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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劳动收入不仅整体水平低而且劳动收入占比也低,劳动收入整体水平低会恶化了收入分配以至不利于居民消費总量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优化。所以,应注意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立和形成科学的合理的预期劳动收入增长机制才有利于拉动我国居民的消费。
关键词:劳动收入 最低工资 合理预期
0 引言
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局面,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元持续贬值、政府干预外汇市场等因素加剧了我国总需求下降的风险。从国内需求来看,投资与消费严重失衡,表现出“消费率整体不断下降、投资率整体持续上升”的“资涨耗衰”特征。国内消费率的下降是由于我国的劳动收入占比逐年下降,以及预期劳动收入不确定性决定的。因此消费者更加谨慎,并且对现期收入更加敏感。消费行为就表现出阶段性“短视”、谨慎的消费特征,即集中力量实现当前阶段效用的最大化,而较少考虑未来阶段的效用最大化,因此预期劳动收入变动直接影响消费行为周期性的变动。本文通过分析形成和影响预期劳动收入变化的因素,提出解决措施,来化解预期劳动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不利影响。
1 我国居民劳动收入的现状
劳动收入即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所取得的收益。我国劳动收入不仅整体水平低而且劳动收入占比也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居民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严重影响居民消费能力。长期以来我国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以低成本促国际竞争,导致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抑制国内居民消费。1994年,我国的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为18∶16∶66。到2005年,其比例变化为23.8∶16.2∶60.0,居民的劳动收入比重在下滑。同时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随着经济发展而缩小。从2001年至今,居民消费率一直处在60%以下。2009年,居民消费率已经下降到35%～37%的超低水平。在我国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呈结构型失衡。而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占70%以上。
其次,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过低。由于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较大,劳动力市场供给接近完全弹性,工资率一直处于很低水平,全国各地的资本报酬和利润挤占了拉动报酬。我国最低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159位,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这种以牺牲劳动报酬换经济增长的做法就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不是为了消费福利最大化。
再次,二次分配负福利效应。一般而言,初次分配讲效率,强调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而二次分配要强调平等,即通过政府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调节,这样可以修正和改变劳动收入预期。但我国的二次分配政策一方面拉大了初次分配的差距,另一方面使受身份歧视的农民工的预期劳动收入更加悲观。比如,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有利于城市,经济政策较之内陆更有利于沿海地区。特别是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富人和特权阶层比平民百姓、农民工反而享受了更多的社会福利,秦晖教授把由此造成的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称之为“负福利”。
2 预期劳动收入变动缓慢的原因
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未建立,劳动收入变动呈现出整体背离经济增长的趋势,制度的不完善导致预期劳动收入的变动难以刺激消费增长。目前我国影响预期劳动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力充足压制工资的提升,这主集中表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据统计我国有1.5亿农民工在城市,并且每年以几百万的数字在递增,这无形中压制了预期劳动收入的上升。这样我们所期待的“刘易斯拐点”将难以出现。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的劳动供给曲线,工资率不会随劳动需求的增加而出现的上升。特别是我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还呈现出要素市场的买方垄断市场结构。这进一步加深了刚性的低工资率。人们的预期劳动收入增长将很难实现。
第二,从要素市场中要素流动来看,各种要素流入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明显快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收入受劳动边际生产力的上升而不断提高,但仍呈现出劳动报酬增长低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增长的现象。这主要是我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呈现出类似于要素市场的买方垄断市场结构。在这种市场结构条件下工资率的决定不是按要素的边际成本曲线来决定而是按要素的平均成本曲线来决定。这就是随着经济技术的进步,不少企业近年来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提高了几倍甚至十几倍,但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并没有随之同步上升的主要原因。这种工资增长率远低于利润增长率的现象,表明我国企业内部分配向非劳动要素倾斜,导致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难以提高,同时劳动者在预期劳动收入决定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第三,从各种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上,行业垄断对于整个社会劳动工资增长空间、劳动力需求包括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都有着深远影响。在企业内部职工分配中,经营管理者所得过高而普通员工所得过低。如果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国企,通过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压低普通员工的工资;而民营企业,则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实行极低的工资;对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而言,这一身份带来的含义不仅仅是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歧视性安排,而且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和权益空间。同时身份的限制也无形中为就业抬高门槛,首先是有机会进入国企的城市人,城市人口可以进入国企,也可以进入集体企业,最倒霉的就是农民工。在国有企业中,经营管理者年收入一般是普通职工工资的10到15倍;在企业职工中,农民工工资也只是城市正式工的30%左右。城镇户口制度、身份差别,即使行业一样,员工收入的差距还是不一样。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创业、就业的歧视,最后会使农民工的企业谈判、议价地位与城市工人的议价地位非常不一样,远低于后者。因此身份的歧视、企业的背景、劳动力地位等不同都影响了劳动者预期收入的变动。
