李安时常怀疑自己的运气，但从未懷疑过自己的能力。他在纽约大学的硕士毕业作品《分界线》被他的教授认为是迄今为止他见过的最好的学生作业。在第一次摸到摄影机的时候，李安就拥有了权威，“那时我的英文破破的，可是我的学生作品每个人都听我的——即便是在帮其他人拍片，他们仍然得听我的。”《分界线》也让李安一毕业就被经纪公司的人看中，与他签下一纸合约，并把他定位成首部片就要是两百万美元以上剧情片导演，从而替他拒绝了不够数的“小儿科”合作机会。
最后决定拍《推手》与侯孝贤相关，是侯孝贤说，“我以前只有800万，我们也拍啦，有机会能拍就拍”，这让李安下定决心。
第一部电影，李安碰到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拍摄计划，如何有计划地花钱。至于如何训练演员，则是拍摄了几天之后的问题。一开始李安并不好意思向那些年龄是他长辈的演员们提要求，鼓了好多天的勇气——至于我们所知道的李安是一名训练和逼迫演员的专家，那都是后话。
最初的三部电影都与父亲有关——“父亲三部曲”这个称呼是在这三部电影都演父亲的郎雄提出来的。父权是李安电影里的一个重要命题，那是李安的压力与恐惧所在——和任何成绩不佳而父亲又是老师的孩子一样，更何况他的父亲还是一名校长。李安用电影去瓦解这种恐惧，他清晰地认识到他的电影与他的恐惧之间的关系，“随着一部部电影的完成，父亲压力的阴影从我的体系内逐渐涤除，对我来说，电影有着净化和救赎的功能。”
李安也清晰地知道每部电影与自己的关系。除了《理智与情感》之外，他的电影都是导演制，他自己选择项目并把握项目的走向。他一开始面对的是对于父权的恐惧，然后新的主题在生活里日益浮现——他拍了第五部电影《冰风暴》，讨论的是家庭。家时常都在分崩离析之中，然而人又受制于此，不得自由。李安把这段时间的几部电影，包括之后的《与魔鬼同骑》《卧虎藏龙》等都概括成“讲我自己长大了做爸爸这样的事情”。
李安所有呕心沥血的自我剖析，都在电影里。“电影就是我的生活，我选择主题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感觉，一种主题在召唤我，那段时间里面我最关心的人生主题，还有我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想要那样的探讨。”
在《卧虎藏龙》里，他将自己投射于三个角色身上：李慕白、俞秀莲和玉娇龙。“李慕白就不用讲了，俞秀莲有时候我觉得是在生活方面相似，可是我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像玉娇龙。我的行为不像玉娇龙，我的行为像两位大侠，但我心里面有一个捉摸不定的东西，我一直在追求玉娇龙藏的那条龙。”
从《冰风暴》开始，李安的戏就很难。主题难，过程也艰难。是他一路追着艰难前行？还是艰难追逐着他？
李安以他的“我也不晓得”来回答了这个问题。李安不晓得为什么，但他接受了自己的成功与艰难之间的关系，“我生命里面在某一个阶段最关心什么样的主题，我有什么样的心情，那我就老老实实把它做完。”
那是无可选择的宿命——他要面对困难，他要制服他的困难。他像大海上软弱、孤独却无可选择的派，他如此恐惧，但他必须把这船驶回岸边。李安一边哭着，一边作这殊死的搏斗。
这个获名“安”的男子，一生都在寻找不安全感——在安全感中，他反倒浑浑噩噩稀里糊涂。反倒是不安全感扼住了他的脖子，让他奋力挣扎，“就像被一股旋风吸入一个巨大黝黑的深洞里，在牵拉挤压、挣扎摸索中，一路寻找这黑暗尽头隐约闪烁的那一丝光明”。未知，不晓得，不安全感鞭打着他，他用电影来寻答案。
那个答案可能写在他传记《十年一觉电影梦》的第143页，“恐惧鞭策我不断地求改进，因为没有比恐惧更强烈的感受了。能够持续不断地尝试，动力就在于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