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Cheryl Tan回了一趟老家。那是位于新加坡东海岸的双层联排，她的房间跟她18岁离去时差不多，周围贴着足球明星的海报，巴乔、范·巴斯腾、克林斯曼。在这里，她幻想过自己的未来，她要去美国做新闻记者，像电视剧里的Murphy Brown一样在战场出生入死，30岁退休去写书。她会有两个普利策奖：一个是新闻奖；一个是小说奖。她也会有一个孩子，不过要到40岁才有时间结婚。
　　这些少年梦，她最终完成了一半。她确实去了美国，而且还在纽约顶尖的媒体，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当上了时尚记者。不过她一辈子最接近战场的一次，就是在2001年9月11日踩着3寸高跟鞋跑到世贸大楼做支援报道。她结婚很早。还有，她过了30岁，某一天，她又回到了这个房间，发现自己在做一件从未排进过梦想清单的事儿——学做饭。
　　老虎从不进厨房
　　“我是虎年出生的。”一身蓝色无袖短裙的Cheryl说。这还是隆冬时分，酒店外面穿梭着穿着灰黑羽绒服的人们，阳光透过天井的玻璃流泻下来，到我们身上时已经很稀薄了。这个热带女子拿着咖啡就过来了，她牙齿很白，说话脆利而快速，那是在纽约名利场磨练出来的效率。只有在写自己的中文名字“陈如莲”时，她才有点迟滞——中文对这个新加坡移民第四代来说就像拿着一把没刃的刀，用不顺手。
　　Cheryl用她简洁爽利的英文写了一本书，叫《厨房里的老虎》。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好另一只“老虎”在美国走红：“虎妈”Amy Chua以她严格功利的教育方式震惊了美国人，移民新一代力争上游的故事登上了《时代》周刊。在美国，虎妈的教育方式受到了很多批评，但对同样是移民后代的Cheryl来说，赶鸭子上架式的铁腕一点都不陌生。她是家里的长女，父母对她寄以厚望，六岁的时候，父亲送她的礼物是厚厚的法学词典。这样的孩子自然是不用进厨房的，对她来说，做饭是“女人们”的事，她是老虎，她的猎物在世界的彼端。
　　Cheryl的母亲也觉得这个女儿心太大。她说，“为什么我有个老虎女儿呢？那么固执、叛逆，在老家这样的孩子都要被淹死的，”看到Chery被惊吓的脸，她又说，“其实嘛，他们就是把孩子的一颗牙拔掉，让她不要那么凶把老公都吃掉。”看到Cherly的眼睛仍然圆睁着，她的妈妈才笑笑说，“你看，最后我什么都没对你做”。
　　被70个菠萝镇住了
　　虎年生的孩子在18岁时去了美国，毕业后，如愿以偿地当了记者。只是没想到，一心想做战地记者，或者至少跑跑凶杀案、大选等重大新闻的她，最后却变成了跑秀场的时尚记者。这个工作也没比战场轻松多少，而且最重要的是，时尚圈不吃饭。于是，Cheryl的生活劈成了两半，白天她会在优雅的餐厅吃一份沙拉当午餐，然后在饥饿难耐时去麦当劳胡乱吃个大汉堡。到了晚上，城市灯火阑珊，她就会在自己的公寓里给自己烤个蛋糕、派......一切热量高的甜点。
　　2008年秋天，全球经济衰退，时尚首当其冲。那是Cheryl最难熬的日子，白天她要用强大的心脏去迎接品牌倒闭、朋友失业的噩耗，晚上她会抱着黑莓手机睡觉，以免错过重大消息。她患上了偏头疼，头发脱落，严重到医生担心她会中风。深夜甜品也不能抚慰她了。在最冷的时候，她开始想家，然后就像很多 新加坡人一样，想家，其实是想家里的食物。
　　2010年春节临近，Cheryl决定回家，这次她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学会做凤梨挞。每年春节的前一个月，新加坡人就要开始张罗年货，其中对幸福感至关紧要的标准是，你能不能买到好吃的手工制凤梨挞。这个小甜点制作非常繁复，寻常家庭一般不会自己动手，而她的祖母东陵嬷嬷做的凤梨挞一直很有名，每到春节邻里亲戚就会抢着预订。东陵嬷嬷已经去世了，她的手艺都传给了一直在她身边打下手的Khar Imm阿姨。
　　春节前的一天，Cheryl带着巧克力来到了Khar Imm阿姨的娘家。她战战兢兢地走进厨房，发现里面竟然排着70个菠萝。70个！每一个都要削皮切块磨成茸，熬煮，铺在比一元硬币大不了多少的饼皮上......这样随随便便就要花掉一整天。她心里不禁想，这些女人们真勇敢，什么都敢挑战。这让她对厨房有了新的观感：这里也需要老虎般的果断、气魄和统御力，其实做饭，也是很凶猛的一件事啊。
　　大人物的背后