第四,过多金融抑制措施牺牲了中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年轻人的劳动利益。因为从金融服务的需求一方来说,很多就是中低收入阶层。如果很有钱,根本就不用这些产品,照样可以买到房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未来的收入流很长,但是现金在一辈子中年轻时最少,所以有这样的贷款可以享受到好处,中低收入家庭也是如此。金融管制太严,这些借贷产品就不会推出来,也会对资金的使用带来抑制作用。
3 促进预期劳动收入增加拉动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劳动收入影响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影响消费总量,消费结构会随着消费总量的提升而得到优化。因此形成科学的合理的劳动收入增长预期有利于拉动我国居民的消费。
第一,建立工资形成的共决制度,提高劳动者的议价地位,形成劳动者劳动收入增长的合理预期。加强工会力量,实现劳资共决。要提高预期劳动收入必须加强工会在工资决定中的谈判作用。通过劳资谈判,工资共决和利润分享制度可以抑制雇主对于工资的过分压低,使劳动者的预期劳动收入得以修正并在在一定条件下改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调整社会所有制结构基础上重点缩小国民收入在企业层面初次分配的贫富分化和收入差别,比只属于微调性质的再分配改良肯定重要得多。
第二,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在制度上保证劳动收入增长的合理预期。劳资冲突的核心是利益分配冲突,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有效缓解劳资冲突,必须建立劳资政三方协调机制。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才能改善劳资分配,缓解劳资矛盾,提高劳动者收入预期。
第三,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使经济增长与预期劳动收入增长同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了工资决定的市场机制。但政府对工资的调节机制并没有相应跟进。在当前劳动收入增长不确定要素较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政府的工资调节机制矫正市场工资决定机制,使政府力量和市場力量相结合,形成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和预期。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包括两方面内容:①工资增长的指数化。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劳动报酬应当使劳动者及其家庭维持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的收入量。要使劳动报酬的实际增长与实际GDP增长大体同步,必须采用指数化工资,即每年参照实际GDP的增长率制定实际工资的增长率。②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增长和职工工资增长等指标挂钩,缩小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预期收入差距。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降低,但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增长却很快。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的快速增长,拉大了国民收入差距。政府应出台法规,规定企业高管层薪酬(含变相收入即福利)和职工工资增长、企业劳动生产率、利润增长保持一定比例。
第四,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能通过改变居民的预期收入影响居民的当期消费。因为社会保障的存在,人们预期未来的收入增加,用于当期的预防性支出就会减小,个体当期的消费就会增加。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就可用于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了可支配收入。政府对社保增加的投入,应当通过增加国有企业分红来补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所获得的高额利润不应完全归企业支配,而应当上缴国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并作为政府对社保增加的投入。这样,既可以有效解决社保资金的缺口,又可以控制企业投资规模,有利于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合理分配。使预期的劳动收入保持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增长率,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
第五,完善信贷市场,为合理的预期收入增长上一道保险,赋予居民更多的能力平滑其消费路径。整体上,借贷约束不是造成当前消费不振的主要因素。但是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国外信贷市场发展历史看,借贷市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居民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平滑消费路径,减少宏观消费的过度波动。
参考文献:
[1]杨汝岱.朱诗娥,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基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7(12).
[2]刘震,李乐夫.吴栋论高等教育成本分摊与国内消费需求的关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3).
[3]尹阳娜社会保障、消费与内需——基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应用[J].消费经济.2006(4).
[4]吴孝政,潘国俊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结构升级[J].消费经济2003(2).
[5]李武.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的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7,(6):68.
[6]尹世杰.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J].南方经济,2005,(8):7.
