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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那个辉煌但又青涩的文学年代，张贤亮显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将他淡忘。直到他逝世，忽然又唤起了人们对于文学以及那个时代的记忆。
张贤亮最初是以一名青年诗人崭露才情，后因《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在遭遇近二十年的生活磨难之后，年龄由青年变为中年，写作由抒情性变为叙事性。青春期的狂热在经历诸多磨难之后，转为沉痛的理性反思，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变迁。不过，张贤亮的抒情性并未完全消退。在他同时代人的小说中，其抒情性和热烈亢奋的东西，算是保存得最多的了。等到他平反复出，便以《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土牢情话》《肖尔布拉克》等小说，引起文坛的轰动。他的小说充满激情，又不乏理性的沉思，在那个时代，显得出类拔萃。
在盛名之下，他及其文学，也充满了传说和误解。他本人及其热情的读者都是如此。张贤亮曾自豪地宣称“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但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肯定不是他。最晚也可上溯至唐代。当代中国第一个写性的是不是他，这要看文革手抄本是不是可以纳入文学范畴来考察了。不过，在文革后新时期文学里，他确实是最早涉及性描写的一位了。在当时来看，确实是够大胆的。写中学生早恋，写城市改革，这些是不是第一，没有太大意义。写饥饿和写劳改队，他可能是第一个。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说张贤亮是“最早描写文革的”，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但这些个表达并不准确。以反思批判的立场描写文革，在文革期间的手抄本中就有了，大约可上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诗歌则更早一些。即便不说手抄本，公开刊物发表的相关作品自1978年至1980年，这两年的时间是“伤痕文学”的高潮时期。而张贤亮相关作品则基本上发表在1980年之后，显然不是最早的。再说，张贤亮的作品主要成就也不在描写文革，而是1950年代末至文革前的反右、饥荒和劳改农场生活。
至于说他是不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这个问题也值得商榷。不能说题材相近就可以划等号。同样描写“古拉格”或“劳改营”，索尔仁尼琴笔下呈现出来的是制度的残忍、人性的荒漠，一派地狱景观。而张贤亮则是“绿化树”，他是到人性荒漠中搞绿化来了。这在伦理上的动机是好的，但在文学上、在美学震撼力方面、在批判的彻底性方面，就要大打折扣。文学有时是一场冒险，惟有进入到最幽深的黑暗当中，才可以看到真理之光。不然，只能收获廉价的慰籍。
《绿化树》显然是张贤亮最重要的作品，他声称这部作品是他拟写的《唯物论者启示录》中的一部，他本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其实，他这个主题还是比较简单的。他所要反思的是当时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基础——辨证唯物论。正统的唯物论往往割裂了物质与精神，往往夸张精神力量，而让物质限于匮乏。但“物质—精神”的对立问题是否可以用来代替“灵与肉”的问题，不一定准确。不过，作为一位小说家能思考这些，在当时已属不易。其实，《绿化树》中还引出了一个爱欲和情感的问题，这比简单化了的“灵与肉”问题更有意义。
1985年张贤亮出版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作品是当代文学中第一部冲破性禁区的作品，曾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 对“性”的描写也是张贤亮作品最引人注目也备受争议的部分。性描写问题在当时是一大禁区，性禁忌跟政治禁忌，是人类文化最难以突破的两大禁忌。
张贤亮曾经雄心勃勃，要写一个庞大“唯物论者启示录”系列。但很遗憾，1980年代末，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所思考的问题，他的那一套写法，已经过去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因为性描写，很是吸引了一批在“性压抑”环境中长大的读者。他在性问题上的思考和描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最出类拔萃的。可是，第二年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译本出版，张贤亮的作品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不再吸引人了。
到了1990年代，唯物论者所得到的启示就是去“经商、赚钱”，而不是坐在书斋里沉思。在商海里，唯物论者的一切难题（物质的、欲望的……）都迎刃而解。在我看来，张贤亮这一次的选择是明智的，让我们得以在日后看到漂亮的影视剧外景，而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启示录”式的作品。也避免了像他的同时代人的一些人那样，继续在写作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勉为其难，甚至难免出丑。
张贤亮本人就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人们也注意到，张贤亮的戏剧人生很大一部分呈现在了他的小说作品中，他也曾说他小说中的每个男性角色都有他自己的影子。作家是多种多样的，有一种作家，生活和写作都富于戏剧性；有一种作家，生活富于戏剧性，写作却平淡无奇；还有一种作家，生活平淡无奇，写作却惊心动魄。我想，张贤亮应该属于第一类。对于写作者而言，有时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会赢得读者和观众的关切，拍个电影会很好看。但这未必是件好事，生活太传奇化了，会干扰写作者对写作本身的关注，也会妨害读者对其作品的关注。
一个好的作家，时代会拣选他成为其代言人。一个一般的作家，则始终在努力追赶时代。1980年代初中期，时代塑造了张贤亮。1990年代之后的张贤亮，则试图追赶时代。虽然就其个人而言，有可能写得比以前更好，比如《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但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他了。
