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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熟悉山西党史、山西青运史的人,都知道这样一段核心的史实:在高君宇的指导下,山西青年学生创办了一份思想启蒙报纸——山西早期《平民周刊》,加之后来高君宇那篇《本刊复活宣言》檄文,“本刊在过去之七十八期中,抱定为人民奋斗之宗旨,不断地以山西实况报告世人,代人民呼号,且不断地将世界思潮输入娘子关内,供给晋民以奋斗有效的径途”,在国内外史学界广为传播,奠定了这份报纸在五四运动时期及山西共产主义启蒙运动中启蒙先声的历史地位。
时隔一百年后,笔者在忻州古玩市场上发现多份山西早期《平民周刊》,包括疑似新年号、周年号及更名号等,尽管至今没有发现创刊号,但其发现价值及重大意义仍不言而喻。本文以新发现之实物为证,对山西早期《平民周刊》的创刊背景、时间考证、报纸内容以及是否是中共建党前最早的党报之一作简要的梳理,以进一步推动关于其创办历史的深入研究。
在五四时期这种大时代背景下,山西早期《平民周刊》应运而生,而催生这一报纸的重要人物就是高君宇。在高君宇的指导和帮助下,1919年8月14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领袖王振翼(山西天镇人)、贺昌(山西柳林人)、李毓棠(山西忻县人)等人创办了山西早期《平民周刊》,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太原团组织建立后,该报为团的刊物,出至78期,于1922年5月被阎锡山查封。此后,由高君宇转移至北京,亲自主编,于1923年11月1日在北京复刊,也就是山西后期的《平民周刊》,复刊号续前为79期,报纸通过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山西发行,又出版了12期后停刊。
山西早期《平民周刊》究竟何时创刊?传播内容是什么?是否是中共建党前最早的党报之一?新发现的多份山西早期《平民周刊》填补了早期史料实物的空白,为考证这一史实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证据。
山西最早的《平民周刊》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该刊是否是中共建党前最早的党报之一?这里包含一个因果关系,如果是团报刊物,早期党团一体不分家,“党”与“团”是一样的政治组织,团报也是党报,所以理应是中共建党前最早的党报之一。
关于这一点,山西史志院编写的《高君宇年表》这样表述:“1921年二十五岁,春,被派回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到太原后多次邀贺昌、王振翼、李毓棠、武灵初等众多进步青年座谈。5月1日,在太原省立一中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有王振翼、贺昌、李毓棠、武灵初等。高君宇主持了团的第一次会议,会议推举王振翼为组长。其后,帮助改组了1919年8月创办的《平民周刊》编辑部,使它在揭露阎锡山和引导青年进行革命斗争等方面,旗帜更加鲜明。”《山西青年运动史》(上下卷)明确表述:“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团的机关刊物《平民周刊》作为阵地,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张,揭露阎锡山的反动统治,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中国共产党太原地区斗争史料》也这样表述:“太原团组织还集中精力主办了自己的刊物《平民周刊》。这个刊物早在1919年8月就问世了,但是,它的前期只是一般地宣传一些新思想、新文化,政治目标不甚明确。团组织建立后,它就成了团组织的刊物。”
学术界对“年轻的共产党创建了更为年轻的青年团”这一史实,及早期党团活动相互借助与交叉边界尚不明晰这一观点早有共识。还有一个重要的新史实,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是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之前18个地方的早期团组织之一,而且是在中共建党之前建立起来的。
从已发现的山西早期《平民周刊》来看,并未发现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1日成立后,该刊成为团组织刊物后的改刊词或本刊声明之类,因发现的是散落报纸,不是全年合订本,所以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明。但是以5月1日为界分析,从内容上看,仍可看到在这之前与之后宣传内容上发生的细微变化,不再是所谓“政治目标不甚明确”了,虽然是五花八门,不遗余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抨击黑暗现实,但明显以更大的兴趣和热情,更大的篇幅和版面来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这从日后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办者成员的成长中可以证明。