作者简介:
李亮 (1969-)男,四川农业大学硕士,西昌学院经济管理讲师,硕士,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发展与消费等。发表论文文近十篇。
关键词:劳动收入 最低工资 合理预期
0 引言
2010年以来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局面,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元持续贬值、政府干预外汇市场等因素加剧了我国总需求下降的风险。从国内需求来看,投资与消费严重失衡,表现出“消费率整体不断下降、投资率整体持续上升”的“资涨耗衰”特征。国内消费率的下降是由于我国的劳动收入占比逐年下降,以及预期劳动收入不确定性决定的。因此消费者更加谨慎,并且对现期收入更加敏感。消费行为就表现出阶段性“短视”、谨慎的消费特征,即集中力量实现当前阶段效用的最大化,而较少考虑未来阶段的效用最大化,因此预期劳动收入变动直接影响消费行为周期性的变动。本文通过分析形成和影响预期劳动收入变化的因素,提出解决措施,来化解预期劳动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不利影响。
1 我国居民劳动收入的现状
劳动收入即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所取得的收益。我国劳动收入不仅整体水平低而且劳动收入占比也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居民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严重影响居民消费能力。长期以来我国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以低成本促国际竞争,导致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抑制国内居民消费。1994年,我国的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为18∶16∶66。到2005年,其比例变化为23.8∶16.2∶60.0,居民的劳动收入比重在下滑。同时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率,随着经济发展而缩小。从2001年至今,居民消费率一直处在60%以下。2009年,居民消费率已经下降到35%～37%的超低水平。在我国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呈结构型失衡。而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占70%以上。
其次,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过低。由于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较大,劳动力市场供给接近完全弹性,工资率一直处于很低水平,全国各地的资本报酬和利润挤占了拉动报酬。我国最低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为159位,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这种以牺牲劳动报酬换经济增长的做法就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不是为了消费福利最大化。
再次,二次分配负福利效应。一般而言,初次分配讲效率,强调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而二次分配要强调平等,即通过政府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调节,这样可以修正和改变劳动收入预期。但我国的二次分配政策一方面拉大了初次分配的差距,另一方面使受身份歧视的农民工的预期劳动收入更加悲观。比如,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有利于城市,经济政策较之内陆更有利于沿海地区。特别是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富人和特权阶层比平民百姓、农民工反而享受了更多的社会福利,秦晖教授把由此造成的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称之为“负福利”。
2 预期劳动收入变动缓慢的原因
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工资增长的长效机制未建立,劳动收入变动呈现出整体背离经济增长的趋势,制度的不完善导致预期劳动收入的变动难以刺激消费增长。目前我国影响预期劳动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力充足压制工资的提升,这主集中表现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据统计我国有1.5亿农民工在城市,并且每年以几百万的数字在递增,这无形中压制了预期劳动收入的上升。这样我们所期待的“刘易斯拐点”将难以出现。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的劳动供给曲线,工资率不会随劳动需求的增加而出现的上升。特别是我国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还呈现出要素市场的买方垄断市场结构。这进一步加深了刚性的低工资率。人们的预期劳动收入增长将很难实现。
第二,从要素市场中要素流动来看,各种要素流入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明显快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收入受劳动边际生产力的上升而不断提高,但仍呈现出劳动报酬增长低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增长的现象。这主要是我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呈现出类似于要素市场的买方垄断市场结构。在这种市场结构条件下工资率的决定不是按要素的边际成本曲线来决定而是按要素的平均成本曲线来决定。这就是随着经济技术的进步,不少企业近年来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提高了几倍甚至十几倍,但普通职工的收入水平并没有随之同步上升的主要原因。这种工资增长率远低于利润增长率的现象,表明我国企业内部分配向非劳动要素倾斜,导致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难以提高,同时劳动者在预期劳动收入决定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第三,从各种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上,行业垄断对于整个社会劳动工资增长空间、劳动力需求包括农民工的就业选择都有着深远影响。在企业内部职工分配中,经营管理者所得过高而普通员工所得过低。如果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国企,通过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压低普通员工的工资;而民营企业,则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实行极低的工资;对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而言,这一身份带来的含义不仅仅是一般政治意义上的歧视性安排,而且限制了他们的就业空间、居住空间和权益空间。同时身份的限制也无形中为就业抬高门槛,首先是有机会进入国企的城市人,城市人口可以进入国企,也可以进入集体企业,最倒霉的就是农民工。在国有企业中,经营管理者年收入一般是普通职工工资的10到15倍;在企业职工中,农民工工资也只是城市正式工的30%左右。城镇户口制度、身份差别,即使行业一样,员工收入的差距还是不一样。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创业、就业的歧视,最后会使农民工的企业谈判、议价地位与城市工人的议价地位非常不一样,远低于后者。因此身份的歧视、企业的背景、劳动力地位等不同都影响了劳动者预期收入的变动。
