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球”发现之旅专栏的创意，缘起于一个已近“花甲之年”、却仍在四处探险求索的探险家——黄效文。这个与新中国同龄，被《时代》杂志选为“二十五位亚洲英雄”之一，并被誉为“中国成就最高”的当代探险家，以自己40余年的探险历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个未知的天地。“我所追求的不是征服一座山，而是寻找山背后所隐藏的可以扩大对世界的认知，对生命领悟的东西”，正如黄效文所说，对于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加精彩，而我们能做的、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多年来，屡次有初识者或朋友在得悉我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为探险家后这样说：“这杂志真令人艳羡，我们都订阅多年了。”另一些人则奇怪何以干这种探险工作的中国人不多。
　　但绝少人会同时问一问这种“令人艳羡”的工作的支援从何而来。事实上，当我创办的中国探险学会最初四处寻求支援时，许多人都一口拒绝，好像这份工作既然好玩又刺激，就理应自给自足一样。或许Indiana Jones博士所演绎的上世纪探险家应该负上一份责任，毕竟那部电影赚过数以千万呢!
　　回头说说《国家地理杂志》吧，其学会及杂志都创立于1888年。电话发明者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是创会成员之一，应该也是最能左右杂志初期方向的人。确实必须具有远见才能创出一些价值悠久的事物。时至今日，这本封面有黄框的杂志在世界各地已成为一个鲜明的标志。
　　我面前有一本1888年出版的第一卷第一册的《国家地理杂志》，深黄的封面并无黄框，内有六张彩色海洋地图，但一张照片也没有。赤土色的封面，封底列有创会时共205个会员的姓名及地址。一个世纪之后，当我在《国家地理杂志》工作时，它的会员已超过千万，全部列出的话将比任何一本电话簿都要厚。
　　在杂志社工作时，我有幸能身兼数职——记者、摄影师，探险家，这多重身份令我在学会内路路畅通，得心应手。主编比尔·加勒特(Bill Garrett)习惯把我唤作效文孛罗。每当我远行考察归来，杂志社都会在十楼特设一顿向我致敬的午宴，桌子上并排放着中，美小国旗。这多重身份亦带来的其他优待，诸如坐头等舱机位，在香港转机时住文华酒店等，可能是作为艰辛旅程的一种弥补吧。这艰辛并非肉体上的，而是当年要应付的各种梦魇般的官样手续及极度刁难的制度。
　　在西方，早期的探险事业被视为科学，主要由皇室，政府、军方及学术机构支持，后来一些富有的有识之士也加入支援行列。国家地理学会就是这么一个以“增进推广地理知识”为使命的机构，历经百年而丝毫未变。然而，随时日远去，我们这些经年累月探险考察的人却将原来的科学升华成艺术。尽管探险事业中存在一些不明因素，但它的某些节奏却不亚于创作经典名曲或传世绘画。一些探险或游历巨著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李文斯敦(Livingstone)、吉卜林(Kipling)及海明威(Hemingway)的作品俱可为证。事实上，吉卜林及海明威二人均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现代，探险事业的定义扩大。穿着高极衣履，从事高危险活动的旅行家或运动家多已被当成探险家。在大探险时代，许多著名探险家体格平凡，有的更身体残障，但是脑袋并不平凡。现代的所谓探险家，看见一座山便耐不住地要爬上山顶征服它。但真正传统探险家看见一座山，很可能只去最低的山口。他追求的不是征服，而是寻找山背后所隐藏的。以扩大他对周遭世界认知的知识。
　　撇开定义，当代探险家还有另一种共同束缚，就是他们发现了某些东西，但很快的，这些自然或文化的奇迹就在他们有生之年消失了。世界变化之快速令不少探险家无可避免地加入保育大合奏中，齐声保护我们身边的自然及文化遗产。这些呼声大大推动了世界各地的保育工作。
　　而我自己在过去三十年的考察旅程中也略有发现，我也学会识别保育方面的紧急需要，设计具有创意的专案，筹集资金，并付诸实行，获得一些认同，也取得一定的成果。
　　大概这是因为保育在世人眼中跟探险是不一样的，不论自然或文化，人们现在什么都喜欢去保护。很多人甚至转行从事保育或经营保育生意，因为有钱可募，有钱可花，有钱可图。当大家都一味地谈“持续发展”时，我觉得该是说一说“经济效益的保育”的时候了，不是吗?
　　中国探险学会一直将探险精神铭记于心，拥有种种排难解困的创新方式，随时从容领先。作为一个经常要面对新道路的探险家，我的座右铭是：“愿效犬马作先锋。”也许假以时日，许多支持者会看到支持探险的必要，明白探险是保护无数珍贵自然及文化的先驱，没有它，这些东西很可能在我们有机会看一眼或记录下来之前已经消失了。也许假以时日，那个我常被问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探险家这么少?”可以由我们自己支持的年轻探险家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