继1921年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1923年6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太原团地委)成立,王振翼当选为第一届执委会书记,贺昌、姚錞分任宣传部主任和联络部主任,后因工作調动,贺昌和李毓棠也曾分别相继担任书记。直到1924年5月26日,高君宇受李大钊指示,秘密返回太原,迅速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建立了山西党小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先进分子李毓棠等3人入党,不久,又有一批团员转为党员,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正式成立,负责人先后为李毓棠、张叔平、傅懋恭(彭真),从此山西第一次有了党组织。李毓棠为第一任书记,他在1949年8月14日填写的《个人登记表》上也提到:当时太原有一个刊物(指《平民周刊》)、一个学会、一个书社起的作用大,后来青年学会还出了一份《青年》报,可以看出,从参加创办山西早期《平民周刊》报纸的负责人,到建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团地委,再到山西最早的党组织,几乎所有人而且是原班人马最后都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判断山西早期《平民周刊》后来是否是山西团组织的机关刊物,发现明显的发刊词或本刊声明固然重要,问题是,此刊是经中华民国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的公开出版物,与一些党的秘密出版物不同,更不可能像今天报头下方注明“某某市委机关报”,在当时还要随时防范被查封的危险,那么,究竟用什么来判断?这要看这份刊物是否承担起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揭露社会时弊、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重任,在这方面发现的多份山西早期《平民周刊》回答了这一问题,的确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报道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报刊报道曾经历了“质疑——向往——歌颂”的一个演变过程,由于山西籍高君宇是北京大学学联的负责人,又是最有影响的《国民》《新潮》杂志社的编辑和撰稿人,高君宇、石评梅一直关注山西的革命运动,不断给山西早期《平民周刊》指导和撰稿,自然这张报纸周围也集聚了一大批进步青年。1921年5月1日之后的5月15日第40期第三版是署名CF作者的《五一节与工人的谈话》,文章首先提示“这是五一节我与铁路工人在正太路旁的谈话”,以一问一答的形式,通俗易懂,如介绍五一节的来历,“(甲)朋友呀!你们不知道,且听我给你们道一段故事:二十多年前,在美国芝加哥地方,有二十六万的劳动工人联合起来,丟掉工具,要求每天八小时做工,得了很可惊的胜利!二十二年前万国社会党在法国巴黎开会,议决每年五月一日世界劳工休息一日,名曰劳动节纪念日。后来每到这日举行示威运动。你们联合起来难道不能吗?”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已开始在《平民周刊》传播了。
1921年6月11日第44期第二版上署名高飞的《暴动》一文中说道:“实现新社会的法子有许多,多半是很缓慢的,有一种最能使社会人类觉醒,一同向前去斗争,建设新社会,独‘暴动’最为有效。我们看俄国这次社会革命所以能成功的缘故,‘暴动’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这次革命未发以先,有许多次暴动。暴动能给全社会里的人一个大刺激,使他们觉悟。觉悟的人增多,作恶的人减少,社会能前进一步,较别的方法好多了。所以说‘一粒炸弹的暴动胜于千万册子传播’。我们中国现在军阀横行、专制,暴动不久要实现了:这以‘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的定律可推证出来的。”这篇文章更是大胆惊世,公然主张学习效仿俄国暴力革命经验,并预测中国暴动不久就要实现了,这种激进的言论,公开发表在中共建党之前,即便是当时国内自由派各大报刊中也是极少见的。
1921年7月17日第49期头版头条刊登署名和平的文章《劳农化的中国》,开头说道:“新俄国的政府,已建设起来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试验的成功了,不但一片赤色濡染了俄国,就是世界各色土地,恐怕也要赤色化了。布尔塞什维克的思想,渐渐地传到中国,中国的社会革命,也要蜂拥而起了,虽然荷锄的农民,还没有觉醒,但是那一般持锤儿的工人,都觉悟了。上海唐山工人罢工的风潮,就是个明证。”“这社会的进化原理,是自然的,决不是勉强的。像那无政府主义的共产社会,以现在去说,那可以说完全是理想的,即是法国的马场路自由民乐园已实行了;但是限于小社会的,并且不是普遍的。虽是这样讲,我敢相信这无政府主义,将来一定要实现的,不过后于劳农政府一步罢了。何以见得?因为从经济上论断,欲要共产,必先集产。劳农政府的经济主张,就是集产论。所以就先实现了。在当初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和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马克思,都是同时负盛的人物,为什么现在一个的主张,已有强大的势力了,一个的主张,还没有从事实上‘出头露角’呢?说到根本上去,就是因为他们一个是就现在的事实起点,发挥理想的,一个是隔过一番手续,着手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就不一样了。”这篇文章反映,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无政府主义脱离实际的乌托邦的一面暴露无遗,逐渐在民众中失去了吸引力。