然而，一个伟大作家则创造时代。这样的作家，当代中国还没有。
张贤亮最初是以一名青年诗人崭露才情，后因《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在遭遇近二十年的生活磨难之后，年龄由青年变为中年，写作由抒情性变为叙事性。青春期的狂热在经历诸多磨难之后，转为沉痛的理性反思，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变迁。不过，张贤亮的抒情性并未完全消退。在他同时代人的小说中，其抒情性和热烈亢奋的东西，算是保存得最多的了。等到他平反复出，便以《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土牢情话》《肖尔布拉克》等小说，引起文坛的轰动。他的小说充满激情，又不乏理性的沉思，在那个时代，显得出类拔萃。
在盛名之下，他及其文学，也充满了传说和误解。他本人及其热情的读者都是如此。张贤亮曾自豪地宣称“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但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肯定不是他。最晚也可上溯至唐代。当代中国第一个写性的是不是他，这要看文革手抄本是不是可以纳入文学范畴来考察了。不过，在文革后新时期文学里，他确实是最早涉及性描写的一位了。在当时来看，确实是够大胆的。写中学生早恋，写城市改革，这些是不是第一，没有太大意义。写饥饿和写劳改队，他可能是第一个。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说张贤亮是“最早描写文革的”，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但这些个表达并不准确。以反思批判的立场描写文革，在文革期间的手抄本中就有了，大约可上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诗歌则更早一些。即便不说手抄本，公开刊物发表的相关作品自1978年至1980年，这两年的时间是“伤痕文学”的高潮时期。而张贤亮相关作品则基本上发表在1980年之后，显然不是最早的。再说，张贤亮的作品主要成就也不在描写文革，而是1950年代末至文革前的反右、饥荒和劳改农场生活。
至于说他是不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这个问题也值得商榷。不能说题材相近就可以划等号。同样描写“古拉格”或“劳改营”，索尔仁尼琴笔下呈现出来的是制度的残忍、人性的荒漠，一派地狱景观。而张贤亮则是“绿化树”，他是到人性荒漠中搞绿化来了。这在伦理上的动机是好的，但在文学上、在美学震撼力方面、在批判的彻底性方面，就要大打折扣。文学有时是一场冒险，惟有进入到最幽深的黑暗当中，才可以看到真理之光。不然，只能收获廉价的慰籍。
《绿化树》显然是张贤亮最重要的作品，他声称这部作品是他拟写的《唯物论者启示录》中的一部，他本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其实，他这个主题还是比较简单的。他所要反思的是当时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基础——辨证唯物论。正统的唯物论往往割裂了物质与精神，往往夸张精神力量，而让物质限于匮乏。但“物质—精神”的对立问题是否可以用来代替“灵与肉”的问题，不一定准确。不过，作为一位小说家能思考这些，在当时已属不易。其实，《绿化树》中还引出了一个爱欲和情感的问题，这比简单化了的“灵与肉”问题更有意义。
1985年张贤亮出版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部作品是当代文学中第一部冲破性禁区的作品，曾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 对“性”的描写也是张贤亮作品最引人注目也备受争议的部分。性描写问题在当时是一大禁区，性禁忌跟政治禁忌，是人类文化最难以突破的两大禁忌。
张贤亮曾经雄心勃勃，要写一个庞大“唯物论者启示录”系列。但很遗憾，1980年代末，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所思考的问题，他的那一套写法，已经过去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因为性描写，很是吸引了一批在“性压抑”环境中长大的读者。他在性问题上的思考和描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最出类拔萃的。可是，第二年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译本出版，张贤亮的作品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不再吸引人了。
到了1990年代，唯物论者所得到的启示就是去“经商、赚钱”，而不是坐在书斋里沉思。在商海里，唯物论者的一切难题（物质的、欲望的……）都迎刃而解。在我看来，张贤亮这一次的选择是明智的，让我们得以在日后看到漂亮的影视剧外景，而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启示录”式的作品。也避免了像他的同时代人的一些人那样，继续在写作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勉为其难，甚至难免出丑。
张贤亮本人就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人们也注意到，张贤亮的戏剧人生很大一部分呈现在了他的小说作品中，他也曾说他小说中的每个男性角色都有他自己的影子。作家是多种多样的，有一种作家，生活和写作都富于戏剧性；有一种作家，生活富于戏剧性，写作却平淡无奇；还有一种作家，生活平淡无奇，写作却惊心动魄。我想，张贤亮应该属于第一类。对于写作者而言，有时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会赢得读者和观众的关切，拍个电影会很好看。但这未必是件好事，生活太传奇化了，会干扰写作者对写作本身的关注，也会妨害读者对其作品的关注。
一个好的作家，时代会拣选他成为其代言人。一个一般的作家，则始终在努力追赶时代。1980年代初中期，时代塑造了张贤亮。1990年代之后的张贤亮，则试图追赶时代。虽然就其个人而言，有可能写得比以前更好，比如《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但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他了。
然而，一个伟大作家则创造时代。这样的作家，当代中国还没有。