　　从凤梨挞开始，Cheryl开始频频造访姥姥、阿姨、婶婶、叔叔，从他们身上学习菜谱，一边听家族里遥远的故事。她的亲戚总是问她，“你为什么要回来学做饭？是要开餐馆吗？”“不。”“要写烹饪书？”“不。”......他们不能理解一个已经飞到纽约的“凤凰”为什么还要走进厨房。然后，他们总会接着问：“那么你老公怎么办，谁给他煮饭？”
　　如果话题再往下深入，就会变成“你什么时候要孩子？”这就是盘亘交错的华人家族里人们最关注的东西，夫妻、孩子和生计，一个个菜谱交织着整个家族的生命延续。东陵嬷嬷来自农村，她嫁给了城里有着大片橡胶园的富家子，所以必须做好饭菜来讨好这个高攀的婆家。她做饭不厌其烦，甚至会罕见地用石磨来磨新鲜面粉，但在这个家里她的生活并不好过，只有她的公公很欣赏她。
　　关于这位传奇的曾祖父，Cheryl总是听到他的发迹史。而在厨房中，她聽到了更多的故事。曾祖父是个鸦片烟鬼，当新加坡禁烟的时候，他就半夜偷偷在二楼的卫生间里熬煮生鸦片，吊起几束韭菜来掩盖味道。被迫戒烟之后，这个大人物就百病缠身死了。
　　人死后，家族也崩塌了。她的爷爷是个赌鬼，很快就把家产挥霍光。既然老公不能依靠了，务实的东陵嬷嬷只好想办法活下去。怎么办呢？她自己开起了赌场。所谓赌场，其实就是在家里简单摆几桌，小孩子也没闲着，有时要帮赌客到外面的食店买碗面。为了尽量留住客人，东陵嬷嬷发明了一种简易的食物，浑名叫“赌博饭”，就是把五花肉、香菇、葱等炒一炒，放进米饭里一起焖煮。赌红了眼的男人们一手拿着“赌博饭”，另一只手正好可以空出来玩牌。
　　最严重的乡愁患者
　　一直到老，东陵嬷嬷对烹饪都很偏执。当地有一种饼干叫“番婆饼”(Kuih Bangkit)，洁白酥松，一入口就化成甜香，但制作很麻烦，必须把淀粉炒得很干很干。在人人都用微波炉和烤箱的时代，东陵嬷嬷却在公寓的走廊里支起了炭炉来翻炒，把走廊弄得粉迹斑斑，被邻居投诉。
　　她老年被一种神秘的疼痛折磨，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她把养子Soo Kiat叫到医院里，就为了交代一件事，她说：“我做好了otah的辣酱，”——otah是一种香辣的鱼饼，包裹在香蕉叶里，“我买了鱼，所以一定要把otah做出来。”然后，她细细地把制作方法告诉儿子，才放下心来。
　　东陵嬷嬷的葬礼，是幼小的Cheryl的愉快记忆之一。不落幕的盛宴、跟堂兄弟姐妹们说蹩脚的潮州话、不停地驱赶猫以防它们跳到棺材上面引起诈尸......直到她长大后，才意识到，她永远失去了阿嬷，再也不能跟她学做饭了。
　　自凤梨挞开始，Cheryl就缠着常常给东陵嬷嬷打下手的Khar Imm阿姨，从她壮观的厨房里学会了各种“东陵阿嬷”菜谱：肉粽、月饼、鸭汤、豆腐卷等等。刚开始的时候Cheryl常常问这样的问题：要加多少糖？水要几毫升？这个一辈子与食物打交道的长者总是笑着说：“agak-agak咯。”agak在马来语里是“自己拿捏”的意思，这个答案常常让拿着笔记本在旁边等着的资深记者无语。
　　“对她们来说，没有‘学做饭’这样事情，做饭就是工作，手艺是一顿顿做出来的”。从厨房的紧张工作和私密交谈中，Cheryl忽然醒悟，她其实比较像家里的男人们，都同样以自我为中心；而当她走进厨房里，她才发现了家里的女人们，她们忙碌地洗菜切肉，却更加的伟岸。
　　在学做凤梨挞之后的一年，Cheryl迎来了最后的试炼——她要按照东陵嬷嬷的食谱给家人做一顿晚餐。这一天她紧张极了，汗水淋漓把T恤都粘到了身上，最后她发现自己忘了煮鸭汤，散落在灶台上的炒斋菜原料也被忘得一干二净，鸭子有点煮焦了，水煮蛋不成形。等到她把一样样菜端上桌子的时候，她怀疑自己已经吃不下任何东西了。
　　但在饭桌上，她开始安慰自己说，她的手艺自然比不上东陵嬷嬷和Khar Imm阿姨，但她给家人做了饭，为此，这些平时散落在四处的人都聚集在了一起。包括离了婚的父母，分开后她妈妈一直很抗拒见叔伯妯娌，但今日她来了，而且开怀大吃起来。
　　有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人在家吃饭的频率比2002年增加了7.3% 。
　　《纽约客》的记者Calvin Trillin写道，在吃这一方面，新加坡人（或者华人？）是患有最严重乡愁的族群。
　　在春节的饭桌上，Cheryl吃着东陵嬷嬷传授下来的鱼饼，周围是举着筷子的亲人们。于是她明白了做饭的意义，“只有在饭桌上，我们才真正地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