第四,过多金融抑制措施牺牲了中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年轻人的劳动利益。因为从金融服务的需求一方来说,很多就是中低收入阶层。如果很有钱,根本就不用这些产品,照样可以买到房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未来的收入流很长,但是现金在一辈子中年轻时最少,所以有这样的贷款可以享受到好处,中低收入家庭也是如此。金融管制太严,这些借贷产品就不会推出来,也会对资金的使用带来抑制作用。
3 促进预期劳动收入增加拉动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劳动收入影响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影响消费总量,消费结构会随着消费总量的提升而得到优化。因此形成科学的合理的劳动收入增长预期有利于拉动我国居民的消费。
第一,建立工资形成的共决制度,提高劳动者的议价地位,形成劳动者劳动收入增长的合理预期。加强工会力量,实现劳资共决。要提高预期劳动收入必须加强工会在工资决定中的谈判作用。通过劳资谈判,工资共决和利润分享制度可以抑制雇主对于工资的过分压低,使劳动者的预期劳动收入得以修正并在在一定条件下改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调整社会所有制结构基础上重点缩小国民收入在企业层面初次分配的贫富分化和收入差别,比只属于微调性质的再分配改良肯定重要得多。
第二,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在制度上保证劳动收入增长的合理预期。劳资冲突的核心是利益分配冲突,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有效缓解劳资冲突,必须建立劳资政三方协调机制。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严格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才能改善劳资分配,缓解劳资矛盾,提高劳动者收入预期。
第三,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使经济增长与预期劳动收入增长同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了工资决定的市场机制。但政府对工资的调节机制并没有相应跟进。在当前劳动收入增长不确定要素较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政府的工资调节机制矫正市场工资决定机制,使政府力量和市場力量相结合,形成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和预期。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包括两方面内容:①工资增长的指数化。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劳动报酬应当使劳动者及其家庭维持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的收入量。要使劳动报酬的实际增长与实际GDP增长大体同步,必须采用指数化工资,即每年参照实际GDP的增长率制定实际工资的增长率。②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增长和职工工资增长等指标挂钩,缩小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预期收入差距。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降低,但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增长却很快。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的快速增长,拉大了国民收入差距。政府应出台法规,规定企业高管层薪酬(含变相收入即福利)和职工工资增长、企业劳动生产率、利润增长保持一定比例。
第四,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能通过改变居民的预期收入影响居民的当期消费。因为社会保障的存在,人们预期未来的收入增加,用于当期的预防性支出就会减小,个体当期的消费就会增加。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比例,企业省下来的钱就可用于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来的钱就变成了可支配收入。政府对社保增加的投入,应当通过增加国有企业分红来补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所获得的高额利润不应完全归企业支配,而应当上缴国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并作为政府对社保增加的投入。这样,既可以有效解决社保资金的缺口,又可以控制企业投资规模,有利于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合理分配。使预期的劳动收入保持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增长率,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
第五,完善信贷市场,为合理的预期收入增长上一道保险,赋予居民更多的能力平滑其消费路径。整体上,借贷约束不是造成当前消费不振的主要因素。但是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国外信贷市场发展历史看,借贷市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居民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平滑消费路径,减少宏观消费的过度波动。
参考文献:
[1]杨汝岱.朱诗娥,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基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7(12).
[2]刘震,李乐夫.吴栋论高等教育成本分摊与国内消费需求的关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3).
[3]尹阳娜社会保障、消费与内需——基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应用[J].消费经济.2006(4).
[4]吴孝政,潘国俊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结构升级[J].消费经济2003(2).
[5]李武.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的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7,(6):68.
[6]尹世杰.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J].南方经济,2005,(8):7.
作者简介:
李亮 (1969-)男,四川农业大学硕士,西昌学院经济管理讲师,硕士,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发展与消费等。发表论文文近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