1921年9月4日第56期头版左下角刊登《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续)》的连载文章,“共产主义是极合科学的能解放人类的惟一主义,不是幻想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是要创造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文章接着阐述共产主义的三个观念,“一是政治观念,推翻资本家的国家,建设劳农专政的政治。二是经济观念,打破私有财产制度,一切收归公有公用。三是社会的观念,废除一切阶级。如何实现?我们只有促进阶级战争,因为阶级战争是实现共产社会的惟一方法。第一步就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这篇文章公开地、准确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的途径,使更多的人们看到了新曙光。
此外,新发现的多份山西早期《平民周刊》实物报纸上,头版上方有毛笔手写字迹:“李毓棠先生”2处、“李丹亭先生”3处,说明这几份报纸是当年刚出版后报社专门分送重要人物的,极具历史文献价值。并且新发现的多份山西早期《平民周刊》是與其他多份报纸当年杂乱装订在一起的,外边有机器切压的痕迹,其他多份报纸有《晨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和《妇女评论》《北京高师周刊》、上海复旦大学《平民》周刊等,全部是1921年的报纸,可作为同时期报纸进行对比研究。
总之,山西早期《平民周刊》的创办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学生报刊的创办者、编辑者,不光秉笔无私,不惮权暴,宣传彻底的新文化、新思想,尤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能够自觉追随时代大潮,投身早期共青团和党组织的创建,把编报、宣传和组织民众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使山西早期《平民周刊》跻身于中共建党前最早的党报之一,其历史贡献必定永远载入史册,这也是今日发现之新考最大的价值。
时隔一百年后,笔者在忻州古玩市场上发现多份山西早期《平民周刊》,包括疑似新年号、周年号及更名号等,尽管至今没有发现创刊号,但其发现价值及重大意义仍不言而喻。本文以新发现之实物为证,对山西早期《平民周刊》的创刊背景、时间考证、报纸内容以及是否是中共建党前最早的党报之一作简要的梳理,以进一步推动关于其创办历史的深入研究。
在五四时期这种大时代背景下,山西早期《平民周刊》应运而生,而催生这一报纸的重要人物就是高君宇。在高君宇的指导和帮助下,1919年8月14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领袖王振翼(山西天镇人)、贺昌(山西柳林人)、李毓棠(山西忻县人)等人创办了山西早期《平民周刊》,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太原团组织建立后,该报为团的刊物,出至78期,于1922年5月被阎锡山查封。此后,由高君宇转移至北京,亲自主编,于1923年11月1日在北京复刊,也就是山西后期的《平民周刊》,复刊号续前为79期,报纸通过铁路工人秘密运回山西发行,又出版了12期后停刊。
山西早期《平民周刊》究竟何时创刊?传播内容是什么?是否是中共建党前最早的党报之一?新发现的多份山西早期《平民周刊》填补了早期史料实物的空白,为考证这一史实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证据。
山西最早的《平民周刊》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该刊是否是中共建党前最早的党报之一?这里包含一个因果关系,如果是团报刊物,早期党团一体不分家,“党”与“团”是一样的政治组织,团报也是党报,所以理应是中共建党前最早的党报之一。
