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一直存在这样的一种说法，时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博古（秦邦宪）在长征前，企图留下毛泽东，让他在中央苏区自生自灭。至少有三个人的著作提到了这件事情：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中回忆了长征出发时因为中央纵队编队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而领不到物品的具体经过。《我的历程》（伍修权著）中说：“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康克清回忆录》中也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准备出击”的命令后，康克清问朱德，毛泽东、陈毅是否参加长征。朱德回答：“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
　　秦福铨（博古的侄子）生前却认为，是毛泽东主动要求留下不参加长征的。
　　1934年9月下旬，毛泽东从瑞金云石山云山古寺出发，经小密、黄龙和梓山来到于都县城，住在赣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县城北门外何屋，“视察”赣南省的工作。
　　10月初的一天，毛泽东收到一张9月29日出版的第239期《红色中华》。头版头条洛甫（张闻天）署名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赫然映入他的眼帘。文中写道：“……为了保卫苏维埃，粉碎5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
　　文章中透露了中央红军将采取“新战略”的信息，暗示出中央和红军主力在重兵压境的严峻局势下，将要撤离中央苏区。可是，红军往何处去？却没有作出答复。共产党、中华苏维埃、红军主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毛泽东作为共产党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不能坐视不管，他要向党中央、中革军委申述个人的意见。他挥笔疾书“党中央、中革军委：顷读《红色中华》第239期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读毕思之，心情极为沉重。关于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何去何从？至为关注。以我之见，红军主力宜向湘赣边，机动灵活运动……”
　　他还在信中提出，他要留在中央苏区，可把中央机关的老、孕、重伤员等一起交给他留下，同时要求把罗炳辉和跟随他上井冈山的“湘东嫡系”红九军团第二十二师也留下。他从头至尾地修改好这封长信，最后，装放信封，在信封上写下：“十万火急，速送党中央、中革军委。内详。”
　　他封上信封，交给苏维埃中央政府文书科长黄祖炎，要他立即派人骑马急送瑞金，一定要在次日上午10时半以前，面交中央政治局博古亲收。并交代送信的人，信一送到立即摇回电话告之。送信的任务交给了警卫班长胡昌保，他带着吴吉清各骑一匹快马，向瑞金驰去。
　　次日上午，毛泽东一直守在省苏办公室的电话机旁等待着。还不到10点半钟，沉默的电话机，突然响起了铃声。耳机里，传来胡昌保遥远但不失清晰的声音，他向毛泽东报告：信已经面交博古。
　　周恩来听说毛泽东打算不参加长征，心急如焚地专程前往于都劝说毛泽东，大雨中警卫员们在外守护了一夜，周恩来与毛泽东通宵长谈，最后毛澤东才改变主意，同意随大部队转移。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等离开了于都县城，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注：秦福铨是博古侄子，1929年生于江苏无锡，1938年随父亲秦邦礼（华润公司创办人，又名杨琳）到香港。1948年，离开香港到哈尔滨，参军，后因右派言论和受到伯父博古牵连，下放北大荒、新疆，1989年在新疆石河子市农八师以副师级巡视员退休，2008年4月1日于北京病逝。作为博古的侄子，他所写的内容，大多是从父亲秦邦礼，及父亲生前好友潘汉年、严朴（江苏无锡人，陆定一岳父，陈云好友，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二科科长，西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秘书长等职）等知情人处听来的“历史故事”，其所述有一定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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