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书,但我看书有一种很不良的“恶习”。平时因为不敢耽误上学不舍得耽误玩,所以没时间也没心思看书。只有到了节假日,有了整块时间了,又没有了能够玩到一起的玩伴(我的两个铁哥们一到节假日就要去他们在郊外的亲戚家),我才会想起要找一些书来看,而且一看就是一大堆,不挑不拣,没日没夜地看。书大都是父亲从他们学校(一所高校)的图书馆里借来的。
　　书看得多了,想法就多了。尤其是看了一些作家的传记之后,弄明白了敢情这些写书的人刚生下来也是什么都不懂,也得上学受老师的训挨家长的骂,跟我一样。于是,便有些跃跃欲试,心痒手痒。逮住机会写了几篇小“豆腐块”,体裁有新闻稿、小故事、小笑话,竟然都变成了铅字。其中一篇还发表在全国著名的上海《故事会》上。
　　中考结束之后,整个暑假无所事事。正巧我们家又搬到了新居,离原来的同学、朋友家都比较远,没法约他们一起玩,有了许多独守的时间,就萌发了写一篇小说的念头。我拉足了作家的架子,写了两万多字,拖拖拉拉地整整写了一个假期。写完就寄了出去,之后好像也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等啊盼啊,因为这时候已经开学了。高中新鲜而紧张的学习生活使我很快就把小说的事情放在了一边。时间一长,几乎彻底忘记了。
　　四个月之后,也就是高一上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接到编辑打来的电话,说看了稿子,想见见我。当时我很兴奋,却不是因为自己的小说要发表了。事实上当时人家也没有明显表态,说小说一定能用。让我兴奋的是我就要见到编辑了,当时在我心里他们同那些只见其书不见其人的作家一样,有一种神秘感。那位“慧眼识珠”的编辑姓王,叫王传珍。未见面时,我还以为是个女的,结果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位高个子,很有风度的男编辑。王老师告诉我说,稿子他看了,觉得挺有意思,不过太长了,有点拖拉,希望我可以把它“砍”成一个短篇,并给我提了一些修改意见。
　　稿子是在寒假改的,只改了一稿就过了。王老师很高兴,不仅明确表态小说要留用,而且还当着我和其他编辑的面,说:“小伙子,如果你将来想搞创作的话,应该是比较适合的。”现在回想起来,后来我之所以会“误入歧途”,绝对跟王老师当初的这句话大有干系。
　　小说是在五月份发表出来的。收到样刊的第二天,我就给班主任老师送去了一本。倒不是显摆,而是因为在此之前我曾经为了听编辑部安排的文学讲座先后跟老师请过好几次假。老师虽然都准了,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对我请假的理由将信将疑而且不以为然。现在,我正好用这本杂志给她一个不错的交待。
　　我发表小说的事情在班级和学校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我是学生干部,本来学校里认识我的人就比较多,这下子就更成了“知名人士”了。后来甚至连校长也知道了,在走廊里遇见我的时候,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不错。”弄得我兴奋得两堂课都没听好。要知道,我们校长是位“老阴天”,平时总是不苟言笑,别说我们,就连老师们都很怕他。他竟然给了我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脸,还说我“不错”,真是破天荒的“礼遇”了。
　　因为小说后面附了我的简历和通讯地址,后来我陆续收到了北至双鸭山,南至广东中山的几十封读者来信。当然,来信的大多是我的同龄人。说起来,这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学校里面有三个刘东,除了我之外,还有高三一个男刘东和高二一个女刘东。因为一段时间里我的信特别多,所以班里的同学看见传达室有署名“刘东收”,又没有写具体年级的信件,就一律当仁不让地替我收了回来。结果有两次我误拆了高二那个女刘东的信。看见信纸上的“刘东姐姐”,我真是颇费了一番思量:不送回去吧,肯定不好;送回去吧,女生心眼小,要是给我来个不依不饶岂不是自讨苦吃?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我还是硬着头皮给人家送回去了。那位“学姐”虽然不高兴,但是当面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后来也找机会给我送回来两封被她“误拆”的信。不过我知道那绝对是她有意为之。因为给她写信的只有她那位称她为“姐”的初中女友,从寄信人的地址、笔迹和邮戳上就可以判断出“此刘东非彼刘东”。不过我并不介意。不是我肚量大,实在是因为信中的那些来自同龄人,尤其是异性同龄人的溢美之词艳羡之意,我正巴不得让别人看看呢。
　　那实在是一段美妙的值得反复回味的好日子。不过当日后我真的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以后才明白,其实这条路并不那么好走,因为这条路上既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好日子,也有乌云蔽日寒风瑟的坎坷时光。不过话又说回来,哪一种人生之路又不是如此呢?
　　
　　刘东 男,大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情感操场》《无限接近的城市》,长篇童话《称心如意秤》等。作品曾获得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数十项国家及省市级奖励。
　　
　　本栏插图黄事坚
　　责任编辑 张家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