关于这一点,山西史志院编写的《高君宇年表》这样表述:“1921年二十五岁,春,被派回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到太原后多次邀贺昌、王振翼、李毓棠、武灵初等众多进步青年座谈。5月1日,在太原省立一中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有王振翼、贺昌、李毓棠、武灵初等。高君宇主持了团的第一次会议,会议推举王振翼为组长。其后,帮助改组了1919年8月创办的《平民周刊》编辑部,使它在揭露阎锡山和引导青年进行革命斗争等方面,旗帜更加鲜明。”《山西青年运动史》(上下卷)明确表述:“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团的机关刊物《平民周刊》作为阵地,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张,揭露阎锡山的反动统治,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中国共产党太原地区斗争史料》也这样表述:“太原团组织还集中精力主办了自己的刊物《平民周刊》。这个刊物早在1919年8月就问世了,但是,它的前期只是一般地宣传一些新思想、新文化,政治目标不甚明确。团组织建立后,它就成了团组织的刊物。”
学术界对“年轻的共产党创建了更为年轻的青年团”这一史实,及早期党团活动相互借助与交叉边界尚不明晰这一观点早有共识。还有一个重要的新史实,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是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之前18个地方的早期团组织之一,而且是在中共建党之前建立起来的。
从已发现的山西早期《平民周刊》来看,并未发现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1日成立后,该刊成为团组织刊物后的改刊词或本刊声明之类,因发现的是散落报纸,不是全年合订本,所以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明。但是以5月1日为界分析,从内容上看,仍可看到在这之前与之后宣传内容上发生的细微变化,不再是所谓“政治目标不甚明确”了,虽然是五花八门,不遗余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抨击黑暗现实,但明显以更大的兴趣和热情,更大的篇幅和版面来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这从日后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办者成员的成长中可以证明。
继1921年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1923年6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太原团地委)成立,王振翼当选为第一届执委会书记,贺昌、姚錞分任宣传部主任和联络部主任,后因工作調动,贺昌和李毓棠也曾分别相继担任书记。直到1924年5月26日,高君宇受李大钊指示,秘密返回太原,迅速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建立了山西党小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先进分子李毓棠等3人入党,不久,又有一批团员转为党员,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正式成立,负责人先后为李毓棠、张叔平、傅懋恭(彭真),从此山西第一次有了党组织。李毓棠为第一任书记,他在1949年8月14日填写的《个人登记表》上也提到:当时太原有一个刊物(指《平民周刊》)、一个学会、一个书社起的作用大,后来青年学会还出了一份《青年》报,可以看出,从参加创办山西早期《平民周刊》报纸的负责人,到建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团地委,再到山西最早的党组织,几乎所有人而且是原班人马最后都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判断山西早期《平民周刊》后来是否是山西团组织的机关刊物,发现明显的发刊词或本刊声明固然重要,问题是,此刊是经中华民国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的公开出版物,与一些党的秘密出版物不同,更不可能像今天报头下方注明“某某市委机关报”,在当时还要随时防范被查封的危险,那么,究竟用什么来判断?这要看这份刊物是否承担起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揭露社会时弊、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重任,在这方面发现的多份山西早期《平民周刊》回答了这一问题,的确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报道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报刊报道曾经历了“质疑——向往——歌颂”的一个演变过程,由于山西籍高君宇是北京大学学联的负责人,又是最有影响的《国民》《新潮》杂志社的编辑和撰稿人,高君宇、石评梅一直关注山西的革命运动,不断给山西早期《平民周刊》指导和撰稿,自然这张报纸周围也集聚了一大批进步青年。1921年5月1日之后的5月15日第40期第三版是署名CF作者的《五一节与工人的谈话》,文章首先提示“这是五一节我与铁路工人在正太路旁的谈话”,以一问一答的形式,通俗易懂,如介绍五一节的来历,“(甲)朋友呀!你们不知道,且听我给你们道一段故事:二十多年前,在美国芝加哥地方,有二十六万的劳动工人联合起来,丟掉工具,要求每天八小时做工,得了很可惊的胜利!二十二年前万国社会党在法国巴黎开会,议决每年五月一日世界劳工休息一日,名曰劳动节纪念日。后来每到这日举行示威运动。你们联合起来难道不能吗?”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已开始在《平民周刊》传播了。
1921年6月11日第44期第二版上署名高飞的《暴动》一文中说道:“实现新社会的法子有许多,多半是很缓慢的,有一种最能使社会人类觉醒,一同向前去斗争,建设新社会,独‘暴动’最为有效。我们看俄国这次社会革命所以能成功的缘故,‘暴动’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这次革命未发以先,有许多次暴动。暴动能给全社会里的人一个大刺激,使他们觉悟。觉悟的人增多,作恶的人减少,社会能前进一步,较别的方法好多了。所以说‘一粒炸弹的暴动胜于千万册子传播’。我们中国现在军阀横行、专制,暴动不久要实现了:这以‘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的定律可推证出来的。”这篇文章更是大胆惊世,公然主张学习效仿俄国暴力革命经验,并预测中国暴动不久就要实现了,这种激进的言论,公开发表在中共建党之前,即便是当时国内自由派各大报刊中也是极少见的。
1921年7月17日第49期头版头条刊登署名和平的文章《劳农化的中国》,开头说道:“新俄国的政府,已建设起来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试验的成功了,不但一片赤色濡染了俄国,就是世界各色土地,恐怕也要赤色化了。布尔塞什维克的思想,渐渐地传到中国,中国的社会革命,也要蜂拥而起了,虽然荷锄的农民,还没有觉醒,但是那一般持锤儿的工人,都觉悟了。上海唐山工人罢工的风潮,就是个明证。”“这社会的进化原理,是自然的,决不是勉强的。像那无政府主义的共产社会,以现在去说,那可以说完全是理想的,即是法国的马场路自由民乐园已实行了;但是限于小社会的,并且不是普遍的。虽是这样讲,我敢相信这无政府主义,将来一定要实现的,不过后于劳农政府一步罢了。何以见得?因为从经济上论断,欲要共产,必先集产。劳农政府的经济主张,就是集产论。所以就先实现了。在当初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和主张国家社会主义的马克思,都是同时负盛的人物,为什么现在一个的主张,已有强大的势力了,一个的主张,还没有从事实上‘出头露角’呢?说到根本上去,就是因为他们一个是就现在的事实起点,发挥理想的,一个是隔过一番手续,着手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就不一样了。”这篇文章反映,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无政府主义脱离实际的乌托邦的一面暴露无遗,逐渐在民众中失去了吸引力。
1921年9月4日第56期头版左下角刊登《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续)》的连载文章,“共产主义是极合科学的能解放人类的惟一主义,不是幻想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是要创造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文章接着阐述共产主义的三个观念,“一是政治观念,推翻资本家的国家,建设劳农专政的政治。二是经济观念,打破私有财产制度,一切收归公有公用。三是社会的观念,废除一切阶级。如何实现?我们只有促进阶级战争,因为阶级战争是实现共产社会的惟一方法。第一步就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这篇文章公开地、准确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的途径,使更多的人们看到了新曙光。
此外,新发现的多份山西早期《平民周刊》实物报纸上,头版上方有毛笔手写字迹:“李毓棠先生”2处、“李丹亭先生”3处,说明这几份报纸是当年刚出版后报社专门分送重要人物的,极具历史文献价值。并且新发现的多份山西早期《平民周刊》是與其他多份报纸当年杂乱装订在一起的,外边有机器切压的痕迹,其他多份报纸有《晨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和《妇女评论》《北京高师周刊》、上海复旦大学《平民》周刊等,全部是1921年的报纸,可作为同时期报纸进行对比研究。
总之,山西早期《平民周刊》的创办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学生报刊的创办者、编辑者,不光秉笔无私,不惮权暴,宣传彻底的新文化、新思想,尤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能够自觉追随时代大潮,投身早期共青团和党组织的创建,把编报、宣传和组织民众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使山西早期《平民周刊》跻身于中共建党前最早的党报之一,其历史贡献必定永远载入史册,这也是今日发现之新考最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